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处境尴尬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何去何从?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走向科学与规范,需做好三件事:
一是加强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教育信息公开与教育信息服务,
二是制定大学排行榜行业规范,
三是加强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
中国大学排行榜亟待科学化规范化
本报记者 郭扶庚
发布时间： 2009-05-11 07:09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大学排行榜,似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2009年高考前夕的5月,由于两赴成都理工大学进行有偿咨询讲座一事被媒体披露,“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和他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再次被人质疑,由此也引发了对高校评价的新一轮讨论。
大学排行榜可能涉嫌“潜规则”
2004年和2006年,成都理工大学先后两次邀请武书连到学校举办讲座,并两次给武书连所在的机构汇款数万元。媒体披露,此后该校在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名次上升,从2004年的116名上升至2007年的92名。学校老师和不少人士猜测,武书连去大学作报告收费可能涉嫌“潜规则”,排行榜似乎泛出铜臭。
对此,武书连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解释:“10年间,该校在100名上下正常波动,10年平均名次是第99.6名。期间,学校经过了2000—2002,2004 到2007两次在100名之后上升,两次都达到接近90名的位置;又经过2002—2004,2007—2009两次下降,两次均跌破100名。成都理工大学在2002年是第94名,也就是说,即使我没去该校,该校也有能力达到100名之内。”还说,“如果有人认为我特别处理了成都理工大学的数据,使该校排名上升,那么完全可以用重复来检验该校的名次。重复之后就能知道,成都理工大学名次的上升与下降都是正常的。我去过的大学,排名有上升的、有下降的，也有不升不降的。”
而成都理工大学则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认为“我校的主体前身成都理工学院在与武书连先生毫无关系时,一直在其中国大学‘排行榜’中位列前茅。如1995年位列第67名, 1996 年位列第64 名,1997 年位列第75名等。这说明即使在与武书连先生不相识的前提下,我校就有着良好的位次或排名。”
武书连和成都理工大学似乎都觉得自己冤枉。特别是武书连,描述自己是“应成都理工大学的邀请,为了学校的长远建设和发展,我为该校做了两次有偿诊断和咨询”。他还特别强调,这两次报酬“不是个人收入,是法人收入”;其收取的“咨询费”是“由长期科研劳动产生的报酬”,而非“不需要付出如此艰辛劳动的”赞助费。
排行变成了游戏,选美变成了选丑
无论武书连的报酬是“赞助费”还是“作研究报告的课酬及相关咨询的费用”,究竟其中有没有“潜规则”,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目前中国众多的大学排行榜研究、制作机构中,向高校索要赞助费的行为绝不是个别现象。不久前,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就透露,曾有一家大学排行榜的制作机构找上门来索要“赞助”。南开大学新闻发言人吴志成教授也表示,学校接到过不少来电及传真,明示或暗示校方可以用“赞助”等方式换取大学排位的上升。一名高校负责人透露,在目前近2000所高校中,类似的情况绝不在少数。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受教育者选择学校、社会机构选择教育合作方,需要更充分的教育信息,科学、规范的排行榜制作,确实可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因如此,不少人看到大学排行榜制作的商机。本来,在商言商,排行榜制作机构如果能努力提高排行榜数据收集的真实性、客观性,努力提高排行榜发布的规范性、科学性，在社会竞争中树立自己的品牌,对推动教育发展、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好的教育信息服务,不无裨益。可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排行榜机构,却大搞“钱名交易”,要么赤裸裸地向学校要赞助,要么变相提出对学校进行咨询,也有一些学校主动联系排行榜机构,希望通过赞助等方式获得更好的排名。当一个排行榜可以根据排名对象向机构提供的赞助多少而更改排名(与之对应,修正排名指标、权重、具体数据)时,排行榜本身已变得毫无价值。
伴随着大学排行榜的一次次发布,专家学者对排行榜科学性、公正性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就从未停止。特别是针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排行榜和类似“大学处女率排行榜”、“大学富翁排行榜”等,专家学者痛心疾首地批评“排行变成了游戏,选美变成了选丑”。北京大学前任校长许智宏曾说“排行榜误导公众”,熊丙奇则明确表示“大学排行榜潜规则盛行”。
大学不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
有学者专门指出,目前的大学排名问题很多,主要是评价者缺乏权威性、缺乏公信力,夹杂明显的利益因素,评价指标一刀切,评价标准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一家大学排行榜能够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独立、权威,高等院校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评价标准不是“大学排行榜”。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日前就曾指出,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门面。有时这种办法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他提醒:“在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很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我们大学不应追逐此种新闻效应。”天津大学校长龚克认为,在排行榜面前大学要有定力,不能以排名为中心来展开各项工作。大学毕竟是教书、育人和研究学问的地方,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才是头等重要的。大学不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不能把榜单名次提前作为大学的办学目标。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回绝大学排行榜制作机构索要“赞助费”,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受到全社会的普遍称赞,被誉为“彰显了大学本应具有的风度和风骨”。专家学者们相信,绝大多数高校都会有自己清醒的判断。
令人高兴的是,成都理工大学在其回应媒体的声明中表示,“我校一贯致力于苦练内功,真抓实干,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今天的成就。2007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为‘优秀’,也是对我校办学质量的充分肯定。我们无意、也无需通过其他‘捷径’达到什么目的。”
究竟需不需要大学排行榜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月5日表示,大学排行榜是一些民间机构的民间行为,教育部从未组织过大学排行榜的活动,也不支持搞大学排行榜,不赞成对高校进行简单的综合排名。
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来临的今天,在每年上千万高考考生和他们的家长中,有许多人需要一个真正客观、公正、科学、独立的大学排行榜作为参考。目前全国仅普通高校就有近2000所,办学层次、办学理念、办学水平各有千秋,虽然高校都有咨询说明、宣传手册,考生也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高校情况,但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孩子的大学,的确让很多家庭颇为踌躇。
截至记者发稿时,在新浪网发起的“你如何看待大学排行榜”的网友调查中,约有34.3%的参与投票者对大学排行榜投支持票。不少网友认为大学需要排名,既能给考生报考提供参照,又能督促学校提高综合实力。
不少知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表示,大学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为公众了解和选择大学、了解和选择专业提供了某种帮助,公众对大学排行榜还是有切实需求的,不宜简单以行政命令禁止;客观公正的排行榜能有效促进高等教育内部系统的良性竞争,激发学校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找寻发展的问题与不足,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不断提升办学实力和水平,带动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更是“欢呼中国大学排名榜的出现”。他说:“无论我们的大学排行榜它多么新生、多么不成熟、多么有问题,只要它能刺激中国大学的竞争意识、激活中国大学的攀比心理,肯定是个好事!大学排名榜的出现,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些许生机,真是美妙无比。”
徐小平介绍,大学排行榜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是一种生活习惯,成为教育生态平衡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无论他们多么成熟,这些国家的大学排名榜,也都充满了争议和批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大学排行榜已经做了很多年,成为美国人信赖并热爱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许多学校扬言抵制和表示蔑视的声音从未消停过。加拿大全国性杂志《麦克林(Mclean)》周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推出加拿大大学排名榜之后,在全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迫使该杂志第二年在排名方法上作了重大调整,该杂志的大学排名延续至今,也成为加拿大高等教育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之一。
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大学排行榜虽然目前面临着公信力危机和空前的责难,但无论公众还是高校领导、专家学者都仍然为它预留了生存空间,甚至于对客观、公正的大学排行榜还保有不少期待。
期待用市场的力量淘洗出值得信赖的大学排行榜
既然是社会公众和高校发展的需要,许多学者纷纷表示应该允许大学排行榜的存在。但是,关系重大的大学排行榜应该由谁来研制、发布?
据悉,目前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几个大学排行榜也的确都出自民间研究机构,特别是一些著名的媒体机构承担了主要角色。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由《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布,加拿大权威的政经综合杂志《麦克林》周刊每年也发布一次大学排行榜。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德国《明镜》周刊、日本《钻石周刊》等都有相关大学排行榜问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公布的2005年全球200最佳大学排行榜中,北京大学曾经排名第15,超过日本东京大学成为亚洲排名第一的大学。
根据现有资料,我国最初的一份大学排行榜,就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1987年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我国大学计量指标的排序》。此外,还有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推出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系列,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评价报告”,深圳网大教育服务有限公司研制的“中国大学排行榜”等,基本都是民间研究机构和企业所为。据估算,20多年来全国已有近20家民间机构参与研制大学排行榜,总共有100个左右的大学排行榜出笼。
所以,国内民间机构研制大学排行榜并没有身份不妥的问题。相反,绝大多数学者肯定地表示,大学排行榜就应该由民间机构去研制、发布,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会淘洗出规范的、有责任感的民间研究机构,在大浪淘沙中产生值得信赖的公正的大学排行榜。
徐小平认为,一个值得信赖和尊敬的大学排行榜,应该具备下列两个前提:第一,发布者必须是有公信力、与教育部门不沾边的机构。根据各国经验,大众媒体往往是发布大学排行榜的最佳机构。真实是媒体的生命线,由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至少在一般公众和相关机构那里,不会对其立场和动机进行质疑。第二,发布者不应从大学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用什么名义、以什么动机发生的。一旦大学排名者对大学提供任何收费服务,就产生了利益冲突。排行榜的生命线,是不和被评估评比单位发生经济利益、获取经济好处,否则,一旦这个底线遭到了触碰,任何排行榜都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
处境尴尬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何去何从
武书连也曾表示,“我理想的状态是作为独立的、不依附于大学的社会评价机构,在专门研究经费的支持下(国家拨款和机构资助都可以,最好是企业资助),我和我的团队以全部时间、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大学和世界大学的问题,对包括考生、考生家长、大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提供免费服务。”
然而,遗憾的是,在许多人看来,武书连并不能够总是坚持。他说:“在没有专门的研究经费之前,是否接受大学的要求,对学校提供专业咨询,最初是一个困难的抉择。反复考虑之后,我选择了逐渐放弃其他方面的收入,转而为学校提供诊断和咨询。”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武书连怎样辩称其经费来源与排行榜无关,都很难让人相信其排行榜的独立性。没有了独立性,其他的公正、科学也就没有了应有的基础,这样的排行榜自然就缺乏公信力。
我们的民间研究机构怎样回报社会的信任和期待?面对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处境尴尬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何去何从?
熊丙奇提出,让大学排行榜走向科学、规范有三条途径:
一是加强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教育信息公开与教育信息服务。向受教育者、社会公开教育发展信息,这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基本职责。我国大学排行榜之所以水平低、公信力低，却依然有市场、能生存,在于教育信息不公开,受教育者和社会获得的教育信息十分有限。政府和学校教育信息公开,不但将减少潜规则(造假数据)的空间,而且也将促使排行机构提供更好的教育信息服务。
二是制定大学排行榜行业规范。我国大学排行榜要健康发展,必须改变各自为政、标准混乱的问题,要从行业发展长远考虑,对排行榜制作、发布的资质,制作、发布的渠道,相关商业行为进行严格规范,不能某个学校要提高自己学校的排名,马上也成立一个排名机构,推出一个排名来。
三是加强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在舆论监督之外,排行榜的制作、发布,还应引入法律监督。如果说排行榜发布者的资质、所选指标的科学性,还可归属于学术水平、学术观念问题,那么,大学排行榜的潜规则则属于学术欺诈和商业欺诈的范畴——排行榜制作机构打着“学术”的旗号,推出掺假的“学术成果”,此为“学术欺诈”;把以上成果向社会发布,制作成杂志、图书售卖,误导购买这一产品的受教育者,此为“商业欺诈”;在排行榜制作、发布的学术与商业活动中,索要赞助等行为,还涉嫌商业贿赂。以上种种,都是不合法的,应通过司法途径加以治理。
虽然对排行榜持鼓励并歌唱的态度,但徐小平认为,做大学排名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中国这种浩瀚的高教体系、统计数据缺乏、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要想期待中国出现《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或加拿大《麦克林》那样公认的大学排行榜,显然还要等若干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