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民俗学家王汝澜先生
刘锡诚
12月10日中午，友人刘晓路打来电话说，王汝澜先生于上午十点逝世了！顿时为失去这样一位同事、前辈和朋友感到心痛。随之，几十年来的交游和友谊，一幕幕地涌上脑际，无法安静下来。
我是1983年的9月认识王汝澜的。我由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编辑部奉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工作。王汝澜时任该会民俗学部的副主任，研究会副主席钟敬文先生兼任主任。在民研会建立民俗学部，是钟先生的意愿，是他恢复和重建民俗学学科的设想和步骤之一。王汝澜是钟先生选调来的人才，她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史学科，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先后在辅仁大学、北京三十九中、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教，1980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她是一个有着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的人。
当时，民俗学部就是她一人，实际上只是搭了一个架子而已，工作与研究部在一起，研究部也只有王文宝和黄凤兰。另外，还有一个《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陶阳是主编，吴超副主编。机构是设立了，但研究力量却显得分散而薄弱。后来，民俗部调来了李凌燕，王汝澜有了助手。研究部调来了魏庆征、谢选骏、宋萱。分工上，研究部侧重主持民间文学研究，民俗部侧重主持民俗研究。实际上，工作分不得那么清楚。王文宝的主要职责在编辑《民间文学工作通讯》，个人研究兴趣并不在民间文学上，主要精力放在了民俗学史的研究和史料的积累方面。王汝澜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翻译英美和日本民俗学理论着作上，同时参与了中国民俗学会的筹建工作。他们两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相同的，于是，从实际工作的开展着想，就把两个本来就在一起工作的研究部门合并起来，名为研究部，以便统一使用力量。
王汝澜于80年代中期被评为译审职称。她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期间，作为钟敬文先生的得力助手，翻译介绍和组织编辑了多种外国的民俗学着作。如在民俗学界流传很广的《民俗学入门》、《民俗学》（合译）、《民俗学译丛》、《民俗学译文集》等，她还撰写了《日本民俗学发展概述》、《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等论文，都是这个时期的成果，对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俗学学科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和影响。21世纪，她又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域外民俗学鉴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丛书）。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学术发展，日本学者大林太良、直江广治、君岛久子、伊藤清司等与中国学界关系密切，访学的，讲学的，调查的，开会的，来往频繁，王汝澜不仅与他们的学术交流上、甚至私人关系也都十分密切，实际上起着两国学者交往的纽带的作用。
王汝澜退休后，我也很快离开工作岗位，但我们之间还常来常往，有些问题常常在电话里向她请教。王汝澜把她的一些日本民俗学和神话学的原着，送给我的老伴马昌仪。马昌仪原来是研究神话及神话学的，从90年代起转到《山海经》及其图像学的研究上，与伊藤清司多有学术上的交流。她的《古本山海经图说》出版后，受到台湾、香港学界的广泛欢迎。此书也引起了伊藤的关注，他在东京东方书局的读书杂志《东方》第255期（2002年5月）上发表了题为《〈山海经〉图像的真正研究》的评论。文章发表后，他将载有他的文章的这期《东方》以及日本学者桐本东太和长谷山彰二人在庆应大学文学部史料科编的《史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山海经〉与木简——下的西遗迹出土绘画板》的抽印本寄给了马昌仪。他的评论给了马昌仪研究《山海经》古图的着作，以及对她把《山海经》古图像学作为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给予肯定。由于马昌仪不懂日语，便请王汝澜将伊藤先生的这篇文章和他为日本出版的《怪奇鸟兽图卷》一书写的长篇前言《关于怪奇鸟兽图卷的解说》翻译成中文，一并拿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伊藤先生的评论文章和他向马昌仪提供的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的《怪奇鸟兽图卷》以及日本有关山海经图的资料，对研究《山海经》古图像学，提供了重要的观点和资料，成了马昌仪日后于2003年完成的《全像山海经图比较》一书的重要参考。伊藤清司2008年6月18日在东京逝世，王汝澜的儿媳夏宇继女士和广田律子女士分别从日本给马昌仪发来了电子邮件，告知了他不幸逝世的噩耗，使马昌仪得以及时向日本发去了悼念文章《遥祭伊藤清司教授》。
王汝澜先生的逝世，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也是中国民俗学界的一大损失！
安息吧！
2010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