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李福清（Riftin，Boris Lyvovich）
（1932-2012）

　　据俄罗斯之声10月4日电，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弗京（中文名李福清）10月3日在莫斯科去世。李福清于1932年出生在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曾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几十年，并从事大量的教学活动。1992年至1999年，李福清在台湾领导台湾原住民民间传说收集与比较研究学术研究项目，在多所大学用中文进行中国民间传说、中国古典小说和台湾原住民民间传说及二十世纪前俄中关系讲座。

　　李福清是俄罗斯研究中国、远东地区和中亚国家文学的著名专家之一。他一生共撰写了300多部科学著作。李福清还是研究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的最优秀的专家之一，他的许多著作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发行。

　　1987年，李福清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2008年成为正式院士。

　　李福清的学术著作曾荣获多个国内国外奖项。1990年，他被授予苏联国家奖。李福清因其所做的研究曾获得中国教育部授予的金奖和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特别奖。
   

文章来源：俄罗斯之声 2012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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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 马昌仪：沉痛悼念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

http://www.chinafolklore.org/forum/viewthread.php?tid=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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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清教授生平



　　中文名：李福清
　　外文名：Riftin，Boris Lyvovich
　　国籍：俄罗斯
　　出生地：俄罗斯列宁格勒
　　生卒年：1932-2012
　　职业：汉学家
　　毕业院校：列宁格勒大学

　　代表作：
　　《东方中世纪文学的方法》、《中国戏剧理论》、《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等。

　　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
　　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
　　1953和1954年，李福清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口头资料。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1958年李福清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发表的《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把李福清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
　　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
　　1961、1970年先后获副博士、博士学位，并先后升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和首席研究员。
　　1972年，李福清与朋友、蒙古民间文学专家涅克留多夫研究员一起去乌兰巴托。
　　1977年，李福清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李福清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一文，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
　　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
　　1992年，李福清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去台湾，邀请函提出要李福清开两门课：《三国演义》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同时还要主持一个研究项目——搜集并比较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大陆总称高山族，实际上是9个不同的民族）民间文学。
　　1992年，李福清应邀去台湾参加欧洲汉学史研讨会。
　　2000年，李福清写作了长篇论文《〈聊斋志异〉在俄国——阿列克谢耶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带着它出席了2001年在山东淄博举行的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会议出版的论文集以超长篇幅刊载了该文。
　　2012年10月3日在莫斯科去世。

　　人生经历
　　李福清在其中文版《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的自序中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作了详尽的回顾：（以下引自《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福清的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代自序）》，李明滨编译，中华书局，2003年6月）
　　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没有中国李福清老师，没有会话课，主要是读书，天天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李福清可以利用暑假去学甘肃话，虽然不是北京话，但还是比完全不会说好。李福清来到一个甘肃回族人居住的集体农庄，叫米粮川。在这里，李福清第一次听到各种中国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歌，如姜太公卖面、孟姜女哭长城、韩信传说、男学生与女学生（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由此，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学发生了兴趣。
　　李福清把他们告诉李福清的传说、故事和民歌记录下来，因为写汉字有困难，所以李福清用俄文字母记录语音。回到列宁格勒大学，李福清开始在图书馆找材料，但所获不多。
　　1953和1954年，李福清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口头资料，作记录既用拼音，又用汉字。大学的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李福清用上了搜集的这些材料，比如四年级的论文题目是《东干传统民歌初探》（1956年在《苏联东方学》发表）。五年级写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既参考中国出版的书籍，也用了李福清自己搜集的材料。
　　1958年李福清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发表的《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把李福清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在此之前，除了广州1929年《民俗》周刊66期第6—8页，发表过张冠英《传说与史实——关于萧何、韩信的传说》之外，没有关于韩信传说的记录，李福清的记录可以说是最早的。当然，现在已有许多关于韩信的传说的记录，如《韩信活埋母》、《三折寿》、《杀霸王》等等。
　　1977年，李福清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李福清为每一篇故事传说写了详细的附言，拿其中的故事与相关的文学作品（小说、戏曲）作比较研究。如李福清用李福清记录的《白袍薛仁贵》与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及薛仁贵戏作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一些故事情节由平话演变为小说，从小说演变为说书，又从专业的说书返回到民间流行的故事这样一个有趣的循环发展过程。
　　1992年，李福清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去台湾，邀请函提出要李福清开两门课：《三国演义》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同时还要主持一个研究项目——搜集并比较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大陆总称高山族，实际上是9个不同的民族）民间文学。李福清一共搜集了150个神话故事，预备与台湾大学郑恒雄教授合作出版。后来李福清又调查了原住民部落，写了一些文章。
　　1998年，台中晨星出版社出版了李福清写的一本书：《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这本书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注意。
　　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订本（简体字版），书名《神话与鬼话》。在这本书中，李福清把台湾原住民神话和民间故事与中国大陆各族及菲律宾、大洋洲民族神话作比较。有些神话从黑龙江两岸少数民族到台湾许多民族都有，如射太阳神话，虽然后羿射日神话记载很早，但作比较研究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后羿神话不是原始的，是在人类发展的较发达阶段形成的。

　　学术贡献
　　李福清从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过一系列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55种。同时，他为了研究工作而开展的资料搜寻也富有成果，发现古籍新版本，连带编出不少相关的学术研究书目，资料翔实丰富，其成绩甚至得到中国同行的赞誉，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和依据。李福清研究中国文学的成就杰出，对汉学的贡献巨大。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中国文学的研究
　　一、其研究涉及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广有建树。包括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阐释，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创造性的，用比较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小说，角度独特，提法新颖，很有内容。作家王蒙称赞李福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在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细致精当，有些议论则发前人所未发，甚至超过了中国同行。 民间文学和俗文学
　　二、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始终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不断探索和阐明的对象，其成绩尤显突出。其理论所涉及的领域，有些在中国的同行中也颇感生疏。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认为，李福清提出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说已成为他独特的一家之言了。 台湾原著居民文化研究
　　三、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把它同内地各族文化作比较分析。他本来对台湾原住民并不了解，在60岁之后还不辞辛苦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布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也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路子，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的和典籍的资料，而是着重于田野调查，这正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俄国汉学家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继承前辈导师阿翰林深入实地调研优良传统的体现。 中国民间艺术研究　　四、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卓有成效，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着重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他搜集中国历代年画的范围不但有俄国的，而且遍及日、德、英以及捷克、丹麦等国家，重点在中国已失传的年画，所获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惊人的。艰苦的劳作造就了他敏锐和准确的鉴别力，其所编《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就是从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200幅在中国已失传的珍品，最能说明他在年画研究上的功力。如今该书已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和珍藏，在中国内地有的年画博物馆盛情邀请他当顾问，而台湾还有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李福清在年画研究上继承了阿翰林的传统，并且在许多方面有了创新。
　　中国文学之外，像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文学，李福清也有评论和介绍，因而可以说他已超出汉学研究范围，足可称为东方学家了。

　　学术成果
　　一、论文
　　《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明滨编选，中华书局，2003年6月
　　《中国诸族民间故事选》（编译），莫斯科，2002年。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年画图录》，《东方收藏》，莫斯科。2002年（俄文）。
　　《〈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7年。
　　《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台北，汉扬出版社，1997年；云龙出版社，1999年。
　　《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与李平合编）。（中文）
　　《汉文古小说论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文）
　　《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与王树村、刘玉山合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中文，俄文两版）。
　　《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台湾版）。
　　《西伯利亚、中亚及远东诸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同主题与情节》，收入《东方各国与各民族》第13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
　　《紫玉》（汉魏六朝小说，编译），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0年。 翻译　　二、翻译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文学报》1983年2月23日。
　　《殷芸小说》
　　《笑林》邯郸淳
　　《启颜录》侯白
　　三、专著
　　《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
　　《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中译收入228号）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7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1年。
　　四、书评
　　《离薄迦丘十万八千里》，《新世界》1967年第4期。

　　学术评价：研究方法独特
　　李福清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这自然使他的研究别开了生面，当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可资借鉴。李福清的特色，正是把俄国历史诗学传统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形成了他鲜明的个性。关于其个性，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马昌仪研究员曾经做过概括地描述：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化理论为依据。
　　二、重视系统研究。内容与形式关系密切，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结构论、符号学、统计学等等。
　　三、遵循历史诗学原则，把在发展中研究（历时的）与在联系中研究（共时的）有机结合起来。
　　四、从诗学的、审美的角度研究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
　　五、学风严谨，重视资料工作。

　　敬业精神
　　李福清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他早期学习汉语的路子就不同寻常。50年代初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中文时，听说在中亚中苏交界的苏联一侧，有个地区的村庄聚居着中国回族的后裔，讲汉语。他便利用每年暑假到那里去，与农民同住同劳动，五年下来学得了一口流利的汉语，也获得许多语言、文化和社会知识。他研究中国民间文学，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掌握原始资料，尤其第一手资料。他从未畏惧过，而是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进行田野调查，搜集直接的材料，从早年在中亚地区和中国内地搜集、记录中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到近年前往台湾接触原住民文化，访谈高山族民众，陆陆续续解开一个个问题之谜，寻得满意的答案。其中经历多少艰辛和风险，只有他自身能体会了。不但如此，他还扩大调研的范围，深入寻找中国文学流传、散失到海外的各种版本，或古籍孤本。旅途奔波，足迹遍及欧、美十余个国家，夜以继日地探寻，绝少停歇，终于大有斩获，发现了许多在中国已经罕见或失传的版本。他志得意满，前年在台湾相遇时就很风趣地对李福清说到那段经历，可以写成《一个俄国汉学家的西游记》。李福清想，这种深入实际，认真调研的作风，也是他取得成就比别人更大的一个原因。 谦逊治学的态度　　他谦逊治学的态度也使人佩服。不但师承前辈的传统，而且注意学习同辈，甚至晚辈的长处。每回见面，对于俄国汉学界的新进展，出过什么新著作，有什么样的新人，他都能侃侃而谈；对于别人的新成果，他能如数家珍，不仅介绍其要点，还能指出其新发现、新见解；有时还能顺手送你得之于别人赠阅的新著或新资料。总之，处处令人感到他对于该国同行们事业成就的关注，而且是诚心诚意地肯定别人的进步，从别人的成就中汲取动力和营养，激励自己的研究和超越。同他的每次交谈，不但感受其精神，而且在俄国汉学史学术研究的线索方面也能得到启发。李福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写成的《中国文学在俄苏》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两书，就有许多方面曾经得到他的帮助，提供了线索。



  

木兰山人

　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 苏联、俄罗斯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职员家庭。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所工作。1965～1966年在中国进修。1972年任高级研究员。李福清一直致力于中国神话、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也颇为关注。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 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现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1961年以《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 1970年以《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其著作中文本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1987)、《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88)、《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97)、《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7)、《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97)、《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2001)、《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2003)等。2003年荣获我国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木兰山人

——海外当代汉学家见知录之二

陈友冰

　　俄罗斯学者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从小说开始的。最早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是1763年发表在《学术情况通讯月刊》12月号上，题为《中国中篇小说》，是从英国著名作家Oliver Goldsmith编的《世界公民或中国哲学家的来信》英文本转译的。

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

　　俄罗斯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苏联时代的五十年代成果最丰，涉及小说史、《搜神记》、唐传奇、敦煌文献、《李义山杂纂》、宋话本研究，以及《武王伐纣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民间平话、诗话研究，《醒世恒言》之类明代拟话本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研究等。研究人员集中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其代表人物有杨希娜、李谢维奇、戈雷金娜、谢列布里亚可夫、费什曼、 热洛霍夫采夫、罗加乔夫等。这当中就有后来成为世界著名汉学家的李福清。
　　李福清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夫金（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博士的中文名字。他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1955年大学毕业，到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任亚非文学研究组主任，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1961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70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成为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1990年以“中国神话研究”获得苏联国家奖；1992年至1995年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2003年获得中国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李福清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2003年受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在莫斯科人文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2007年获得中国作协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奖；2008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在文学领域仅有5位院士）；2010年获得总理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现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以上殊荣，既是对他在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和民间艺术研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嘉奖，也是他五十年来倾情汉学、热爱和宣传中国文化的回报。李福清从研究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化。发表和出版250多种相关论著，其中代表性的专著《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从神话到章回小说》、《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等，以及论文《西伯利亚、中亚及远东诸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同主题与情节》、《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概述——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序》等。在文献学上，他也有诸多贡献，陆续发现《红楼梦》新抄本、《姑妄言》等新古籍，连带编出不少相关的学术研究书目，资料翔实丰富，得到许多中国同行的赞誉。李福清对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涉及面相当广阔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从民间故事、通俗文学到民间艺术，从大陆的剪纸、年画、民俗到台湾的原住民研究，皆广有建树。研究方式包括论文、专著、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资料汇编、目录索引等多种手段。具体可概括成五个方面：
　　一、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始终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他从开始学习时就确立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1951年他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读一年级时，第一次从东干人（回族）那里听到了许多中国民间故事，内容包括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平贵、薛仁贵以及韩信等等。一直到大学毕业，他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里采集东干人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学四年级的学年论文题目是《东干传统民歌初探》，1977年，李福清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苏联汉学界注目。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也是第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而且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1958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上发表的论文也是中国民间传说研究：《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961年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论文是《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他从1962年开始研究《三国演义》、《水浒》和《岳飞传》三部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1965年来北京大学进修时，发现有关《三国演义》的材料非常丰富后，于是又将研究对象固定在这一部小说上。以后出版的几部代表性专著都是研究《三国演义》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如《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俄文版，1997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增订中文版），《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7）。1970年以《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86年，李福清第一次参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学术会议，他的论文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他的另一些代表性专著，很大一部分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如《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88）、《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2003）等。
　　二、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以及同内地各族文化的比较研究。1992年初，李福清受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邀请讲学，并主持一个科研项目，题“台湾原住民（高山族）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包括“邹、布农、泰雅、排湾、卑南、阿美、雅美、赛夏、邵”九个不同民族。这些民族不仅语言各异，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其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也不尽相同，也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李福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原住民的民间传说时，发现许多与包括大陆在内的其他各地民间传说不同之处，如：他们动物故事中的动物只具有动物性，而不像其他民间故事中已成为“精怪”，像狐狸精、白骨精、白蛇精之类，这说明台湾原住民有着最古老的动物故事，正在向神奇故事过渡。再如现有的台湾原住民没有情歌，而邹族甚至连“爱”的概念也没有，语言中也没有这个词。李福清仔细研究了这个现象，发现这同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很大关系。邹族则不举行为青年男女接触方便的集会或仪式，男女青年处于隔绝状态，故而没有产生情歌的社会基础；台湾所有的原住民都没有笑话，对他们来说，讲故事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男子在过“成年礼”之前，父辈才会把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郑重地讲给他听。李福清通过调查还发现，台湾有的民族“射日”神话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讲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功绩，目的是为人类除害，这符合神话的特点；第二个是家庭故事，射日的动机是父亲为了给被太阳晒死的孩子报仇，这是民间故事的情节。这对研究民间文学的形成很有帮助，可以从中看出民间故事是如何从神话故事发展而来的。李福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比较研究，将台湾原住民民间传说与世界上最原始的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著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台湾的原住民文学历史要比他们更加原始。另外通过比较研究还发现：台湾的神话故事与大陆南部少数民族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说明某些台湾原住民可能来自大陆南部。但与菲律宾山地民族神话故事类似之处特别多，大概菲律宾故事比台湾原住民故事情节发展多。这些理论所涉及的某些领域，甚至中国同行中也颇感生疏，对重新审视原有的民间文学理论也提供许多新的思考。我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就认为，李福清提出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以说是他独特的一家之言。李福清这个科研项目给他带来极大的学术声誉：1995年，这个科研项目在台湾“国科会”获奖；同年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三年客座教授期满刚回国，就接到英国牛津大学邀请，讲座的题目中就包括“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研究”。不久，台湾静宜大学又邀请担任客座教授，专门讲授“台湾原住民文学”。后来在北京清华大学讲学也是这个题目 1998年1月，专著《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在台湾晨星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增订本。
　　撰写了书评，发表在台湾的《汉学研究》上。《民族文学研究》发表了评论。俄罗斯汉学家库切拉（С.Кучера）教授，澳籍华人、中国民间文学专家谭达先博士、大陆学者杨利慧等都专门为此发表了书评。
　　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也卓有成效，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早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时代，他就在老师、著名汉学家被誉为“阿翰林”的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影响下对年画发生兴趣的。阿列克谢耶夫于1906年、1907年和1912年几次游历中国，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省区，对中国民间文化现象作了详尽的考察，同时收集到4000多幅年画。1910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彼得堡举办了世界第一个中国年画展览，并发表了关于年画的文章。1966年他的《中国民间画研究论集》出版，出版社约请李福清写了篇序言，李也为这本书作了很多注解。李福清在其影响下，对中国年画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一度曾想以中国年画为题写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他当时已搜集90多幅民国以前的中国年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曾建议他编一个中国年画目录，但由于中国正在经历文革动荡、反修防修，不管他是不是“苏修”，来中国搜集封建主义的年画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热爱并不因此而泯灭。文革结束后的1986年，他在《美术研究》发表了《红楼梦年画在苏联》的专题论文，并着手与中国同行王树村教授一起编著《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并于1989、1990年分别在彼得堡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这个画册中的中国年画，是李福清从俄罗斯收藏的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有不少是他在十六年间从彼得堡与莫斯科旧书店、古董商店那里购买的。其中有200多幅是在我国已失传的珍品。这部书已出版，就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纷纷加以珍藏。而《红楼梦年画在苏联》这一专题论文的发表，又直接导致他的另一个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课题《中国年画目录》的产生。在台湾任教期间，他在《历史文物》上发表《三国故事年画图录》，共辑录了468幅三国故事年画，除了中国的，还有越南的。还发表了专门研究“长坂坡”题材年画的论文。有个叫贾裕祖的台湾商人在台湾《中国时报》读了关于李福清关于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年画介绍后，便倾全力在大陆收购年画，然后在基隆创建了一个“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并约李福清共同编写一个年画目录，李主要承担民国以前的年画部分。2004年，李福清在接受南开大学西语系阎国栋教授访谈时，当时已经年近古稀李福清提到他还有两个未了心愿：一个是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俗文学目录》，另一个是编写《中国年画目录》（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1·6·2）。他晚年仍在努力耕耘，使这个愿望正在逐步实现：2003年，他在我国国家“汉办”支持下，来中国搜集了部分《三国演义》插图与“三国”题材年画。同年，又利用年中国教育部授予我“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个机会，访问了山东、天津等地，重点搜集了《水浒传》绣像与《水浒传》故事年画资料。在天津复印了不少从前未见的《水浒传》绣像，如台湾与大陆影印的余象斗评校本，王望如评本，钟伯敬评本等），同时也查看了《西游记》绣像。另外利用近几年在我国各大学讲学的机会，在山东、天津、上海、河南等地搜集了不少《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稀见版本的插图。2005年，他承担俄罗斯科学院一个研究项目《中国古典小说与民间年画》已杀青，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研究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从未涉猎的一个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在民间艺术中的反映。这个问题长期被忽视是因为研究民间艺术的学者不涉猎传说和小说，小说研究的学者又不熟悉民间艺术。前不久出版了美国汉学家黑格（R.Hegel）的非常扎实的《中国古典小说绣像》也绕过了这个问题。在这本专著中，作者着重研究了以下六个问题：古典小说对年画的影响；个别情节中的人物绣像与民间英雄人物的肖像描写的关系；小说对绘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尤其关注根据小说改编的戏曲所形成的民间绘画作品；小说绣像与后来的年画作比较；俄罗斯民间树皮版画与中国年画比较；中国民间年画对其他国家艺术的影响。这本专著材料异常宏富，作者为此调查了十三个国家：中国两岸三地、俄、德、英、法、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瑞典、日本、捷克、波兰和丹麦收藏的中国年画，也得到了美国藏的年画照片。发现了许多没有发表的、专家没有注意到的民间作品，如收藏中国年画最多的俄国爱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有4000幅；俄国珍宝馆，有500幅；俄国地理学会，有300幅；东方各民族艺术博物馆，有500幅；伊尔库茨克州美术馆，有150幅；俄罗斯民俗博物馆，有100幅；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有150幅等等。这些都未见他人著录。2009年11月，他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在天津举行首发式。现在，李福清已成为一位中国年画的权威，中国内地有的年画博物馆邀请他当顾问，台湾一些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
　　四、文献版本学上的贡献。从1961年开始，李福清就专注于调查各国藏的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版本。四十多年来调查了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波兰、越南、蒙古，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汉籍收藏，还有日本东京与京都收藏的梆子腔版本。四十年 辛苦寻觅也获得珍贵的回报，他发现了一批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作品与版本，从而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如1962年在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书中发现的前所未见《石头记》抄本，引起海峡两岸红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红学界定名为“列藏本”。台湾文化大学潘重规、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冯其庸、周汝昌等皆对此做过专门研究。1986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合编的这个抄本，同时发表了中方的序言和李福清、孟列夫合写的俄方序言，由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1966年，他又在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发现的一部清代雍正年间曹去晶的言情小说《姑妄言》，又是中国已佚的海内孤本。1997年，由台湾大英百科股份刊印（见陈益源主编《思无邪汇宝》第36－45册）。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两种，不久，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一种，汇成《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除此之外，李福清发现的我国已佚的古代戏曲和通俗小说还有在奥地利发现了《聊斋志异》的手抄本，插图是前所未有的彩色手绘画；广东俗曲《木鱼书》；在英国、俄罗斯、德国和日本等地发现了50多种梆子戏戏文，大部分是河北梆子；2005年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发现的嘉庆年间传教士记载北京风俗的《中国书简》中文抄本抄本。每页都有传教士用铅笔画插图，下面是中国人用毛笔写释文。这几种海内股本作者都正在整理之中，有望不日出版。
　　李福清对文献学的贡献还表现在目录学方面。他已出版的目录学文献有《梆子戏稀见版本书录》（香港城市大学《九州学林》2003年1卷1、2期， 2004年2卷1期）；《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这是一本资料非常翔实和厚重之作，该书从时间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较为系统地整理自19世纪以来国外神话学者的中国神话研究成果，可以见出中国神话研究在国外的基本面貌。由于中国各族神话研究成果分布于世界各国，未有及时的中文译介，一些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就很难利用这些研究资料。因此该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国神话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文献。前有一序：《外国研究中国各族神话概况》，（刊于《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1期），介绍外国研究中国各族神话 理论派别、主要成果和版本分布情况。内容分为综合研究、神话与图腾.、神话与萨满教、神话与艺术、神话与古代象征、自然神话、.动物神话等主要类别该书是作者四十年来在世界各地调查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文学版本在神话研究方面的结晶。李福清还与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长友合作，将整理搜集到的材料编写成《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这也是上面提到的李福清晚年未了之心愿之一。
　　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李福清中国文学研究涉及面很广，除古典通俗小说、戏曲、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中国现当代作家评介和作品译介。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就给乌克兰读者翻译介绍过叶圣陶《稻草人》、老舍《月牙儿》的并发表过《中国讽刺作家老舍》一文，在中国的《外国文学》上发表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作品，李福清:翻译了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意大利小提琴》、《三十七度正常》等中国当代中篇小说，以及《人到中年》和《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两本译著，写过冯骥才《雕花烟斗、》阿城《棋王》以及《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的分析文章。发表过《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与研究》的专论。
　　李福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他不是就事论事，不是仅从现当代作家本身来研究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中国文化传承来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从现当代作品的艺术手法来探讨其中的传统因素。他曾对一位访谈者说：“我经常说，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腊和埃及都中断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非常珍贵，我曾在冯骥才、阿城和谌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影响。今天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太关注古代文学的传统，但是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但不会忘记古代文学的价值，而且会倍加珍视它。近来我注意到在中国进行了关于复兴国学的讨论，我也高兴地看到，一些学者用国学经典在课外教小学生。”（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上述思想变为作者的身体力行，他曾写过一篇专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素》在《文艺报》上发表，后来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作者专著《古小说论衡》，以及台北洪叶公司1997年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之中。
　　李福清在汉学上的杰出贡献，不仅表现在上述五个方面研究成果上，在其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更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
　　李福清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从而使他中国文学研究充满鲜明的个性。李福清曾把自己的汉学研究特色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研究方法不一样。我利用了俄罗斯的文学理论，但不完全是大家熟知的形式学（формализм）派和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派的理论。我是从作品思想、人物描写、叙述结构三个层次上进行系统研究的。比如在人物描写方面，我将《三国演义》与有关三国的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间在形象描写、感情抒发、用词造句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二是我第一次将“母题”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和戏曲）研究。在这方面我继续了苏联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1891－1971）的研究。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篇研究世界叙事诗的长文，研究各族叙事诗的母题，分析了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蒙古、突厥诸族）民间故事中的母题问题，但却没有涉及中国资料。我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作品的最小情节单元或细节着手，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我不仅研究情节、母题，还探讨故事的艺术层面，包括人物描写、时空、颜色、数字等等，同时重视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注意凸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地位。一方面从世界文学史看中国文学，另一方面努力把历史诗学观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另外，我在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时也顾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说以及国外的资料。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比较研究，即将台湾原住民的民间故事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1·6·2）
　　李福清所说研究特点可以概括为系统研究、母题研究、小中见大、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五个方面，除了他自己举的例子外，我们皆可从他的研究论著中获得大量举证。其中有一些方法也是某些东方学者的共同特色，如强调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各国文学，这是俄罗斯学者从阿列克谢耶夫起就形成的研究东方文学的一个传统特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卷本《世界文学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另外“小中见大”就是台湾学者罗宗涛等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所常用的。辽宁师范大学的主题学研究学者王立也出版过《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等母题方面研究研究专著。我以为在李福清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或者说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理论研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经院式的，而是从鲜活的现实生活出发，通过田野考察，搜集第一手资料，然后同广泛收集的书本资料去综合、去比较，然后发现问题，上升到理论，我觉得这点特别值得中国学者尤其是时下的中国学者学习。例如他在承担“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这一课题时，对台湾原住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的前辈苏联汉学家涅夫斯基（Н.А.Невский，1892—1937，中文名字叫聂历山）于1927年在台湾记录过邹族神话故事。但他不是首先去搜寻涅夫斯基 研究专著，而是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不辞辛苦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到布农族、阿美族、泰雅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然后与世界上最原始的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著的民间文学，与大陆南部少数民族的故事进行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我在前面提到的让世界汉学界侧目的一系列结论。其实，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俄罗斯汉学界前辈指导下，他一开始的路子就很正。李福清在一系列讲学和访谈中，都提到他对中国民间文学的钟爱与他那段在吉尔吉斯的回族人（东干人）田野调查有关。当时他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他的老师是回族人，是19世纪回民反清起义失败后从甘肃、陕西逃亡到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东干人的后代。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李福清利用暑假在1951年夏天来到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叫米粮川的回族村，给一个建筑队的泥水匠当帮手，一面学习带有甘肃口音的汉语。在生活实际中，他我第一次听到《孟姜女哭长城》、《蓝桥担水》、《十岁郎》等中国民间歌曲子；在劳动休息时，他用俄文拼音记了当地老乡们讲述的《韩信的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白蛇传》以及薛平贵、薛仁贵等中国民间故事，从而“深深被中国民间故事迷住了，可以说我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就是从米粮川回族农村开始的”（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一直到大学毕业，他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里采集东干人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学四年级的学年论文《东干传统民歌初探》，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第一次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出版的著作《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都与这段经历有关。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的和典籍的资料，而是着重于田野调查，这正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海外汉学家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继承他的前辈导师阿翰林深入实地调研优良传统的体现。这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乃至研究生的培养，我想都有很大启迪。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文字资料尤其是历代文字资料尤为重要，李福清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重视田野调查的同时，也非常看重的文献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前面提到的他四十多年来调查了俄、德、英、法、意大利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汉籍收藏，以及编辑的
《梆子戏稀见版本书录》、《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以及将编辑《中国年画目录》和《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作为晚年两个未了之心愿都足以证明。但李福清的文献学研究也有一个特点，似与他的田野调查相通。2009年11月，他在南开大学九十年校庆上做的学术报告《欧洲藏中国珍本汉籍与木版年画调查》中详细讲解了他的文献学搜寻方法：“每到一个新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最先要看他们的图书目录，一般要用很长时间去检索每一条图书的记录，通过目录可以很快地发现珍惜的古籍，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就是在目录之中发现的”（见南开大学2009年11月21日校园网）。这种文献学研究方法让他获得丰厚的回报，他在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书中发现的前所未见《石头记》抄本，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发现的中国已佚的海内孤本、清代雍正年间曹去晶的言情小说《姑妄言》，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两种，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一种以及《聊斋志异》的手抄本，皆得益于这种方法。
　　李福清汉学研究丰硕成果的取得，我以为于下面三个因素有很大关系：
　　首先，是他的勤奋和执着。汉语、汉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文字之一。但李福清一旦选择汉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就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无论是在刚迈入千头万绪汉学殿堂的青年时代，还是在中苏交恶的六、七十年代；也无论是在苏联解体的艰难时世，还是在年老多病的“烈士暮年”，都没有能阻止他对汉学多领域的探索和追寻，都没有消减他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和热情。年轻时代，他刚进大学中文系，就就利用暑假来到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回族村，给一个建筑队的泥水匠当帮手，一面学习带有甘肃口音的汉语。然后每年假期都去，一直坚持到到大学毕业。据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的女公子班科夫斯卡娅（М.В.Баньковская）的一篇回忆文章介绍：“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去世后，两个大学生，一是李福清，另一个是弗拉基米尔·谢曼诺夫，每晚必定去他的私人的图书馆，在涅瓦滨河街科学院之家的寓所里，去那里读书、摘录，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在台湾承担“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这一课题时，不顾六十多岁的高龄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到布农族、阿美族、泰雅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带回来仔细整理，进行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从而给他带来极大的学术声誉。我是在1999年下半年在新竹清华大学结识李福清先生的。当时我们皆在参加两岸清华大学共同举办 关于纪念闻一多先生的一个研讨会。当时俄罗斯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艰难和动乱中。1992年6月，俄罗斯国会通过证券私有化方案，规定把企业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按全国1.49亿人口计算，每人发1万卢布私有化券作为红利。实行私有化的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国家发给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皮鞋。此时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居民损失了4600亿卢布储蓄，81%的居民多年辛苦劳动的积蓄被彻底洗劫一空。1998年实行币制改革，新旧卢布的比价为1：1000。到1999年时，失业率高达15.2%。李福清就在这个背景下来新竹清华教书的，他辛苦几十年的一点储蓄此时也人间蒸发。我们在清华会议休息室谈到这些事，他只是眼神凄凉地酸楚一笑，摇摇头，然后继续谈起他那本在台北洪叶文化公司刚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似乎只有学术、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抚平心底的伤痕，才能拂去眼前的种种不快。晚年对中国年画和书目的搜寻更见其勤奋和执着。为此，他调查了中（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俄、德、英、法、意大利等十多个国家的各处图书馆，，对已经出版的画册、销售年画的画店以及画师的姓名都做了索引。正如他自己坦陈的：“这项工作很不容易，比如许多画名称相同，但画面和产地不同。还有很多年画没有题目。有的博物馆不允许拍照，甚至不允许看，这样我就难以与其它地区的年画进行比较”。（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他本人则是“见到中国的书就买，成了书呆子。现在家里书太多，我夫人天天骂我。但我要研究那么多问题，出版社、图书馆常常打电话问各种问题，没有大量的书就无法回答”。（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1·6·2）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热爱，而且这种热爱不仅仅是出于兴趣，而是建立在对其世界历史价值的高度认知和理性评估基础之上。
　　李福清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世界古代的文明中，中国文化保存得最完整。中国文学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着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和口头文学传统的文学之一。在这样完整的文化传承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2011年1月11日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学）“我经常说，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腊和埃及都中断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非常珍贵，我曾在冯骥才、阿城和谌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影响。今天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太关注古代文学的传统，但是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但不会忘记古代文学的价值，而且会倍加珍视它”。 （2004年11月10日在山东大学文学与新传播学院“新杏坛”讲演）。所以，李福清对中国文学的选择和热爱，与其说是出于主观的热情，不如说更多的出于理性的思考。当然，这也与俄罗斯的文学研究传统有关。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历来强调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各国文学。俄罗斯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李福清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经常说：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例如将陆机的《文赋》与古罗马的贺拉斯的文学理论和法国的布瓦洛的诗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也与明代文学理论进行过比较研究。但李福清的独特出在于，他能将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理性思考和热情选择保持一生，而且壮心不已、老而弥坚。从1965年来北京大学进修到2011年6月在北京大学学术讲演，四十六年来他来往于中国海峡两岸二十多次，其中生活最长时间达三年之久。特别是近年来，节奏更加频繁，不但来中国研究中国文化，而且在世界上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讲坛上，用他那带有甘肃口音的中国普通话讲述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心得和深挚的爱。如：2003年12月17日，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题为《中国年画的调查与研究》的学术讲座；2004年11月10日在山东大学文学与新传播学院“新杏坛”，举行关于“三国人物传说”的专题讲座；2004年11月22日晚上，又在兰州大学作了一场名为“三国人物传说”的专题讲座；2009-11-23来天津参加“心灵的桥梁——中俄文学交流计划活动” ，并参加由他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首发式。特别是2011年三月下旬，他因病住进了俄罗斯科学院中心临床医院，当时我国住俄罗斯参赞裴玉芳和赵国成还于3月25日前往医院看望。但之前的1月11日还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学。病刚愈，又不顾衰惫之身来北京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并于2011年6月3日下午在东南亚系作关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的讲演，重点就神话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6月8日又在北京大学举行关于“射日神话比较研究”的第二次讲座。李福清是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专家，以上这一切，使我们想起的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第三、是家庭影响、师友的引导和帮助
　　李福清的中国情结既有家族渊源、也有前一辈汉学家的影响。李福清曾表白自己家中有学外国文化的传统。他的伯伯是东方学家，研究巴比伦语言的专家。李福清在在卫国战争前见了他最后一次，但后来家里常常谈到他，这对他选择东方学自然有很大影响。他在报考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中国文学专业之后，马上去旧书店买了一本19世纪末一位德国医生写的介绍中国的书。从大学一年级起我开始买汉学著作。常常逛旧书店找关于中国的书，买到了1879年出版的《俄华辞典》，高兴极了，因为当时没有新的词典。当然，在李福清汉学道路上给予更大影响的是俄罗斯院士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他是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奠基人，被苏俄学术界称为“阿翰林”（即最高汉学家—－引者注）。他生于彼得堡，190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留校从事教学。他于191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87－908）的<诗品>》是个长达790多页专著，它打开了俄罗斯汉学研究新的一页，也使阿列克谢耶夫一举成名。他的《论中国的“文学”定义和中国文学史家当前的任务》、《罗马诗人贺拉斯和中国诗人陆机论诗艺》以及《<聊斋>中儒生的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等在俄罗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上也都有开导性意义。他研究中国文学近五十年，多次到中国进修讲学。一生发表论著260多种，并首创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原理来研究中国文学，他还培养了数位出色的汉学家，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C·格奥尔吉耶夫斯基、B·彼得罗夫和李福清。据李福清回忆：1950年李考进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时，正好赶上杰出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生命的最后时光。我虽然只听过他三个月的课，但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给我们介绍1940出版的《中国：历史、经济、文化》论集，他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并说世界大战第一天，运书的火车就被炸弹炸毁了，只剩下了给作者寄来的两百本，下课后李福清就到旧书店买了这本书。（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如前所述，李福清用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就是继承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思想，他对中国年画的兴趣也是受阿列克谢耶夫的带动。给李福清带来学术思想和方法启迪的，还有一位汉学家就是弗亚·普罗普。普罗普的《神奇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等著作，对民间文学的研究由收集归类进入到科学分析阶段。他从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大量的民间故事中归纳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功能形态，也就是将世界的民间文学放在一起来比较。李福清听普罗普教授的课先后有三年，一共听了三门课，从他那里学习了许多有关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李福清离开列宁格勒大学后，普罗普教授对他一直很关心。李福清的副博士论文《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由普罗普亲自担任评委，并写了很详尽的评语，给予很高的评价。李福清的博士论文《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写好后，普罗普教授他身体已经不行了，无法担任评委，但还是读完了全书并写了评审意见，给予了很高评价。另外像谢雅洪托夫教授、彼得罗夫教授、В.契切罗夫教授等汉学家在李福清的汉学道路上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据李福清回忆，“彼得罗夫要求学生掌握600种中国工具书，并学会通过它们去查阅资料。这门课的考试是最难的，这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有益处。我们的老师常常说，我们无法知道你们将来会碰到什么问题，但我们要教你们学会查找参考书。这是非常正确的，我常常遇到某些学者（俄国的、西方的、中国的）不知道应该查什么书，怎么迅速解决问题。在列宁格勒大学我受到了系统的汉学训练”。 契切罗夫告诉李福清：“研究工作要从小题目开始，题目不要大，但挖掘要深。他的话可以说成了我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李福清也铭记着一些中国学者对他的帮助：李福清刚到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时，就得到中国留学生陈毓罴（后来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帮助，当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他教我学古文。李福清当时正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陈毓罴建议李给每个省文联写信，请他们代我搜集有关孟姜女的材料。不久，几乎每个省都寄来了许多新资料，有民歌、传说、地方戏曲和宝卷等，陕西省文联还专门派了两个人下乡搜集资料。“中国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令我非常感动，难以忘怀。郑振铎先生1958年访问莫斯科，我抱着一大堆孟姜女资料去请教他，他鼓励我好好研究这些珍贵资料。”1959年李福清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认识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贾芝、路工等。刘锡诚和连树声等同行还陪他到天桥听说书，听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成说的《长坂坡》。1965年李到北京大学进修十个月，由段宝林老师辅导，听过民间文学、文艺理论、中国戏剧史等课程。后来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朋友。李福清经常对人们说：“对于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一直心存感激”。
　　李福清的师友给了他如此无私的帮助和真诚的友谊，李福清也以同样的无私和真诚回馈友人、同行和后辈学者。凡是同李福清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感觉到他的谦和和低调。他乐于助人，乐于道人善。不但师承前辈的传统，而且注意学习同辈，甚至晚辈的长处。对于别人的新成果，他能如数家珍，不仅介绍其要点，还能指出其新发现、新见解；有时还能顺手送你得之于别人赠阅的新著或新资料。总之，处处令人感到他对于同行们事业成就的关注，而且是诚心诚意地肯定别人的进步，从别人的成就中汲取动力和营养，激励自己的研究和超越。我在台湾佛光大学讲学时与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李明滨教授曾谈及李福清，他说他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陆续写成的《中国文学在俄苏》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两书，就有许多方面曾经得到他的帮助，提供了线索。
　　出于对中国文学的爱，李福清也非常关心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在一次访谈中，他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提出两点希望：“第一，真正的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是既关注现实，又包含着传统的力量和历史的智慧积累的文学；第二，中国的作家负有薪火相传的责任，要把古老的中国文化继承下来、发展下去”。 （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只要在当今中国生活的文化人都会承认：李福清这这两点希望，既中肯，又切中时弊！

附：李福清主要汉学成果目录
1、《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1。
2、《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
3、《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
4、《西伯利亚、中亚及远东诸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同主题与情节》，收入《东方各国与各民族》第13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俄文）
5、《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田大畏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6、《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
7、《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与王树村、刘玉山合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中文，俄文两版）
8、《汉文古小说论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9、《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与李平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台北，汉扬出版社1997；云龙出版社1999。
11、《〈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7
13、《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1998年在台湾晨星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增订本。
14、《中国诸族民间故事选》（编译），莫斯科，2002年。
15、《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年画图录》，莫斯科2002（俄文）。
16、《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
17、《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另外翻译有：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汉魏六朝小说《紫玉》等。

2009年11月，李福清在“南开名家讲坛”上讲演《欧洲的中国古籍与年画》

发布：2011-10-14 责编：moon 来源：国学网

木兰山人

李福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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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李福清（Boris L. Riftin）先生是俄罗斯当代着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他生于1932年，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87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先生迄今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李福清先生经常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应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学系邀请，李福清先生于2001年4月21日至5月1日在南开大学讲学，为南开师生做了两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俄罗斯当代汉学”以及“《红楼梦》在俄罗斯”。期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学系阎国栋就某些我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对李福清先生进行了采访。


　　阎国栋：您多年进行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民间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关着作已在中国出版，请问，您的这种研究方法有何独到之处？

　　李福清：1951年，我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读一年级时，由于没有中国教师，口语训练成了问题。我偶然听说在中亚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地区生活着一些东干人，他们是19世纪70年代回民起义后流亡到中亚的中国回民，讲甘肃话。我利用暑假时间去那里学习，第一次从东干人那里听到了许多中国民间故事，内容包括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平贵、薛仁贵以及韩信等等。一直到大学毕业，我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里采集东干人的民间故事。1988年出版了厚厚的一本《东干人民间故事与传说》。所以，我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不是源于书本，而是来自生活。在大学期间，我经常在俄文系听普罗普（В. Я. Пропп，1895－1970）教授讲课，前后一共三年。这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苏联文艺理论家，写有诸如《民间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历史根源》等论述民间文学理论和历史的着作。我从他那里学习了许多有关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并开始写作副博士论文，题目是《万里长城的故事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两个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问题。一是故事演变问题。西方的民间故事收集是从18世纪开始的，而中国早在唐代就有了《孟姜女变文》。通过研究，我发现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框架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都没有发生过变化。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特点。我发现，同一个中国民间故事存在许多不同的体裁，既有传说，还有民歌、地方戏、宝卷、弹词等等。我研究了一个情节在不同体裁中的差别。比如，宝卷中的孟姜女故事有很强的佛教色彩，而在戏曲中，孟姜女前去送寒衣的情节被描写得非常细腻。

　　我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第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我从1962年开始研究《三国演义》、《水浒》和《岳飞传》三部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而当我1965年来北京大学进修时发现有关《三国演义》的材料非常丰富后，于是决定将研究对象固定在这一部小说上。1970年，我在苏联出版了俄文版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9年出版了《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9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增订中文版，后来在台湾出版了《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可以说，我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方法不一样。我利用了俄罗斯的文学理论，但不完全是大家熟知的形式学（формализм）派和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派的理论。我是从作品思想、人物描写、叙述结构三个层次上进行系统研究的。比如在人物描写方面，我将《三国演义》与有关三国的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间在形象描写、感情抒发、用词造句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二是我第一次将“母题”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和戏曲）研究。在这方面我继续了苏联着名学者日尔蒙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1891－1971）的研究。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篇研究世界叙事诗的长文，研究各族叙事诗的母题，分析了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蒙古、突厥诸族）民间故事中的母题问题，但却没有涉及中国资料。我很高兴现在中国也有人从事母题问题研究，比如辽宁师范大学的王立教授。

　　我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作品的最小情节单元或细节着手，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我不仅研究情节、母题，还探讨故事的艺术层面，包括人物描写、时空、颜色、数字等等，同时重视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注意凸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地位。一方面从世界文学史看中国文学，另一方面努力把历史诗学观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另外，我在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时也顾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说以及国外的资料。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发展规律。

　　阎国栋：请谈谈您在台湾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所主持的“台湾原住民（高山族）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项目的情况。

　　李福清：1992年初，台湾清华大学邀请我去讲学，并主持一个科研项目，题目是“台湾原住民（高山族）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这个领域我以前从未涉及过，只看过我国汉学家涅夫斯基（Н. А. Невский，1892－1945）（中文名字叫聂历山）于20世纪初在台湾记录的邹族神话故事，仅此而已。等到了台湾，我才发现，“高山族”是大陆对台湾原住民的统称。实际上，台湾的原住民是由9个不同民族（邹、布农、泰雅、排湾、卑南、阿美、雅美、赛夏、邵）所构成。这些民族不仅语言各异，而且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也不尽相同，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其中最发达的要数排湾族，已经发展到了阶级社会。在调查这些原住民的民间传说时，我发现了许多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比如，在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中都有“精”的概念，像狐狸精、白骨精、树精等，而在台湾的有些少数民族中却没有这个概念。布农族有个民间故事，说的是一对猎人夫妇，丈夫出外打猎，妻子在家看护地瓜田，防止野猪来偷吃。几天后丈夫回家，发现妻子与野猪有染，一怒杀死了他们。但这个野猪不是野猪精，就是作为动物的野猪。我还发现，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但民间故事刚刚开始产生。民间故事分为动物故事、神奇故事、生活故事三个种类。他们有最古老的动物故事，正在向神奇故事过渡。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趣，我发现有的台湾原住民没有情歌，而邹族甚至连“爱”的概念也没有，语言中也没有这个词。我仔细研究了这个现象，发现这同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很大关系。阿美族经常举行各种仪式，为青年男女提供接触交往的机会，因而就产生了情歌，而邹族则不举行这样的集会或仪式，男女青年处于隔绝状态，故而没有产生情歌的社会基础。台湾所有的原住民都没有笑话，对他们来说，讲故事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男子在过“成年礼”之前，父辈才会把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郑重地讲给他听。人们大都不知道，第一个研究邹族语言的是俄罗斯学者涅夫斯基，他曾编写过邹俄词典。我与台湾“原住民文化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台北市立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系浦忠成博士共同在当年涅夫斯基曾经居住过的“特富野”村将这本词典翻译成汉语，名叫《台湾邹族语典》，后来在台湾出版并获了奖。

　　1995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三年客座教授期满回国，接到英国牛津大学邀请，讲座的题目中就包括“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研究”。不久，我接到台湾静宜大学邀请，担任客座教授，并开始全面整理我的研究成果，1998年1月出版了《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一书。中国民间文学专家、澳籍华人谭达先博士撰写了书评，发表在台湾的《汉学研究》上。大陆的杨利慧在《民族文学研究》发表了评论。俄罗斯的库切拉（С. Кучера，1928－）教授在《东方》杂志也发表了很长的书评。这些学者对我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充分肯定了我的研究工作。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大陆发行了此书的增订本。我写这本书的方法与其它国家学者不同，我做的是比较研究，即将台湾原住民的民间故事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我还在静宜大学开设了台湾前所未有的一门课——“台湾原住民文学”，选课学生甚众，后来清华大学也请我讲这个题目。

　　台湾民间文学有许多特点。从民间文学研究理论角度来看，台湾的原住民文学历史要比一般认为最原始的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着的民间文学更加原始。比如布农族的故事中没有神的概念，而只有鬼的故事，这说明他们的民间文学更加原始。这对重新审视原有的民间文学理论很有价值。第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民间故事是如何从神话故事发展而来的。比如，台湾的“射日”神话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讲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功绩，目的是为人类除害，这符合神话的特点。第二个是家庭故事，射日的动机是父亲为了给被太阳晒死的孩子报仇，这是民间故事的情节。这对研究民间文学的形成很有帮助。第三，我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台湾的神话故事与大陆南部少数民族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说明某些台湾原住民可能来自大陆南部。

　　阎国栋：听说，您现在正在编写《中国年画目录》，现在进展情况如何？

　　李福清：俄罗斯是收藏民国以前中国年画最多的国家，这是俄罗斯几代收藏家和学者辛勤收集所得，体现了俄罗斯学术界重视民间文化研究的传统。俄罗斯出现过两位杰出的年画收藏家，第一位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В. Л. Комаров，1869－1945），他于1896年和1897年来中国作科学考察时在东北购得300幅画带回国。第二位便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时期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他于1906年、1907年和1912年几次游历中国，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省区，对中国民间文化现象作了详尽的考察，同时收集到4000多幅年画，数量之多，令人惊叹。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年画所蕴涵的民族文化极感兴趣，一度曾想以中国年画为题写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我个人收藏了90多幅中国年画，大都是民国以前的。我是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影响下对年画发生兴趣的。

　　早在60年代，我收到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的一封信。他建议我编一个年画目录，但由于其它事情的耽搁，一直没有动手。90年代，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介绍俄罗斯中国年画收藏的文章。一个叫贾裕祖的生意人看了这篇文章后，倾全力在大陆收购年画，并在基隆创建了一个“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我同他约定共同编写一个年画目录。我所辑录的主要是民国以前的年画，后来印制的不算。我对已经出版的画册、销售年画的画店以及画师的姓名都做了索引。这项工作很不容易，比如许多画名称相同，但画面和产地不同。还有很多年画没有题目。有的博物馆不允许拍照，甚至不允许看，这样我就难以与其它地区的年画进行比较。

　　1986年我在《美术研究》发表了《＜红楼梦＞年画在苏联》一文。1989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与王树村共同主编的《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我现在已经发表了《三国故事年画图录》，刊登于台湾的《历史文物》杂志，共辑录了400多种三国故事年画，除了中国的，还有越南的。此外我还发表了专门研究“长坂坡”题材年画的论文。

　　我已经年近古稀，但我有两个心愿还未了，一个是编写《中国年画目录》，另外我还要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俗文学目录》。我之所以要做这些工作，是因为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

　　阎国栋：我们知道，您一生都在世界各地搜寻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孤本，并发现了着名的“列藏本”《石头记》、中国久已失传的艳情小说《姑妄言》以及三种晚明戏曲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福清：这件事情我从很早就开始做了。从60年代开始，我已经调查了10个国家的收藏，发现了很多中国失传的小说和版本。1962年我在苏联发现一前所未见《石头记》抄本，1964年撰文介绍，被红学界定名为“列藏本”。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该抄本，我撰写了序言，论述了“列藏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1821－1883）是俄国着名汉学家，19世纪长期在中国居留，收藏了大量的古籍抄本，共有400多种。1966年，我在苏联列宁图书馆他的档案中发现了一部清代曹去晶写的艳情小说，书名叫《姑妄言》。我查阅了中国着名学者孙楷第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发现其中没有辑录，最后认定是孤本。中华书局获悉后曾有意出版，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实现。1997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在《思无邪汇宝》第36－45册中刊出了《姑妄言》，台湾学者陈益源担任执行主编。80年代，我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两种，不久，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我还在奥地利发现了《聊斋志异》的手抄本，插图是前所未有的彩色手绘画。另外，我在英国、俄罗斯、德国和日本等地发现了50多种中国没有的梆子戏戏文，大部分是河北梆子，现在我正在整理出版。


    《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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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 《留学北大》 >> 第十二期 >> 校友风采 >>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
发布时间：2012-03-22

　　李福清（Boris Riftin），俄罗斯籍，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61、1970年先后获副博士、博士学位，并先后升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和首席研究员，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李福清先生迄今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李福清先生经常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还是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被我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李福清（右一）与导师段宝林（中）在一起

　　1965年8月底，一列满载苏联未来汉学家与留学生的火车从东欧平原上的莫斯科出发，穿越冰天雪地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与辽阔苍茫的蒙古高原，向坐落于华北平原的北京进发。33岁的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京（Борис　Лъвович　Pифтин）坐在这趟向东奔驰而去的列车上，思绪万千。告别了家乡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的白夜，再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旅程，他就身在异国他乡，一片虽然陌生但却让他魂牵十载的土地。那时的他也许不知道，多年之后，他将在世界汉学界声名远扬，人们也渐渐忘记了他的俄语名，而都亲切地称呼他的中文名字：李福清。

　　自1955年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之后，李福清一直梦想能够来到东方的中国。也许因为家里有一位作为东方学家的伯伯，也许是自己对于一切关于中国的书籍的天然的渴望，也许是由于俄罗斯数百年来积淀而成的从比丘林到阿翰林的汉学研究氛围，毕业之后的李福清进入苏联（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在等待了长达十年之后，他终于得到去中国进修的机会，而且这一去，就进入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李福清此行的目的原本是为自己新的专题研究《中国历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三个小说（<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传>）与传说及说书关系》收集资料。进入北大中文系后，李福清从师于著名民间文学教授段宝林先生。经过段老师的点拨后，李福清这才觉察到自己原定的研究题目太过巨大，以一己之力难以完成，有望洋兴叹之感。于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福清将研究课题缩小为《<三国>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当李福清拿着段宝林老师为他开的书单兴致勃勃地来到图书馆时，却碰到不少的“钉子”。为了更好地研究，李福清向工作人员询问《三国志鼓词》一共有多少本，图书馆工作人员只回了个“很多”，然而“很多”到底是多少？不得而知。过去了很久，李福清才弄清楚原来一共是166册。除开这个，李福清还对编得“实在不怎么样”的目录耿耿于怀：被放在“宋史类”的《送老宋米》，被放在“民间文学类”的《人民诗人屈原》。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值得回味：有一次，因为目录太多实在看不过来，李福清就询问图书管理员能不能明天再来，答案是不可以。然而面对这样的政策，他也自然有自己的对策。他问那位负责目录的工作人员：“你们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工作人员说：“当然。”听到这个回答，李福清的底气更足了：“今天晚上越南留学生邀请我们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会，如果我不能明天再查目录，我今晚就不参加大会，专门来查目录了。”没几分钟，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李福清第二天可以继续来查阅他需要的目录。

　　也许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对于这样的故事可以一笑了之，但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却已经出现了异样，颇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刚来到北大的苏联人李福清受到法国与越南同学的欢迎，他也经常邀请这些同学去苏联大使馆看苏联电影。

　　除了大量阅读研究所需的资料外，李福清还和其他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济南、曲阜等地旅行。与北京的喧嚣不同，这些城市的街道还是完全宁静的。在曲阜，曲阜博物馆馆长热情地为这些远道而来的留学生们介绍馆藏石碑，李福清也告诉馆长自己的老师阿翰林也曾来过曲阜调查古迹。

　　1966年7月，李福清带着在中国购买的一百多公斤图书登上了返回苏联的火车，向一路向北再向西行。回国之后，他用在北大搜集的材料继续进行研究，把以前写的两百页多页成果都重新改写了一遍，又花三年多时间写成了七百多页的俄文版，最终形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历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口头与书本的〈三国〉》。近三十年后，李福清的研究成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更名为《<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

　　从1965年8月到1966年7月，在十个多月的进修时间里，李福清获益良多。虽然他此后有２７次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的经历，但在北大中文系进修的岁月始终让他难以忘怀，成为他日后从事汉学研究取之不竭的源泉。

　　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两国的教育与人文交流一度中断，但李福清的汉学研究工作却从未止步。２０世纪70年代，李福清多次到蒙古调查蒙古民间艺人拉胡琴讲唱中国的故事，叫做本子故事。李福清还专门对中蒙文学关系进行了研究，先后分别发表在俄罗斯、德国、中国的刊物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新近发表了李福清的文章：《东蒙古说书艺人与汉族说书对英雄坐骑描述的比较研究》。

　　1992年，李福清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邀请，开始了在台湾六年的教书生涯。期间，他开设了？中国民间文学？与？三国演义？两门课并主持课题研究。他还调查布农、泰雅族神话，在此基础上所写的《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 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李福清的论文集《古典小说与传说》。

　　除了民间文学与小说之外，李福清对中国年画也有独到的研究。由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的《俄罗斯藏品卷》即由李福清编写，里面收集了包括俄罗斯18家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失传的400余幅旧年画。李福清的专题著作《古典小说与年画》，也将很快问世。

　　由于李福清对汉学研究的突出贡献，2003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2008年，李福清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现在的李福清是个整天都闲不住的人。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出版他编写的《中亚回族故事传说集》，光中文序言他就写了3万多字。

　　回想起这一切，除了自身笔拓耕耘不断之外，李福清认为最难忘的，还是得益于他在北大10个月的“苦修”。

　　

　　李福清校友在南开大学90周年校庆名家讲坛上演讲

张多

缅怀！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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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逝者……这些热爱异族文化的学人犹如居住在本邦的异乡人，不同族群的智慧在他们身上融合，使得他们生命分外精彩，这一生过得值！

谢燕清

君子模样，文字很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