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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2011年12月21日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的繁荣，促进了学术交流的发展。翻译在学术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在学术翻译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其质量问题也随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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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兆武先生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李存娜

　　九十高龄的何兆武先生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有学者说，何先生翻译的西方经典，“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2011年10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专门就学术翻译这一话题采访了何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先生，您好！您是学术翻译界的泰斗，您翻译的西方经典，像《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的观念》等可以说影响了几代人。今天我们想请您聊一聊有关学术翻译的问题。首先我们想明确一下我们说的学术翻译是指什么。国内在学科划分上采取的是两分法，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我们这里说的“学术翻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翻译。但是，像小说、诗歌翻译这样的文学翻译似乎不在我们所说的学术翻译之列。

　　何兆武：是的，但文学理论的翻译，应该也属于学术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的。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到“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我们所说的学术翻译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兆武：其实，清末就开始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学术了，这其中就包括梁启超。但梁启超的工作都是转手的，转自日本人。前几十年都说梁启超翻译的浅薄，我认为不能那么看。拿今天的水平来说，他是相对浅薄。可当时知识界刚开通，那个条件下，他只能“粗制滥造”，这也是他的贡献。看这个问题要有历史眼光，就好像对小孩子一样，你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新中国成立后，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得很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术翻译。到了“文革”，这类翻译就基本上停下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学科的翻译非常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从“文革”前就开始做学术翻译了。

　　何兆武：是的。那时候有规定，凡是马克思以前的都可以翻译，作为历史资料参考。所以我就挑了一些马克思以前的，利用晚上时间来翻译，但晚上精力总是差一些，进度很慢。一个晚上能翻译一页就不错了。因为总免不了有疏漏，翻译完之后，总要再看几遍才放心。

　　翻译时，抓不住具体意思，就很难译好。比如，有个美国历史学家的文章，译成中文的题目是“批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中国历史学”。而他的原意是“被马克思主义乔装打扮了的中国历史学”，就是说，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学就不再是原装了。可是我们却翻译成“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中国历史学”，就是说你冒充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思完全不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学术翻译方面的人才应该怎么培养？

　　何兆武：外语学院应该重视学生知识的培养，而不光是外语的培养。没有专业知识，翻译出的东西可能就会错误百出。做学术翻译，最好是由研究某个领域的来做该领域的翻译，比较能保证不出错误。现在翻译的书，有的很好，有的则错误百出，还有的纯粹是胡编乱造。缺少正式的质量审查制度把关，很多根本就不能用的译稿也刊了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倡导“走出去”战略，包括中国学术“走出去”。您认为对外介绍什么比较好？

　　何兆武：当然有好的知识是值得向国外介绍的。从儒家到毛泽东，都可以翻译。卡斯特罗就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以前搞运动，写过多少文章，那些东西作为史料，有些是非常可贵的。“文革”以后，我在西雅图还看见一个“革命书店”，里面全是卖“革命书籍”，还有好些照片。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史上看，您认为学术翻译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何兆武：影响还是大的。不但在学术上，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严译名著就有八种，像《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法意》等。他翻译的几部书，要比一大批传教士和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后来对马恩著作的翻译，也影响了一个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对学术和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还要我们去研究。牛顿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提供巨人的肩膀，让别人可以上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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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邹振环




　　中国一直有向异域探寻知识的传统，翻译则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体现。先秦至清末大致出现过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的大规模佛典翻译；第二次是晚明至晚清的西学翻译活动。而后一次西学翻译高潮，则将西方的数学、物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较系统地输入中国。其间西方传教士、中国的官方翻译机构和民间翻译家各自扮演了不同角色。

　　“送药”

　　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翻译主要采用由西方传教士口译，中国学人笔述润饰的方式。传教士掌握翻译原本的选择权，他们怀有一种“送药”的宗教热情，意图通过翻译神学、几何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等，输入一种可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直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彻底改变中国的“药物”。1584年，利玛窦绘制了注有中文名称的《山海舆地全图》，此后他又多次改绘这份世界地图，目的就是要以“地动”、“地圆”为纲的“世界意识”来击垮中国的“天圆地方”说；要用中华天朝只是世界一隅的“全球意识”，来改变中国居天下之中的陈腐观念。他还编译了《交友论》，想以那种“友者于友，处处时时一而已，诚无近远内外而背异言异情”的西方交友观，来批判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

　　这种翻译宗旨也为晚清新教传教士所遵循。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开办了第一个配备铅印机的印刷机构墨海书馆，组织了以伟烈亚力、艾约瑟、慕维廉等英国传教士为主译者的翻译活动。在《圣经》和大批布道书之外，他们也译出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第一部中文符号代数学读本《代数学》。他们还出版了与国人信念根本冲突的作品。例如，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就介绍了与中国国家垄断经济根本对立的、宣扬亚当·斯密思想的《富国养民策》。

　　求方

　　明末至清末，是中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由强趋弱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译家抱持着为拯救民族和改造国人思维方式的信念，向西方寻找良方。徐光启亲自主持编译《崇祯历书》，李之藻译述《名理探》，焦勖译述《火攻契要》，都不同程度地透露出这种隐衷。清末，面对英国侵略者的炮舰，林则徐更是顶住压力，组织译员译出《四洲志》、《各国律例》等。

　　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的翻译活动中，出现了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些官方译书机构。第一部西方国际法中译本《万国公法》、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星轺指掌》、第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译本《富国策》就出现在同文馆。在该馆所译35种西书中，法律译书占8种之多，这些法学译著由来华传教士选出，目的是让中国人认识到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尊卑观念已为国际社会所不容，认识并服从这些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而清政府之所以同意出资印行这些著作，则是由于希望在这些译著中找到制服蛮夷的“良方”。奕��在读了《万国公报》后，认为此书虽与“中国制度属不尽合”，但仍建议印成，认为“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馆之法，未始不有裨益”。

　　窃火

　　19世纪90年代，随着留欧、留美学生的归来，以严复为代表的这一代译家开始走上窃火之路。严复以《天演论》掀开了近300年输入西方学术的新篇章。他在译述中每节或每二至三节都附有案语，把进化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介绍给中国。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严复被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胡适的“适”，陈炯明的“竞存”字号，都来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深义。通过《群己权界论》、《名学》、《群学肄言》、《原富》、《法意》等，严复将整套英国哲学经验论和西方科学方法论介绍给国人。20世纪初，更有留日学生加入了窃火者的队伍，如杨荫杭在1902年编译《名学》，同年，林祖同译出《论理学达恉》，都表现出这一代译家致力于寻找哲学思维、逻辑方法论的追求。

　　甲午战前翻译界的发展还是徐缓渐进的，之后就突飞猛进了。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从19世纪中叶至1896年翻译的西书共352种；1899年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的统计书目已达560种。而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1904年译书共535种。可见，在20世纪初的三年中产生的译本，几乎是整个19世纪的总和。从译书内容来看，1896年前主要以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理论为主；而《译书经眼录》统计的535种译书中，社会科学要占399种，其中又以日文中译本占绝对优势，近60％。

　　甲午战后的译书选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如以弱小国家的衰亡史警示国人，以日俄的维新变法史来振奋国人，以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和建国史来鼓舞国人。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就有几种中文译本。《宣言》于1906年也通过《民报》朱执信一文介绍给中国人。1920年陈望道第一个该书全译本的出现，正是因为有了先驱者“窃火”的铺垫。

　　“送药”、求方和窃火，这三者互相矛盾、互相依存的历史运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规模的西学传播，为20世纪20—30年代西学名著翻译时代的到来，做了知识和学术上的准备。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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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Michael Henry Heim

　　英语是全球化时代人们的“母语”，这一点不必怀疑。它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通用语，却毫无疑问是第一个世界性的、为全球所接纳的通用语。学术研究分枝庞杂，学者为积极参与全球对话必须用英语发表作品。学术思想观念的传播之所以空前迅速，互联网的功劳固不可没，英语的普及也同样重要。若没有英语“阅读” 能力，受到的羁绊无异于不能上网。但是，如果不会用英文“写作”的话，情况也是如此吗？

　　这一假定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用英语写作，用最新学术成果使用的语言对其作出回应，能迅速得到同侪的关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假定忘了一个重要条件：他们的英语必须既“信”且“达”。可惜很多母语非英语的学者，学术作品中出现的英语既不“信”也不“达”。

　　的确，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未必都能达到以上两个要求，但他们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却很简单：“说”不清楚，因为他们没“想”清楚。当母语为非英语的学者出现词不达意时，可能也会被理解为思维混乱。但事实上，这往往只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用英语表达思想力不从心而已。迄今为止，英语是世界上传授最广的语言，很多人从小就开始学习。长年的学习和广泛的阅读很可能让他们自以为也能用英语写作。然而，把英语掌握到能表达自己最含蓄、最复杂的意思，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母语写作vs.英语写作

　　相对于英语而言，母语写作有如下好处：首先，学者可专注于论证本身，而不是费心于如何用好异质媒介来表述论证过程，如此便会促进思维的敏锐性和精确性，还可以节省时间。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微不足道，因为它意味着学者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等本职工作中去。其次，母语为非英语的学者用英语写作，会在不经意间导致自身语言和文化的枯竭。一门语言缺少丰富的学术文献，会削弱其学术话语的基础。无论如何，进入全球学术界不能以削弱本国学界为代价。

　　最大的危险往往最不易觉察。这个危险在英语写作中就是，英美传统中的逻辑和推理形式会强迫所有的概念建构向自己看齐。比如，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儒学复苏的中国学者，会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论证以及儒家思想嵌入约翰·穆勒的逻辑和修辞中。之所以说“无可奈何”，是因为推动他们这样做的力量可能隐在英语、英语的语言结构和基于经验的推理过程中——英语的语言结构反映的正是基于英美社会经验的推理过程。

　　母语写作也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两大群体就是例外。一是在英语国家做老师、搞研究的人。他们每天都要用英语和同事、学生交流，所以很可能觉得用英语写作比用母语写作更加自如而高效。二是以其母语写作的学术成果很少或根本就没有的人。对他们而言，要白手起家自创必需的语言表述和结构，反而可能会有反效果。

　　从思维到语言

　　语言决定或影响思维吗？19世纪，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说过，语言的多样性不应被归结为物体名称的多样性。语言还反映了看待物体的不同视角。世界本身以及我们见闻的丰富程度与语言的多样性成正比。语言的多样性扩大了人类生存的边界，为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方式和感知方式。

　　继承洪堡衣钵的在当代也不乏其人。法国当代哲学家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创造了“全球语”一词以刻画社科界盛行的那种中性、枯燥的英语。比利时哲学家弗朗索瓦·奥斯特（Fran?觭ois Ost）更进一步。在其著作《对多语主义的辩护及阐述》（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u multilinguisme）中，他对《圣经》巴别塔的故事进行了重读，指出上帝将众多语言强加给世人，并不是惩戒，而是救赎。通过赐予人类多样的语言，上帝把人类从一个“极权主义”语言和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

　　怎样才能在多样性和知识传播并重的这两种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唯一可能的解决之道便是翻译。

　　理想境界：学者—译者

　　翻译有多种形式。计算机的出现使机器翻译曾被鼓吹为大势所趋。然而50余年后的今天，机器翻译仍未变成现实。事实上，涉及出版作品时，一项被称作“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实践便替代了机器翻译。作者因此经常被要求降低作品难度以便计算机加工。显然，这不符合学者的利益。

　　更合理的方法是借助于专业翻译。问题在于怎样找到合适的译者。这里，我们不妨先访问一下国际译联的网站（http://fit-ift.org），点击“会员”就可以获得会员名单及认证系统。具备专业技能的译者，尤其那些愿意和作者探讨相关技术难点的译者，他们的翻译都会相当可靠。

　　社会科学翻译项目研究表明，最完美的社科译者就是该领域的学者，该项目由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发起，福特基金会赞助。项目的成果之一是推出了《社会科学文本翻译指南》（www.acls.org/programs/Default.aspx?id=642，有英、汉等版本）。这里的假定是，一个学者习得翻译技巧比一个译者掌握一个学术领域要容易。必须承认，培养这样的学术译者是需要假以时日。不过如今已经有了先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复旦大学联办了为期三周的学术翻译培训项目（www.confucius.ucla.edu/languageprograms/translationworkshop.htm）。该项目由孔子学院赞助，在复旦大学进行授课，至今已有三年，旨在为研究生提供对本领域学术文章的必备翻译技能。项目实行双轨教学，汉译英和英译汉分别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胡志德教授（Professor Ted Huters）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负责。一旦这个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发展起来，并且当大学承认学术翻译也是学术活动时，在不远的将来，学者便能从通用语及其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将真我展现给世界。

　　（作者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林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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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黄友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译外的发展就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努力同步并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译外是我国展示硬实力的“帮手”，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介绍中国最为关键的媒介。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仅排在百位左右，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经济总体规模、独特发展道路和巨大文化影响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中国越发展，来自国外的了解和关注程度越高，对中译外的需求也就越大。

　　但中译外事业的发展与其重要性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相差甚远。目前，全国具有翻译专业技术职称和认证的人员只有三万余人。这其中大部分承担的是外译中工作，中译外人数屈指可数。有统计显示，能达到中译外定稿水平、具有翻译专业资格证书的高级中译外专家型人才在全国不到百人。

　　翻译是跨文化传播活动

　　长期以来，许多人误认为懂外语就自然会翻译，更不了解中译外和外译中之间，有如同中医和西医那般大的差别。

　　翻译具有跨文化传播机能，懂外语只是成为合格翻译的基本条件，还要通晓两种不同的文化。比如外译中国古代学术著作，没有一定的中文古文功底是很难胜任的。

　　跨文化传播的翻译工作，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需从本质上了解不同语言背后的语境和文化特点。比如涉及我国外交政策的“韬光养晦”一词，其含意是不当头、不扛旗、不称霸、低调行事，中国外事部门和主流媒体将其译作“to keep a low profile”（低调做事），而外国人往往翻译成“to 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隐藏能力，假装弱小）或“hide one’s cap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隐藏能耐，等待时机）——似乎“韬光养晦”是一种阴谋诡计。两种翻译反映了对中国基本国策的不同解读，差异非同小可。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国家政策，不了解“韬光养晦”使用的语境和时代背景，译文在语法上可能完全正确，但意思必然是误导性的。

　　译文准确通俗、易于领会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其中，大量编辑加工必不可少。以故宫中和殿一条介绍的翻译为例——“中和殿，明永乐十八年建成，初名华盖殿，嘉靖时改中极殿，清顺治二年始称今名”，外国人搞不清中国历代年表，无法产生历史联想。为方便外国读者，翻译成英文则成为“中和殿建成于1420年，曾使用过不同名称，1645年始获此名”。

　　文字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翻译时需特别小心。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成立90周年大会上，总结党的90年光辉历程时使用了“惊天地、泣鬼神”六个字。考虑到中西文化对鬼神和宗教的不同理解，英文译文只译出“惊天地”三字，既转达了原意，又避免了可能的误解。

　　人们经常列举我国中译外出现的错误，究其原因，是组织翻译的人对这项工作的性质和特点缺乏认知，让不懂翻译的人去翻译。当然，也不乏只追求经济收益、以次充好的个人翻译。

　　营造翻译友好型社会环境

　　我国中译外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社会各界要多方努力，转变观念，共同铺设中国走向世界的宽阔桥梁。

　　首先，要认识到翻译是与外语专业有着密切联系但又不能混为一谈的独立学科。可喜的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明确将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翻译人才纳入战略目标，2007年起在高校开展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并在少数高校试行翻译专业本科教育。当然，这种变化又提出了如何加强翻译专业师资培养的新问题。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是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思想转换，是高层次的智力再创作。应重视、尊重翻译，不能将其视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简单转换工具。

　　再次，要建立健全科学专业的翻译选拔和认证体系。只有翻译工作真正实现职业化，才能保证译作水平和翻译队伍的健康成长。此外，还应建立翻译行业相关法制体系，引入客观公正的市场准入机制， 营造翻译友好型社会环境。

　　最后，要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多母语为外语的人从事中译外工作。随着国际上汉语学习者日益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把中文翻译成他们的母语，中译外有可能实现犹如法国人翻译英文原著、英国人翻译法文原著那样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翻译家联盟前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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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于殿利

　　学术翻译对中国的学术建设极为重要，这已是学界共识。近年来，学术译著井喷式出版，表明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正以空前开放的心态去探索人类已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但学术译著“繁荣”的背后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其中选题品位低下、翻译质量不高的作品并非个案。诚然，学术翻译质量下降与学术界的浮躁密切相关，出版社急功近利便体现了这种浮躁。因此，提高学术翻译质量，一方面学术界要沉静下来，以虔敬之心对待翻译；另一方面出版社要沉静下来，以虔敬之心对待出版，树立正确的出版理念。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由一家极小的印刷厂成长为世界知名的出版企业，在中国近现代学术译介史上处于引领潮流的地位，得益于百余年来秉承的出版精神。我们秉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宗旨，坚持品质、精益求精，科学管理、持之以恒。我馆翻译的著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

　　我们的每一本书，从选题到出版，从翻译到编辑，都要经过反复打磨。翻译方面，严复有“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感言，又有“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慨叹。从选题来说，出版家陈翰伯有将4000多种名著去粗取精的如琢如磨；从编辑角度来说，商务人有孜孜以求将译文提升一个档次的理想，有不厌其烦追求译名的统一、索引的完备，以力求为学术译著确立体例规范的痴心。

　　从浩如烟海的国外学术著作中选择真正有价值、对中国学术发展有促进和借鉴意义的著作是我们译介的起点。我们在出版实践中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译著选取标准，即古典著作和已有较高评价的著作，包括前沿学术著作。而“汉译名著”的选目尤其严格，每辑“汉译名著”的选定都要邀请各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专门开会论证，确保选题的学术价值。

　　译者的语言水平、专业水平和工作态度决定了译稿的质量。在译者选择方面，我们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向的过程。早期的不少名著由外语专业译者翻译，近十几年以来，我们近乎苛刻地强调译者的专业化水平，原则上请专业学者担任专业译著的翻译。我们还针对初译者设立了“试译稿”等程序，发掘优秀译者。

　　译者的维护同样重要。译著要达到较高水准，拥有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的专业译者队伍十分关键。我们之所以能团结一大批优秀译者，主要是因为学者们认同“汉译名著”所代表的严肃的学术翻译事业，愿意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学术翻译，这其中的艰辛远非译酬所能补偿。而且，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内，翻译作品往往不算学术成果，译者们不计得失的付出令人感动。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将他们的翻译成果以高质量的译本形式出版，另一方面是以诚相待。

　　高素质的编辑是商务译著水平的另一重要保障。专业型、学者型编辑队伍是商务的一个传统优势。负责学术译著的责任编辑多具有博士、硕士学位，他们的专业知识保证了选题和译文的专业化水准。商务还有一个好传统，即老编辑对新编辑的传帮带，这不仅包括各种编辑工作技能，还有那种孜孜矻矻、对照原文精确辨析的严谨态度。

　　译著的维护修订机制也很重要。“有千年的著作，没有千年的译作”，不同时代文风会有变化，对原著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同样的经典在不同的时代就需要进行相应修订甚至重译，这是保持译著生命力的必要之举。这在“汉译名著”所收译本中不乏其例。

　　学术翻译的质量，与我们的学术发展与学术出版息息相关。商务印书馆愿意与学界和同行一道，以担当文化为己任，以坚持品质为目的，切实地从每一本书、每道流程入手，打下学术建设的坚实基石。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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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翻译日

　　由于翻译的重要性，每年的9月30日被定为国际翻译日。这一天也是纪念圣杰罗姆（St. Jerome，《圣经》拉丁文本译者）的圣杰罗姆日。1991年，国际译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FIT）理事会将9月30日确立为国际翻译日。从1992年开始，国际译联每年都会提出不同的翻译日主题。历年国际翻译日主题如下：

　　■1992年

　　翻译——至关重要的纽带

　　■1993年

　　翻译无处不在

　　■1994年

　　翻译面面观

　　■1995年

　　翻译是发展的钥匙

　　■1996年

　　翻译与版权

　　■1997年

　　翻译的正确方向

　　■1998年

　　翻译的敬业精神和专业化

　　■1999年

　　翻译——转变

　　■2000年

　　服务于翻译的技术

　　■2001年

　　翻译与职业道德

　　■2002年

　　翻译工作者是社会变革的促进者

　　■2003年

　　翻译工作者的权利

　　■2004年

　　翻译：多语并存与文化多元性的基石

　　■2005年

　　翻译与人权

　　■2006年

　　多种语言，同一职业

　　■2007年

　　请勿迁怒于信使

　　■2008年

　　术语学——词语至关重要

　　■2009年

　　携手合作

　　■2010年

　　多样化的语言，高质量的翻译

　　■2011年

　　翻译之桥，沟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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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张佩瑶

　　学术作品的翻译与其他类型（例如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除语言能力外，对译者还有独特的学术要求。一是要掌握关键词。学术著作里的关键概念词是作者思想的凝聚点，不容有失。二是要掌握专业知识、学术话语及其修辞法，有此修养，才能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三是要对译入语的文化情境、学术氛围、各思想流派的对立互动、话语势力的消长有起码的认识，这对了解所要翻译的概念词及原著的修辞表述方法有决定性影响。

　　意识到学术翻译对译者的独特要求，提高学术翻译质量，剩下的是决心和时间问题。出版社要有决心找专家来翻译。中国人才众多，只要系统挑选有禀赋的译者按上述要求加以训练，假以时日，必定能对学术翻译有所贡献。

　　然而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学术翻译的社会环境不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译酬微薄、译者社会地位低微，令多数人对学术翻译望而却步。《人民日报》2011年7月19日刊发的《翻译人才哪儿去了》提及，一个业余翻译家辛苦一年，译出一部30万字的作品，译酬只有近两万元，还要扣除几千元所得税。更令人忧虑的是，出版社以市场为主导，不得不争译、抢译，无心审稿、校核、把关，无心对合译项目做基本的统稿工作，更不会与译者协商制订合理的翻译及出版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有个人道德操守的专家及译员只能消极抗议，拒绝翻译。不得不译时，只能在种种制约之下，甚至在不合理的职业环境里，按翻译的职业伦理和守则，提供能力所及“最好”的翻译。

　　要提高学术翻译质量，首先要争取出版社支持。翻译项目无论大小，如果没有出版社的配合、理解与支持尤其是编辑的把关，质量难以保证。而出版社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身处严峻的营商环境，有时不得不以质量为代价换取利润。

　　在“英语独大”、“信息爆炸”、传播快速的全球化时代，非英语国家要在第一时间把握学科前沿动态来加强学术竞争力，就不能忽视学术翻译。鉴于此，政府有必要采用行政措施，帮助那些择善固执的出版社。

　　可以考虑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学术翻译试点项目。建议展开为期三年的质量提升计划，把学术翻译纳入质量管理范畴，以对出版社有所鼓励；还可推行召回制度，必要时，要求出版社召回质量低劣的译作，保障消费者权益。设立读者评赏机制。由出版协会与译协合作开设网站，公布评赏标准，让读者对学术译作进行分析讨论，学术翻译一旦被评为“劣质翻译”，必须召回。这样可促使出版社将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作为经营的重要资源，获取好的声誉。读者也会因直接参与而更为投入，成为有责任感、珍惜保护学术翻译质量的消费者。这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文化素养。

　　专家难求，优秀译者也难求。要打破困局，除了提高译者的待遇之外，还应在体制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翻译也是一种学术活动，但大学及各科研单位在评核现职教员及入职申请者的“科研成果”时，应将学术作品的翻译尤其是附有学术性强的译者前言或后记的译作（甚至是译本获引用的次数）纳入学术成果评定范围，给予学术翻译应有的承认、尊重与尊严，这比依赖个别学者的热忱更能带来正面成效。同样的改革还可以扩展至对博士生的毕业要求，如果博士生能通过高质量的翻译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科研成绩，加上合理的译酬，人才难求的情况必会得到纾缓。

　　翻译尤其是学术作品的翻译具有不可取替的功能，是一个国家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尖端知识的有效途径，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能够不断更新发展的一股最强动力。改善学术翻译所处的环境，刻不容缓。

　　（作者系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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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黄长著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的繁荣，促进了学术交流的发展。翻译在学术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在学术翻译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其质量问题也随之凸显。

　　心怀敬畏做翻译

　　造成翻译质量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既重要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缺乏对翻译工作的敬畏心情。没有敬畏之心，就会导致翻译工作中的随意性，甚至导致一种误解，即认为不管什么题材的文章和著作，似乎无需专门和广博的知识，无须了解作者和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主要内容，只要懂得点外文就能够翻译。这种误解的直接结果便是翻译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但质量却难以同步提高。在一个什么都求快的大环境下，“十年磨一剑”和“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常被忽视，老翻译家们那种“朝译夕改、孜孜数年以求”的态度已不常见。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讲过：“一般人总觉得创作难翻译易，只有搞过翻译的人才知道翻译也不容易。”因为“创作可以‘写你所熟悉的’，翻译就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还在语言研究所工作，边做研究边办《国外语言学》。那时复刊不久，我们确定了翻译为主的办刊方针。吕先生与我们一起确定选题和译者，他还提出建议，不管译者是谁，凡决定录用的，每篇译文务必有人逐句对照原文进行核校。我们一些人当时觉得必要性不大，因为约请的译者大多是学养深厚、外文又好的学者，有的还在国外留学多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先生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对照原文核校的过程中，确实向老专家学到了许多翻译技巧，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与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商量修改译文的过程，同样使我们深受教育。

　　老先生们态度非常诚恳，绝不文过饰非、固执己见。那时候稿费和编辑费都少得可怜，但大家从不计较。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编辑部能够坚持对照外文逐词逐句进行核校，但我确信这是减少翻译中的随意性和规避疏漏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希望有关行政部门在翻译和审校的报酬方面能够有一些特殊政策。

　　左顾右盼防失误

　　对一个非本族语使用者而言，可以说外语处处充满了“陷阱”。恩格斯对《科隆日报》派驻伦敦记者的翻译的批评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后者长期在伦敦生活，他在向德国读者报道牛津大学几个学生划船横渡多佛尔海峡的消息时，把英语成语catch a crab（划船时由于桨入水过深或过浅而未划好）译为“螃蟹夹住了一个划船人的桨”，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他犯了一个“荒唐的粗暴的错误”。

　　如果说语言知识方面的缺陷常常是造成某些失误的导因，那么主观随意性和想当然就会加剧这些失误的形成。比如，The comedian amused the crowd with his one-liners 被译成了“喜剧演员用一只袖子（注：应为“俏皮话”）把人群逗乐了”。这里，liner只有“衬里”的意思，并非“袖子”（sleeve），此其一。且不论liner理解有误，即使从词形上看，带连字符的one-liners是个复合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可能是“一只袖子”？此其二。即使不知one-liners的确切含义，只要查一下词典就能解决问题。出这种笑话，只能说明译者缺乏责任心。类似的例子还可以见到很多，如把industrial relations望文生义地译为“工业关系”（应为“劳资关系”）；还有把He is absent in Shanghai误译为“他不在上海”（应为“他外出了，现在上海”）。翻译中不看语境，不注意区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往往也可能导致错误。如同一个to table a proposal在英式英语中指“把议案付诸讨论”，而在美式英语中则恰恰相反，指的是“把议案搁置起来，暂缓讨论”。在翻译中，每向前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左顾右盼，谨防陷阱。

　　当然，也有一些句子，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对作者的真实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如Traffic jams are caused by slow lorries and buses carrying heavy loads，因为句中的slow既可只修饰lorries一个词，也可修饰lorries和buses两个词；而carrying也是既可修饰buses一个词，也可修饰buses和lorries两个词，这样就会有几种可能的译法。这种“永远的歧义句”不在少数，翻译时也只好加注释说明了。

　　经年累月读原著

　　中译外是文化和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除了国外的汉学家外，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做了许多工作，但这是一项比外译中更困难的工作。我总的感觉是，译得好的不少，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样不在少数，其中中式英语的表达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老一辈语言学家告诉过我们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大量阅读原著，尤其是名著。许国璋先生还希望年轻学人能多读一些著名诗人的诗歌。当代文献中，他建议我们常抽时间翻翻The Economist和Reader’s Digest。这些都是老一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值得重视。

　　“一个真正优秀的翻译工作者的价值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据说那个9世纪的‘翻译之王’、阿拉伯学者侯乃尼·伊本·伊斯哈格的薪金就是这样计算的……他受之无愧，因为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以及《圣经·旧约》和盖伦的几乎全部科学著作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古叙利亚文。”国际知名的阿尔泰语学者、对翻译理论颇有建树的丹尼斯·西诺尔曾这样说。可以说，优秀译者的价值，正在于他们担负起了对社会、对读者的崇高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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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Sally Borthwick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英文编辑，我主要负责为译文进行润色。每当有人问我中国的翻译水平如何时，我总回答，我很佩服《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翻译。在国际翻译界里，译者多将文章从外语译成母语，但《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恰好相反，译者是将母语译成外语（这很难，我虽然学过50多年中文，还是做不好汉译英）。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有很多学者和译者，他们的英语水平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相比毫不逊色；另一方面，以英语为母语又有意愿和能力做汉译英的人相对很少，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汉语很难。

　　表面上，我的工作很简单。第一，译者已经把原文翻译好；第二，以英语为母语的我，可以立刻认出哪些地方不符合英语的语法或是存在其他问题，改了就完事了，其实不然。

　　在编辑过程中，我力图使英语译文准确、自然、忠实。“准确”可能是英文编辑的首要任务，稍有差池就有可能闹出笑话。如近期的《经济学人》有这样的例子：一部波兰作品的英译本中，“power-wielding”（掌权）被误译为“power-yielding”（让权）——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学术文章应该具有权威性，避免这类错误尤其重要。一字之误，都会影响读者对整个作品的信心。

　　过去30多年中，社会科学领域作品的中译本颇有井喷之势。目前，绝大多数社会科学术语的中英文表述都能一一对应，这使当代学术翻译比文学翻译容易一些。但是，一些年轻译者可能注意不到某些术语在一个学科的特殊用法。例如，把“道德风险”与“价格弹性”分别译为“moral risk”和“price flexibility”，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准确的；但在经济学里，则要表述为“moral hazard”和“price elasticity”。另一个难点是对 “百分比”（percent）和“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的区分（这一点，很多外国人也搞不清楚）。有时我和译者对某一个领域的术语都不清楚，遇到这种情况，必须上网或到图书馆查资料，以便熟悉该领域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除术语之外，另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是考证引文出处。中国作者经常会引用英美作品，这就需要把中文再译回英文。如果意译为间接引语，倒没有问题；若是打了引号，则引号之间必须是原文。不查英文原文而自己翻译的话，如果英文译得很好，一般读者也许会注意不到这不是英文原文，当然碰上专家就另说了。但是，这种偷懒的翻译往往一看便知。遇到直接翻译而不查英文原文的情况，编辑只好自叹倒霉，到网上或到图书馆去查英文原文的表述。这是学术翻译中最棘手、最费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

　　不少人以为，编辑完全可以抛开中文原文而只看英文译文，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对照中文文本，才能知道译文是否忠于原文。由于时间限制，缺乏经验的译者可能会遗漏重要内容，比如日期或限定词。这种情况下，编辑需要把遗漏的内容补上。另外一个问题正好相反：有一些译者，认为作者写得不够清楚，或者用的术语过多，因此以提高原文水平为己任，在原文的基础上补充新的词或词组。如果英文译文在语法和语义上看都没错，那么，编辑不看中文原文，就发现不了这些问题。而在对照中文原文、发现问题后，编辑就要判断译者增加的内容是更接近还是偏离了作者原意。在译文出现硬伤的时候，我必须不时对照中文原文，这样，只看一页英文译文就要花上一个小时或者更多时间。当然，译者的翻译一般都已经很棒了，这样我的工作就会轻松很多。

　　编辑应该尊重作者的意图，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编辑对于译者的意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译文已经达到英语正确的水平，还要下多少功夫使得译文更自然更流畅？过去用纸和笔工作时，编辑的改动会受到限制；如今，借助于电脑，敲几下键盘即可改写某个句子，再敲几下键盘就可以改变语汇。对存疑的任何短语，可以立即在网上搜索核对：根据查询结果，如果某一个说法有14300个例子，而另一个说法有97200个，我就选择用后者，即便前者也可以接受。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使用最常用的表达方式，从而使知识的传播更加流畅，更少波澜。

　　重译，要么是编辑无上的荣耀，要么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毛病。我不赞成编辑超越本分，将原文进行重译，但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困惑。理想状态下，编辑应该仅作必不可少的改动，尽可能多地保留译者对词汇和风格的选择。在实践中，在时间压力下，编辑要在保留译文特色与尽快找到解决方案之间进行妥协，最终结果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希望作者、译者与编辑之间持续的意见交换与反馈能使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翻译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外国专家；李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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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8期 作者：梁光严

　　人们经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实，联系也是一种生产力。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交往，尤其是使人们可以摆脱时间和物理距离的束缚相互交流思想。在《理性的乐观者》（The Rational Optimist）中，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认为，社会交往增进的过程必然引起人类条件的不断改善。他把这种过程视为不同思想的碰撞，认为这种碰撞的增多必然结出硕果，是人类创新的重要源泉。科学界常说“必需（necessity）是发明之母”，而里德利认为，“繁荣（prosperity）、连接（connectedness）、链接（linkages）也是发明之母”。

　　互联网给翻译带来的好处

　　网络化和互联网发展带来连接和联系的增多，是对生产力的巨大促进，在翻译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互联网储存了海量知识，利用这些知识，可以使翻译的质量和效率都得到提高。

　　互联网产生之前，翻译中遇到不认识的词汇和术语，译者首先想到的是辞典等工具书。但是，工具书的编写、出版周期比较长，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变化却日新月异，各种新词汇、用语和说法不断涌现，现有词汇和术语也可能被赋予新含义。互联网产生后，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和网民人数不断增加，这些词汇和术语必然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反映到网络上。而且，一个词汇或术语的影响越大，其在互联网上出现的速度就越快，出现的网页和链接范围也越大，人们对它的讨论和解释也越多。进而，可能会出现一些百科类的知识网站，对这些词汇和术语进行归类、编辑和解释。有些专业译者甚至把自己积累的本专业词汇和译法汇集到一起，贴在博客、论坛等空间，为他人提供参考和帮助。

　　互联网的这种知识储存，使译者可以利用这个庞大知识库解决知识难题，尽量减少和避免翻译错误，尤其是在专业术语翻译方面。现代科学的学科分工和教育体系的专业化，使我们每个人往往只是对某（几）个学科领域有深入了解，而各种词汇在不同领域和学科内往往有不同含义和译法。在翻译工作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自己专业以外的词汇和术语，通过参考他人成果和已有译法，可大大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

　　互联网还让译者可以解决一些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准确汉译起有（或者已经有着约定俗成）汉语名字的西方人、西方国家的东方国家侨民和后裔、汉字文化圈人士的名字（至少是让其中名人名字的汉译不至于出现错误）。如果这些人士尚在世，译者甚至可以通过网络查到其服务机构或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进而了解到其名字使用的正确汉字。

　　总之，对网络储存知识的利用，对翻译行业而言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

　　掌握搜索技巧 提高鉴别能力

　　在翻译中利用网络知识，要提高鉴别能力，避免以讹传讹。

　　搜索技巧的掌握，关键是要善于通过关键词的选择来确定搜索范围。以英译汉为例，如果搜索的范围需要尽可能大一些，一般来说，除了用要翻译成汉语的外文词汇或术语作为关键词之外，可以只加上“中”、“的”这类简单的汉字作为关键词来搜索；如果是为了寻找这个词汇或术语在特定学科或领域中的汉译译法，可以输入这个词汇或术语及与其相关的汉语字词或术语或所属学科（领域）、分学科（分领域）名称，让这些词汇或术语涉及的学科或领域的范围由大到小，由宽到窄，依次搜索，直到找到妥当的译法为止。如果属于冷僻词汇或术语，可以到外文搜索网站搜索对其作出的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在透彻理解其含义之后，再翻译成汉语。在中译外方面，目前一些搜索网站也加强了建设，增加了服务。比如，从事汉译英工作的译者，通过以所要翻译的汉语词汇加上“英文”二字作为关键词，即可搜索到可供参考的译法。

　　由于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贴在网上的书籍、文章和帖子中的译法往往存在很多错误，人名、地名、专业术语等也有各种译法（这方面，建议译者尽量以辞典为准，以利于译名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深化自己在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知识，扩大知识面。谨慎的译者通常不会接手自己不了解的学科或领域的翻译任务。但如果确实需要翻译，应当先阅读一些相关学科或领域已出版的著作，尤其是译著。正确判断和决定他人译法能否采用，取决于知识的积累和鉴别的能力。翻译质量的提高，需要译者不断地学习，而互联网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极大便利。

　　（作者系北京媒体人）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沙野

文章太长啦！累死人啊！要过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