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中的人类学
——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
徐杰舜/问，王铭铭/答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8卷，第1期】
王铭铭教授的来信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主编：
贵刊于2005年第6期刊发徐杰舜教授与我的对谈录《我想象中的人类学》，刊出内容包含极其大量的严重错误。文章中的主要受访人是我。贵刊该期访谈所刊之内容为录音整理初稿。要强调指出，录音整理人在完成整理工作后，仍感到不能把握其中字句、用辞、中外人名及内容，故为我提供了初稿，由我对初稿进行大量修订。我对其中包含的字句错误和内容上的误解进行了修改，并早已将修改稿发给执行主编徐教授。遗憾的是，贵刊刊出了录音整理人提供的初稿，这个初稿虽代表整理者对我的谈话的“读解”，但却因未经我的审读而离我原来所想表达的内容相去甚远。鉴于问题十分严重，本人特作以下声明： (1)本人对于贵刊在以上方面所出现的疏忽表示遗憾； (2)本人恳切要求编辑部务在贵刊2006年第1期中刊登文章，对问题作出负责任的说明。请贵刊刊登此声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铭铭
编者按：本刊2005年第六期发表的徐杰舜问，王铭铭答的人类学访谈录《我想象中的人类学》，由于编务人员的调动，以及电脑操作的错误，将录音整理的草稿误为正稿编发了，从而造成失误，在此特向徐杰舜和王铭铭教授致歉，向读者致歉。为了纠正“缪种”流传，本刊除了及时与有关文摘刊物通报情况外，决定在2006年第一期重新刊发，以正视听。
作者简介：王铭铭(1962~)，男，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摘 要：中国人类学有三个圈子要研究，第一圈就是核心圈，叫做农民的，城乡关系，包括农民的研究；第二圈是当时少数民族自治，或者由土司统治的，跟中央朝廷形成朝贡关系的；第三圈就是或者跟中央朝廷形成朝贡关系，或者没有的，但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这些外国的风物、民俗、人情。中国古代如此之多的海外研究技术，到了现代的时候衰败了，为什么衰败了？因为我们从一个天下主义的观念，转型成为国族主义，内部化了。所以现在对人类学至为关键的是，不只是要从事海外研究，而是要在一个比较天下主义的观念下面去思考人类学未来的走势。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想象；核心圈
Anthropology in My Imagination
——An Interview with Anthropologists (37)
XU Jie-shun, WANG Ming-ming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530006, China)
Abstract: Three main layers of anthropology are yet to be researched in to in China. The first one is at the core, which studies the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including the peasants. The second layer focuses on those who hav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and ruled by Tusi or national autonomy. The third layer studies the goods, customs and habits of foreign countries who have or have no tribu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but are recorded in historic documents. The first layer has developed into folk Chinese anthropology. The second layer is ethnology. Yet why so many foreign techniques in ancient China suffer a downfall in modern times is that we have internalized from globalism to nationalism. Therefore, what matters most to anthropology is to consider the future trend of anthropology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doing overseas research.
Key Words: Chinese anthropology; imagine; core layer
徐：很荣幸邀请到王教授来“绿城”(南宁)。现在正是鸟语花香的时候，就当放飞一下心情吧!从北京飞到这里要3个钟头啊，辛苦了!请王教授到这里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能够实现，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的采访，作为常规，请你首先介绍一下你的经历。
王：感到荣幸应当是我，可你是说从幼儿时代说起吗？ (笑)
徐：随你怎么说，反正你将背景介绍给大家。
王：我是闽南人，讲的是闽南话，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已是“文革”了，所以我不是古老的闽南人。
徐：你在哪里读的小学？
王：“文革”时我在泉州的东方红小学读书。
徐：你是李亦园先生的老乡？
王：对，实际他老家的屋子离我家的屋子不远……后来，我中学是在泉州第三中学度过的。当时小学、初中都还可以，成绩很好。但是到了初中(读的是泉州三中)以后就不行了，因为当时跟一位来自北京的韩琳老师学音乐，梦想当音乐家，花了大量时间学小提琴。
徐：现在还在拉吗？
王：现在不会拉了，只能拉出杂音，让自己的耳朵难受，所以就不拉了。但是少年时练了七八年吧，甚至因此没有去高考。我等到1981年才考，此前考了几次艺术院校没考上，最后复习文科，考上后选了考古学专业。
徐：难怪你现在还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那你是怎样走上人类学道路的？
王：从小提琴转入考古学，刚开始有点失落感，但看来没有办法，只好想那是因为幸运。成为音乐家，这辈子只能是梦里才可能了。不过，做人类学研究者也不错。我的母校是厦门大学，于1983年成立人类学系，把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全部挖过去了，这样我就成为第一届人类学本科生，跟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学系成立之前我也读到一点书，对有关现象感兴趣。我们闽南地区存在特别多的“人类学现象”，比如说被我们叫做“迷信”的一些奇异风俗，上中学时，我对这些现象已感到有兴趣，那时想不通它们为什么存在，记得高中还写过一篇作文，表达了我的困惑。后来，在大学读考古学，知道考古学里边对这些现象有些解释。另外，我也接触到林惠祥先生的一些论著，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印的一本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的选编，里头有一些涉及到神话和“算命”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我，它们可以说是对我生活的地区的某种解释。当时，也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冲动。当时我学考古，成绩很好，对器物等等特别在行。实习期间，我走了许多地方。当时考古学的经费有限，离社会现实比较远，不像今天这么被人重视。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我以为考古学既辛苦又难以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作为一位年轻人，我当时又有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冲动，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时，我想来想去，想不出考古学有什么太大的用场。我现在发觉当时的想法纯粹是一个误会。不过，20年前，一听到“人类学”这三个字，总还是觉得有新异之处，况且当时还读到一点书，感觉这门学科更多的是研究当代社会，或者说，它不只是研究古代社会，还研究当代社会，我就特别兴奋，觉得人类学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我对人类学的兴趣便越来越浓了。我上大学时，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特别不错，老师特别团结，教学、科研、出版、展示，都有成果。陈国强先生是系主任，他后来是我的硕士导师，去年他去世了。陈老师是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和学术能力都很强的人，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办得有声有色，让我们这些学生感到有些刺激。
徐：那个时候，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应该是全国最好的。
王：嗯，这我同意。不过，说实在话，当时的老师也不能说完全能满足我们这些初生牛犊的求知欲望。本科的时候，多数课我们都已听过了。到了硕士生的时候，老师讲课有时还是老生常谈。比如，关于民族的介绍，老师大多只是点到为止，除了古越族、畲族、高山族，处于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研究得不多，老师在介绍研究成果时，比较缺乏生动。但是，当时的气氛非常良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也是特别积极的。我是85(1985)级的研究生，从85级到后来的好几级，硕士生学习都很认真，也有机会从事独立研究。那时老师跟今天的也不同，今天我们学生招得越来越多了，而且满街都是博导，硕士生当然就没人管了。包括我自己吧，我们现在对硕士生的关照也不够。而我们当时硕士生数量就少，作为学生，我们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个重要事业。机会也很难得，那时的老师都把我们当一回事儿，不像今天。对我们特别有用的，是老师编书一事。陈国强老师喜欢编书，也经常会叫我们学生去参与写作，协助他整理一些资料。我记得在1985年国家教委有一个叫做《人类学概论》的课题，由陈老师主持，意图是编写人类学的“部编教材”。陈老师工作繁忙，书也写得多。那本书就让我们来帮他写一把。为了讨论编写问题，陈老师还召集了一次讨论会。作为他的学生，我有机会参加会议并接待贵宾，有幸认识了宋蜀华、童恩正、容观瓊等老师。记得我是在厦大门口撞见宋先生的，他面带微笑，竟说看过我的习作。那些我写的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的东西，他竟也关注!宋先生还鼓励说：“你这小伙子不错啊”等等。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件事，宋先生总是带着微笑，对晚辈特别鼓励。童先生长得很帅，风度翩翩，讲演时来了极多人，他跟我交往也多些，去美国后，还来信，我当时在英国学习，他很高兴，很鼓励。容先生对我们年轻人也很鼓励，记得我出国前在中山大学学英语，他最后请我吃了顿烧鸭，好吃极了。二十多年前开始接触人类学时，老一代对晚辈的鼓励，使我们这代人对于学科有了更多的积极性。这是我特别感怀的一件事。
徐：这也给了你人类学的印记和素质。
王：对，在厦门大学的那几年，让我对人类学充满兴趣，在我身上打上了“人类学”的烙印。说到这个印记，我们不应忘记，但它又时常被人们遗忘。一转眼，我留学归国已11年了。在英国留学7年，又给了我一个所谓“海归”的印记。实际上，说是“海归”，我也不能同意，因为我的人类学经历比一些同行相对不单纯，我相当于是在“海龟”和“土鳖”之间的一种形态。我的人类学是在国内先学，再到国外去学的，不像其他有的“海归”，成分比较纯，也比较“牛皮”，我不纯粹。我留学的机会，得来也是偶然的，不是因为自己争取，或者因为自己有留学的命。当时厦大有三个中英友好奖学金的名额，推荐一批硕士生去考，结果第一批优秀生英语并非合格。当时，陈国强先生是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正在犯愁，这被一位师兄范可听见了，他就跟陈老师说，“哎，我们系好像王铭铭的英语不错，不妨让他去试试看啊？”果然，那天中午陈老师到我宿舍来，他说：“铭铭!中午到学校去考试。”我说：“考什么？”“考英语!”，他说。中午，我真的参加了托福考试!还考了合格。这样，就偶然去了英国。
徐：能否把到英国留学的经历多给我们讲讲。
王：我刚才说到，留学一事出于偶然。此前，美国夏威夷大学有个研究东南亚考古学的教授叫做威廉·索尔海姆(William Solheim)曾来厦门大学讲学。我帮他翻译。他对我这个学生也有好印象。我也曾想过是否跟他学考古算了。我姨妈是个海外华人，曾说可以资助我去跟这个教授学考古，特别是东南亚考古。东南亚研究，在厦大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那里的南洋研究院知名度很高。如果当时真的从厦门大学去跟索尔海姆学考古，现在我可能已是南洋研究院的考古学研究人员了。中英友好奖学金的偶然机会，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英国。到英国时，我本也可以按照国家教委的有关规定任选学科(我们一起去的125个人中很多文科的学生都跳槽，从英语跳成社会学，从政治教育跳成金融学……)。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犯傻”，我还是选了亚洲人类学，选了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SOAS)。这个选择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跳槽的同学过得极好，我呢，虽有点不好，但基本上也还算不赖。东方非洲学院是什么呢？大致说来，英国没有外交学，他曾是“日不落帝国”，只有殖民地，没有外交对象。我们那个学院，主要是为了培养殖民地官员而设的，实际就是它的外交学院，现在毕业生，很多还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的，后来逐渐随着时代的变化，学院增添了各种社会科学门类，招徕世界各地的学生。这家学院离伦敦经济学院(LSE)很近，不过二者特色不同。
徐：你到底是在哪家学院学习的？
王：我的学院是东方非洲学院，我在人类学系学习，这个学院是伦敦大学的五十多家学院之一，其他的更有名的还有帝国理工学院。在文科学院里，东方非洲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一直都很强，最近排名还是全英A级，人类学教学也很有名。伦敦的人类学系4家，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东方非洲学院之外，还有大学学院和歌德斯密学院有人类学系。这4家中，大学学院的人类学是综合型的，比较像古典人类学，而其他3家，则都属于社会人类学。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研究比较多，学科的基础比较扎实，在人类学研究方面，风格与我所去的学院不同。相对来说，我们的学院比较“小资”一点，老师穿戴比较硬派一点，伦敦经济学院偏“左”，培养了大批第三世界的领袖级人物，学生中出了不少部长，所以学院更有钱，第三世界的当了部长的学生回来朝圣，伦敦经济学院都给他们安上个什么“名誉院士”之类的头衔，像费孝通先生就是一个“Honourary Fellow”(即名义院士)。我们的学院比较“小资”，比较“右”，跟第三世界的关系相对要紧张一点。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曾在学院任人类学老师，因亲近马克思主义，参与反战，而于70年代中期被开除，说明学院曾是很保守的。不过，它也有它的特点。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更多的是普遍主义者，他们认为人还是有共同的特征。最早当然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说的，文化都是满足人的需要，它的差别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满足需要的层次上是一致的。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又转向“认知人类学”，主张探究人在认识世界时具有的一致性。那里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不能将人熏陶得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现在，“认知人类学”的新潮在伦敦经济学院很盛行，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支配性的，这方面课题很多，来学的学生也最多。我们学院相对来说做区域研究比较厉害。东方非洲学院实际有个做“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传统。依据这个传统，学院把世界区分成几个大区，形成以各个大区的专家为群体的格局。比如说，印度学、非洲学、中国学，反正这一类的学问，在东方非洲学院很盛。我们的学院图书馆特别好，库存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图书。
徐：那你跟哪位导师学习？
王：与一些留学归国的同事有所不同的是，指导我的导师并不是大师。记得我到系里报到，秘书让我找Richard Tapper博士学习，他是博士预备阶段所有研究生的导师，是研究中东的专家。系里当时最有名的，应算是David Parkin教授，他是研究非洲的，提出新结构主义的许多论点，特别是在语义人类学方面有建树。结构人类学侧重句法，而Parkin教授提出要研究语义，就是针对某些关键词展开比较文化研究，编过涉及“罪过”概念的一本有名论著。后来，前些年，他去了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长期任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会长。选导师时，我先是选了他，他对中国也有兴趣，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帮助。Parkin老师对中国的事物所知甚少，只是于80年代末期来开过会。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举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他来讲演过。我的学生去接他，他说“啊，你们是我的孙子!因为你们的老师是我的学生王铭铭。”他认为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是跟非洲有相通之处——算辈分。在伦敦学习期间，我对他的研究方式颇感兴趣。我也计划跟随他做一点文化的语义分析，当时写了篇涉及“幸福观念”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后来中文版在我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中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意图是想从村落中的中国人对于“福”的理解入手，反观主流的现代西方实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类观念。Parkin老师觉得蛮好，到了我完成田野工作回英国写博士论文时，Parkin还是给了我一点指导。可是那时我的研究题目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仪式和社会空间的研究，我论文的第一稿由他审阅过，读后他说，“这不是人类学!是百科全书!”从事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家大多认为人类学主要研究村子，对我博士论文做的城市仪式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不习惯。他要求我换个方式。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在书写论文的过程中，系里劝我找中国学专家来指导。系里有两个中国学专家，分别是Elizebeth Croll和Staurt Thompson，水平都不错，系里就征求他们和我双方的意见，让他们来指导我的论文。我的两位导师中，Stuart Thompson特别尽心，书教得特别好，我回国后听说他任了我们学院的总考官。他研究中国，田野工作是在台湾做的，阅读面也特别广，他也做了几篇论文，就是性子比较慢，文章写得太少。跟这样一个不太知名的老师，有好处，他特别细致，也有更多时间来帮我修改论文。我写论文的那年，他每章都要细读，读后批改得很认真。Thompson老师的工作特别认真，阅读面广，对一些前沿思想跟随得很快，经常告诉我又出什么新书了。他收入不高，但花了大量金钱买书，是位好老师。在学期间，老在东方非洲学院主持“伦敦中国讲座”的王斯福教授，也与我形成了相当亲近的关系，他写的一些关于汉人民间宗教的著述，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英国学习的情况，我两年前在《无处非中》(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一书中写到一点，写得很片面，主要切入点是我对费孝通先生与伦敦经济学院之间关系的一点认识。我的观感，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英国学风的特点大家是知道的，那里的学者特别注重掌握扎实的掌握社会分析和调查的方法，比较务实。那里的人类学要求我们接触具体的人，分析具体的人的社会地位和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去解释当地社会和文化，不像美国人类学那么理论化。我们可以将英国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形容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这种特殊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它的优点，在理论思考方面也有它的有限性。经验主义把人框死在实际生活的观察里，使你不能像欧陆或美国的人类学家那么超脱。不过，在这个传统中，也训练出了包括费孝通、中根千枝等等在内的优秀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谈到英国人类学训练时给予特别赞赏，我对此深有同感。而且，不同的还有，英国的人类学不像美国人类学那样设四大分科，主要教授和研究社会人类学，这个传统是欧洲的。在欧洲，文明史悠久，考古学必然有自己独立的传承。在美国，学者进入的世界整个都是印第安人的，无论研究什么，都与人类学有关，这样便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人类学传统。相对来说，英国人类学范围比较狭隘，但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对我们中国的学科建设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中国与欧洲比较接近，文明史悠久，研究文物、语言等等，都有传统。人类学怎样办出自己的特色？我看欧洲经验还是可以参考的。
徐：就是说中国与欧洲更接近？
王：当下中国人类学机构大多是沿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脉络来发展的，这个脉络，也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但不是它本科教学方式。美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是有所区分的，它的教学要求学生把握四大分科(体质、语言、社会、考古)。学生的研究，可以是多元的，做社会人类学方面的，训练与英国相近。在英国、法国则不同，欧洲的人类学训练注重社会人类学，要求学生在学习社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去从事民族志工作，专业方向分亲属制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及宗教制度研究四个领域，也可以延伸到一些应用领域，如医疗、环境、都市等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英国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几个部分来研究是错误的，因为“文化”是个整体。但是，英国人类学家则主张这种专业化的经验主义训练方式。并且，传统上，英国人类学更注重海外研究，英国国家小，原来曾是帝国，对了解世界的欲望很强烈，人类学就是“国际学”，这点美国人类学在“二战”之后，也有类似发展。传统上，英国人类学的“国际学色彩”，与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形成反差，我们的人类学还是中国学。这点我觉得着有些遗憾。
徐：你讲的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英国和美国这两大不同的人类学传统，我们的同学们将来选择的时候也是会有所考虑的。现在强势的好像在美国，它的发言权比较多一点，特别是美国的四大块，但是中国人类学比较像英国人类学。你说英国人类学是“国际学”，中国人类学是中国学，中国人类学到国外做田野的很少。对这一点，现在我们也有意识了。我们的学生中外语比较好的，比如我们学泰语的学生，现在已派到泰国去做田野。而据说广州那边的人类学系将来要把东南亚这一块涵盖进去，它也需要准备人才，语言方面很重要，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有意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和大家谈谈，那就是，你在英国所受的博士训练和你在中国所受的硕士训练，你觉得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访谈于2005年3月17日上午在南宁市凤凰宾馆的客房里进行,由徐杰舜(简称“徐”)问,王铭铭(简称“王”)答,参加访谈的还有广西民族学院研究生杨清媚、林敏霞(简称“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