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4日
“我是一个评弹艺人，在历史洪流的波涛汹涌中沉浮起伏，悲欢离合伴随着我的说书生涯。”
唐耿良的说书生涯
■申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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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唐耿良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一版，30.00元
评话是历史悠久的民间曲艺的一种，在地方化的过程中与方言结合，形成了以各地方言为特色的扬州评话、苏州评话等。其中苏州评话流传于吴语区，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和苏州评弹一道，共称为“苏州评弹”，简称评弹。苏州评话、弹词艺人也被统称为“说书先生”。
早期的说书先生大多出身贫寒，为了养家糊口，在艰难的境遇中走城串乡，四处飘泊，叙说着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故事。唐耿良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说书先生。他早年家境贫寒，1933年，年仅12岁的时候,为了谋生，拜师苏州评话名家唐再良学说《三国》，一年后开始在江浙一带的市镇码头书场登台鬻艺，1944年进入上海，成为20世纪40年代享誉江浙沪书坛的“七煞档”、“四响档”之一。
最近，唐耿良先生的个人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该书是作者对他所经历的沧桑、磨难的记述，也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大时代变迁，其中有喜有忧，是一段实话实说的说书人生命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20世纪的社会变迁。
从回忆录的内容看，概略地说，作者大体上按编年顺序，对自己的人生轨迹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历述了所经历的民国、抗战与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以来等诸多历史变故。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视角。正如作者在回忆录中自述的，“我生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短短的二十八年中，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每次的朝代更迭都带来暴风骤雨般的冲击，我像黄浦江里的一只小舢板船，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漂泊。”1937年上海抗战爆发、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解放军渡江，在这三次改朝换代中，作者亲历了时代的动荡与变迁。如在“饥寒交迫：逃难山村说书求生”一节，作者记述了在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的逃难中的所见所闻及普通民众生存的艰辛。在“忍辱求生：铁蹄下说书的磨难”一节，艺人回忆了在敌伪时期遭受的屈辱和面临的死亡威胁。在“跟上时代：解放说书”一节，艺人则将喜获新生的喜悦和对说书向何处去的困惑都坦陈在我们面前，令人体验到时代变迁的复杂之处。举凡如此，在书中多处可见。
作为一位知名的苏州评话艺术家，回忆录的中心自然离不开作者热爱和熟悉的评话演艺生涯和生活经历。以此为主线，作者回顾了所经历的评弹变迁和所熟识的评弹界人物，有很多细节是以往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对研究评弹的历史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略举两个例子：比如，关于评弹“四响档”去香港淘金，这是建国初评弹界的热点，曾屡见于报端，但报纸记述简略、缺乏全面性，而作者作为当事人之一追忆了这段历史，详述了评弹艺人去香港淘金的来龙去脉和期间的种种波折，澄清了这段历史事实的真相；而这段历史又构成为作者在文革中被整的历史前因，令人感慨过于政治化会给艺术、艺人带来的伤害和破坏。再比如，建国初评弹界曾出现过评弹艺人发起拒说传统书目的“斩尾巴”运动，作者也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全面回顾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成因，使我们看清了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从回忆录来看，自新中国刚建立始，评弹界就已经在适应新时代的思想下展开了一系列跃进式的说新书运动。在“斩尾巴”之前更是发生了著名评话艺术家沈笑梅在上海东方电台播讲评话《乾隆下江南》，因为书中乾隆是作为正面人物描写，受到了工人联名向电台提出批评而被停播的事情。说到原因，作者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只有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是正面的英雄人物，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乾隆是异族入侵的皇帝，是双重的反动头子，怎么可以肯定他”。由此，其他评弹艺人们都联想到各自所说的传统书目也都或属于“历史反革命”的范畴或有“封建立场”，意识到，“我们安身立命的传统书目，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迟早要被禁演的，我们将来都难逃沈笑梅的命运。与其将来被别人批判而停演，还不如自己宣布‘斩尾巴’，同这样老书决裂，还有个自我革命的好名声”，“大时代的极左氛围支配了我们的行动”，最终形势逼迫九位艺人发表了《为搞好新评弹而坚决斗争》的“斩尾巴”宣言，并迅速在评弹界引起连动效应，扩大化为极端的自我否定行为。这说到底仍然是政治干扰艺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史为鉴，可以避免再走弯路、错路，这也是一种收获。
回忆录就是以个人的一段历史，给出人们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本书的作者称，“我是一个评弹艺人，在历史洪流的波涛汹涌中沉浮起伏，悲欢离合伴随着我的说书生涯”，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从中读出时代变迁对说书人及所说书的制约和影响，反之，也可以从我个人命运的起落中读出历史的变迁”。确实，我们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老艺术家视评弹为生命的那份真挚情感，他的生命已经融入评弹的历史变迁之中。回忆录贯穿了艺人全部的说书生涯，就是一部说书人的生命史记录。
就此回忆录的价值来看，要强调指出的是：其一，本书拓展了我们社会的话语空间。从目前来看，老一辈艺术家撰写回忆录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习惯，这一写作本身无疑是对我们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一个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多种多样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尊重。其二，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评弹艺人专门写下自己的历史，所以本书作为个人的评弹信史，实际上也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以迄评弹历史的缩影，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化艺术时代命运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