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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至24日，我校召开了“民俗学：学科属性与研究范式”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中国民俗学会和河南大学联合主办，来自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新闻出版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我校副校长邢勇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讲话。

　　邢勇在讲话中对我校的办学历史进行了简要介绍，感谢学术界对河南大学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支持，并以风趣幽默的话语解读了自己对民俗和民俗学的理解，引来了与会学者的阵阵掌声。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朝戈金研究员简要回顾了近年来民俗学研究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当前民俗学学科属性和学科范式等方面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希望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为民俗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校文学院院长李伟昉教授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文学院近百年的办学历程，介绍了20世纪初以来江绍原、张振犁等学者在文学院开展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情况，并希望学术界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河大该学科的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学者围绕“民俗学理论”、“民俗学学科属性”、“民俗学学科范式转换”、“中原神话与民间信仰”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交流，大家对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更加清晰。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此次会议的召开将会对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新闻作者： 梅东伟  

　　转自：河南大学网

　　http://news.henu.edu.cn/news/index/id/2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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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民俗学会和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研讨会于2014年8月23日至24日在开封召开。博主做主题报告学术评议，并宣读论文《东方民间文学学科属性刍议——以北京大学为例》。









转自多兰的奶茶与咖啡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0834030102v0cu.html

放牛班的课堂

记者 张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9日第640期

　　近年来，在社会日益重视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民俗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民俗学学科发展也迎来了黄金期。民俗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近30年来，中国民俗学界关于学科方向、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的争论一直不断。为加强民俗学学科建设，8月23—24日，中国民俗学会与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民俗学学科建设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学科定位存争议

　　学者认为，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民俗学研究对象被无限度地扩大，导致研究对象边界模糊。

　　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郑土有看来，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需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民俗学最基本、核心的研究内容，明确其学科属性，唯有如此，民俗学才能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民俗学的合法性才能确立。

　　事实上，民俗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在民俗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高丙中表示，有的学者把民俗学定位为人文学科，有的则定位为社会科学，还有人认为其是人文色彩浓厚的社会科学或是可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人文学科。

　　“民俗学是一个能够包容，也因而能够不断进取的学科。”在高丙中看来，民俗学可能（在当前看则是必然）是同时具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需要形式认知与分析的积累；需要整体把握与呈现的方法和概念。

　　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陈连山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民俗学应该走向社会科学还是应该保持人文学科本色，这个争议看似很大，其实并非是单项选择。主张民俗学社会学化的研究者当然可以专注于社会团体、社会行为；主张民俗学人文学本色的学者也可以从生活世界抽象出来模式化的行为，也就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行为来研究，完全可以彼此容纳。

　　转向关注“生活中的民俗”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铁梁认为，长期以来，民俗学工作实际上偏离了自己的研究初衷：感性的解放。受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民俗学学者一直习惯于将民间文学和其他各种民俗进行文字化的记录或记述，再进行资料的汇集、比较和分类，最后形成民俗类型学或比较研究的成果。

　　刘铁梁认为，这种对民俗进行客观化、对象化的处理，往往忽视了民俗作为生活文化可以去亲身体验的感性价值。没有能够通过田野作业、深入访谈的方法去了解个人、家庭、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话语形式，结果只能是进行游离于生活的生活文化研究，这样的研究倾向应该引起警觉。

　　事实上，对民俗学方法论的反思性研究也是当前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记者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以及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民俗学研究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

　　在与会学者看来，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新时期民俗学研究逐渐由抽离语境的事象研究、文本研究开始转向重视语境的生活研究、整体研究，从关注“民俗”转向关注“生活中的民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尹虎彬表示，近年来，民俗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从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田野研究，人们试图在民众的言语行为中确定文本、文类和表演，研究民间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同时关注研究者对于结构材料、建构意义所起的作用，注意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业中进行自我定位。

　　“打破既定的文类概念，在民众的言语行为中重新认识民众的叙事，从本土语言中获得信息，成为当下和将来民俗学研究的趋势，也检验着研究者对民俗的认识。”尹虎彬说，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来说，语言学和田野作业是其优良的传统，打破既定概念，立足民众和本土，研究当下的现象，只有树立这样的理念才能真正完成专业的使命。

　　立足现实提炼中国民俗学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俗学与民族国家力量相互交织，每个国家都在探讨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尹虎彬表示，近年来，民俗学界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传播和利用的学术史反思中，开始逐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学术的、文艺的和历史政治的意义；民俗学逐渐脱离民族主义的束缚，向国际化迈进。

　　民俗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探讨民众独特的文化观念及文化创造，进行知识论意义上的总结。河南大学教授吴效群表示，在国际化背景下，随着世界交流日趋紧密，人们发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各个民族都有不少非凡独特的发明创造。中华民族在日常生活领域有着极其优秀的文化创造，全球化为各国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传播有望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贡献，这项事业是中国民俗学的职责所在。

　　在郑土有看来，国外的民俗学理论是在国外的民俗事象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应用于中国民俗的研究，有的则并不适宜，或者说如果从中国实际出发可能有更好的阐释。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是中国的民俗事象，如果仅仅以中国的民俗材料来论证国外的民俗理论，那么中国民俗学就只是国外理论的附庸，很难取得长足的进展；唯有立足中国民俗的现实，才有可能发现中国民俗的问题，提炼出中国的理论。

　　谈及未来民俗学研究的发展，郑土有表示，借鉴国外民俗学研究的理论，结合近百年来中国民俗调查成果，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和话语体系；这种理论应该兼具“通约性”、“在地性”，既不是脱离国际民俗学界的“自说自话”，也不是纯粹的“人云亦云”；同时也应兼具理论的深度和通俗性，民俗学的基础理论既不能缺少深邃的逻辑思辨，也需要通俗易懂的表述，让其他学界的人乃至普通民众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