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 2013年1月16日A21版 记者 李培
南方日报·世纪广东学人推出专版
钟敬文与家人在一起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钟敬文（后排中）与艾青、黄药眠、梅兰芳、胡风、冯雪峰等合影
■核心提示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冲击下成长的一代，钟敬文把民族民间文化的“发采扬辉”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2002年，钟敬文逝世后不久，他的老朋友黄苗子撰文这样追忆他：钟敬文是一个渊静潇洒、温良恭俭的书生，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可以用“五四之子、民俗之父”八个字概括他整整一个世纪的学问人生。
从早年的民间文艺学到中期的民俗学，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学”构想，再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敬文也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把一生中最主要的时间、精力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钟敬文基本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架，陆续开拓了中国神话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近现代民间文艺学史、民俗文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对此，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教授、民俗学者施爱东，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刘晓春。
学界地位
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经营者
南方日报：学界有一种说法，称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之父”。如何评价钟敬文对于现代民俗学的地位和贡献？
施爱东：前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曾说：“谈起中国当代民俗学就必然要提到钟敬文，说到钟敬文就必然会想起中国现代民俗学，中国现代民俗学和钟敬文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不仅表现为钟敬文是一个杰出的民俗研究者，更表现为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经营者。
民俗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不是一门传统的学科。一门新学科的创建，需要倡导、呼吁、经营、建构、继承、发展，乃至维护和斗争，钟先生可说参与了整个的全过程，既是开创时期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发展时期的主要领导者、规划者，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总设计师。没有钟先生就没有今天的民俗学，如今中国民俗学科60%以上的从业者都是钟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刘晓春：因为建设新文化、启迪民智的需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发现民间，肯定民间的价值。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乃至胡适、鲁迅、茅盾等众多著名学者、文学家都或深或浅地介入到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之中，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奠定了基础。但他们大多有自己的术业专攻，顾颉刚专攻古史，刘半农的兴趣在语言学，周作人则是小品文名家，唯有钟敬文自始至终，70多年孜孜不倦地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园地默默耕耘。对于中国民俗文化，钟敬文有许多创见性的思考，一如既往地重视民间文化的搜集、记录、整理，他有清醒的学科自觉意识，致力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被国内外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南方日报：如果说，中国现代民俗学滥觞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追溯这个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钟敬文的影响是怎样的？
施爱东：钟先生一生积极追求进步，虽然身居偏僻的广东乡村，却能心怀天下，一直关注和热心参与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他不仅努力写稿投稿，也以通信的方式与北方的文化精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北大教授的大举南下，钟先生被顾颉刚先生招进中山大学，从此进入了主流学术圈，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开创时期的核心人物之一。
刘晓春：钟敬文一直强调“五四”是他的启蒙老师，五四唤起了他的国家民族意识，引导他走向新文学及民间文学，并一直贯穿在他的思想和生活实践之中。1919年夏天，五四运动迅速蔓延到钟敬文的家乡——海丰北部的公平小镇，他组织同学成立“救国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一如大多数的五四青年，钟敬文开始阅读《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对于新诗，尤感兴味，当时的《尝试集》、《女神》以及《湖畔》等，自然一一读过。1920年秋冬季节，钟敬文寓居广州期间，购买了一册许德邻编辑的《分类白话诗选》，非常兴奋，反复批读，时光过去70年后，钟敬文还记得该书的形状和封皮的颜色，足见新文化对钟敬文影响之深远。钟敬文还尝试用新诗的形式写作诗歌，1923年（或1924年），他还与陆安师范的另外两位同学马醒、林海秋自费印刷出版了一本名为《三朵花》的新诗集。因诗的缘由，他与当时在海丰的黄埔军校二期学员聂绀弩结下深厚友谊。
1920年代初，北大国学门印行《歌谣》周刊，向全国广泛征集歌谣。此时钟敬文刚从陆安师范毕业，辗转于家乡海丰的小镇教书。1922-1926年间，钟敬文搜集、记录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歌谣数百首，还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等百余则。自1924年起，这些资料经过钟敬文的编注，以专集、散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歌谣》周刊、《语丝》、《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等刊物。1926-1928年间，结集出版了《客音情歌集》、《疍歌》、《马来情歌》、《民间趣事》等。
南方日报：钟敬文与顾颉刚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各产生怎样的影响？
施爱东：顾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开创者，钟先生最初是《歌谣周刊》的热心撰稿人之一，并因此与顾先生建立了私人关系，顾先生来到中山大学之后，因与傅斯年一起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这时，容肇祖和钟敬文成了顾先生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学术助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是由顾颉刚创立的，钟先生作为顾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好朋友，对顾先生的研究范式既有学习，也有发展，学习了他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同时加上了他自己的对于民间传说和故事的类型研究方法。
钟先生在民俗学领域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是在1978年以后，他和杨成志一道，反复呼吁复建民俗学科，呼吁创立中国民俗学会，后来由钟敬文先生执笔起草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78年），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俗称“七教授上书”，正是这份倡议书，才有了今天的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会。
通俗地说，中国民俗学的开创时期是顾先生掌舵，钟先生和容肇祖先生干活，到了1980年代的恢复时期，则是顾先生和容先生挂名，钟先生掌舵兼干活。
学术贡献
不是常规研究科学工作者
而是科学革命的建构大师
南方日报：钟敬文一生长达80年时间投身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有哪些学术贡献？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构建，20世纪，这个学科一直夹杂在文学、史学、社会学之间，顾颉刚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介入，杨成志一直主张民俗学向“人类学”的转换。请问，钟敬文在这一学科的创立、设置等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和奠基作用？
刘晓春：首先，钟先生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干流学说”。1950年，钟敬文就提出了“口头文学是一种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的前瞻性理念。1982年，钟敬文在当时的杭州大学中文系讲学，提出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层是由封建社会上层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层是市民文化，第三层是广大劳动者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其中，中、下层文化即民俗文化，三层文化共同构成了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民间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之后，他一直致力于组织、指导、积极参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主要负责《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故事卷、歌谣卷、谚语卷）的编撰工作，他认为这是修筑中国民间文化的万里长城，任重道远，“吾侪肩负千秋业，无愧前人庇后人”。
其次，他对学科构建有自觉意识。1934-1936年，钟敬文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完成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1936年1月份发表在《艺风》杂志，在国内最早倡议建设民间文艺学学科。钟敬文指出，与作家文学相比，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集体创作、集体传承、集体享用的，民间文艺以流动的语言为媒介，是“口传的文艺”，不同于“书本的文艺”，更重要的是，“口传文艺”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钟敬文一直致力于民俗学学科基本理论建设。1998年12月，在“中国民俗学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钟敬文主张以“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研究，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他认为，通过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三方面的建设，以此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中国民俗学的功用在于搜集、记录、整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帮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宝库。
施爱东：郭沫若曾评价钟敬文是民间文艺的研究家，老舍是民间文艺的写作家。钟先生虽然倡导民俗学，但他自己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歌谣、传说、故事，以及民俗学理论与方法几个领域，所以说，郭的评价是非常精准的。钟先生是民间文艺的研究家、民俗学的经营者。
作为民俗学科的代表人物，钟先生密切关注着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努力将民俗研究与社会文化生活结合起来，1990年前后，积多年的文化学思考，他终于提出了“民俗文化学”这一新创概念，立志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晚年钟敬文的精神世界依然是十分年轻的。这一学科体系的构想体现了钟敬文对民俗学学科构成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五四”以来，我们大量引入西方学术，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几乎全盘拷贝了一份西方学科目录，晚年钟敬文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觉得有自成一派、自立体系的必要。而能够指出这种必要且能够倡导体系建构的，在现代中国民俗学界，只有钟敬文。
从这一点上看，钟敬文并不是一个常规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而是科学革命的建构大师。可以说，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的呼吁者，顾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创建者，钟先生是早期民俗学的骨干和积极参与者。由于早期民俗学的这种多学科参与的状况，导致了民俗学定位的不断摇摆。1980年代之后，钟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民俗学的绝对领导者，但是，他对于民俗学的定位也还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他对于学科的设想有些过于庞大，实现起来有困难。
南方日报：钟敬文在民俗学教育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和现在很多导师放任博士生自流不同，钟敬文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据说标点符号都要修改。
施爱东：钟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因材施教。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两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对于学生的评语和感想，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和知识结构，施以不同的教学手段。比如，他在一次博士的面试结束后就说，巴莫曲布嫫是野马，刘宗迪是黑马，两个人风格很不一样。他每次备课都非常认真、严谨，有详细的教学提纲，从来不会为了追求课堂效果而脱稿信口开河。对于学生的要求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绝对要求实事求是，要求引用的东西一定要准确，要仔细核对，决不允许在学术研究中采取虚构和想象；二是对于写作的要求，他认为论文是写给别人看的，一定要平实，要好看，要清楚知道自己讲什么，还要让别人清楚你讲什么。
刘晓春：钟敬文把自己的生命比作护花的“春泥”，他不仅仅把民俗学、民间文学这一民众的精神文化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也通过办高级研讨班、编写教材、招收学生等不同方式，培养中国民俗学的后备人才。钟敬文一直有个愿望，希望写一篇《女娲考》，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由于工作忙，始终没有成书，有人劝他抛开一切，完成这部专著。但他笑笑说，写出来自然好，但那仅仅是一本书，如果我把这些精力投入到年轻有为的学生身上，那将会收获十本、二十本或更多这样的专著。
1950年代，钟敬文开始招收研究生，第一届研究生中就有至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民俗学、非遗保护领域的著名学者乌丙安等。1993年，弟子张紫晨英年早逝，钟敬文顿感学科后备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于是再次出山培养博士研究生，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培养25个博士，让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如今，1980年代以来国内培养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博士，已经成长为中国民俗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有人称之为中国民俗学的“黄金一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钟敬文及其弟子培养的。
学人精神
既有传统文人家国情怀
又有现代学者自觉意识
南方日报：尽管被一些学者和不少媒体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但他生前却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去世以后，墓碑上写‘诗人钟敬文’这几个字就够了。”如何评价钟敬文身上的诗人特质？
刘晓春：他是一位性情诗人。上个世纪20-30年代是钟敬文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后结集出版为《荔枝小品》（1927）、《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他的散文一直备受选家、评论家和读者的承认与赞赏。1935年，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标准甚严，钟敬文与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冰心、苏绿漪（雪林）、叶圣陶、茅盾、落华生（许地山）、王统照、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鲁迅、陈西滢、林语堂等作家并称现代小品十六家。同年，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收录了钟敬文的多篇作品。有人认为钟敬文的散文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
对于自己的学问，钟敬文曾经多次自我评价：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而是诗。他甚至很深情、很认真地说过，百年之后能在墓碑刻上“诗人钟敬文”足矣。钟敬文以此表明自己与诗歌乃至文学密切相伴的一生，其实，“诗人”更是他的生存模式、他的人生境界。钟敬文一生作诗上千首，仅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就收录了800首，其中大部分是旧体诗。钟敬文历经百年，有大量的诗歌感慨世事的沧桑苦痛，以致“诗人怕问苍生事”。抗战爆发后，钟敬文毅然割舍一切，仅携一部陆游的《剑南集》投笔从戎，写下了“日暮军笳动离席，豪情别意两难平”，“辕门草檄每宵分”，“春阳如雪照戎装”等壮美诗篇。他的诗记录了自己与柳亚子、郁达夫、冼星海、俞平伯、聂绀弩、冰心、冯雪峰、夏衍等人的交往与深厚情谊，“江南自有春如海，不寄梅花只寄诗”，他以诗的形式，表达他对朋友的一片深情。他曾三次到柳亚子的墓前致奠，在“森森丛柏余清响，寂寂幽花递晚香”中写下了多首感人诗篇。
南方日报：回顾钟敬文80年的学术生涯，他那种坚持不懈、勇攀高峰的学术精神留给后人的启迪是什么？
刘晓春：钟敬文的百年人生，经历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以及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时期。他的诗歌散文体现的个人气质，兼具古典的精致优雅与五四文人的感伤忧郁。他的学问功业，既满怀中国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感，又深具现代学者的学科自觉意识，执着坚韧，孜孜以求。钟敬文以及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发掘、记录、整理、研究，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对于启迪、动员民众力量，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当代，钟敬文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学说及其实践，对于当前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多样性，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确立民众创造的传统民俗文化在民族国家文化中的正面价值，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越来越凸显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李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