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冲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中南民族学院民族文物陈列馆，文革期间，中南民族学院被撤销，陈列馆藏品也被转移至中央民族学院保管。1984年，在著名学者吴泽霖先生的倡议、主持下，博物馆得以复建，并正式命名为“民族学博物馆”，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亲笔为博物馆题写了馆名。她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以“民族学博物馆”命名的专业性博物馆。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座落在风景秀丽的武昌南湖之滨，展馆面积2600多平方米，馆舍建筑依山就势，随自然地貌高低分布。在空间处理上，以3个大小不同、形状各异、高低错落的内院为中心，利用不同尺度和长宽比及闭合、开敞等富有变化的组合方式精心构筑，将庭院、走廊、大厅、内室连为一体。屋上盖琉璃瓦，并缀以飞阁重檐，秀丽玲珑。整个建筑既庄重典雅，又和谐明快，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融入了我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和少数民族的建筑风貌，显示了炎黄子孙的独特匠心。观展之余，若有兴登楼临远，江南之白云蓝天，画山秀水，朝阳夕晖，荷风花色，可尽情欣赏。


　　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学博物馆，经过几十年几代博物馆人的不断努力积累，目前已收藏我国中南、华东、西南等地区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物一万余件，包括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服饰、文史档案、宗教器物、书画等方面的内容。她们或古朴粗犷，或玲珑典雅，或装饰华丽，或构图冼练，其中不少堪称珍品、孤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象京族的“绣花彩”宗教服装、仫佬族的对襟绣花女服、黎族的刻木记事实物等在各民族地区民间早已失传，甚至不见于当地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成为国内唯一。2000年6月，由国家民委和云南省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民族服饰博览”会上，我馆即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邀请，派人携有关民族服饰代表相关民族参展，弥补了该民族传统服饰的缺撼！象不用一颗铁钉、采用中国传统木作工艺榫卯衔接、结构巧妙、做工精致的土家族传统雕花家俱，代表了土家族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极高水准。豪华的土家族三滴水床，床花板上用浮雕和镂空等手法雕刻有土家族服饰、兵器、乐器、狩猎工具以及反映人类生殖崇拜的瓜果、花卉等。还有反映土家山寨艳阳高照，皓月当空，河上跨桥、河中行船等几十幅文化内涵丰富的图案，表达了土家族人民对“人杰地灵，人寿年丰”理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土家族洗脸盆架虽无三滴水床的气势，但盆架上细致的图案，高超的雕刻技艺则更胜一筹。此外，古朴雅致的蜡染；色泽鲜艳的壮锦、土家锦、黎锦、侗锦；形象生动、花中有花、情趣横生的剪纸；世界面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物——傩面具；中国南方古代各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铜鼓等藏品都令到这里参观的人叹为观止。

　　 在搞好民族文物收藏、保护的同时，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也非常重视文物的陈列展示工作。自1986年新馆落成开放以来，根据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民族学博物馆先后在馆内以及上海、洛阳等地主办了定期及临时性的展览十几次。目前在馆内主办的展览有“馆藏文物集粹”、“中国少数民族服饰艺术”、“土家族民间传统工艺”、“黎族传统文化”、“南方少数民族造型艺术”等。展览以实物为主，配以适当的图片和文字说明。举步之间，便能让广大观众领略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和风俗民情，有志于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者，更可登堂入室，寻根本、溯源流，探究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真谛。


　　作为专业性很强的文化教育机构，民族学博物馆不仅在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有关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是武汉市重要的社会教育资源。

　　民族学博物馆是建立在民族学学科基础之上的专业博物馆，它与民族学的关系，正如化学和物理与它们的实验室的关系似的，是一体中的两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实际上民族学博物馆就是民族学的一个间接的田野调查基地，双方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每种学科负有两种使命：一是使本学科的知识理论不断深化更新；二是把已有的知识广为传播。在民族学学科总的范围内，民族学主要承担了第一使命，第二种使命则由民族学博物馆来肩负。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自开馆以来，一向重视为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活动提供服务。民族学博物馆不仅是我校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实习基地，而且还成为武汉市有关高校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工艺美术等相关学科专业的教学实习基地，为高校相关学科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早在1966年之前，民族文物陈列馆作为当时武汉市有特色的文化部门就曾接待了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各方面人士，为宣传我党和我国的民族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1986年新馆落成后，即向社会开放。面向广大观众，尤其是武汉市及其周边的广大中小学生普及民族知识。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渴求，民族学博物馆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每年接待国内外观众达数万人次，成了武汉市科教旅游线路的重要景点之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许多国际友人参观后都题辞留念。党和国家领导人、学术界人士、同行专家也曾多次到博物馆视察交流、参观指导。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诸多新闻媒体用专题、专栏形式对民族学博物馆作过宣传介绍。由于宣传教育工作成绩突出，1995年，民族学博物馆成为武汉市首批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2000年荣获“湖北省科普工作先进集体”，2006年获得武汉市“2005年度博物馆工作先进单位” 等光荣称号。在弘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武汉市重要的外宣窗口之一。
资料来源：民大博物馆网

[ 本帖最后由 田冲 于 2009-1-5 17:30 编辑 ]

田冲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吴泽霖教授，1898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常熟。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密苏里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1927年获博士学位。在留美学习期间，他除主攻社会学外，还系统学习市政学、统计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和美国史等，为后来从事跨学科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1927年，学成后的吴泽霖先生经欧洲考察后回国，受聘在大夏大学社会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三十年代，他还先后兼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教务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大夏大学西迁贵阳。1941年应清华大学之邀，任昆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期间曾主持昆明译员训练班。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清华大学返回北京任教授、教务长兼人类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他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53年调到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并主持筹建了该校的民族博物馆。1958年秋调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筹建工作。1960 年调回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文革”期间，吴泽霖教授遭受残酷迫害。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他被天津南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982年，调任武汉市中南民族学院教授，直至他去世。1985年被贵州民族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吴泽霖教授的一生，正处在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之际。他将一颗赤子之心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早在清华读书时，他就与同学闻一多等人投身于宣传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留学回国后，除从事教育外，还注意考察中国的社会现状，积极从事各项社会福利事业。抗战期间，开始关心西南少数民族的发展，为边疆建设而奔走呼号。解放前夕，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感中国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因此，他同情校内进步力量，曾掩护过包括吴晗在内等一批进步师生。

       新中国成立后，吴泽霖教授以满腔热忱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学习、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来吴泽霖教授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仍不稍减其报国之志。吴泽霖教授一生奋斗，著述甚丰。从已搜集到的资料看，新发表论著有数百万字之多，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口学、博物馆学等许多学科。吴泽霖教授是我国最早研究种族及种族问题的学者之一。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以翔实而丰富的调查资料撰写成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揭示了种族歧视的表现和根源。三十年代初，又出版了《现代种族》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人类种族和种族问题的专著，猛烈地抨击了种族主义的谬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又根据最新资料，写出了种族与种族歧视、犹太人问题等多方面的文章，坚持了其一贯立场，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吴泽霖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提出人口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回国后不久的一系列论文，屡次提醒人们：“中国的人口，目前已出现过剩”，指出“一个民族在人数方面，尽可有四万万甚而是万万，如多数人都过着牛马的生活，那在民族复兴上，非但没有裨益，而且还是一种绝大的阻碍”，因此呼吁“立即公开提倡节育，一二十年后，当可看出这种政策的效果”，否则，“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是吴泽霖教授学术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建国前他带领学生，多次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搜集第一手资料，完整准确地记录下他们的生活习俗及文化面貌，对其社会文化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展望其发展前景。在著述中，他还大力倡导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精神，主张“凡是民众享有的权利，不分内地和边疆，都应使之实现，得到公正平允的待遇”，“我们必须做到各民族完全平等，在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绝不允许有差别的歧视态度”，并对民族风俗的改革，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1956年，吴泽霖教授以近花甲之年主动参加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担任贵州省调查组组长，为我国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吴泽霖教授还是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专家和创始人。早在三十年代末期，他就注意搜集少数民族的文物资料，举办民族文物展览，并首先在中国的大学中设立民族文物室，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到民族地区采集文物，亲自参加筹办了几次民族文物展览和几所民族博物馆。到中南民族学院后，他又主持创办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博物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脚踏实地投身于民族博物馆的同时，时刻不忘进行这方面的理论建设。在87岁高龄时，他还亲笔撰写了《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一文，对我国博物馆的发展、功能、类型等做了科学的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深远意义的构想。

       吴泽霖教授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六十余年，桃李满园，著作等身，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勤奋工作。88岁高龄时，他还亲登讲台为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国内中断多年的体质人类学课程。吴泽霖教授政治上长期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198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吴泽霖教授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社会学会、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湖北省民族研究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顾问和湖北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他还主持编译了我国第一部《人类学词典》，这是对我国学术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吴泽霖教授历来十分关心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他仍在考虑中南民族学院及其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博物馆的问题。在住院期间，曾多次请院领导和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博物馆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到医院商谈工作，谈他对今后工作的设想。他在遗嘱中还特别提出，将自己的存款捐作中南民族学院学生的奖学金基金。吴泽霖教授为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文章来源：民大博物馆网

[ 本帖最后由 田冲 于 2009-1-7 20:4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