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文化与中国民间美术
何红一
女红文化与民间美术同源于原始文化母体
女红文化属传统文化的范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女红”,亦称“女工”,指旧时中国女性所从事的家庭手工劳作———纺、织、染、挑、绣、缬、缝纫等,也可指这种女性家庭劳作的产品。女红文化是由这种“女红”的存在和发展而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包括以下内容:
1.女红传承人(广大农村、城镇擅长女红的妇女和杰出的女红能手)。
2.女红技艺(有关纺织、挑绣、染缬等方面的经验和操作技巧)。
3.女红劳作成果(美观实用的家庭生活用品)。
4.相关文化事象(与女红有关的民俗活动、民俗心理、传统观念)。
女红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均为妇女,而且主要为广大劳动妇女。少数贵族小姐和富家女子也事女红,她们的出身和生活环境虽然优越,但在整个中国封建文化统治的背景下,她们和中国其他劳动妇女一样,深受封建礼教和男权的迫害,其社会地位同样可悲,同样属于社会的下层。所以,笔者认为,女红文化仍然属于民间的下层文化。
女红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老的母系氏族社会,其首创者为原始社会的劳动妇女。众所周知,女性与原始农业、手工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女性的采集劳动发明了农业,农业的发展又直接引发了原始手工业的诞生,而这一切又是后来出现的工艺美术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妇女很早就显示出她们在手工劳动方面的天赋和创造才能,流传很久的嫘祖和织女的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口传文化资料。
相传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制衣冠、养蚕缫丝和绣花,是“女红”始祖和女红技艺的集大成者①。各地皆有嫘祖传说和嫘祖祭祀习俗存在,以嫘祖命名的古迹也随处可见,足见嫘祖在民间影响之深;织女初为星名,后被逐渐神话为人们心目中主司桑织的女神,相传其纺织神速高超②,是祈求心灵手巧、桑织顺遂的广大妇女崇拜的对象,民间正月间“请七姐”习俗和“七夕乞巧”习俗都与织女信仰密切相关。
与古老的神话传说相吻合的还有近、现代的考古成就: 1926年我国早期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西荫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半个茧壳。这一发现证明,我国的养蚕缫丝业至少在公元前1万—6千年前就已产生。
湖北宜都城背溪文化、河南密县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人类最早的陶纺轮(约七、八千年以前)、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新时期时代最美的纺轮———有彩绘、装饰纹样的纺轮、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木陶制纺轮、引纬用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及骨刀、绕线棒等成套纺织工具,都证实中国在六千多年前已拥有较完善的纺织工具了,这也是早期的“女红”工具。
由于女红制品不易保存,所以,在出土文物中我们很难找到更早的作品。凭着河南郑州青台出土的陶器上粘附的麻布织纹印记(约5千多年前)和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距前者数百年的苎麻布残片,考古学家鉴定其经向密度每厘米达30根,它说明早在5千年以前,由我国女性创造的织造工艺已达较高水平。
口头的和出土的文化资料雄辩地证明,女红文化是伴随着原始女性的生产习俗而产生的。早期的中国妇女在种桑麻养蚕的过程中发明了丝绮,继而派生出织造、挑绣、染缬等技艺,并不断将这种手工劳动艺术化,为其进入艺术领域创造了必要条件。
民间美术亦属于传统文化范畴,它“相对于正统文化中宫廷的、文人雅士的艺术,是以农民为主的劳动者的美术,即被鲁迅称之为‘生产者’的艺术。在今天,它是相对于专门家的艺术,以农民为主的劳动者的艺术。它是民族民间生产者自己创造、自己欣赏或使用的造型艺术和使用美术,这种美术的创造,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业余性和自娱性”①。
民间美术之源仍然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原始艺术,它是在原始的岩画、陶艺、雕塑、织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后者,则完全是妇女们的创造,属于女红文化范围,后来发展为民间美术中刺绣、剪纸、布制品、面花等艺术系列。
女红文化与民间美术长期结缘的文化土壤
促使中国妇女与民间美术长期结缘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生产习俗———“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为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一模式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从湖北大溪文化遗址墓葬中女性墓随葬纺轮、男性墓随葬石斧来看,“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早在五、六千年前就盛行开来。“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塞”(《汉书•食货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一社会生产分工维系着社会生产秩序,也将以织绣为代表的家庭手工劳作划为女性的专利。
与社会分工相关的是家庭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使妇女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家庭生活领域。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家庭主妇除承担生儿育女义务外,还承担繁杂的家庭劳作。勤劳巧慧的女性秉性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大多数劳动妇女将她们的家务劳作艺术化,成为她们在狭小的生活圈子内寻找精神补偿的方式之一。
促使中国妇女与民间美术结缘的还有民俗的力量。各民族节日盛装与美食习俗、女性婚前向情人赠送佩饰作定情信物和新婚时向亲友邻里展示女红陪嫁的婚俗、剪贴窗花门笺、布置房舍的年俗都将女红融入民俗生活之中,使之成为妇女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乞巧节”(或称“女儿节”),一个对中国妇女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此节起于汉代(前2世纪),明清时(13世纪———19世纪初,随着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而达到鼎盛期。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女性以家庭、村落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祭祀织女,从事乞巧、卜巧、斗巧等活动,“乞巧节”是女性们交流手工艺制作经验、展示女红的极好机会。它的存在巩固和强化了中国妇女的群体审美意识,促进了女红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女性善女红,这本是由社会自然分工而形成的生产、生活习俗,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男权统治,将女性束缚于家中,也极力推崇“女工”,并将女工作为衡量女性的德才标准。由于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的推波助澜,女红文化也得以向全社会各阶层渗透,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正因为如此,女红也就成为中国女性是创造中国文化并为之做出杰出贡献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标志。
女红文化对民间美术的贡献
女红文化对民间美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1.在民间美术史上的贡献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女红文化和民间美术共同孕育于原始文化之中。早期的女红技艺的发明者和创始人也是民间美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早期的女红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为民间工艺美术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早期的女红技艺———原始的织造工艺,也发展了民间美术的最基本、最本源的艺术种类。
2.丰富了民间美术的艺术形式
在民间美术中,挑、绣、织、缬、布制品纯属女红活计,大部分剪纸也是由绣花底样发展而来的,可算女红的副产品;食塑,是女红技艺在食品上的转移;像北方的面花,是以剪刀、锥子、梳子作工具,在发酵的生面团上作“女工”……由这些基本的种类,又派生出许多新的种类和分支来。仅刺绣一类,就有平绣、雕绣、迭绣、堆绣、辩绣、双面绣、十字绣、钉金绣、珠绣、贴绣、发绣、马尾绣等数十种。刺绣与抽纱工艺结合,产生了北京补花、刺绣与纸扎工艺结合,产生了湖北英山的缠花、刺绣与布缝结合,产生了山东曹州包掖、河南拨花……女红技艺的不断开拓创新,为民间美术形式注入了新鲜活力。
3.培养了一大批女性民间艺术家和庞大的女性从艺群体
自古以来,女红高手辈出,尽管正统史书上不屑于记载,我们仍然可以从极为有限的史料中发现以下线索:
发明提花机的陈宝光妻(汉代)
善绣地图的“针绝”赵夫人(三国时代)
民间染缬家柳氏(唐代)
“发绣”创始人周贞观(宋代)
绵纺织家和纺织技艺改革家黄道婆(元代)
“巧剪”张石女以及“四大名绣”的创始人(清代)
现代女艺人更是举不胜举。
除了这些能人高手外,民间还有无以计数的无名艺术家,她们多为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农村妇女,千百年来,在与男性共同承担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外,还默默无闻地创造、传承和发展着民间的传统艺术,使这门古老的艺术得以延续下来。
4.产生了无以计数的民间手工艺品,丰富了中国艺术画廊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的丝绸就闻名于世,被古罗马等西方国家称之为“塞里斯”(Seres意即“丝国”)。在楚文化的发源地湖北、湖南楚墓中发现的古丝织品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先秦时中国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如马山一号墓出土的22件极为精美的刺绣品,不仅配色丰富,而且在绣法和技艺上都较之西周有了极大的进步,其中一件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薄如蝉翼、色彩斑斓,绣工极为精细;长沙马王堆楚墓出土的一件重量仅49克的超薄织物———素纱单衣和另一件“绢片贴毛”绣品,均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织绣工艺;新疆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延年益寿大益子孙”织锦手套,据专家鉴定,需七十五片提花综的繁复工艺方能织成;唐中宗时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资治通鉴》),这种随光影变幻之绣品,可谓巧夺天工;唐代宫廷绣工卢眉娘在一尺绢上绣出《法华经》七卷,“所绣字迹,不逾粟粒,细如毛发,点画清晰”,可谓微绣一绝;明代丁娘子所织“飞花布”,因质地精细,手感柔软而久享盛名;南宋时的一件发绣“东方朔”像,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发绣精品。
此外,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葛布、素、土锦、峒锦、黎幕、吉贝、蜡染、扎染、徭斑布、氆氇以及大量的、散布于民间的、与民众日常生活习俗为伍的实用性工艺品举不胜举(其中不乏有国宝级珍品)。千百年来,正是这些质朴而又精美的物品装点、美化着民众的生活,使中国民间工艺品闻名遐迩。
5.广大妇女的从艺经验,丰富了民间美术理论,是总结过去、发展现代民间美术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这些从艺经验形式灵活,多为片段式的口语、口诀、谣谚等,与文人学究式的理论大相径庭。然而,其中所包含的作为女性群体对艺术的体悟和认知方式,由多少代女性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手工操作技艺却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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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tch_minda 于 2009-5-1 17:1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