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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瑜先生馆藏著作、手稿简介

    曾经在云南大学任教四十七年的方国瑜教授是名扬四海的教育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他的一生主要从事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人。他以数十年的勤奋工作，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在我们云大档案馆里，珍藏着部分方国瑜先生生前的著作手稿。它们是方国瑜先生之子、我校副校长方应祥于一九九三年底捐献给档案馆的。据初步清理，这些遗稿中有《么些民族考》、《么些文字考》、《西洱河民族经济文化之发展》、《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石鼓考》、《释十二支名义》、《见纽古读考》、《敦煌唐韵研究》、《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等书稿、论文和资料，共计三十本，数十万字。这些遗稿中，有方老先生早年收集整理的么些文字（即东巴经文）、考证论文、待考书目；疑难疑点；也有已经写好、誊清的论文。这些遗稿不仅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而且是本校教学、科研历史的见证；是方国瑜先生进行史学研究历程的记录。

    通过它们，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一辈学者潜心治学，甘于寂寞的学者精神；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和学习方国瑜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吸取他优秀的学术成果，对推动我校史学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东巴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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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熊庆来是数学家，长期对数学科学的研究，养成了处理事务的严谨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把这样的精神贯穿在他办云大之中。在熊庆来未长校云大之前。1936年，云大为把医学专修科升为医学院写信给教育部和专门扶持学校建设的中法庚款委员会。请款书中写到：云南省立云南大学请款书
敬启者：查云南地处边陲，种族复杂，山川峻秀，物产繁庶，实为研究自然科学之最好场所。曩因交通梗阻，是以产业未兴，文化落后。民国十二年，滇中人士爰有私立东陆大学之创立。当时为应实际需要，先办文工两科。十九年改组为省立，扩充为文工两学院。二十一年，遵照大学法则，扩文学院为文理学院，工学院仍旧，并归并省立师范学院改为教育学院。以符三学院之规制。二十三年，呈奉教育部核准备案，并遵部令改校名为云南省立云南大学，文理学院改为文法学院，教育学院归并之，理工合并为理工学院，并添设医学院，先办医学专修科。各学院所设学系皆以适应边地环境及需要，分别扩置，培养各种专材，以振兴边地文化而谋根本之建设也。依照呈准之设置计划，逐年推广，则必需之设备与校舍，亟待按期补充，以资应用。顾云南素称贫瘠省区，遂筹大量之款，势所难能。上年爰遵蒋委员长之训示，分别计划向中法，中英各庚款委员会请求补助。关于理工学院之充实，省府已指定地址，拨国币二十五万元，另行建筑理工学院一所。并已请准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先后补助国币九万元，以一万元作添置理化仪器药品之用，款已汇到，着手采购。以八万元作充实采矿冶金设备之用，分两年发给。关于文法学院之充实，如图书馆之建筑，各科图书之添置，业向中美庚款请求补助，俟该会派员到滇视察后，即可决定补助金额。关于医学院之充实，本较其他学院，需款为多，且医学院之设置亦较其他学院为不易。但医学人才在云南急待需要。盖云南境内山岳盘结，川泽四布，生物之繁衍，矿产之丰饶，以及地址之构造，种族之派别等。非详加实地之研究与考察，则各地蕴蓄之富源，莫由开发以资应用。且宝藏所在，素称烟瘴边鄙之乡，人多视为畏途，足迹罕至。如初步从事研究与考察，须先有多数医药人才，分配各地，对于各项工作进行，方可通畅无阻。是以云南各种建设事业之推进，应以医学人才为先导。此本大学医学院有积极扩充之必要也。现有基础，虽觉薄弱，亦不能不分别缓急，渐次充实，以应亟需也。且本省现设立之医院及卫生实验处，对于医药之研究常与本大学联络进行。而本大学现设之医药专修科，明年已界四年修业期满，此后添办本科，对于医药设备，更待充实。但需款较巨，一次难以请求补助足数，特分期计划，以谋逐渐充实。兹拟具本大学医学院第一期充实计划，计十七目，请求贵会核准于二十五年度补助国币八万元，内计医学用品采购费五万七千四百余元，运费关税约二万二千余元。查大学教育为国家社会建设之基础，内容充实，适应需要，则所造就之人才，必愈健全可用，本大学之设立，已具相当历史，徒以限于财力，不获尽量扩充，亟赖各方提携赞助，以策进行。敬仰贵会对于边地文化事业，优予补助，造福良深。谨依照标准，缮具本大学医学院第一期充实计划并连同大学实况报告书及图表，随函送请贵会审核，特予补助，并祈见覆是祷。此上中法庚款委员会  附送请款书  份，云南大学医学院第一期请款计划   份，云南大学实况报告及图表各一份。
云南省立云南大学校长何
二十五年八月   日
为办成这件事，原校长何瑶为办医学院曾写信给在清华任教的熊庆来，希望他为办医学院筹集资金问题向中法庚款委员会从中斡旋。
迪之吾兄惠鉴：顷奉十四日航空奉专藉聆教重，吾兄关怀桑梓教育热忱，不胜感荷之至，本省矿产丰饶，生物繁衍，中外咸知。故本校自改组以来，即遵教部令设置文法，理工及医三学院，而着重理工各系之充实，本年度本省已拨定新币五十万元为建完整之理工学院一所，并已指定与本校毗邻之昆华中学校全部地房区为理工学院校址，现已设计完毕，不久即可兴工矣。关于设备之充实，业已拟就计划分别缓急分期向中英中美庚款请求补助，第一次请准中英庚款一万元作为添购理化仪器药品之用，款经汇到，着手采购。本年度起又得中英庚款补助八万元作为充实采矿冶金设备之用，其他与采冶有关之设备，如材料实验，电气实验，水力实验及机械实验等项，则向中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请款扩买。现该会已来信允派员实地来滇考察后又再决定如何补助。一俟决定时，再专函请求吾兄指示一切。至本校医科自开班至今已将近四载，设置确属简陋，然已稍具雏型，况本省地处边陲，向称烟瘴之区，各地蕴藏固多，若无医学人才辅助，则开发颇觉不易，加之本省医药卫生人员就昆明一市而论，尚感不足，至于内地县份有医生之处更属寥寥。人民一旦染有疾病往往求治巫师，人民生命实无保障，又属提倡迷信。上年中央派员来滇考察后转令卫生署会同本省政府着手筹设医院，而此项医学人才之培养，本校实负重大责任。同年本省教育厅龚厅长晋京教部王部长，又请指示改进医科，其设备及建筑费用嘱向中法庚款请求补助，故所拟扩置计划中理工设备之扩充实业已请中英中美两庚款按年庚续补助，而医学设备实专赖中法庚款扩置之。现正拟定请款专转再奉吾兄，教祈婉言将此中情形向润章先生说明，如有未妥之处，即祈早日指示，以便遵办，是感端照奉恳顺后旅祈。
如弟  何瑶  谨上  七月二十一日
航空寄北平清华大学交熊迪之先生，熊庆来收到信后，也为此事找到中法庚款委员会的干事长李书华（李润章），为云大争取庚款，后来中法庚款也给了云大一笔补助经费。但是熊庆来不赞成云大办医学院，而希望云大用这些经费来加强理工科。信中写道：
元良吾兄执事，迩时叠奉来书，备悉一切，喜甚！云大近为当国重视，发展可期，良足庆幸。嘱及之事，弟自乐为尽力，关于请求中法教育基金会补助一节，弟曾与该会干事李润章（书华）君商及，渠与弟交甚厚，磋商颇为恳切，渠谓补助甚可能惟庚款机关联会之议案，各机关只以之作参考，不必完全遵循（渠个人甚愿为云大说话）故即允准补助款数亦不过六万，请求时数稍多无防补助，只限一年欲继续，须再声请，手续只须备一公函并附一现况及计划书寄来即可（须于九月前寄到，计划书可用中文，能附法文或英文者一份更善）允准与否，自与计划有关，系弟觉国内大学大都所定范围过大而力不足以赴之，于是求充实不能，欲收缩亦不可，而形成敷衍之局面。即中大，北大，清华亦不免此病，现四川大学似亦复走此已错之路，可惜吾滇筹款较难，亟宜注意，及之国难严重，尤不容不力求实效，弟意因地制宜，吾滇应特别发展理工，于地质采冶尤宜注意，致文法学院则就切要者办二三系，即可医科极不易办，若非政府由中央拨给相当之经常费，不必轻于兴办，易积极将理工科就小范围内尽力改尽，使之臻于完善，而成为国内第一等之学府，若是则不独培育桑梓人才，外省学子亦必自远而至，影响于国家学术建设乃大，弟与李润章君谈及云大有意办医科，渠亦甚不谓然，故请求补助计划言为医学院建筑设备，不如言为理工设备较有希望（虽中英庚款允许补助六万元，但为数似乎不充足）至祈注意。弟尚有进者，学制宜参考各国者酌定，不必拘于美制，教员宜提高待遇，慎重聘致第一流之能努力者，现国内各著名大学讲师教授薪金多半由二百八十元至四百元，甚至五百元。故以前函所示之标准论至难物色硕学，若为教授一二年级之课，则聘留学生之庸常者，尚不若聘国内毕业生之优秀者为善（可给与教员名义）未识尊意以为然否（省中留日归来之人或亦有可胜任者）谊属至转，事关桑梓，鄙见所及，敢为坦率言之，忙中草覆即问大安，请老友祈致意。
熊庆来  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熊庆来为什么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熊庆来在云南的时候认为云南的工科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云南首先要开发矿业，他原来也立志作矿冶工作，他后来学了数学，他又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他的大儿子熊秉信后来学的矿冶工作，
他把云南的经济发展寄托在工业特别是矿业发展上，但是他不知道自他离开云南十多年之后，云南大学在为发展云南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联合军医学校创办医学专修科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云南的医学发展作了很多的基础工作，已经购置了相当一批教学设备，延揽了一批既有学问又热爱云南的医学专家和教授。这些熊庆来在起初是不知道的。1937年7月，他回到云南后，对云大的医学专修科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发现前任校长何瑶确实为医学专修科作了相当多的努力。具备成为医学院的必要条件，云南又是一个多病少医缺药的地方，成立医学院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他弄清这些事实之后，感到自己过去不支持办医学院是凭过去的印象作出的错误判断，熊庆来不是政客，他是一名科学家，在对待云大发展的问题上都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尊重云大已有的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当他认识到云大具备办医学院的条件后，不再固执己见，改变了态度，把办医学院成为他长校后的一件大事来抓，积极投入到向教育部申请创办医学院的工作当中。四处筹措经费，解决办学瓶颈问题。由于熊庆来的重视和努力，医学院1938年成立，1939年正式招生。熊庆来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他办好云大的一个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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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的云大会泽院让参观校园的宾客赞叹不已，每当学生毕业离校时，就有不少毕业生聚集在会泽院九十五级台阶合影留念。在这座具有标志性建筑物的西侧，安放的一门铜炮更增添了会泽院的庄严。
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回忆当年云大学习生活时总会拿出在铜炮旁照的照片，津津有味的讲述铜炮所在地发生的故事。遗憾的是，这门铜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炼钢铁”中被送进了炼钢小高炉。安放铜炮的地方只留下青石基座。改革开放后，老校友老教师就不断呼吁重建铜炮。2006年，铜炮在原来的位置恢复重建。
这门只有炮筒而无炮架的铜炮的渊源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这门炮是中法战争中缴获法军的战利品。也有人反驳说，当年法军使用的火炮比这个先进，这个炮筒不是法军用过的。对何时安放在会泽院，有人认为是在1923年建会泽院的同时就安放了这门铜炮。2005年，我在编写《东陆回眸》时，曾采访过几位老学长，根据他们的回忆，我推测安放的时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对于谁是谁非，因无具体的史料加以论证，无法达成共识。
近年来，我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云大档案时，发现了有关铜炮的档案，使我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
1929年云大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离校时送给学校一架日晷，作为毕业的纪念品。它的意义在于高等学校是培育具有科学知识人才的场所，这给后来毕业生留下了好的榜样。1931年11月，第三届（即省立东陆大学第三班）毕业生何非、沈燊等在毕业之际也打算给学校送一件纪念品，以表达感谢学校培育之恩，但要送什么一直定不下来。带着这问题，他们参加了毕业生出省考察。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激发了中华民族觉醒。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参加考察的何非等毕业生，深感“值此国难临头，举国愤慨之秋，须有以振作民族精神者，庶可以激发国民同仇敌忾之心，（吾等学）生深受高等教育者应有之使命。”为此，他们决定送一件能体现“振作民气”之纪念物。回滇后，他们四处探访，了解到在云南军械局存放着中法战争留下的一门开花炮。认为能把这门开花炮移到学校是给学校最好的纪念品。
1882年，法军攻占河内后，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年7月15日，法国“远征”舰队在孤拔率领下到达福建海域。8月23日，法军舰队向福建舰队发起猛烈进攻。在短短二十多分钟的战斗中，福建海军军舰就被击沉7艘，官兵死伤七百余人。第二天法舰又炸毁马尾造船厂，摧毁了马江沿岸的炮台和民房。马尾海战的惨败，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浪潮。清政府被迫于8月26日下诏对法宣战。在中法战争中，云南的竹青等所率领的军队配合在越南与法军作战的黑旗军，支持越南人民的义勇队，在临洮大败法军。
何非等认为“中法安南（越南）之役，吾省以一省之力，而歼法将孤拔，实我国光荣之历史，为吾滇所不能忘者，且战胜而割地，实吾中华民族之奇耻。”当他们看见曾用来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开花炮“已被弃于乱草丛之中，斑驳损缺，已成废物，若任其湮没，殊为可惜！大学为文化泽源地，保存古物亦职所当然。”随即联名写信时任云大校长华秀升，请华校长“转呈省府饬令军械局拨给补修，陈列大学本部，俾触目惊醒，因物兴感，唤醒其历史观念，激发其爱国热诚，裨益后进不少，而于该役死难健儿亦可少吐其气于九泉矣！”华校长对学生的建议深感佩服，立即提笔呈文省府，请求将留存在军械局的开花炮移拨云大。华校长担心军械局不肯移拨，又致函军械局郑局长：   
敝校第三班毕业学生呈请转呈省府饬由贵局将安南战役奏凯归来留存之开花炮拨给敝校，修补陈列，以唤醒历史观念，激发爱国热忱，以呈请核示。此种开花炮对于吾滇历史颇有价值，任其弃置，未免可惜。台端关心文化，爱重古物，一俟省府令行到局，尚希曲予成全，籍以存续此光荣之历史。敝校领到此物，当叙述原委，将台端赞助盛意郑重入文，以作纪念也。专此奉恳，顺颂台安。
乡弟华秀升 谨启
（民国二十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华校长的积极运作下，开花炮很快移拨给了云大。学校为展示开花炮的风采，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将修补后的开花炮放在学校最显眼的位置——会泽院西侧的一个空旷的地方。并用上乘的青石铸成炮的基座及炮架，将其炮筒放置其上，使其与会泽院相得益彰。因开花炮为铜浇注而成，后来便称之为铜炮。
通过查阅云南省档案馆的档案，我们查清了这门铜炮的由来，它是我国军队在中法战争中使用过的，而不是缴获的战利品。它记载着我国人民不畏列强的民族精神。也使我们理解老校友如此怀念这门铜炮的原因。为了使世人记住它的由来，建议将铜炮的历史渊源及意义镌刻于铜炮基座，以利于教育一代代的云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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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庆来故居座落于云南大学校本部会泽院和至公堂东侧，“考棚”前的一座二层楼房，故居占地面积308平方米，现由云南大学文物管理办公室管理。此故居始建于1937年，座北朝南，一楼为熊庆来先生的接待室，二楼为卧室或办公室。主体建筑为土木结构二层楼房。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云南弥勒县人，1937年8月，被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聘任为云南大学校长。他是国际数学界知名学者，在我国传播西方近代数学、开拓我国近代数学教学、科研领域，培养数学人才方面都取得过突出成就。他抱定“科学救国”的理想，以“培养人才建设祖国”为己任，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和第一个数学学报，精心培养了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杨乐、张广厚和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钱伟长、赵九章、赵忠尧等杰出弟子。他一生中三度出国，三度归国、获得法国国家理科硕士、博士学位。取得被国际数学界誉为“熊氏无穷级”的重要学术成果。为推动中国数学教学和数学研究作出杰出的贡献。

    熊庆来用12年的时间（1937-1949）含辛茹苦地把云南大学办成了学科门类齐全，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并跻身于全国著名大学前列，四十年代云南大学已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五所大学之一。被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

    熊庆来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云大，为云南的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文革”中不幸受迫害病逝，为了纪念这位老校长，1988年云大设立了“熊庆来奖学金”。

    熊庆来故居是1937年建盖的，1957年至1968年，这里还居住过一位名人，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文学家，原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李广田与原党委书记高治国密切合作，使六十年代的云南大学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也就是说，这里是云南大学历史上两个辉煌时期的两位校长的住所。1968年以后此楼一直作为办公室（原马列部办公楼）。1999年7月，学校决定拆除此楼，校文物办根据很多教授和专家的意见：“熊庆来故居是学校的文物，应予保留，以作纪念。”校文物办遂将这些意见反映给校领导，后经校党委书记批示后，这件十分重要的文物才得以保留下来。2000年4月11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访问云大，他特意到熊庆来故居参观，并回忆起少年时在此与熊庆来之子熊秉明一起学习、玩耍，看到严济慈、陈省身、朱德祥等老一辈科学家到此切磋学术的情景。他说这里的气氛熏陶着一代科学家。2003年，在云南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熊庆来、李广田故居展览正式完成并对外开放，至今已接待国内外嘉宾4000多人次。

    熊庆来故居为抗战时期保留下来重要的近代建筑，它记载着我校革命斗争和光辉历史的伟大业绩，是宣传和弘扬云南大学悠久历史和独特办学精神以及曲折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源。

    2001年10月，经昆明市文物普查工作专家组评议，该房屋已被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8月，由省政府专家组确定校内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2006年在国家人文地理杂志刊物《中国高校最美地方排行榜》选美中国高校八座大师故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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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谷故居位于昆明市翠湖北路51—59号，袁嘉谷先生与家人长期在此居住,直至去世。袁嘉谷（1872—1937），云南石屏县人，晚清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辛亥革命后回滇，1920年在现址，即玉龙堆建颐寿楼和澍园寓居。1923年，东陆大学建校之初，袁嘉谷即受聘主讲国学直至终老，是云大的知名教授之一。该故居于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云大购回。
    袁嘉谷旧居为民国初年的典型民居建筑，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它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也包含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感情色彩，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2年5月，袁嘉谷故居被昆明市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昆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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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九龄故居位于昆明市翠湖北路3号，王九龄先生长期与家人居住于此。王九龄（1880——1951），云南云龙县人。早年留日，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积极投入反帝、反清革命运动。1920年起，王先生就与云大首任校长董泽共同负责云南大学的筹备工作。1922年东陆大学成立时，任学校董事会董事，并与时任省长的唐继尧一同被选为云南大学首届名誉校长。
    该故居建于1926年。1937年云大租为教授宿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刚留法回国的王士魁等初来云大时即下塌于此。1952年为云大所购买。1953年后，学校为著名教授刘文典在此设了杜甫研究室。

    2002年5月，王九龄故居被昆明市政府命名并公布为第一批“昆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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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堂是贡院建筑群的中心，至1999年，恰有500年的历史。
    至公堂是明清云南乡试活动的中心，是云南明清以来科举考试制度历史的见证。“至公堂”三个大字原为明代严孟衡所写，后被毁，现为今人重书。至公堂正门中间有横额：“旁求俊义”。两旁有楹联，一为清高宗乾隆所写：“立政待英贤，慎乃攸司，知人则哲；与贤共大位，勖哉多士，观国之光”。一为恩科解元那文凤所撰：“文运天开风虎云龙际会；贤关地启碧鸡金马光辉。”现在两联均为今人集字重书挂出，已不是旧时墨迹。值得一题的是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奉命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亦曾寓居贡院。林则徐来滇前，认为“滇去京师八千里，其被声教较后于他省”①，“以向所闻，滇士质鲁少文”②。通过主持乡试，他改变了看法，“由今视之，诚挺华擢秀，蒸蒸日上”，感到滇士中人才济济，大加赞扬③。乡试结束后，他主持选编了试卷中“文艺诗策尤雅者”14篇，“使君导我滇山簏，珍羽文犀看不足。”④，并写下了《乙卯科云南乡试录序》和《乙卯科云南乡试策问》各一篇，表现了他对发展云南教育的关心。
    至公堂是明末吏部尚书王锡衮囚禁之地。王氏云南禄丰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科举人。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后曾任礼部左侍部掌部事，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十六年（1643年），王因母丧回乡守制。
    第二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亡，清兵旋即进入山海关，南方相继出现了明残余势力建立的福王、唐王、鲁王、桂王诸政权，史称南明。王在家乡应唐王诏，出家财、募义勇，拟勤王抗清。然而，这时的云南形势也很复杂，安南长官土官沙定洲带兵赶走了黔国公沐天波，盘踞昆明。王先被困于禄丰，从八月起又被幽禁于贡院。永元年（1647年）四月十九日，在沙定洲撤出昆明前，王遇害于至公堂，实现了他“指天誓日惟报国”的志向。
    至公堂是汉民族封建皇权衰落的历史见证。1656年，农民领袖李定国将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迎来昆明，改至公堂为皇帝行宫，在王府基础上作装修，其黄色琉璃瓦屋顶，俨然是天子与皇权的象征。昆明成为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政治中心，时称“滇都”。而至公堂由于永历皇帝在此驻跸一年左右，一度成为南明王朝的军政中枢。
    抗战时期至公堂是全国学术活动的中心。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但由于西南联大办学条件简陋，没有较理想的学术活动场所，加之熊庆来办学有方，云大网络了大批学术精英；至公堂宽敞明亮，条件较好，一时间，各种全国性的学会年会、学术报告会、学术讲座频频在至公堂举行，至公堂成为全国学术活动的中心。据考，多次在至公堂召开的年会有：中国哲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物理学会、新中国数学会、中国天文学会、新中国农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及这些学会的分会等，经常出席这些会议并经常举办个人专题学术演讲的知名学者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梅贻琦、叶企荪、查良钊、陈遵妫、陈达、吴泽霖、姜亮夫、杨石先、吴有训、王赣愚、林同济、费孝通、冯至、田汉、光未然、雷海宗、潘光旦、吴宓、严济慈等近百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至公堂留下了重彩一笔。
    至公堂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民主堡垒”的著名论坛。一大批著名学者如茅盾、尚钺、楚图南、姜亮夫、朱自清、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等都曾在这里发表过脍炙人口的演说，闻一多先生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即在此进行，他在演讲完后回住所的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至公堂用作云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面放了几十张大阅览桌，供大家围坐复习功课。1955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大，经过至公堂，看到阅览室面积狭窄，说：应该有个好的图书馆，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的气派和新中国边疆的文化。云南少数民族这样多，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要为边疆的研究工作提供条件。
    1956年，学校拟拆除至公堂建图书馆，报告送到西南文教部时，被当时的西南文教部部长楚图南制止，称至公堂应作文物保留，至公堂才被保留下来。后即在至公堂的后面，拆除原贡院衡鉴堂，动工兴建了新的云大图书馆。据悉，熊庆来掌校时，至公堂年久失修，省财政厅曾表示在至公堂的基础上愿捐资建一大楼，但要求改“至公堂”为“志公堂”，借以记念龙志舟（云）主席，被熊庆来断然拒绝，事遂中止（李埏《不自小斋文存》）。⑤
    1987年12月2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将云南贡院至公堂列为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至公堂是云南大学的小礼堂，成为各单位师生小型集会和举办各种展览、毕业生校园招聘会的场所。

注释：
①吴松：《云大故事》，4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②吴松：《云大故事》，4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③吴松：《云大故事》，49页至5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④吴松：《云大故事》，5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⑤李埏：《不自小斋文存》），72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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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秋院”重修后成为云南大学的办公楼，但仍以映秋院称。为何名“映秋院”？因它系顾映秋1938年捐资修建而名之。
顾映秋乃当年云南军界要人顾品珍之侄女，省主席龙云的续弦夫人。顾映秋与云大有很重要的关系，捐资修建映秋院人所共知，她力荐熊庆来为发展云南大学立下举足轻重的一功之事则鲜为人知。
顾映秋曾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外语系，与中文系的李培莲（云南宾川人）是同校同学，又是云南同乡，后来李培莲做了龙云夫人，顾映秋作了中学教师。李培莲生龙绳德时因患产褥热而去世，龙云选顾映秋为续弦夫人，婚娶之后，顾成为龙的贤内助。
1937年云南大学出现“倒何”事件，校长何瑶辞职，云大急缺校长，但龙云对此人选要求甚严。龙曾公开对记者说：“大学是培养领袖及专门人才的场所。”多方物色均不中意。这时，顾映秋和省建设厅长张邦翰向龙云力荐熊庆来。顾是龙的爱妻，张是龙的同乡和助手，而且二人所论举的理由十分充分：顾在北平读书时常去清华访熊，对熊比较了解；张与熊是留法同学；熊是云南人，既有学问，又先后在东南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筹办过算学系，有办大学的经验，更主要是有愿为桑梓贡献力量的感情和热望，又是无党派人士，且为留法学者（当时云南为法国势力范围，亲法是龙的治省方针），各项条件都非常适合任云南大学校长。经反复考虑，龙云终于决定：聘请熊庆来任云大校长，并让顾映秋和张邦翰去劝说熊庆来。真难为这位有胆有识的顾映秋女士，既是“伯乐”又当“红娘”,硬是将熊庆来与云南大学结合在一起了。熊庆来深知办大学不易，提出增加办学经费和将云大改省立为国立为应聘条件，龙云都很痛快地应允并很快做到了，但清华不放。熊庆来来云南大学后曾说：“我来云南大学，清华不放，我以请假的名义才来的。”后来的故事就广为人知了，顾、张二人荐来的熊校长果然才能不凡，不负众望，短短几年将云南大学建设成为在中国和世界都很有地位的一所综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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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当时的省署正式批准贡院为东陆大学校址后，筹备处立即投入校舍营建工作。专门成立了建筑事务所，任命杨克荣为总理，萧扬勋为协理，杨维俊为工程事务。经周密策划与协商，决定新建办公教学主楼、理化室、试验工厂，并改造旧房为礼堂、宿舍、食堂等，其中新建主楼会泽院是建设的重中之重。建筑事务所把建盖会泽院的设计工作交给张邦翰负责。
张邦翰（1885年－1958年），字西林，云南镇雄人。1909年到法国巴黎留学，后又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研习建筑，曾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奔走于南洋群岛及香港、澳门之间。任新加坡《中兴报》、香港《中国报》主笔，与保皇派报刊展开激烈论战，还被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任命为云南军政府外交司司长。唐继尧执政后，被任命为无线电报局长等职。龙云主持云南省政府，他先后担任过云南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民政厅长等职。他积极支持唐继尧、董泽创办东陆大学，1922年7月8日被聘为东陆大学筹备员，参与了大学的筹划和建筑工作。7月14日被推荐为《大学大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学校建成后被聘为教授。
张邦翰在法国、比利时学习，生活多年，熟悉西洋建筑风格，因而极推崇会泽院仿照西洋建筑。当时昆明只有少量的西洋风格民宅，在缺少资料的条件下，要设计出昆明第一幢大型西洋风格的建筑，难度相当大。事务所人员大多为我省第一批留学归来的学子，对他的设想给予大力支持。为了做好设计工作，他呕心沥血，在短时间内设计出多套方案供大家讨论。其中有融会中西建筑特点，也有纯外国设计的方案。建校筹备处，最后采纳他提出的仿照建于1253年的巴黎大学院楼建筑特点的方案进行设计。按他的设计方案建盖的会泽院，呈“H”型，占地163方丈，坐北朝南，东西走向，楼高二层，楼底设地下室。上层为校长和各部门主任的办公室及会议室，校研预备室、图书室等，为学校的首脑机关所在。下层有十二间教室，可容学生400余人。大楼南门为正门，北门为后门，东西二门为侧门，可谓四通八达。楼的墙基、墙角、上下隔层、窗框四周、屋顶四沿、均用上等优质白色石块砌成，坚固厚实，加之木质地板，室内有冬暖夏凉的感觉。会泽院正门安有四扇巨型西式栅栏铁门，门上饰有多种图案。进门左右两侧分别装有优质木质门各一道，门上亦都刻有雕饰。两门之间为大厅，大厅与平台，圆形内走道均铺有花砖，厅的正北为亦内亭，亭的南墙镶有一个赤色铜牌，上面刻有陈荣昌书《会泽唐公创办东陆大学记》。会泽院墙面颜色为法国流行的驼红色，其正面平台上竖立四棵希腊多粒克式圆柱，支起一个巨型阳台。
会泽院与95级青石台阶及两侧的空心围栏浑然一体，更现出会泽院外观的雄伟壮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站在二楼阳台上，登高远眺，大有“绮窗洞开，吞山纳海”之势。安卧在西山的“睡美人”，粼粼的滇池波，碧绿的翠湖水，突兀的五华山，蜿蜒的长虫山，隐隐约约的碧鸡关等，滇中名胜尽览眼中，使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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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正门九十五级台阶历来有口皆碑，为人称道。但“九五”之数，却令人费解，既非一百，也不是九十九，探其幽，源在《周易》。《周易》乃是殷周时代的一部卜筮书，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分六十四卦及卦辞、爻辞，“卦”由两个经卦组成。经卦就是通常说的八卦，由三个爻叠成。一卦六爻，从下往上数，分别称为初爻、二爻……直至六爻。“爻”是一种象征符号，有阴爻（——）和阳爻（—）之分。阴爻象征阴、柔、女、臣、弱等，用地数（“数”乃易之一范畴，指作为占卜基础的数字）二、四、六、八、十中的“六”作为代表，故阴爻也称为“六”；阳爻象征阳、刚、男、君、强等，用天数，一、三、五、七、九中最大的“九”作为代表，故阳爻又称作“九”。“五”为阳，故五爻称“九五”。“九五”之数，乃天位、君位、尊位，有天子之贵。众所周知，云大（前身东陆大学）乃为云南军阀唐继尧所创办。“九五”之举，表其心志，或称抱负或野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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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交通厅干休所，离休干部浦光宗家中悬挂着一幅由著名书法家袁嘉谷在二十年代赠与他的一幅对联。上联：读书须识得头脑，下联：为人要立定脚跟。苍劲有力的十四字浸透着袁对浦的期望和深情。浦指着这幅对联谈起当年他与袁的一段师生之情，仍是激动不已。
袁嘉谷（1872——1937），石屏人，人称“径耳无遗，触目成诵”，被视为神童。光绪29年（1903）清廷开经济特科，尚书魏光焘荐袁应试，榜发列第一，袁成为有科举考试以来云南唯一的状元。光绪30年（1904），他被派到日本考察教育，兼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对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十分赞叹。逾年回京，调为学务处副提调，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当时清廷废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他积极参与这一改革，承担了编写大、中、小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任务，从此我国学校采用教科书教学。
1923年，云南首创东陆大学，校长董泽聘袁嘉谷主讲国学，从此他讲学不断，直至终年。他讲课以经学为主，旁及考据词章义理，因材施教，不限一科，命学生各习所好，希望能学有成就，这具有不同一般教授的大师风度。每当袁讲课之日，听众除全校学生外，好学之士往往临时加入，面叩笔录。可容四、五百人的校内“至公堂”经常满座，下课后，学生常常趋前问难。每当好书出版，常购赠学生。对学生的好作品，口诵不忘，先后汇集为《东陆诗选》，并为之作序，竭力表彰，以资鼓励。
浦光宗1923年进入东陆大学预科，后升入土木系，1928年毕业。是云大（即东陆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几十年来，他为我省的公路桥梁建设作了不少的贡献。解放前曾任过省公路局局长；解放初期就任交通厅副厅长，曾亲自参加指挥过我省一些重要公路桥梁建设。他虽是土木系学生，但爱好文史，更仰幕袁的学识。每次讲课，浦都争坐前排，认真听讲，做好笔记。期末考试，袁出的题目内容广泛，包括诗词、散文、考据等，让学生自选题目，堂下完成。浦爱好文史考证，其中两篇文章深受袁的赏识，一篇是《杞宋轶事考》，另一篇是《稷下先生考》。
《杞宋轶事考》是1926年浦写的文章，该文对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作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最后写到：“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袁对该文评了98分，并作了批示：“此题殆古人所未作，作者亦所得不少。以臆料之，数年之功，可穹群笈以成完璧不难也”。“仓猝成文， 即有可观，再加以十年、二十年，何所不成？勿自画也，勿自矜也！”
浦在写《稷下先生考》时，考证了稷下先生的由来及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袁评卷后给了该文“首名并奖书10部”。1929年，浦随同学出游，在南京停留时，到江南图书馆借阅清代汉学家所著《孟子四考》等书。对稷下所在的人物及出生年月进一步作了考证，并将文章寄给袁。袁复函：“汉卿老弟，接赐书知壮游之余小住金陵，真幸福也。鄙人有志末遂，事事望弟等继长增高，终身读书。即如我命作各题各书，弟作多佳。今又得多书考证，兄喜而不寐。”而后又对浦在文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论证威王和宣王是一个人的观点表示赞同。他写到：“齐威宣为一人，此大妙解，一切疑难皆解。”并称谓“威宣一声之转。”
1928年，浦大学毕业前夕，请袁写幅对联留作纪念，袁欣然提笔写下本文开头讲的那幅对联。
浦毕业后，离开东陆大学，但仍与袁书信不断，往来频繁，成了忘年之交。1930年，浦在浙江义县因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而被捕。袁闻讯后，焦虑不安。曾在浙江做过提学使兼布政使的袁，利用上层社会关系来参与营救浦，最终使浦获释。
1937年，时任宣（威）昭（通）公路工程分处主任的浦光宗闻讯恩师袁嘉谷的逝世而悲痛万分，他以尽快修通这条长300多公里的公路作为学生对恩师的最好缅怀。
他时刻铭记恩师的教诲，七十多年来，恩师送他的那幅对联伴随他渡过人生的风风雨雨。问及对联含义，浦说“上联意思是要我集中精力读好经、史、子、集几部名著，认为这些名著可教其做人，明辩是非。就学习马列著作来说，也是汗牛充栋，究竟初该读哪几本也至关重要。下联讲的是做人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要左右摇摆。”
1997年在举办袁嘉谷诞辰12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已是94岁高龄的浦光宗还挥笔撰文，抒发对恩师的怀念。


袁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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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在云大的师生，提起著名文学家、老校长李广田，总带着崇敬的心情说出一二则李广田的故事。
李广田（1906—1968），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8年加入中国。李广田一生著述甚丰，相继出版过散文集、短篇小说集、评论集，1948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引起国内外文艺界和读者的重视，日本作家冈奇峻夫将它译成日文并再版11次。1962年发表的《花潮》让他名噪一时。1949年李广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50年11月担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副教务长，1950年调任云南大学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1956年升任校长。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机会主义分子”，行政上降为副校长。1962年甄别平反，恢复了他的云大党委常委。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成为云大首当其冲的斗争“靶子”。在遭受长二年的非人折磨与侮辱迫害，1968年11月2日，李广田含冤辞世。1978年，党和人民为李广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一、李广田教工农干部学文化
原昆明物理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柴希孝是一位转战南北，经历过无数战斗的老同志。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把培养工农干部作为“贯彻党在过渡暑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在全国开办了多所工农速成中学，云大工农速中就是其中之一。1954年，柴希孝从云南军区选送到云大工农速中就读。他在部队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进入工农速中后，学习特别勤奋，进步很快。因工作需要，进校不到一年被抽调到学校肃反甄别办公室，负责审查定案。这项工作不仅要求办事人员熟悉党的政策，还要写大量定案材料。为做好工作，他不怕跑路到处找人谈话、翻阅材料、调查取证，就怕动笔写报告。办公室人少，各有各的事，又不能把写报告的事交给别人，这让他很为难。兼任学校肃反甄别组长的李广田校长知道后，对他说：“这有什么难的，不会我来教你，怎么样？”李校长教他写文章，柴希孝打心眼里高兴，但想到校长公务繁忙，怕影响他的工作，有些迟疑。李校长说“没关系，只要你肯学习，我每天挤出时间来教你学文化总是有的。”李广田就从如何写好一篇立案报告入手，开始了第一堂课。讲完写作基本格式及要领后，又推荐一份别人写的定案报告供他参考。柴希孝按李校长讲的要求很快写了一份立案报告。李校长看后一一指出报告中的不足之处，这次又教他如何组织材料来反映报告的问题。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后，柴希孝没立即动手修改文章，而根据李校长讲的要点查找能说明报告中问题的材料，有了足够的材料后他回家挑灯夜战，反复修改了几次，直到东方发亮才放下笔来。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稿件交给李校长。李校长看过稿件面带笑容，对他的进步给予肯定，但针对这份报告对文章分段作了讲解。柴希孝按照李校长所讲内容，再次修改稿子，就这样反复修改了十多次。最后一次是李校长帮他改报告中的标点符号，还边改边讲如何使用标点符号。在李校长的指导下，柴希孝的写作能力提高很快。当肃反甄别工作结束时，他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学会了写工作报告，文化基础亦更加扎实。从此，他总爱动笔写文章，有的还刊载于新闻媒体上。他走上物理所领导岗位后，从不要秘书代写发言稿，别人夸他文章写得好时，他总说“我的写作功底得益于李校长，要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成绩”。
二、李广田的办公桌
今年7月，住在云大北院的朱念麟老师在搬家中为一张书桌的留弃犹豫不决。这是一张很陈旧的老式书桌，桌面比一般要大，刷在桌面上的土漆已经开始脱落。从书桌的工艺和成色上看，至少有六七十年了。这样一张旧书桌，朱老师为什么舍不得扔掉？朱老师说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书桌，它是李广田校长当年用过的办公桌。李校长的办公桌怎么会在他家？朱老师讲出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1958年，从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王明轩分配到云大任教。当时规定：新来的教师报到后，学校要为他们安排住房，配备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吃住安排后校长找每位新教师谈话。由于王明轩是从外地赶来，比别人晚到几天，总务处为新教师准备的书桌已经发完，他未领到。李校长在找王明轩谈话时，问“住宿怎么样”，他说“住的房子不错，只是没领到书桌。”李校长听后立即皱起眉头，找来负责安排新教师的总务处职工问原因。这位职工也是一脸无奈，他说今年新教师多，学校已经把能用的书桌都发完了，只有等找到能用的书桌再补发。作为一校之长的李广田，他清楚这几年学校经费紧张，今年未拨专款购置新的办公书桌，总务处未发给王明轩书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广田弄清情况后，没有批评总务处职工，而是自己承担责任。他向王明轩解释学校的困难后，又说“教师没有书桌不方便批改作业，先把我的办公桌抬去用”。满腹委屈的王明轩听李校长这样一说，怨气消失得一干二净，他连连摆手说“我可以用床当桌改作业，校长办公室没有桌子怎么行”，坚持不要。李校长讲“我的办公室没书桌，家里还有，可以把要写的东西带回家去完成，你就没有这个条件啰。学校暂时有困难我们一起来克服，过段时间学校会为我另配一张办公桌。”他边说边让总务处职工把办公桌抬到王明轩的宿舍去了。
王明轩非常珍惜李校长送的这张书桌。1978年，王明轩调到西安工作。在办离校手续时，按规定要退还包括这张桌子在内的所有借学校的物品，王明轩舍不得还又带不走，就问同在一个系的朱念麟要不要，朱老师弄清桌子的来拢去脉后，有一种“见到这张书桌如同见到李校长”的感觉，即刻从家里抬来一张书桌换下李广田的办公桌。以后的20多年里，朱老师多次搬家，这张书桌一直跟着搬动。这次搬迁因新房面积比过去小，找不到摆放这张桌子的合适位置，让他踌躇。学校文物办闻讯后，主动与他联系做工作，最后，朱老师决定把书桌赠给学校。
以上二则故事看似平常，却反映了李校长处处关心师生，时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难处，从而赢得师生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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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0日是周总理视察云南大学44周年的日子。岁月催人，当年见到过周总理的学生如今已是年过六旬的才人。然而提及此事仍是兴奋不已，现任香港《当代诗》编委、香港散文诗学会副会长的林子，是当年见周总理的学生之五。她深情地回忆到：那是星期天中午一、两点钟，她正在球场上打篮球，忽见许多同学都涌向学校内的北门城墙缺口处，挤得水泄不通，后面还有人在呼喊：“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她兴奋不已，抱着球就冲了过去。她看见周总理穿着一件深黑色的中山呢服，络腮胡好象刚刮过，右手弯曲羰放在胸襟前，就旬我们经常看到的总理的典型形象一样。他精神抖擞，非常健康，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个随行人员。同学们不断高呼“周总理好，周总理好。”总理一边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向同学们讲道：“祝同学们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
周总理走进映秋院学生宿舍，在进楼右边一间大宿舍看了一下，转出来又看了楼梯边一间较小的宿舍。他一边看一边说：“你们住得挤了点，房里的光线也不太好”。同学们说：“总理，别看了，这座宿舍楼太旧了，空气也不好，还是到校园去看看吧”。总理微笑着说：“好吧，我们到外边走走”。总理边走边问尾随在后的同学“每月伙食费是多少”，“身体状况如何”，“学生每周有多少学习时间”。周总理视察了学校的教室、宿舍和食堂，看望师生后乘车从校园的北后门离开。
见到总理的同学兴奋了好几天，未见到问题的同学十分懊悔。邻近院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络绎不绝地到云大：“总理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乘坐的汽车是什么颜色？什么型号？车号是多少？”等等。
周总理是在出度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前，途径昆明并做短暂留时亲临云大视察的。44年来有不少同志撰写文章缅怀总理，叙述当时的情景，但对周总理到云大的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四月某日，有的则说是五月的某日，就是一些正式出版发行的书刊也各说不一。
为何在周总理视察云大时间上说法不一？当时新中国诞生不久，帝国主义及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时常进行颠覆破坏活动。4月6日周总理在国务院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作出我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的决定，在公布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后，我国政府就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署对我国代表团将要乘坐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暗杀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4月11日，我国出席亚非会议倒霉部分人员的座机“喀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为此我国政府对这次代表团人员的出访时间、路线等对外保密。周总理到云大，事前学校未接到任何通过，当天学校领导只有值班的刘绍文副教务长，他陪同周总理视察。当时学校对此事未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给后来考证周总理云大的时间带了许多困难。
云大从事党史桃史研究的人员，在考证周总理何时到云大的问题上态度十分严肃认真，他们不是仅凭某几个人的回忆就得出结论。撰写《云南大学志·大事记》的陶李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整理出周总理1955年4月份每天活动的情况一览表，建议当年见过总理的一些校友，搜集他们的回忆。朱惠荣教授一些公开的档案部门，找不到当年记录周总理视察云大的文字资料，就到省公安厅去寻找，以为公安厅负责所有中央首长到云南的警卫工作，也会对总理来云大的时间有记录，但在省公安厅查问档案资料后也未完全解决问题。
1997年10月，云大校友总会派人到天津召开校友座谈会。会上，校友总会秘书长、党史校史办主任张文逸了解到到会校友中有的是见过周总理视察云大的学生，就向他们做调查。中文系57届毕业生、现为天津市44中退休教师的胡开亮说道：“我不仅是周总理视察云大的见证人，而且还对此做了日记，这本日记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胡开亮的日记引起了张文逸的重视，他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最有说服力的一份证实周总理何时视察云大的原始材料，于是向胡开亮征集。张文逸等返昆不久，就收到胡开亮从天津寄来的日记复印件。日记清楚地记着周总理来云大视察的时间是1955年4月10日（星期天）。张文逸立即将日记交给《云南大学志》主编吴道源，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才下来。
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是所有云大人常常缅怀，并感到十分骄傲和荣幸的一件大事。虽然44年过去了，然而周总理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风貌却常常地刻在云大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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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1898－1974），戎马一生，屡建战功，但仍十分关心在校学生的学习、学校的发展。他在云大讲解毛主席对学生提出的“三好”的情景至今难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着重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会议结束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于2月3日上午，到云大传达会议精神，听取知识分子意见。在云大的办公大楼––––会泽院听过专家教授意见后，信步从会泽院北门走出。
在会泽院对面图书馆（即至公堂）学习的学生认出这位留着平头、身着深蓝色制服和外套、表情严肃，走路总是昂首挺胸，目视前方的老人，就是驰骋沙场、身经百战、遐尔闻名的彭老总。“彭老总到学校来了”的消息很快传遍校园，同学们都争着和他握手、问好，有的还请他给同学们讲话。他很理解学生的心情，热忱地与学生握手，并真诚地向学生征求对周总理所作报告的意见，随后作了简短的讲话。据当年听过彭德怀讲话的中文系学生、后在天津44中任教的胡开亮的当天日记记载，彭德怀说：就讲我对毛主席向你们提出的“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这三句话的理解。学习好就必须虚心学习，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工作好就是要努力工作，踏实工作；身体好就必须锻炼身体，将身体锻炼得棒棒的。三者密切联系，并且要长期坚持，坚持多久呢？就看你的寿命有多长，寿命有多长就坚持多久。这是我对“三好”的体会，对不对，要你们去修正。”彭老总朴实简短的话，赢得在场同学热烈的掌声。他讲完话后，又去参观学校新建的物理馆。尽管已是午饭时间，然而学生不肯离开他，直到他乘坐的小车驶出云大，大家依旧望着远去的汽车。
下午2：30在全校大会上，李广田副校长首先转达了彭老总对全校师生的问候，然后传达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3月12日，《云大》报发表了中文系学生吴铎的一首抒情诗。诗中写道：“我们见到了亲爱的彭元帅；在会泽楼下的台阶上，他在掌声中徐徐地走下楼来，那神情是多么沉着和蔼！他从北京中央，来到云大台阶，怎能不叫人激动欢快？分享着“最可爱的人”所享受到的幸福，又怎能不叫人喜出望外？他用亲切热情的语调，把“三好”作了扼要的讲解；指出必须坚持到生命的最后，必须把三者紧密联系起来。告诉了我们关键的所在，告诉了我们问题的要害；但是，谦逊的彭元帅，还说恐怕把毛主席的意思没有原样的表达出来！他比着生动的手势，说明祖国圆睁大眼，巴望人才，在临行的时刻，他还以频频的挥手来表明召唤期待！我们，毛泽东的大学生，只有用行动来回答这种教导和关怀；我们，要做文化大军的斗士，坚决地、坚决地把科学堡垒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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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外语系李希文教授至今珍藏着一份43年前宋庆龄在印尼的讲话稿，这份讲话稿是由云大外语系教授凌达扬等翻译，李希文打印的。在讲稿中，有宋庆龄亲笔修改过的文字。
1956年7月，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率代表团出访印尼，途经昆明，住在翠湖南路的原卢汉一所公馆中偶染微恙。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后非常关心她的身体，多次打电话询问，望她在恢复健康后再动身。
省政府把宋副主席在昆的接待工作交给省府外事处，具体工作由外事处交际科的李希文负责。宋副主席离京时由外交部为她起草了两份发言稿，一份是在印尼举行国宴上的讲话，一份是对印尼华侨的讲话并译成英文。宋副主席在美国生活了较长时间，对英文非常熟悉，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在昆明期间看过中文稿后，对带来的译文稿非常不满意，要外事处找人重新翻译，时任外事处处长的李晨把任务交给李希文。李希文虽然英文功底很厚，但对这样一份代表国家的发言翻译稿，他感到责任重大，就推荐凌达扬来完成。
凌达扬191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曾在清华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等任教授。1941年，他到云南大学英语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他具有标准的英国古典语言修养及颇深的英国文学造诣，学术水平高，授课很讲究艺术。讲授莎士比亚古典文学曾难倒不少的教师，但他却能将这门课讲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使听众入迷。由于他讲课在昆明出了名，抗战时期，驻昆的美国军人也慕名前来听课。
李希文的推荐在征得宋庆龄及有关领导同意后，由他负责联系凌达扬。李希文来到云大八家村凌达扬家中，说明来意后凌欣然接受。他感到能为宋副主席翻译讲话稿无尚光荣，但他很慎重对待这个任务。不仅自己亲自翻译，还邀约陈为灼等英语教师共同完成。这两篇讲话稿经过他们反复酝酿、逐字逐句推敲，准确无误形成的译文，两天后就交给了李希文。李希文连夜用英文打字机打印出，交给宋副主席。宋副主席阅后说：“这两篇稿子译得好，个别地方我再作些改动，就可以了。”宋副主席在凌达扬所译的《在印尼国宴上的讲话》译文上用英文加了一段“请允许我提议，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和平、为苏加诺总统、为在座的朋友干杯。”李希文根据宋副主席改过的地方，又打印一份送给她，而留下了那篇她改过的稿件。尽管过去四十多年，这份讲话稿虽然纸张较粗糙还有些发黄，但由于李希文的精心保管，至今仍可清晰看到宋副主席那清秀、流畅的文字。
这份文稿不仅凝结了凌达扬、李希文等老教授的辛勤汗水，还记载了一段历史事实。李希文教授曾有意把文稿送给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室，却被陈列室的门卫拒之门外。而李教授始终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珍品，为鼓励他的后代学业有成，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