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费孝通与云南大学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诞辰100周年。在费孝通先生波澜起伏的一生经历中，云南大学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从1938年11月到云大任教，到1946年8月离开云大，费孝通一共在云南大学工作了近8年时间。对于费孝通来说，这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因此他甚至把云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一、重要的学术发展期1938年8月，费孝通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便启程回国。当时中国正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费孝通途中在轮船上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从越南登陆，经西贡辗转来到了抗战的大后方昆明。
　　当时云大校长是熊庆来，他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靠的是人才。为了在云大开办社会学系，1938年他专门申请了中英庚子赔款设立教席，邀请燕京大学的吴文藻教授来云大任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是费孝通原来在燕大的老师，当他知道费孝通从英国回国后，立即向熊校长推荐了费孝通。1938年11月，费孝通受聘到云大社会学系工作，并获得了中英庚款资助。吴文藻于1940年10月离开云大到重庆工作。在此后的六年，费孝通一直是云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费孝通在英国的导师是国际上著名的功能学派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从马氏那里学到了许多社会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开创了一套先进的、有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其核心就是中西结合，注重实践；解剖麻雀，以小见大。主要的方法，一是田野调查，二是学术研讨。
　　到云大仅两个星期，费孝通就开始到离昆明有100多公里的禄丰县乡下进行社会学调查。1939、1940年他和助手张之毅、史国衡等人又多次到昆明、玉溪、大理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他们探村镇、访农户、入社区、下工矿。在调研基础上，先后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昆厂劳工》等一批调查报告。为了了解云南的贸易情况和社会生活，费孝通甚至还跟随驮货的马帮远行。他穿着赶马人的羊皮褂，跟着马帮起篝火，住小庙。直到晚年，费孝通提起云南的马帮还非常动情，说自己是“思想上的马帮”。
　　1939年初，云大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由费孝通主持。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1940年初研究室搬到离昆明约20公里的呈贡魁阁。费孝通描绘道：“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然而，费孝通和他的同事们就在这个简陋的地方开展学术研究。他们经常举行所谓的“席明纳”（Seminar，即学术研讨）。费孝通后来回忆道：“有6个研究人员和我家同住一个地方，这就给我们以充分讨论的机会。我们作实地调查分散数日后，重聚在一起举行我们所说的研究会，这是马林诺斯基的传统；这种讨论有时在热烈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半天。”有时他们也会为某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然而正是在这种自由而深入的学术讨论中，大家对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42年底，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十所大学的十位教授访美，其中也包括云南大学。由于费孝通英文好、专业强，又有英国留学的经历，熊庆来校长就派他代表云大访美。从1943年6月到1944年6月，费孝通在美国访问了一年。在美期间，他把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的调查报告整理后译为英文在美出版，主要成果有二：一是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三份调查报告的《云南三村》（英文名EarthboundChina），二是收入了《昆厂劳工》等调查报告的《中国进入机械时代》（ChinaEnterstheMachineAge）。费孝通将其称为“魁阁的成果”。1947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云南大学被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有费孝通等这样一批国际知名教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费孝通1938-1946年在云大工作期间，个人共出版中文著作2部，中文译著2部，英文著作2部，学术论文34篇。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后来被编入了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在那种艰苦、动荡的岁月里，能取得如此多的学术成果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学术研究，费孝通还和同事们一起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社会学人才。从1940年到1945年，他先后为云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开设了“经济社会学”、“家族制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区研究”“近代社会理论与方法”、“云南农村经济”等多门课程。
　　费孝通于1946年8月离开云大。由于各种原因，云大社会学系也于1954年被停办，直到1995年才恢复。但吴文藻、费孝通创建的社会学至今仍是云南大学的重点学科之一，从社会学延伸发展出来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现在成了云南大学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全国重点学科。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学术成果、研究方法，今天仍影响着云大的后辈学人。
　　二、从书斋走向战场在云南大学期间，也是费孝通民主爱国思想逐渐形成，从一个纯粹的社会学学者发展成为一位民主战士和社会活动家的关键时期。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大后方昆明的民主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云南大学是当时昆明著名的民主堡垒。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费孝通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当局的专政和腐败，自然要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并投身到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中。1944年秋，费孝通从美国回到云大后不久，就由他的老师和好友、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1944年10月1日，民盟云南省支部（原为民盟昆明支部）举行成立大会。支部共有盟员1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云南大学的教授，如费孝通、潘大逵、楚图南、周新民、尚钺、李德家等，也有一些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如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吴晗、闻一多等。在此次会议上，费孝通还被推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委员，其他委员还有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吴晗，一共9人。
　　抗战胜利后，国内时局并没有好转，反而因国民党的统治和内战变得更加混乱。除了参加民盟的活动外，费孝通还以其它方式从事民主爱国运动：一是通过上课、讲演等活动，向学生和社会各界宣扬民主和进步思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由于他学问好，影响大，又敢言，是学生们最仰慕的“民主教授”之一。二是写政论文章，针砭时弊，揭露当局的专制、腐败，《时代评论》、《大公报》、《中央日报》、《民主周刊》等报刊上常有他的文章。他后来说：“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那时是我的社会活动的高潮，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此外，费孝通、潘光旦等人还与英、美驻昆明领事馆保持联系，把民盟的纲领、宣言译成英文交给他们，通过他们向国际上宣传民盟的主张。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大等学校的师生约6000人在昆明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由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发表演讲。演讲会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会场，进行阻挠和破坏。当轮到费孝通演讲的时候，会场突然停电，并响起了枪声。面对威胁，费孝通没有退缩，他在台上高声说：“我请求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让我大声疾呼，用我的声音压倒枪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几天后，昆明发生流血惨案，引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费孝通等人随即以民盟支部的名义举行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公开揭露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他担任主编的《时代评论》还出版了悼念死难者的专辑。
　　云南民盟支部的活动，使反动当局既害怕又恼火。他们把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费孝通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列入了黑名单，准备用暗杀手段逐一清除。1946年7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杀害。接下来，反动派的枪口又对准了费孝通等人，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国民党特务不时光顾费孝通所住的云大教员宿舍，甚至还在围墙上打了个洞，随时准备过来抓人行凶。在此危急时刻，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主动出来提供帮助和保护。费孝通后来回忆道：
　　“闻一多事件之后，差不多杀到我了。美国领事馆的车子开到云南大学来救我……车子一开出，特务就到了家里面了……我先抱了一些东西到校长熊庆来家躲一躲。我是从校长家上的车，再把她们两个（妻子和女儿）救到车上。”
　　除了费孝通外，得到美国领事馆保护的还有楚图南、冯素陶、潘大逵、张奚若、潘光旦、尚钺、赵沨、金若年等爱国民主人士。第二天，社会上就知道了“九教授领事馆避难事件”。几天后，云南省主席卢汉到美国领事馆答应保证避难人员的安全，但避难人员必须离开云南。在此情况下，费孝通被迫于1946年8月离开昆明去南京，年底再次前往英国。1947年回国后便到清华任教。
　　三、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在云南大学期间，费孝通还结婚生女，进入了“家庭生活的新起点”。
　　1935年12月，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作民族考察时，王同惠不幸坠崖身亡。对爱妻的去世，费孝通深感悲痛和自责，此后几年一直深陷这种情绪难以自拔。加上1936年后他到英国留学，全身心投入博士论文的写作，所以一直未考虑再婚。
　　1939年，到云南大学工作后不久，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认识了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孟吟，二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费孝通与孟吟同甘苦，共患难，终生相伴，直到孟吟1994年12月去世。
　　1940年，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昆明，费孝通在文化巷住的院子也被炸。为安全起见，他们搬到呈贡乡下躲避。但这年12月，连他们在呈贡古城村租住的农舍也被炸毁了。而就在此时，孟吟就要临产了，费孝通十分着急。后来好不容易在县城边找到一个广东人开的小诊所，孟吟在这里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前妻王同惠，费孝通给这个独生女取名费宗惠。
　　从1940年初到1944年秋，费孝通一家在呈贡古城村住了四年多。呈贡离昆明大约20公里，虽然当时工作的魁阁研究室和给学生上课也都在呈贡，但费孝通不时还是要回云大办事。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小马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要颠簸2个多小时，有时甚至步行，一个单程就要4、5个小时。一直到1944年秋天，费孝通的家才从呈贡乡下搬回昆明城里。
　　在云大工作期间，费孝通曾先后住在昆明承华圃街51号、文化巷48号以及云大校内教员宿舍等处，其中在文化巷48号院子住的时间最长。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清苦，因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有时不得不靠写文章挣点稿费补贴家用。费孝通后来说“我们穷得要命。我为什么写文章？家里米不够了。我是摆摊头写文章。云南大学下面有个茶馆店，我就坐在那儿，这不是摆摊头吗？他们都到那儿来找我要文章，当天拿去，第二天报纸就出了。以稿费维持生活，薪水一半不到。”
　　费孝通初到云大时是副教授，每月薪水为国币234元，由庚款支付，学校再给车马费160元。1940年他被聘为教授，后又兼系主任，每月薪水为450元，加上330元的研究补助费。1943年以后，费孝通作为教授兼系主任，每月薪水加到了550元，仍有330元研究补助费。这样的收入，比起每月只有100-200元的助教、讲师是不算少了。但当时物价涨、币值贬，教授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就只好靠写文章或兼课（费孝通1944年后同时也在西南联大兼课）来维持生活了。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的二哥费青此时也在云南大学工作。费青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法律系，于1939年底回国来到昆明，受聘于云大法律系，开设“国际私法”、“法理学”等课程。弟兄俩先后在昆明结婚成家，同住在文化巷48号院子里。费青也是一位“民主教授”，经常在《时代评论》、《民主周刊》发表文章。“一二·一”惨案发生后，费青在费孝通主编的《时代评论》悼念专辑封面上写了一副挽联：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使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空负了锦绣河山，豺狼当道，鸱鸨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兄弟两人同在一所大学当教授，几乎同时结婚成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而且有着同样的政治信念，一起进行民主爱国斗争，这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
　　在云南大学的8年，给费孝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离开昆明后，他多次充满感情地回忆起这段时光。50年代，他曾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国家民族委员会的负责人和专家，率队到云南来进行民族调查。改革开放后，他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的身份，多次来到昆明和云南大学。1998年，北京市成立了云南大学校友联谊会，已近90高龄的费孝通欣然同意担任名誉会长，并在成立大会讲话。他深情地说：
　　“在云南8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我时常想起‘一二·一’，云大有不少革命的、值得纪念的地方，如至公堂、会泽院。50年过得很快，年轻的也老了，但这是人生值得纪念的一段。”

    源于：来源:云南大学报  作者：肖宪

[ 本帖最后由 木兰山人 于 2010-6-14 22:41 编辑 ]

张贺

身为云大人，为云大骄傲！

英古阿格

抗战时期云南大学还入选中国十五所大学之一。
云大历史学、民族学也曾辉煌一时。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有杨堃、江应粱、方国瑜等顶梁柱，惜乎未能续承，恐与时局、大环境密切相关。
俱往矣。云大宏图再起，有赖于“会泽百家”宗旨的落实，而非沉溺于旧日辉煌。

echohope

感谢“木兰山人”所提供的分享
看后
深深为自己是云大人自豪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到肩上任重而道远的责任

大高

缅怀人类学民族学的世界级大师

——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研讨会综述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南宁)2006年6期第31～35页
敏俊卿(1976～)，男，回族，甘肃临潭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院博士生。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回顾了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曲折、光辉的历程，深邃博大的学术思想，缅怀他忧国忧民、矢志报国的济世情怀，“行行重行行”、关注民生、“志在富民”、“知行合一”的精神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围绕“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与国际学术交流成就”、“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与边疆民族政治”、“学科与国际视野”、“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与居民权益保护”和“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五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费孝通/民族研究/座谈会/研讨会/综述

　　公元2006年10月10日至11日，纪念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印度、美国、伊朗、俄罗斯、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及大陆10余个省的111名专家、学者共同回顾了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曲折、光辉的历程，深邃博大的学术思想，缅怀他忧国忧民、矢志报国的济世情怀，“行行重行行”、关注民生、“志在富民”、“知行合一”的精神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在这次会议上，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世新大学乔健教授的话代表了多数学者的认识。他说：“先生早已超越了名人的境界，而正式进入了历史，成为在建立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奠定了永恒的与普世的历史地位，成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并列为十二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
　　本次会议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承办。
　　1
　　10月10日上午，“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国家民委副主任杨健强、丹珠昂奔，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索丽生，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吴修平，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李晋有，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朱锦昌出席座谈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和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作了书面讲话；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鄂义太，美国斯坦福大学葛希芝教授代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武雅士教授，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乔健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潘乃谷、马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圣敏教授等作了发言。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主持座谈会。
　　许嘉璐主席说，费老一生曲折坎坷而又光辉幸福的九十多年，正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变革时代。费老不仅是这个时代所有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还是一场伟大事业的参与者。这个伟大事业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这一过程中，他为我们贡献出了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的杰出智慧和研究成果。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中国的社会实践。他的许多民族文化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海内智者所接受，这些正在影响着人类文化发展的走向。他始终能把个人的研究紧紧贴在国家发展的脉搏和人类发展的需求上。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费孝通先生先后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明对话、美美与共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对照今天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目标的实践，我们看到他的远见卓识，他的思考与理念处处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需求若合符节。他有民族文化自信。他的童年时代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濡染；他晚年提倡的文化概念，正是中国传统的古为今用；他接受过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系统训练，从而能对人性、社会和文化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关怀，并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他关注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一直以一位科学家和兄弟的双重情怀关注着他们的发展。根据费先生晚年的总结，他的文化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持续研究。总结费先生的学术道路，可以看出他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从中国农村微观研究出发，经过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中观研究，最终提出中华民族和全球人类文化的崇高理想。这就是往圣先贤所提倡的最高境界。
　　李德洙主任说，费老一生关注少数民族，研究民族问题，为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奉献了毕生精力，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他为中国的民族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党和政府打开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李德洙主任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费老热爱祖国，志在富民，面向实际，知行合一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这一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鄂义太校长说，费孝通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奋斗和生活了整整三十个春秋，他对中央民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他参与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奠定中央民族大学的学术根基，引领学科发展方向。他的铮铮风骨是民大学人的楷模。研讨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于推动民族学学术研究及进一步明确民族大学的办学思路和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乔健教授作了“费先生的历史功能理论”专题发言。他说，费先生早已超越了名人的境界，而正式进入了历史，成为在建立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奠定了永恒的与普世的历史地位，成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并列为十二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费先生从中国文化的观点把拉德克利夫·布朗等的功能概念从平面转换成垂直，也即是在他们的功能理论中加入了历史的因素，这实在是提供给功能理论一项创造性的转换。经此一转换功能理论具备了新的历史面相，不仅对中国文化，对其他非西方文化甚至西方文化都能发挥更深刻的阐释作用，从而创立了在国际人类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功能学派。
　　美国斯坦福大学葛希芝教授代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武雅士作了发言，认为费先生的汉人社区研究给国际学界带来巨大价值。当西方对中国人的生活所知不多时，费先生著名的《云南三村》为全球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人的窗口。费先生的民族志作品，特别是他的《江村经济》，成了西方大学“农民社会比较”、“经济人类学”和“20世纪发展”等专业的必读经典。他对中国士绅阶层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的研究，极大地填补了中国社会学和政治学比较研究的空白。费先生对中国江南小城镇研究的叙述，把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连接起来，并为中国的研究增加了全球意义。他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研究，对高度整合和资源丰富的乡村发展贡献良多。费先生对农民和少数民族的理解、尊重和支持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学术和精神遗产。
　　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说，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之路上，费孝通先生始终是一位旗手、一位舵手、一位指路人。他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发表了大量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并就小城镇问题、人口较少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方面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他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卓有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对中国社会和各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几十年来，中国民族学界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引的这条道路前进，在认识社会、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多可喜的进步。
　　2
　　10月10日下午，“费孝通民族研究70年研讨会”在中协宾馆开幕。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鄂义太致开幕词。他说，费孝通先生一生抱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志在富民”的崇高理想，以中华民族研究为立足点，“行行重行行”，为建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富强中国与和谐世界，殚精竭虑，建言献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同时代学人中的佼佼者，是后世学者的楷模和导师。我们举行这样的研讨会，就是要缅怀先生的业绩，重温先生的教导，从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汲取高超的学术智慧和可贵的治学精神，继承费先生的遗志，为开创中华民族研究和世界民族研究学术事业的新境界做出无愧于先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世子孙的应有贡献。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27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与国际学术交流成就”、“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与边疆民族政治”、“学科与国际视野”、“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与居民权益保护”和“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研讨会分别由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陈理、郭卫平、马文喜等主持，中共中央党校胡岩教授、台湾元智大学刘阿荣教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分别做了精彩的评议。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与国际学术交流成就”主题有五位学者发言。中共中央党校徐平教授作了《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思想》的专题发言。他说，费孝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的生命史可以概括为“志在富民，行行重行行”，毕生致力于“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社会。正因为费孝通较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学术大师。复旦大学刘豪兴教授作了题为《费孝通边区开发研究缘由析》的发言。他认为边区开发研究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边区开发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但与他长期进行的民族研究密不可分，是二而一的关系。他的边区开发研究也就是西部开发研究，但外延更大。费孝通在“三访江村”后，首先在苏南进行了农村发展和小城镇的广泛调查，他在实地调查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又在不断地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韩国首尔大学人类学系金光亿教授作了题为《从应用人类学研究费先生的贡献》的发言。他说，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依托西方文化体制形成的。当时的社会科学是由西方世界的传统知识和印度、东南亚、非洲等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下的知识构成的。在这种状况下，费孝通关于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的著作使世人认识到，除了西方世界标榜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体系之外，存在着另一个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与文化体系，这是费孝通教授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性贡献。中央民族大学余梓东教授作了题为《论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政治认同》的专题发言。他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中华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从更广的学术视野中概括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科学研究中华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与边疆民族政治”主题有四位学者发言。中共中央党校胡岩教授作了题为《“五族共和”与藏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专题发言。他说，“五族共和”的口号表明，藏族是构成中国五大民族的成员之一，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以达赖十三世和班禅九世为首的藏族领袖人物，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经过反复的思考，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承认藏族是中国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中的一员。藏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近代中华民族自觉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反映了藏族与汉族等国内其他民族间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联系。广东省民族研究所马建钊教授作了题为《珠三角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专题发言。文章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托，描述了珠三角城市外来少数民族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适应状况，进而分析和总结其文化适应的特点和趋势。认为城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有两个方面的社会意义：“人的大社会化——对城市外来少数民族自身现代化的社会意义”和“沟通东西，整合城乡——对建设和谐中国的社会意义”。从个人角度来讲，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程度关系到外来少数民族在城市中生活质量的高低。从社会角度来讲，关系到城市化背景之下少数民族现代性的获得与增长，关系到社会整合、和谐社会的构建等能否真正实现。中央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作了题为《“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的专题发言。她说，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是因为他看到整个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型时期。他认为，人类新的发展建造了一个新的人工世界，这个新的人工世界不是和自然统一的，而是对立，是和自然相对抗而存在的。他的这种认识告诉我们，不仅是非西方国家，就是西方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新的文化转型，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怎样让自己国家的文化去适应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问题，这里面不仅包括了一个文化反思的问题，也包括了如何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费孝通“文化自觉”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中央民族大学索文清教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费孝通先生治学经历和学术品格。他围绕“费老留给了我们什么和我们应该继承什么”等思考提出，我们应该学习费老对事业执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尚空谈的学术态度，奋斗一生，笔耕不辍的精神和全力培养民族学、社会学人才，为后学搭建桥梁的精神。
　　“学科与国际视野”主题有三位国外学者作了专题发言。俄罗斯科学院战略研究所塔玛拉·谢·古金科娃博士《谈俄罗斯的民族过程、民族政治和多元政治问题》一文指出，俄罗斯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的国家。根据2004年最新人口普查资料，俄罗斯共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俄罗斯民族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和机制是几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各民族形成了许多良好的共存技能。但是，族际交往的历史也证明，民族问题在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都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都不可能不被列在议事日程当中。相反，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都会提出新的民族问题，并向社会提出新的挑战。印度加尔各答大学乔杜里教授的《地方性知识和智慧：科学与社会》一文认为，尽管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有了突破，但在现实世界，由于缺乏清洁用水、食物和贫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健康状况仍然相当严峻。现行的西方医疗卫生制度不能满足世界多数人的需要。我们应该重视现存的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审视本土产生的科学和技术，完善发展中国家卫生健康政策，尤其是为了土著居民和贫困人口，诸如现实社会严峻的卫生健康问题、神话迷信、传统知识的范围、解决问题的对策等都应该进行检视。伊朗Shahid Beheshti大学沙赫沙哈妮教授首先对伊朗的极其复杂的民族状况从历史及地理角度作了一个客观的解析，并集中笔墨对一两个地区的民族多样性、地区事务行政进行了细致描述。在此基础上，她谈到了现代背景下伊朗国内各种民族(包括种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问题，表示出了对文化的多元一体理论的深刻认同。此外，她还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结合本国的民族情况，对“少数民族”一词的英文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Ethnic Nationalities，而非Ethnic Minorities。
　　“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与居民权益保护”主题有六位学者发言。台湾元智大学刘阿荣教授的《少数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竞合》一文认为，永续(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系指“满足当代之需要，而不损及未来世代满足其需求与发展的机会”。人类与自然相处，基本上涉及三层次的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三种思想各有立论基础，也都存在着难以圆说或克服的困境。但中国儒家“致中和”的宇宙观，可作为生态系统和谐的基础。应该从多元文化主义去思考不同族群的平等尊重，并从族群伙伴关系的“资源平等主义”和“原住民权利主义”，去推衍族群平等对待的精义，进而提出生态中心主义下的适存逻辑，以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概念，阐述区分“禁止开发区”、“低开发区”、“专业开发区”的必要，有些地区应维持生存净土，而由国家对少数民族区的生计补贴(负税率)或辅导就业。有些以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及文化产业，或各式“专业区”，来鼓励少数民族从事其“适存”的永续社会与经济发展。上海大学张敦福教授《旅游的异化：一个田野观察》一文基于实地研究和新资料，分析了延边地区朝鲜族学生不同程度选择汉族学校的现象，认为该现象的出现和流行是朝鲜族应对急剧社会变迁的一种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体制和文化大背景、社区语言环境、人口结构变动和朝鲜族学校教育质量滑坡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秉持文化自觉的心态，践行美美与共，方能达成族际文化的良性互动，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新贡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周炜教授在“西藏的民族语言权益保护与欧洲相关理念比较”一文首先介绍了欧洲少数人的语言状况、语言权益及语言保护政策，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状况、语言政策、语言保护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权益也进行了勾勒和总结，同时对中国西藏的语言状况、语言政策、语言保护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权益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与欧洲少数人的语言保护和权益进行比较，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政策的优越性及其成功的地方。中央民族大学宋才发教授《西部地区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一文认为，土地权益缺失是导致湿地农民利益受损的根本原因，提出必须进一步完善城市化工程中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机制。即依法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的实施管理，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制度，完善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北京大学于长江教授《费孝通与民族发展研究》一文认为，中国民族研究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文化传统、特定的国际处境和特定的现实语境。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民族发展”研究，就是一个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领域。“发展”必须立足各民族的现实状态，以各民族自身的生存状态、文化价值、传统、心理等等为基础，应该是一种本民族/族群充分接受和承认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他人认定的“发展”，这就要求从事民族发展研究的人员，必须深入相关民族/族群的社会及经济文化生活之中，与相关民族/族群心心相通、美美与共，才能把握民族发展的关键。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民族发展方面也形成很多新的现实，我们在考察和研究中国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必须随时跟上时代变化，善于从民族地区社会现实中发现发掘各种新趋势、新现象、新苗头，把握民族发展中的各种新因素——包括新发展模式、新城乡关系、新科技成果、新生活方式、新亚文化、新价值理念等等——在新形势下实事求是、因地因时制宜地探索民族/族群发展的道路。北京服装学院杨源教授的《民族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多样性》一文以作者近年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开展的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在当前民族地区大规模进行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形势下，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主题由四位学者发言。中国农业大学赵旭东教授的《在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一文认为，20世纪之初，原本以崇尚和描述异文化存在为目的的文化相对主义，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导致了一种文化研究范式上的文化对立，对于这一点的批评，最初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萨伊德的《东方学》最为关键。这种批评带来了整体性的文化自觉模式的突显，并在费孝通教授晚年的学术思考中占据着极为核心的地位。过去我们是依照西方想象出来的“他者”来建构我们自身，今天则可能是依照我们发明出来的“传统”来建构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文化。而克服上述两种极端思维的唯一途径便是采取游走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总体而言，费孝通教授的四句话“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整体性的思考，是包容性的，而后来发展出来的“文化自觉”概念显然不能够完全涵盖前述的四点，甚至可能使后来不了解这个术语产生的背景的学者借题发挥，造成不必要的误解。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教授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浪潮——读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思考》一文从研读安东尼·D. 史密斯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出发，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民族主义的自身特点两个主要方面展开，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民族主义这一古老的思潮重新兴起的原因、表现形态和特征，阐述了随着全球化经济进程的加深，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对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的原因。同时也指出在该书中明显带有过分强调历史文化的作用、回避利益冲突与民族主义张扬之间紧密联系的倾向。中国社科院定宜庄研究员的《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思考与调查——以满族为例》一文认为，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旗人(亦即如今满族的主要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原诸多大中城市里最重要的居民之一，旗人自身也成为一个主要生活在城市而非农村的特定人群，并因此而构成与中国其他各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各方面的差异。遗憾的是，清代八旗人口的这一特点，被当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们忽视，导致出现诸多研究的空白和误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做的历次满族社会历史调查，都以农村、尤其是东北农村为重点，以致将这些在清朝时就是少数人的生活与文化，当做满族文化的主流，忽略了自17世纪以来主要生活于城市的旗人后裔，有着与此迥异的社会方式、民族意识与认同。文章还对作为城市居民的旗人人口的“消失”、“认同”、“重构”以及“农民化”等问题作了阐述，指出这些应该是都市人类学研究不容忽略的内容。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文化自觉与论说者的复数可能性——费孝通先生的方法论探索》一文认为，费孝通先生在最后的学术岁月里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并给后学交待了为民族探求文化的“自知之明”的学术遗嘱。我们要获得文化的自知之明，就必须超越西方传入的主—客对立的知识论，这种超越的思路可以得之于费先生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和知识中“我”和“心”的概念的构成的分析。费先生讲中国传统的知识探究所倚重的“意会”、“人心”、“天理(公理)”，在方法论上包含着研究者、论说者在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中从单数转向复数的必要性。那么，论说者能够是复数吗？论说者的复数形式如何实现呢？这就是我们要通过学术实践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即使不是解决)，应该有助于我们通过学术追求文化自觉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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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日下午，举行了“费孝通民族研究70年研讨会”闭幕式。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明致闭幕词。他说，在研讨会期间，大家回顾了费孝通先生从事民族研究光辉的一生，共同探讨了费孝通先生民族思想的世界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感受了费孝通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费老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他提出，我们应该学习费老尊重少数民族、关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情怀，学习费老“志在富民”的学术定位，学习费老宽广而敏锐的世界眼光，为民族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刘宝明主任在发言中认为本次研讨会具有以下三点重要意义。
　　(一)缅怀逝者，激励后学。研讨会主题发言深入探讨了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从而使更多的后学深刻地接受了费先生高贵学术品格和宽厚情怀的熏染，并激励大家追求“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和有意义的人生。同时，通过研讨，大家表达了对他的深切缅怀以及继承费先生遗志来开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全新前景的决心，从而使费先生学术血脉后继有人，蓬勃发展。
　　(二)国际对话，提升学术。本次研讨会是一次高规格和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五个国家的学者和国内十余个省的学者进行了学术对话，不仅把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放在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大视野中，而且使这次会议也具有了重大的世界意义，从而有力地推动和提升了中国民族学等学科的学术水平。
　　(三)联系实际，心怀民众。费先生极力主张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即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学科，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要用西方的学科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的风气，注重把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他提出“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工作理念，并身体力行。费先生对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怀有深厚的感情。通过本次会议，使大家从费先生身上获得了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志在富民”的志向和心怀民众的济世情怀与责任意识。
　　闭幕式上，还宣读了关于成立“费孝通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决定，并颁发了费孝通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铜牌；宣布了建立费孝通奖学金和首届获奖六位学生的名单，并颁发了证书。
　　借此次“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东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将十月定为“费孝通学术月”。学术月主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就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及贡献等问题面向全校举行学术讲座。参加学术讲座的学者共十二位，他们是：台湾世新大学乔健教授；台湾元智大学刘阿荣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塔玛拉·谢·古金科娃研究员；印度加尔各答大学乔杜里教授；伊朗Shahid Beheshti大学沙赫沙哈妮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葛希芝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北京大学于长江教授；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徐平教授；保加利亚科学院查内娃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文化人类学项目主管斯图尔特·普拉特纳教授。

瀚文

为第二故乡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