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与林耀华的宗族研究
【摘 要】本文就《金翼》和《义序的宗族研究》两部作品对林耀华先生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研究做一个回顾，并对《金翼》这部作品的写作体裁和作品中的均衡论主题进行论述。为了更好的把握林先生宗族研究的特点，文章还将对弗里德曼和林先生的宗族认识进行简单的比较。
关键词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宗族研究；弗里德曼
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四部人类学/社会学作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它们分别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许烺光的《祖荫下》（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杨懋春的《台头村》和林耀华《金翼》。这四本书各有特色，亦可称为中国二十世纪中期研究中国社会的典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们仍然可以称为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经典。
林耀华的《金翼》是学术著作但它却用小说形式写成的，作者用细腻的观察和得心应手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其家乡闽20世纪前期的社会文化生活画卷。这本著作也向我们展示了研究和解读宗族文化的另一种可能。本文首先回顾林耀华先生的宗族研究历程，然后在第二部分讨论关于《金翼》这部作品中广受关注的几个问题，而最后一部分将对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和林先生的宗族研究进行概括式的比较。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来阐述《金翼》这部作品的深刻内涵和林先生宗族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林耀华先生的宗族研究轨迹：从义序到黄村
《义序的宗族研究》是林耀华先生在燕京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义序位于福建省福州台南岛，林耀华先生于1934年前往义序进行调查的，这个研究是对黄姓宗族的研究。[①]而“黄村”是《金翼》的黄村，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个有关系的家族的兴衰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下面我们就对这两部作品以及林先生的研究思路进行初步的解析。
《义序的宗族研究》是林先生从考据式的拜祖研究转向以田野工作为住的功能与实证研究的开端。 “现在看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宗族研究的奠基之作。”[②]从这个评价看来，虽然《义序的宗族研究》这本书的知名度没有《金翼》高，但是他在林先生的学术道路上是十分重要的一步。而这部作品在中国宗族研究中也是不可不提的。弗里德曼则把它作为《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的重要参考材料。
在张海洋老师的《林耀华教授的学术生涯》[③]一文中提到了林先生早期的论文《拜租》，《拜祖》是一篇以资料文献研究为主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理论来源是古典进化论。无论从写作内容还是理论体系上来看，《义序的宗族研究》都是对《拜租》中的宗族研究有所突破和延伸的。
首先，我简单的对《义序的宗族研究》的写作背景进行解释。首先，从理论上看，林先生的这篇论文受到了结构—功能论的影响，因为那时正值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大师帕克（R.E.PARK）和结构功能派代表人物布朗（RB）来燕京大学讲授社区研究方法。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采用了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法，义序是林先生大学同学黄迪的家乡，经黄迪的介绍，林先生认识了当地的一些人。而且这里的风土人情和作者的家乡比较相似，所以调查进行的比较顺利。作者的这次田野调查就写成了他15万字的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
《义序的宗族研究》是建立社区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社区宗族志，全书共分为十章。作者在第一章中介绍了义序的人文背景；第二、第三章主要对宗族的组织与形式进行了描写，第四、第五章主要是亲属制度的描写和本地亲属称谓的调查；第六章到第九章则是对一些生命礼仪的描写及其内涵的揭示；最后一章则是整本书的结论。作者对这十章五部分的描写并非是随意的，它是一本比较标准的社区民族志写作的格式。而且作者不只为我们呈现了义序的宗族制度，它更向我们展示了这些相对独立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各个部分的功能。关于林先生义序宗族研究的成果，我们还可以参看他在同一时期写成的《从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宗族乡村》。林先生的这两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功能主义的影响，但“《义序的宗族研究》的宗族并非只使功能性的宗族组织而是近乎于社会的文化的制度，也就是说作者的乡村宗族的考察是落在宗族制度这样一种认识构架中进行的：在这里宗族制度是全体，宗族组织只是部分。”[④]作者的考察是基于宗族的功能和宗族的文化两个层面进行的。林先生体现在这部作品中的研究是全面而且综合的。
相比《义序的宗族研究》而言，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的《金翼》在学术圈受到的关注似乎要更多。《金翼》这本书是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以后首先用英文写作出版的译本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1944年在纽约首版时名为：The Golden Wing: A Family Chronicle .[⑤]
到了1945年的时候，林先生在小说的最后新加了一章理论分析，1948年在伦敦出版了外加理论分析的版本，名为：The
Golden Wi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amilism. [⑥]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中译本都是按照1948年外加理论分析的伦敦版的译本。[⑦]
《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一本标准的论文形式的学术著作，整本书的理论性很强，而《金翼》是本小说体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著作，整本书的语言平实，叙述明了。关于用小说体写作学术著作的一些看法，我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再进行细说。在这一部分，我们先来大致的回顾《金翼》的主要内容和林先生在这本书中的宗族研究方法。
从蓝友林老师的一篇论文中我了解到，《金翼》中所写的黄村实际上就是林先生的故乡岭尾村，而黄家其实就是林家。[⑧]毫无疑问，林先生在《金翼》中所讲述的其实就是他的家族的故事。想必知道这一背景以后读者就不会对书中细腻、深刻的描写产生过多的猜测和怀疑。
《金翼》讲述的是两个有关系的闽北家族的沉浮，时间跨度大概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前。故事的开始是农家弟子黄东林不甘心务农而与姐夫张芬洲合伙在家乡的码头经营稻米咸鱼生意。经商的开始意味着他们走出了传统的农耕社会而和商业文明有了一定的联系。当张、黄两人赚够了盖房子的钱的时候，姐夫张芬洲瞒着东林抢占了一块被风水先生喻为为“龙吐珠”的风水宝地。东林出于无奈，在旁边选了一块地建盖新房，这个地方便是后来的“金翼之家”。
随着故事的发展，“龙吐珠”并没有给张家带来美好的前程，在诸多的变化之中，张家逐渐失控，陷入了重重的围困之中，而张芬洲也在故事结束之前就死去了。勤劳而善于协调关系的东林适应了许多的挑战，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地方上也建立了十分牢固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他的领导下，黄家变得越来越壮大。在小说的最后，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东林也从繁华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曾经的土地，带着儿孙在田野里播种，教他们把种子埋进土里。
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闽北农村的地方农业、船业、商业、政治、法律、教育、民俗、信仰、宗族家族等多方面的地方社会文化生活。虽然作者采用的是小说的写作方法，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读者展示一部曲折的家族发展史。实际上，作者在作品中的叙事都是有人类学目的的，就如Professor Raymond Firth在书的英文版导演中说到的“作者有意识的让自己做这样一个工作：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时间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结实。他非常成功的避免了对某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农民的生老病死做冗长的记录。”从Professor Raymond Firth对《金翼》的评价以及在阅读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作者的刻意描述是为宗族制度以及地方社会文化如何运作服务的，而小说体的陈述可以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融入对宗族社区的描写之中，“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 [⑨]
二、由《金翼》引发的探讨
1、体裁与真实性的问题
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金翼》在发表之后都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和争论。我在文章的这一部分主要是想通过整理学界对《金翼》曾经有过的思考，然后提出我自己的拙见。
首先是小说的体裁问题。《金翼》是以小说写成，所以它也引起了一些引用资料务求真实的治学谨严的学者的疑问，即《金翼》的故事和其中的人物的真实问题。而林先生曾在书的序言中写道：“《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历史。”林先生叙述的完全是他家族的真实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从书中东林家的六哥(即小哥)身上，窥见林先生青少年时期的身影。书中的主人公黄东林便是林教授的父亲。而那兄弟六人也都确有其人。林教授原籍闽南漳州，后迁到古田距谷口镇(即书中，的湖口)五里的岭尾村(即书中的黄村)，繁衍了十代人，包括三个自然村，绝大多数人家都属林氏后裔，所以书中的黄村棗岭尾村，实际上是林村。
庄孔韶教授在对在《金翼》》的跟踪研究《银翅》[⑩]一书的开始，就对《金翼》》“黄村”中出现的山川村镇进行了考证，也对书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回访。如若因为文体而怀疑这部著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可能是因为对作者的写作背静了解得不够。当你真正了解了作者的写作背景之后就会发现，林先生作品中的真实比那些所谓的文献注释和社会学统计数据要高明许多。第一，小说的可读性是毋庸质疑的，其次，和喜欢下结论的传统学术著作不同，它还留给了读者更大的阐释空间。
2、家族的沉浮与社会均衡论原则
一部好的作品总能带给人们很多的思考，《金翼》家族的沉浮、“金翼”黄村的风水和隐藏在故事发展中的均衡原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莫里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提到“这部作品的主题是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作品的目的是展现个人命运的沉浮，以此作为均衡原则运作的一个例子，均衡原则这一构想是天真的，然而却戏剧性地广为人们所运用。”[11]暂且不论弗里德曼这一评价的得失，我们先来看看林先生书中对均衡论原则的运用。
林先生把均衡解释为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在讨论林先生的均衡论原则之前我们先来对《金翼》中两个家族的发展进行简单的回顾。林先生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把两个家族的繁荣衰败的变化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代的东林和芬洲到遭受了贫穷和居无定所之苦和随之而来的转机；第二阶段是黄家和张家壮大之后开始遭遇的麻烦和不幸，黄家适应了过来，而张家迅速衰败；最后一个阶段是张家已经从生活的画面当中消失而张家仍在奋斗，最后，张家在面对巨大的民族危机之时也无能为力，只能选择回到了原点。
从这两个家族的沉浮之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联串关系的组合和运作，以及人际关系网络下人类行为的平衡，认真的通读全文将会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体会。黄家发展始终联系着社会关系的历程，黄家总是能很好的把握时机和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在文章中频频出现的风水先生和“龙吐珠”就是要告诉读者风水的庇护在依靠适应性和均衡性运作的人际关系体系中并不起作用。影响和干预人际交往的文化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环节中的许多要素都是相扣的。林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们勾画可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框架结构，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有弹性的皮带和一个竹竿的变化都可以使整个框架瓦解。”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均衡论是作者解释黄、张两家沉浮的理论之一。但
也并非莫里斯·弗里德曼所说的“以此作为均衡原则运作的一个例子”。首先、作者要反映的也不仅仅是这一个主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主题的阐释力也并非如此单薄。庄孔韶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解读了金翼之家沉浮的动力，均衡论原则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中国本土循环论的解释、平衡论的解释、“惯习”和“资本的解释”、调动集体记忆与家族记忆的解释和区域文化哲学与教化的解释。[12]
庄孔韶的解读是多元而且立体的，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我只是借此说明《金翼》这本书的深刻性和多向性。
三、林耀华与弗里德曼宗族认识的比较
我在这里采用的“宗族认识”是受到阮云星的启发，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到林耀华和弗里德曼在宗族理解和把握上的迥异，他把这种对宗族的理解和把握称为“宗族认识”。[13]
我在这一部分就主要对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的宗族认识和林先生的宗族认识进行一个分析比较。
1、弗里德曼的宗族认识
弗里德曼在他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前言部分写到“本书是社会人类学作品，但不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由此便可窥见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方法和林先生的差异性。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是从20世纪40年带开始的，他先是对新加坡殖民地的华人家庭与婚姻进行研究，后来又转向了对对福建和广东单系亲属组织的研究，而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系是这本书的主题。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弗里德曼没有机会来华调查，因此他的研究只能基于一些用欧洲语言写成的福建、广东两省的汉人社区的作品，他认为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具有一般社会意义的问题。由于作者引用的材料过多而缺乏田野调查，许多学者认为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偏向于一种文献研究，而它建构的宗族模式也只是一种完美的假设。当然，这些学者的评价虽然有点残酷，但是也是有依据的。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全书共144000字，我看的那个版本是32开本的，正文一共有192页，而注释（包括参考文献）占了将近60页，这个架势确实有点文献研究的味道。在弗里德曼的论文中经常被引用的是胡先缙、林耀华、刘兴唐、费效通、陈达、张仲礼、杨懋春、田汝康等人的研究作平。可以说这些作品是弗里德曼研究的基础，他试图通过不停的文献引用来建构中国的宗族范式。
而弗里德曼提出的宗族范式是什么呢？而他又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宗族范式呢？这还得从当时的学术环境说起。我们首先要提到到的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的几本著作：第一本是福忒思和普里查德主编的《非洲的政治制度》，另外两本是普里查德的专著《努尔人》和《阿努克人的政治制度》。在福忒思的研究中，宗族组织成为了回答这些没有国家政权干涉的非洲部落其政治生活如何运作的问题。福忒思和普里查德都想通过非洲宗族模式的建构来说明在没有政府运作的地方社会将如何通过地域和继嗣方法构造自己的政治秩序。在这些研究中，保证政治秩序运行的是非洲社会的对称分支。
弗里德曼对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研究本意是要推翻非洲模式，即建立一种“非对称分支”的宗族。“非对称分支模式是与平均的非洲社会的宗族的对称结构不同，在中国的宗族内部由于社会分化的影响，中间形态的分支呈不均等状态；富有的指派可以在各层级设立公产、建祠堂形成层叠浓密的下位分支，反之贫穷的支派则下位分支稀少，整个分支单调薄弱，这就是非对称模式。”（弗里德曼2000：60-61） 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他用了“A-Z”两极和中间的“M”来表达社会分化造成的同一区域内的诸类宗族共存繁荣复杂图景。可以说，弗里德曼的宗族认识是功能的宗族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设计好的宗族范式的佐证。
庄孔韶在《银翅》中明确的提出：“中国宗族的考察不应该忽视史料的、理念的多方面知识，并切忌单纯地对乡村社区做功能的研究，以及机械的远离主题寻找宗族生活的要旨分析。中国宗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修谱、建祠、组织等）有复杂的理念和政治背景，不了解这一背景而孤立的做乡村的田野观察是难于发现其本质的，必须从深厚的理念与制度文化上考察中国宗族”。从弗里德曼的研究来看，他似乎已经忽视了许多文化和传统的因素，我认为他的立论也有失偏颇，而他建构的中国宗族模式更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中国的东南是一个复杂的社区，单纯的模式并不能很好的说明该地区的宗族组织和地方政治的运作，而且他把东南地区作为“边陲”化社区的研究也不是很恰当。其次，这种预先设计好理论框架的套用实际上也有失合理。但是，不可否认，弗氏的研究确实掀起了汉学人类学界对中国宗族研究的关注。
2、林耀华的综合研究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已经对林先生的宗族研究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想必大家已经有所了解。我们不难发现林先生的宗族研究是综合性的宗族研究，他是对宗族社区的全面分析和解释，以便向读者展式一个宗族社区的全景。林先生的这一特点在《金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作为本土的人类学/社会学者，林先生的调查都是建立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之上的。
相比弗里德曼的研究，作者的考察是基于宗族的功能和宗族的文化两个层面进行的。林先生体现在这部作品中的研究是全面而且综合的，而这种研究方法是比较理想的。阮云星曾经提出宗族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由“潜显双层内结构”和“诸变数重层外结构”组成。[14]不管是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还是希望建构宗族研究的范式，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要做到综合研究的视角。
林先生的宗族研究有一种“小地方，大论题”的视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他通过对一个村落的考察来研究宗族制度，而在《金翼》中则是用个人生命史的视角解释了宗族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运作。显然，林先生的宗族研究留给了读者除了宗族制度之外更广泛的阐释空间，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林先生通过十章五个部分的论述为我们展示了义序的宗族制度的方方面面。作者在对宗族进行功能研究的过程中也没有忽视宗族的文化规定性，而且还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参与对义序的宗族进行了客观实际的描写。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的解释力是很强的。林先生后来的《金翼》虽然不是一篇论文式的学术报告，但他也客观全面的考察了宗族和家族主义，并忠实的记录了黄、张两家的兴衰和当地的社会文化，为后来的中国宗族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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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阮云星.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J].福建论坛，2001（03）..
[1
3] 陈其南.汉人宗族制度的研究：——弗里德曼宗族理论的批判[J]. 考古人类学刊，1991（47）.
[①] 1934年 义序人口几乎都是黄姓家族，在1983家中，黄氏占了1907家，比例高达98.4%。
[②] 蓝友林 .义序与中国宗族研究范式.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03）.
[③] 张海洋 . 林耀华教授的学术生涯. 民族教育研究，2000（02）
[④] 阮云星.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福建论坛，2001（03）.
[⑤] Lin Yueh-Hwa, 1944. The Golden Wing:A Family Chronic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⑥] Lin Yueh-Hwa 1948
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amilism.London
[⑦] 现在流行的中译本主要有台湾桂冠图书公司的宋和的译本《金翼：传统中国家庭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北、香港三联书店庄孔韶、林宗成的译本《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这些版本都是参照1948年伦敦版本的译本。
[⑧]蓝友林 .义序与中国宗族研究范式.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03）.
[⑨] 该话同样出自Professor Raymond Firth写的 《金翼》的英文版导言
[⑩] 庄孔韶. 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M].
北京:三联书店 ,
2000.
[11] 莫里斯. 弗里德曼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P49
[12] 庄孔韶 .金翼家族沉浮的诠释.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4（01）
[13] 阮云星.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福建论坛，2001（03）
[14]阮云星.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福建论坛，2001（03）
本文作者 杨静茜 系云南大学2008级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