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一段鲜红的记忆
2009年07月24日 14:12:43 来源：中华读书报
1939年到1945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有十几个人先后来到呈贡的一间叫做“魁阁”的工作站。他们当中，年长的不过三十出头，很多人还只是大学生，其中有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胡庆钧、瞿同祖、谷苞、王康，都是些“干事业不要命的”角色。他们在工作站站长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完成了《禄村农田》、
《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文献。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魁阁”工作站。
在那个岁月里，国土沦陷，物资奇缺，书籍很少，资金匮乏。但就是这批年轻人，挤在这又脏又窄的破庙里，为中国的富强而忘我工作，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学者团体。虽然生活条件恶劣，有人甚至英年早逝，但是没人放弃，没人叫苦，大家共同经营出一种合作和友爱的风气，创造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上传说般的“魁阁时代”。
魁阁的工作方法继承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席明纳”(seminar)。大家分散去做实地调查，再聚起来讨论。有时讨论的气氛炽烈，一争大半天。从当事人的文字看，争论中产生了不少矛盾，但大家合作得非常好，把学术分歧视为君子之争，争来争去都是从对方那里取长补短。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境界和治学态度，迥然不同于今天党同伐异的学风。也正因如此，所有当事人都十分怀念这段经历：田汝康说自己浑然不觉当时苦，许烺光说在魁阁“很知足很幸福”，陶云逵说“我实在喜欢魁阁的讨论会”，费先生更说“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无奈时局多变，这个有声有色的学术团队随内战的爆发而解散，随社会学的取缔而消失。
费先生一直对魁阁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谈到“魁阁”精神，希望能够以“魁阁”精神来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前几年，费先生指派潘乃谷教授和王铭铭教授指导学生重访当年魁阁成员研究过的几个地方，进行再研究。课题组又邀请几位了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的专家一起开了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重归“魁阁”》就是这些成果的结集。
这是一本献给费先生的书，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窥见“魁阁时代”的学术风范和学术成就，看到魁阁之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艰辛历程，了解魁阁成员研究过的地方所经历的沧桑变幻。但它不是一本简单的纪念文集，它引发的是对学者做人与做学问的思考。就物质条件而言，魁阁的学者恐怕比不上今天任何一个职业学者，但魁阁却造就了优秀的成果和良好的气氛。而适逢物质丰富、学术繁荣的今天，恐怕任何一位诚实的学者都会承认，我们的成绩难与当时匹敌，我们的学风更无法望前人之项背。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氛围中，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中，不仅“魁阁”精神淹没无闻，魁阁式的团队难得一见，就连“再研究”都被不少“有识之士”鄙视为拾人牙慧的简单重复。随着原始人的发现和后现代的胜利，魁阁的成就要么被讥讽为科学的孩提时代，要么被贬低为学术的权力关系，“继承与反思”已经成了问题。似乎“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就必须另起炉灶，制造“规律深藏于黑夜”的假象，只等“上帝让牛顿横空出世”(God said let Newton be)。我们生活在一个“牛顿”迭出的时代，“牛顿”们却不屑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听说很多博导不导，很多教授不教，于是疑心《重归“魁阁”》似乎并非主流，有点费力不讨好。但学问并非奢侈品，非得要温饱之后才能去做。天上扔炸弹的时候还坐冷板凳的人不可能做不出好学问。如今天上没炸弹，地上没牛棚，但魁阁给我们的仍然远比自吹自擂的“牛顿”们高明。或许，今日学人面临的考验并不比炸弹牛棚容易对付。
魁阁让人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年鉴》的莫斯时代。一战毁掉了几乎所有涂尔干的得意门生。当莫斯重建这个团队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兴趣，顷尽全力为团体服务。从后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到，莫斯堪称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埃文斯-普理查德这样评价他，“不仅写作社会团结和集体情感，还用自己的生活加以诠释……如果该书(莫斯的《礼物》)的主旨之一，甚至它的基本主张，在于一个人属于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话，那么莫斯实践了这种主张，他让自己的抱负服从于共同的利益”。
“行远者储粮，谋大者育才”，费先生在《文化论》译序中用这工整的文字道出学人的“高”与“明”。费先生一再说，自己是魁阁的“总助手”。他为自己的同辈和晚辈刻钢笔版，油印稿件;把自己微薄的积蓄拿出来给大家做研究经费;带学生去调查，帮学生改文稿。1943年，费先生到美国去，把魁阁同事的成果编译成英文(即Earthbound China和China Enters Machine Age两本书)。研究民国知识界的学者谢泳这样评价：“对于当时只有三十出头的费孝通来说，没有很高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魁阁成员。”年鉴派和魁阁，一个战后学术机构，一个战时民间团体，它们的相似之处让人不禁感慨做学问和做人竟如此相通。
《重归“魁阁”》的编者之一潘乃谷教授告诉我，“魁阁”是打了引号的，就是说“魁阁”并非一时一地，而是一种精神，出这本书，就是为了那精神。我仔细品味，那精神是什么，我不敢说懂，但是我知道，在一个人的成长中，老师的培养和鼓励意味着什么，老师的学识和付出意味着什么?或许学者可以有自由的兴趣，但学术断不是个人的事。个人的抱负，个人的学术生命，如果不放在团队中，不放在学科的处境中，不放在民族的命运中，那么个人的学术生命也不会长久。“魁阁”留给我们的，或许就包括了这个内容。(完)(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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