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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2011年11月12日 08:25    黄淑娉    来源：南方日报

　　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为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我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功绩。社会学、人类学实证性强，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在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中，一定能够发挥学科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

　　今年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复办30周年。康乐园里正在举行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如今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已经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学科，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

　　说来也巧，自20世纪初社会学、人类学从西方传入，这两门学科在中国经历了创立、撤消和重建的曲折历程，总共整整90年的历史，恰好可以划分为三个30年。

　　第一个30年，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创立阶段。1921年，上海沪江大学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1931年中山大学创建社会学系，建系之初就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黄文山任首任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学者如周谷城、朱亦松、胡体乾、邓初民、许地山、陈序经、言心哲、董家遵、岑家梧等先生在此任教，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建于1935年，美国人包令留曾任首任系主任，伍锐麟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这里集结了广东一批社会学精英，师资力量雄厚。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颇具岭南特色的社会学传统。至上世纪50年代初，广东高等学校共培养了600多名社会学专业人才，其中90%以上毕业于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文学院在30年代初就开展人类学研究，招收研究生。1948年，建立人类学系。

　　第二个30年，是社会学、人类学的撤销阶段。1951年，社会学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伪科学”,接着，全国高等学校的20个社会学系先后停办。人类学由于“学习苏联老大哥”借民族学的名义苟延残喘，也不断受到批判。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不少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猎奇、宣扬落后为名，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划成右派分子；六七十年代老师们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接受批判，改造思想，长达数年之久。

　　第三个30年，是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建阶段。科学的春天到来，给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带来了希望。1979年，邓小平、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都分别讲到了要复办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说“需要赶快补课”.社会学和人类学因此得到了恢复、重建，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是全国首批复办社会学专业学系的高校。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为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我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功绩。在第三个30年里，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吴文藻先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主张要培养人才，使社会学、人类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费孝通先生毕业后，即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社会学界素有“北费南杨”之说，指的就是费孝通和杨庆堃先生。1947年到1950年间，杨先生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组织师生们在广州近郊的鹭江村进行实地调查。鹭江研究成为当时南中国农村社区研究的典范。他用英文出版的专著《中共社会：家庭与乡村》，讲述了土改前后中国农村和家庭社会的翻天覆地变化。8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杨先生也出了大力。现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有社会学、社会工作和人口学三个专业，建立了人口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等九个学术研究机构。社会学学科是省一级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社会学一级学科流动站。系里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他们活跃在教学科研战线上，取得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在人类学界，则有“南杨北吴”之说，指的是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和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他们都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创立者。1928年，杨先生26岁时孤身一人在大凉山彝族地区调查，学彝语，长达一年八个月，历尽艰险。他说：“人类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踏出来的。”他的话一直激励着后来者。在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的梁钊韬先生，就是杨成志先生的学生。目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民族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人类学、民俗学博士授予权，已培养博士近百人，各专业在校学生500多人。坚持采用包括体质、文化、语言、考古四个分支综合研究的传统，这种方式有利于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系里重视基本理论学习和田野调查训练，研究范围从国内扩展到海外研究，重视研究现实问题。2002年，中大的人类学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推动中国人类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现在开始，中山大学人类学、社会学进入了学科发展的第四个30年。社会学、人类学实证性强，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在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中，一定能够发挥学科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前人类学系主任、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