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场主持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贺学君女士
第一位演讲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杨利慧教授
题目：中国民俗学近30年来的理论成就与范式转型
第一部分是近三十年的理论研究与以往中国民俗学史、国际民俗学以及其他学科发展的关联。
对中国民俗学近三十年来的理论成就与范式转型情况，学术界已有梳理，像叶涛，高丙中等。我的讲演是建立在他们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的。
首先，与以往民俗学发展阶段的关联来看，很多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民”的问题，虽然民的概念从理论上已经扩展到全体人民，也扩展到公民，但实际上还是以中下层人民为组要对象。
二是民俗学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建设。
三是诸多学术问题的延续与深化。比如何为民，何为俗？还有如何看待并提升民俗学在整个国家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如何从学术上看待“改旧编新”？
其次是与国际民俗学发展的关系，例如对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公共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等的借鉴和反思。
第三是民俗学与其他学术思潮和学科发展之间的关联：例如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再如权力理论，实践理论，还有后现代学术思潮，都影响了民俗学的发展。
第二部分我要讲一讲1980年代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
根据已有的学术梳理，这一时期主要特点，第一是以事象为中心，第二是以历时性研究为主导。
但是我要指出，并不是转移到新的范式之后，旧的是完全可以被摒弃的。旧的有其合理性。比如说，我认为民俗文本有其客观性，可以从语境中适度剥离出来，可以被讨论，可以被称呼。这正构成了事象研究的合理性。
但是八十年代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酝酿并催生着新视角的出现，成为星星之火，最终燎原。比如三套集成，比如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
这些影响下产生了从事象研究到整体研究的转变，促成九十年代的视角改变。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民俗学界更进一步受到重视。在1990年代中后期，综合性、概览式的文献分析，越来越多地被具体社区的个案的调查和研究所取代。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逐渐成为民俗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
第三部分是1990年代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主要特点是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描写特定社区中的民俗，并且注重共时性。民族志的田野研究主张深度体验，在其生活之中体验民俗生活。这一时期以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历时研究为主。这一转变，在80末90初已经开始。
这一过程更多受到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在这一阶段给民俗学很大影响。我们学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高丙中很多论文都谈到从事象研究到田野研究的转向。
第四部分是21世纪以来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主要特点是关注语境、过程、表演者，以及朝向当下的取向。关注语境中的民俗事象。
这一观点和把民俗看作既定的产品不一样，关注的是生产的过程。和溯源的文化史的观点不一样，关注当下的文化史中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本阶段受到国际民俗学，或者有民俗学取向的古典学和人类学等的诸多影响。同时受到芬兰学派很大影响。这些理论来自民俗学学科内部，有很强的学科本位意识，它所提出的问题和民俗学本身密切相关。同时中国民俗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本土化实践和理论反思。
第五部分要讲一讲30年来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贡献
这值得我们全体认真梳理。这些理论贡献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学科实践和理论探索，又积极吸收并借鉴了国外相关理论与方法。例如，钟敬文提出的三层文化说，改变过去把上层下层二元分立的观点，提出了中间的“市民”，有利于改变民俗学整个对象在市民社会中的认识。再如整体研究与立体描写，和八十年代以后三套继承、联合考察中总结出来，和国际语境研究相吻合，促成二十一世纪的诸多成就。以及刘铁梁老师正在探索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还有家乡民俗学的历史本体论的梳理：民俗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与人类学有怎样的区别，这有利于民俗学本体论上的理论研究。还有哲学取向的民俗学，民俗学主要被建构为经验的学科，我认为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但依然有哲学性的思辨，比如本体论上的一系列问题，什么是“民”，什么是“俗”，还有与公民社会联结的可能性，民俗学的研究者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结合现当代哲学、社会学理论为民俗学构建合法性，等等这些问题。
对西方民俗学理论，近三十年做了很多本土化实践与反思：朝戈金对史诗演述本及其口头性；巴莫曲布嫫的五个在场；语境的效度与限度还有综合研究法；还有身体民俗学，在介绍之外，还立足中国人的身体经验对西方身体理论提出丰富和补充。当然这些理论都有值得进一步反思和建设的地方。
最后我想谈谈目前的不足与未来的方向 ：
（1）就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是日益琐碎的个案描述，我们的研究越来越转向个案，越来越重事实而轻理论。很多描写特定社区中的民俗事项，民俗学越来越琐碎化，失掉整体的谱系特点。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邓迪斯过世前曾做过发言，批评民俗学失掉对普世问题的解释能力，失掉对宏大问题的解释能力。斯人已逝，言犹在耳。这些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个案描写有其局限性，要认识到这一点，要同时保持对多元理论方法的开放性。
（2）另一个是外围研究。很多是在描述民俗事项的外围语境，但是很多是无意义的语境。对所要研究的文本并不构成互动关系。比如研究庙会，很多是在描述村干部如何勾心斗角等等，这是语境，但并不与你研究的对象发生形塑关系。理查德•鲍曼曾说，民俗学一直是语境研究者的事业。这里语境并不是宽泛的指所有的外围环境，只有与你的研究有关联的才构成语境。其核心概念是与你研究的文本构成互动、形塑关系的维度，对事件的理解提供框架。表演理论为什么提出情境，就是为了避免过于宽泛的语境。比如你研究小贩的叫卖，关注到整个市场的环境，这里重要的是小贩如何利用周围环境来具体的叫卖活动。因此我们倡议关注有意义的语境，我们要勾沉分析有意义的语境与文本的关联，而不是铺陈无意义的语境。
（3）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俗事象本体的艺术•审美特性研究的弱化。艺术是民俗学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把民俗学完全日常生活化、社会科学化，后果是完全忽视了民俗的艺术特性的分析。这恰恰忽视了其内在特性，忽视了其文本机理。
钟敬文曾说，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针对民间文艺过于重视社会属性而忽略文艺属性。这一观点有前瞻性，值得我们不断反省。
当然还有什么是艺术的问题：是产品？生产的过程？历史上艺术观也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认真借鉴国外理论成就，做出本土化的新的探索。这是我们这个共同体共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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