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

云之南  《杨昆讣告》



杨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策展人，于2010年1月初被诊断罹患白血病，经医治无效，于2010年3月3日十三时零五分于昆明逝世，年仅43岁。

    杨昆1967年2月13日出生于昆明近郊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属羊，行二，为家中长子，另有兄弟姐妹四人。少时即勤奋过人，成绩优异。作为家庭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大学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系后，成为了云南农业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师。曾为中国国家足球队和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担任英语翻译。

    因为热爱电影，杨昆于1999年进入云南大学攻读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研究生课程并获硕士学位。期间开始拍摄纪录片，并翻译了《影视人类学原理》等一系列国外影视人类学暨纪录电影的专著和论文，为影视人类学和纪录电影理论的传播和学科建设做出了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杨昆还参与创建了昆明电影学习小组，会同小组同仁一起在昆明本地组织了一系列电影放映活动，这些，为日后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创建逐渐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杨昆是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历任第一、第二和第三届云之南影展组委会核心成员和策展人。因为他卓越的英语能力，他还担当了影展对外联络、英语撰稿和编译等许多重任。２００８年，他远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因此缺席了２００９年第四届影展，但他仍然作为策划与联络人促成了本届的“东南亚纪录片展”。事实上，杨昆最近一两年正在持续地关注东南亚的纪录片创作，积极地推动云之南和东南亚地区的网络建设，他生前正在申请继续攻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学位也和这有关。

    无论做事做人，杨昆始终不曾抛弃他那种源于土地的本色，踏实、勤恳，加上他爱为不平而激愤的真性情，想起这些，一如眼前浮现出他那张布满皱纹，充满小表情的娃娃脸，让人觉得既成熟又年青，既可靠又可爱。他的性格成为“云之南”气质的一部分。

    熟悉杨昆的人，也一定和我们一样分享了对他的尊重和友爱。他的离世，不仅使“云之南”少了一根栋梁，也是当代纪录电影界的损失。



后记：

正在我起草这篇悼文的时候，杨昆生前的一干好友不约而同地陆续抵达“云之南”位于先生坡一号的办公室。他们带着悲伤而来，这时最怕寂寞，都想再为杨昆做点什么。

有人没忘给忙得错过了晚饭的朋友捎来了外卖，酒瓶打开，大家谈起杨昆的却不尽是悲伤：
杨昆爱吃，会吃，尤其熟谙云南地道的乡土美食、四季特产、山茅野菜。平时大家出去饭局，点菜基本由他包办。一顿饭吃下来，真让人体会什么叫合乎天时、地利，且时有如在祖母家厨房吃到久违美味的惊喜。杨昆吃得最香，香到每次都是他把盘中的剩菜一扫而光，和他一起吃饭，大家胃口就特别好。不信看看他为三次影展手册写的引言，无一不和吃有关。
杨昆还爱喝普洱茶，特别懂茶。
杨昆还爱踢足球，踢得特别好。
杨昆还爱下军棋，是个高手。
……
逐渐酒酣耳热。
大家甚至开始交流经验，怎样照顾自己怀孕的老婆、刚出生或即将出世的孩子……

无数唁电和慰问短信像雪片一样，正从远方甚至更远方飞来。
生命无常，人自有情。
杨老师，谢谢你即使在离开我们之后，仍然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快乐！

                                                                    云之南
2010年3月3日夜

大高

于坚：悼念杨昆
杨昆才43岁，就去世了。前天我去油管桥旁边的殡仪馆，参加他的葬礼。我们相识于十年前。开始是在昆明电影小组，有一伙热爱电影的青年，经常在一起讨论电影，杨昆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请他为我的一部纪录片担任摄像。他很认真，话不多,身体紧张，像个革命者。我周围三十岁左右的朋友都像革命者，少有松弛放荡之人。这个年纪将来有出息的人，都有点革命者的气质。他的英语很好，有时候我请他为我翻译，他能翻译一般人翻译不了的话题。翻译中，他常常忘了翻译，发表自己的观点。他非常渴望真理，痛恨这满世界的陈词滥调。他目光炯炯，努力说出自己的看法、困惑。他很谦虚，低调，像革命者一样朴素，不讲究吃穿，从善如流，努力做事。"云之南"电纪录片电影节，最繁忙或者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在场，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但不引起注意。

   拍片子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住在乡村的一间小屋里，里面只够摆一张大床，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他们三个人睡一张大床，我睡单人床。第一趟火车进站时就开始干活，要抢在世界醒来之前。火车5点半进站，我一起床，杨昆马上抓起摄像机，像个持枪于怀的战士。他为我拍了许多好镜头。我的思想有时候他不能理解，一旦理解了他比我更固执地去做。有一个风景镜头，我希望的是某种油画效果。他拍了很多遍，等着合适的光线。我以为差不多了，他还要再拍一次。那是一个美丽的黄昏，我们站在云南的一处山岗，直到夜色弥漫。忽然间，第一盏灯在山谷亮起来。我们在黑暗里高一脚低一脚走过山路，回到接待我们的农家。我们在昏暗的灯火下吃饭，杨昆吃得很努力，样子就像土地上干活回来的农民。我没告诉他，在另一个时代，他就是一只队伍里的战士。有个下午我们跟着农民老刘到湖里去洗澡，老刘脱光就下水。我说，我们也脱，杨昆二话不说，脱光就跳进了湖里。那是遥远的夏天，在云南，天空蔚蓝，我俩在湖里飘着，像刚刚来到世上，仰面朝天，惊奇地看着白云。

   杨昆后来去澳大利亚留学，去年夏天回来。我再次见到他是在翠湖公园门口，我惨叫一声，你一定病了，赶快去医院检查。杨昆的脸白得像死人一样，他竟然不以为然，他每周踢一次足球。青春总是不以身体为然，青春是一种精神，一种骄傲的形而上火焰。死亡多么遥远啊，在那公园门口。我以为我的感觉是错误的。过了几个月，杨昆住进了医院，得的是白血病。他临终的前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他，那是个可怕的晚上，黑暗的医院，远远不如外面的大街灿烂，我们摸索着进入住院部，墙壁上的砖露出来，像是监狱的一角，气味熏人的电梯。杨昆躺在病室里，两个人一间，家属围在床前，像是添到炉子里去的柴禾。仪表灯在床头闪烁，他正在输氧，戴着塑料口罩，已经不能说话。我无法把这个人和山岗上那个年轻的革命者联系起来，我看了他一眼，默默离开。当我独自回家的时候，他成为记忆，像是我的纪录片的延伸部分。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笼罩着忧伤。我以前以为这只是我那一代人的忧伤，将来的青年是快乐的。同样忧伤，同样残酷，同样被生活打击得头破血流。青春势必在残酷中成长。美丽的事物总是遭到死亡打击，上帝不喜欢人们自由快乐地活着。

    杨昆的追悼会念了三份悼词。一份单位的，一份是他的大学同学发来的，一份来自“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的同志。单位悼词是千篇一律的追悼小人物的格式，积极肯干，完成任务、听话什么的。两分钟念毕。在体制里，杨昆实在没有什么政绩。后两份悼词情真意切，在这里，他是另一个人，他的单位从来不知道的一个人。从昆明电影小组开始，他后来成为“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杨昆的业余生活中藏着一份非凡的履历。

    杨昆躺在那里。身上覆盖绣着十字架的白布，来自教堂的唱诗班在歌唱。这是他母亲的意思，他母亲是基督教徒。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结婚，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只有那遗容，安静，纯洁、表情坚毅，像是革命者。

多年前，杨昆曾在此处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