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省苏州市人，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主持的古史辨运动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位著名领军人物；他在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读书、写书、教书，是他的全部追求。在顾颉刚逝世30周年纪念日之际，进一步认识、探讨顾颉刚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考察妙峰山香会
　　开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之先河
　　妙峰山位于京西门头沟区境内，距市中心50余公里，是仰山的主峰。它是北方有名的“香主”，山顶庙祀“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每年农历四月，从初一到十五，朝山进香的人十分踊跃。
　　妙峰山的宗教活动与地方民俗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以庙会的形式将香火、集市贸易、民间戏曲及杂技演出融为一体，形成香会、善会、花会同时进行的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地，是中国民俗学者心目中的一块宝地。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至初十），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委托，顾颉刚与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严对妙峰山进行了为期3天的民俗考察。其间，顾颉刚跑前跑后抄录“会启”（庙会前夕在庙门和各街坊巷口张贴的报单，用于告知会员及香客香会的活动安排）。他说：“到了这种地方，迷眼的是香烟，震耳的是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奉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这使我对于春秋时的‘祈望’，战国后的‘封禅’得到一种了解。妙峰山香会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饷糈……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领袖人物指挥一切，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参加考察的每人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被《京报》副刊连续6期以《妙峰山进香专号》为题予以刊发。1928年9月，这些文章与其他几篇讨论妙峰山进香的文章一起集结为《妙峰山》一书出版。全书收录的29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当属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
　　《妙峰山的香会》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对香会的来源、组织以及明清两代和当年的香会情况都有详尽的考察。《妙峰山的香会》一文还反映了顾颉刚独到的调查与研究方法，他的主要方法就是抄录各种香会的会帖。通过抄录会帖，顾颉刚统计出当时99个香会的名称及其地域分布、各香会会费的募集方式及香会的会规、组织结构，并根据会帖及碑碣将香会分为12大类。这种记录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创举。另外，顾颉刚也十分注意将抄录的文字材料与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素材加以比较。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对顾颉刚学术触角的敏锐大为赞叹，他说：“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香会，则我们写中国法术宗教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
　　顾颉刚之所以对妙峰山香会产生兴趣，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到民间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到民间去、了解民间文化，正是中国民俗学产生的契机。顾颉刚在谈到调查的目的时说：“朝山进香的事，是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储蓄了一年的活动力，在春夏间作出了半个月的宗教事业，发展他们的信仰、团结、社交、美术的各种能力，这真是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美学、教育学等等的好材料，这真是一种活泼的新鲜材料！”
　　妙峰山香会调查是顾颉刚民俗学活动中精彩的一笔，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之先河。妙峰山香会调查是中国首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庙会民俗学田野调查，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由传统朴学考据法到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的转折，使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俗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众多专家、学者著文称顾颉刚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新天地，是中国民俗研究第一人。
　　创办《禹贡》
　　为历史地理学拓荒
　　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联合发起成立禹贡学会筹办处（1936年5月正式成立），3月又出版了《禹贡》杂志。这两个看似普通的学术活动，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一个新学科——历史地理学的诞生，顾颉刚也因此被公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拓荒者。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主编《燕京学报》。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对《尚书》中记载地理的《禹贡》特别注意，并于1932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讲《禹贡》。
　　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商议，决定联合燕大、北大、辅仁3校学生，创办一份刊物——《禹贡》，并组织成立了禹贡学会。之所以将刊物命名为《禹贡》，是因为《禹贡》是记录中国地理沿革的第一篇文章，可以最简单而清楚地表现他们工作的意义。
　　顾颉刚在《禹贡》发刊词中指出：“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发刊词还阐述了《禹贡》的具体工作计划。为了做好工作，顾颉刚表示：“希望能聚集若干肯做苦功的人，穷难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就伟大的事业”。
　　《禹贡》创刊于1933年3月，迄1937年“七七事变”，先后出版了7卷，共82期，发表文章700余篇。创刊之初，每期文字仅3万字，到1937年已增加到每期14万字。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顾颉刚等人还制定了《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面对日本觊觎中国西北已久，察哈尔、绥远有可能变成类似“伪manz**国”的“蒙古国”的形势，顾颉刚非常焦虑，为了唤起国人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他在《禹贡》上连续刊登研究东北、西北、蒙古、新疆、西藏的论文，讨论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号召共固边疆。据统计，《禹贡》共刊登过36篇有关当时东北问题的文章、24篇有关西北的文章，这些文章还被编辑成东北研究专号、西北研究专号出版。
　　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
　　救亡图存的一剂良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学者开始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的相关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日后侵略中国做准备。1939年2月，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当时我国正处于抗战阶段，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此文的发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目的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1939年2月9日，自称久已提不起笔管的顾颉刚不顾身体的虚弱，扶杖到书桌前写下《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并于2月13日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文章开宗明义地讲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观点的论证，一是基于对历史的研究，二是缘于他从社会调查中得到的感性认识。他说，到秦始皇统一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晋朝“五胡乱华”，虽说大混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而扩大了一次；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中华民族既不组织在血缘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文化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顾颉刚还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他说：“现在民间的主要乐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这分明是从胡人和羌人那边接收过来的。再说，我们现在穿的衣服，男人长袍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记得，这是满清的制度，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穿起来的。中国古代的女子装饰容貌只有涂一种膏，至于涂脂抹粉也是学的匈奴女子的风尚，所以匈奴人在失败之后会唱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歌。像这一类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细细考究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现实支点是抗战。当时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处于严重的民族危难之中，须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进行抗战。顾颉刚的这篇文章，用历史事实来说明中华各民族是一家，以“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为口号，于无形中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可以说是救亡图存的一剂良药。


转自《中国民族报》2010年12月24日第7版

大高

[吕微]顾颉刚：作为现象学者的神话学家

顾颉刚在中国现代神话研究的学术史上，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说顾颉刚是一位现象学和后现代学者并非危言耸听，至少对于大多数的中国现代学者来说，顾氏的神话学思想是特立独行的。而凡是对于胡塞尔意识分析的意向论和构造论，以及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略知一二的人，都立即会对顾颉刚关于传说中的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假说与胡塞尔、海登·怀特之间的相似性发生联想并产生深刻的印象。
康德区分现象界与本体界，认为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现象，而对于本体，我们一无所知，但康德还不至于完全否定本体界的存在。到了胡塞尔那里，胡氏不仅主张回到面对现象的意识本身（这就是“实事”），甚至对本体的存在都采取了“不设定”的不置可否、不予表态的悬置立场。
顾颉刚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史”假说也是基于与上述相似的认知态度。也就是说，在顾氏看来，所谓古史的真实本体是我们根本就无法真正了解的，我们所能切实把握的其实只是后人关于历史的诸种“造说”——传说和故事，后人的造说不断地被累积起来，于是我们才有了关于古史的系统知识。
如果海登·怀特对顾颉刚当年的假说有所知晓，他一定要奉顾氏为后现代史学的一代宗师，因为海登同样认为，历史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叙事的话语，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已经过历史学家以及无数的历史叙述者们的过滤，从而不再是客观的事实。就历史通过叙事向我们呈现而言，历史已经是故事、是传说，或者说历史的形式从来就是传说故事，尽管海登并不像胡塞尔那样狡猾地对历史本体的存在与否不予表态，海氏还是承认历史事件的本体存在。
经过此一番现象学知识论的视角转换，历史本体是否真的客观存在就变成了一个信仰的问题。因为既然我们所能面对的只是现象和话语，现象无法证明本体的客观存在，话语、叙事也不能证明历史事件的真实样态，那么除了依靠信仰，我们怎么还有可能信任本体且相信历史事件一定就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康德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知识论暗含了如下的假定：现代科学对于经验现象的理性研究是建立于对于超验本体的非理性设定的基础上的，对于超验本体的非理性存在设定恰恰构成了对于经验现象进行理性探索的先天基础或先验前提，无怪乎牛顿和哥白尼都坚持说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是对上帝创世的最有力的证明。
“‘设定（positiond）’这个概念与动词的‘信仰（belief）’或‘存在信仰’是同义的。”“确切地说，在陈述中的设定或信仰不仅意味着将某物视之为‘存在着的’，而且还意味着将某个事态视之为‘真实的’。”（倪梁康，1994：42）也许正是由于意识到对本体存在的设定是一种信仰行为，胡塞尔才坚持对本体的存在与否不予表态，从而坚持一种绝对纯粹的理性主义精神，把理性的权力较之康德更严格地限制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认识范围之内。
由于西方思想史上自康德以降的现象学知识论是在启蒙理性立场的基础上对信仰行为的进一步祛魅，所以深受近代启蒙思潮影响的顾颉刚将其“拿来”作为解构古史传说信仰传统的工具就更加锐利，其对信仰偶像的破坏程度就更显彻底。但顾颉刚是过于超前了，以至于顾氏对历史叙事的故事解读和神话解读不断遭到后人的有意遗忘。今天，早就被顾颉刚假说性地恢复了本体面貌的天神黄帝在经历了古史辨运动的启蒙主义神话学洗礼之后又重新戴上了“人文初祖”或“部落联盟首领”的冠冕，这说明，对历史进行再本体化的存在设定至今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合法化的信仰需求。
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潮（神话学也位列其中）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现代性思想内部，反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性思想的并置或共存。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是后发展的现代性，因此可以汲取已经发展的西方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思想养分；第二，中国本土就存在着与西方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类似的知识谱系。顾颉刚的思想方法可能主要来源于后者，前古史辨辨伪学术的方法论具有类似于现象学的成分，因而造就了顾颉刚神话学思想的后现代风格。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要把顾颉刚的神话学归结为启蒙主义神话学的阵营。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伏尔泰曾经盛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行政、监察的分立就自诩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进入了现代，对顾颉刚的神话学我们也应作如是观，中国现代神话学始终属于启蒙主义思潮的一翼。至于顾颉刚本人，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位现象学家，而会坚持说他是一名科学理性的最坚定的拥护者。他也没有沦落到对历史本体不予表态的地步，只不过他是借助于类似现象学的方法达到了经典的、理性的启蒙主义认识论的目的，即通过对现象的认识达到了对本体世界的存在设定，通过对历史话语的神话学辨析达到对历史本体的重新认定。而我们已经了解了，对于本体世界的存在设定反过来又建构了现代人理性操作的非理性信仰前提。无论如何，中国现代神话学在对旧的古史叙事和传统信仰加以消解和祛魅的同时，又为现代古史叙事和信仰举行了新的奠基。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大高

《顾颉刚全集》出版
田志凌 / 2010-12-29

      南方网讯12月25日是中国近代新史学代表人物顾颉刚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华书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北京大学国学院联合在京举行《顾颉刚全集》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
      顾颉刚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历史地理学科、民俗学等学科的奠基人。1923年，他和钱玄同讨论古史时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学术界引起革命性震荡，随着《古史辨》的陆续出版，引起了当时学术界对古代史料真伪的考辨，形成了“古史辨派”，为中国史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据顾颉刚的女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顾潮介绍，顾颉刚1980年去世以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就安排王煦华和顾潮姐妹开始整理顾颉刚留下的论文、读书笔记、书信和日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震中说，因为这批资料数量庞大，整理编纂时间极长，而且出版的花费过巨，中间辗转了多家出版社。\
    《顾颉刚全集》共分8类，历时30年整理完成，共计62册2500万字。全集最核心的内容是《顾颉刚古史论文集》13册。卷一至卷四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论述和对于古史传说及夏、商、周至春秋史实的考辨；卷十所收的《尚书大诰译证》，则是顾颉刚晚年最为重要的著作。(编辑：阳光)

大高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教职。顾颉刚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主要论著有《古史辨》、《崔东壁遗书》、《当代中国史学》、《汉代学术史略》等。

    总计8类62册，共计2500万字的《顾颉刚全集》（以下简称“顾集”）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12月25日，由中华书局、社科院历史所、北大国学院联合举办的《顾集》出版发布会暨纪念顾颉刚先生逝世3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香山饭店举行。

    出版方

    全集核心是古史论文集

    顾颉刚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和红学家。1923年，他和钱玄同讨论古史时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学术界引起革命性震荡，随着《古史辨》的陆续出版，引起了当时学术界对古代史料真伪的考辨，形成了“古史辨派”，为中国史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促成了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

    《顾集》责任编辑俞国林介绍，全集分8类62册，其中日记部分收录了顾颉刚1921年至1980年所有日记，书信部分收录顾颉刚书信1800余封，而《顾颉刚读书笔记》近600万字，全集最核心内容则是《古史论文集》。

    整理者

    顾潮：整理父亲著作30年

    来自顾颉刚生前工作单位，社科院历史所的王震中介绍说，顾颉刚留下的学术论文、古书笔记、书信、日记等这项整理工作由王煦华先生和顾潮姐妹承担，因为数量庞大、而且出版的用费过巨，“全书的整理编纂历时20多年之久，由九五项目移到了十一五的出版项目。”

    顾颉刚的女儿，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顾潮说，“这部《顾集》的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父亲1980年去世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王先生和相关的同志就开始整理他的内容了，到90年代的时候，整理的工作初见成效，就商谈了相关的出版事宜，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学术界很多朋友的鼓励和帮助，始终没有放弃出版《顾集》的愿望。直到2005年初，这项工作才得以出版，终于能够实现我父亲的心愿。由于他的著述文字还有特别多的书信，这次没有能够收入进去，就是这个全集整理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一些书信。父亲生前经常说，一个人的生命固然可以有所成就，但是不可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在学术的发展上，自己必须比前人迈进一步。我想，《顾集》的出版和发行，就是可以启发后人继续前行。我深深地希望《顾颉刚全集》的出版，能够为我国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

    学界

    袁行霈：实现了他的宿愿

    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在发言时称，“顾先生所受到的西学影响，可以归纳为理性与科学两点，理性是就治学态度而言，科学则是就科学方法而言，这中治学的传统所形成的怀疑精神，使得顾先生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在他的寓所里，顾先生充满感情地向我说起他的200册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中，包含着他60余年的心血，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可惜的是顾先生生前并没有看到它们出版，30多年以后，中华书局将它们印行，这不但实现了顾先生的宿愿，更为大家提供了学习近代史的机会。”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黄进兴因故未能与会，他发来贺电称，“顾先生一生风险历史研究，实属开创性的学者，在史实与资料方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顾颉刚全集》之问世乃学界盛事。”

http://culture.022china.com/2010/12-29/388898_0.html

英古阿格

一个被鲁迅诋毁的学人，其学术成就不亚于前者的伟人！

风林火山

某些学术领域显然是超越鲁迅的

英古阿格

这些大家的学术根基都是清、民国时期时奠定的。中西合璧应是成就这些大家的历史内因。而解放后的三十年恰好少了这两个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