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徐徐

题  识

雪，是一种神奇而又美丽的自然景观。当雪花飘飘之时，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当雪花凝聚成雪球滚动之时，雪球会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
汉民族，这个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民族，也颇具雪的特性。从遥远的古代起，她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她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摇篮，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民族，凝聚而形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因此，我们可以将汉民族比喻为一个硕大无朋的雪球。

一

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开始了汉民族滚雪球形成的第一步。   
此后，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商民族、周民族在黄河流域，楚民族、越民族在长江流域相继崛起，汉民族形成雪球的滚动出现了多元的态势。
春秋战国之时，汉民族形成雪球滚动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在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滚动，而且还在部分蛮、夷、戎、狄中滚动。更重要的是在雪球的滚动中，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许多小雪球开始滚成一个大雪球，溶合成了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汉民族这个雪球，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汉民族这个雪球，从夏民族的200余万人，滚动发展到战国盛时已有2 000万人左右了。[1]这时的华夏民族作为汉民族的前身，其由秦人、齐人、楚人、赵人、燕人等族群构成。
秦始皇雄才大略，将华夏民族这个雪球的滚动推上了统一的轨道。汉承秦制，华夏民族这个雪球在“大一统”中滚动发展转化为汉民族。在这个历史性的滚动中，汉民族的人口从战国盛时的2 000万人左右，发展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 年)时的3 200万人左右，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已达5 900多万人了。[1]
汉民族历经二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在雪球的滚动中形成。

二

汉民族在雪球的滚动中形成，也在雪球的滚动中发展。
修炼千年，横空出世的汉民族，一开始便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和罕见的吸收力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开始了她滚雪球般的发展历史。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中原汉族大批南迁，于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时，汉民族在滚雪球的发展中，在北方吸收了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部分蛮族，在南方吸收了部分蛮、俚、僚、傒等族，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从汉代的5 900余万人，发展到唐代前期达8 000万至9 000万人之间。[1]
历史的发展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唐末五代，天下又大乱，北方少数民族再次纷纷入主中原，中原汉族再次大批南迁，于是，在宋辽夏金元之时，汉民族这个雪球继续向前滚动，在北方吸收了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在南方也吸收了部分少数民族，从而越滚越大，从唐代前期的八九千万人发展到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突破l亿，有10 441万余人。[1]
汉民族这个雪球经历了汉末、唐末的大乱不是越来越小，更不是消失，而是越滚越大，尤其在元以后中国统一的大趋势下，汉民族这个雪球更是越滚越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人口达1．5亿[2]，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人口已达4亿以上。[1]
进入近现代以后，汉民族这个雪球，仍然不断地向前滚动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其人口已逾6亿，到20世纪末已达12亿左右。在地域上则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海南岛和台湾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
汉民族又历经了二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在雪球的滚动中发展，而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

汉民族这个雪球在历史悠悠的长河中不仅越滚越大，而且还越滚越结实，表现出了非凡的凝聚力。这是为什么呢?
1．文化认同的凝聚力
人类学家们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不同的族群能否凝聚成一个民族，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汉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夏、商、楚、越诸族之间之所以能在滚动发展中凝聚成雪球，而且越滚越结实，文化认同是其重要的原因。
先秦史告诉我们，夏、商、周三族先后在黄河流域崛起时，其经济文化都属于灌溉农业类型，夏民族的大禹治水自不待言，而且他还“身执耒臿（lěi chā），以为民先”。[3]连畜牧业始终比较发达的商民族的远祖契，也曾“佐禹治水有功”[4]，相土的三世孙冥也因“勤其官而水死”[5]，成为商民族的“禹”。而周民族的始祖弃“好耕农”，曾为尧的“农师”，被认为是五谷之神而被尊为“后稷”。[6]所以在《诗经》中有不少的诗篇反映了周民族灌溉农业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楚民族和越民族火耕水耨，饭稻羹鱼[7]的农业经济文化与夏、商、周诸族的农业经济文化虽有区别，但无本质的不同，故而奠定了他们之间文化认同的经济基础。
夏、商、周、楚、越诸族的文化认同突出表现在“诗经”文化的认同上。《诗经》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祭祀到征伐，从恋爱到劳动，从阶级矛盾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无所不包。春秋之时，《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越人吴公子季札早于周景王元年(前544年)到鲁国观周乐，对与《诗经》基本相同的各国风诗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精当的评论，自称“蛮夷”的楚人受周文化的影响已能诵读《诗经》。《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左传》昭公七年又记载：“(芋尹)无宇辞日：‘……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诗经”文化的认同不仅表现在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也反映在部分蛮、夷、戎、狄之中，如自称“我诸戎饮食不与华同，贽弊不通，言语不达”[8]的西边姜戎首领驹支，在驳斥了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盟会的攻击后，“赋《青蝇》而退”。[8]《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这句诗对范宣子十分有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8]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在汉民族形成的滚雪球中起了凝聚作用，在汉民族发展的滚雪球中也起了凝聚作用。
众所周知，汉民族方言林立，南北之间几乎不能通话，但汉民族又何以能凝聚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呢?其间汉字的文化认同作用至关重要。据专家研究，汉字的一脉相承性、公用性和民族性对汉民族具有巨大的内聚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9]
文化认同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汉民族这个雪球的滚动发展中，文化认同的凝聚力使汉民族这个雪球凝聚，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了。
2．涵化作用的凝聚力   
人类学家还特别注重涵化的作用。所谓涵化，是指不同文化的群体，因持久相互集中的接触，两者相互适应，结果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迁。
这种情况在汉民族发展的历史中经常发生，无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在宋辽夏金元时期，由于汉民族与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差异悬殊，虽然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但是由于汉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在涵化过程中，不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双方的文化模式都发生根本性的变迁，而是北方少数民族一方的文化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即中国历史上俗称的少数民族的“汉化”。如东汉末年，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在汉民族先进的农业文化的影响下，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民族文化史籍经典。刘渊子刘聪、侄刘曜都是精通汉文化的匈奴人。氐人也是这样，魏晋时，氐人散居扶风、始平、京兆等地，在汉民族先进文化的涵化下，汉语成了氐人通用的语言。苻坚八岁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他即位后，提倡儒学，很快汉化，“姓如中国之姓矣”。[10]鲜卑慕容部在建立前燕过程中，在汉族士大夫指导下，仿照魏晋制度，建立学校，自编汉语课本，“考试优劣”。[11]而显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这种涵化的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12]所以《晋书·慕容廆（wěi）载记》云：“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可见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对当时文明程度还比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是有相当大的涵化力的，正因为此，慕容廆才坦然明言：“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12]汉民族的这种涵化力，正是其凝聚力的表现。这样，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后，如同进入大熔炉，在汉民族先进文化的烈火中无一例外地被涵化了，与此同时，汉民族这个雪球在滚动中又发展了。
由此可见，涵化作用的凝聚力也使汉民族这个雪球凝聚，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了。
3．政策调适的凝聚力
人类学家认为无论什么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总是要寻求人们可
以接受的方式，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其中政策的调适往往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无论是汉民族占据统治地位，还是少数民族占据统治地位，他们都必须考虑如何协调民族关系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民族的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控制，他们都要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来调适，使得汉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拿汉民族占统治地位时实行的和亲政策为例，其始于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世代通婚，发展至周代，不仅姬、姜两姓世为婚姻，而且其他各族贵族间的和亲通婚已成为传统习惯，如姬姓的晋国和赢姓的秦国，子姓的宋国和姬姓的鲁国世代通婚，甚至晋国公室贵族还常和戎、狄通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亲通婚已成为华夏诸国与蛮、夷、戎、狄都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的调适，大大增强了汉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凝聚力。进入汉代以后，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加突出了，和亲政策被置于令人注目的地位，昭君出塞成了历史佳话，整个西汉时期，大约有16起和亲，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和亲政策的调适，不仅避免了双方的武装冲突，还为匈奴的汉化沟通了心理，从而大大增强了汉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氅聚力。
再拿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时实行的汉化政策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永恒的历史规律’”[13]的作用下，推行汉化政策，规定讲汉语，用汉文，向汉语靠拢；离散部落，实行“编户齐民”，与汉民族杂居；劝农桑，改游牧经济为农耕经济；兴办汉学，与汉人通婚，着汉人服饰，与汉民族文化融会，大大加速了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其中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堪称典范，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门第、变婚俗、崇儒学、均田地[14]的社会控制，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由此可见，政策调适的凝聚力也使汉民族这个雪球凝聚，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了。
4．统一趋势的凝聚力
人类学家认为政治组织是一个社会维持社会秩序和减少社会混乱的手段。而
政治组织又分为非集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集权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自夏王朝诞生以来，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断发展，最后形成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这种封建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春秋以来在列国争雄走向统一之时，就出现了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15]的情景，就必然产生使天下“定于一”[16]的共同心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各大小诸侯国之间的斗争，使得君主专制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加强。苟子对这种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总结，提出“以善至者待之以死；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17]这就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开了先河，形成了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汉承秦制”，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虽然覆灭于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过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在汉王朝“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反而更加强大，特别是汉武帝“兼文武，席卷四海”，[18]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使“海内一统”。[19]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基础，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历史主流的前进，也是维系汉民族长期稳定的思想纽带。
因此，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长达400多年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在2 000多年的历史中，虽出现过三国的鼎立，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分裂，以及宋、辽、西夏、金、大理等政权先后并存的局面，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不仅表现在统一的时间比分裂的时间长得多，而且表现在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小；统一的时间则越来越长，规模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元统一全国后，全国统一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其中之原因当然很多，诸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心理的等等，但汉民族的凝聚力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所以，尽管中国统一的道路历经许多曲折，分裂的局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在历史上出现，但汉民族表现在族群结构上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使得同宗同祖的“黄帝子孙，，们总是渴望统一、支持统一。例如东汉后，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可是三国之中，谁也不是只甘于割据一方，不但曹操想统一全国(他的《龟虽寿》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正是他要实现统一大业的抱负的写照)；而且刘备也想统一全国(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为其拟订了统一全国的大政方针)；甚至孙权也想统一全国(所以张昭、周瑜等谓他“可成大业”[20])，可见统一的趋势确实在汉民族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凝聚力。
正因为统一趋势非凡的凝聚力，所以虽然台湾至今与祖国大陆仍然处于分离状态，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反对搞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又都主张实现统一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民族统一趋势所包含的内聚力和向心力所致。《台湾地方史》的作者陈碧笙教授说得好：“祖国大陆之于台湾，犹如母婴之互抱，唇齿之相依。”[21]正因为台湾与祖国大陆有“互抱”、“相依”的统一趋势，所以大家都承认中国是一国，汉民族是一家。
由此可见，统一趋势的凝聚力也使汉民族这个雪球，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了。
总之，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认同、涵化作用、政策调适和统一趋势的凝聚力是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的深层次原因，这就是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的人类学解读。

四

雪，是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在一定的温度下，雪球是一个整体，但组成雪球的每一片雪花又是一个单元。以此相喻，汉民族作为一个雪球是一个整体，而汉民族内部的各个大、小族群又是一个个的单元。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要点是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22]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正是建立在汉民族的“多元一体”上的，因为汉民族这个雪球的“一体”，是由许多大、小族群的“多元”组成的。而汉民族这个雪球又具极强的整合性。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一切外来的因素都逐渐变成汉民族这个雪球整体的一部分。在这种整合状态中，汉民族“一体”内的各个族群单位有着相互的联系，他们互助认同、依赖而成为一个整体。正因为汉民族有这种整合性，所以汉民族这个雪球从形成到发展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成为世界上一个有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稳定的特征的民族。
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人类即将跨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回顾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向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有人问我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什么？我认为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23]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为此我提出：
1．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
举世皆知，中国历史的悠久是举世无双的，其相关历史文献之丰富也是举世无双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人类学一座古老而丰富的学术宝库。但是，几千年来，虽然出现过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开创了纪传体的研究方法，在《史记》中对当时中国的民族作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志描述，但其后，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他们运用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使得近现代的学者往往只重史料的考证，却忽视对经过考证的材料的理论升华。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今天，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受一次洗礼。
从这点出发，过去，在我开拓汉民族研究的学术生涯中，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从高处远望汉民族，撰写了《汉民族发展史》，粗线条地勾勒了具有独特风貌、风姿和风情的汉民族。这次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 读和分析中，近看汉民族，与同仁一道撰写了《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初步分析了汉民族的历史、语言、族群和文化。
2．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人类学家只有深入基层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才能突破他过去所坚持的理论及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构成的认识框架，让人类学理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受到一次洗礼，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升到一个新高度，甚或从中升华出新的理论来。  
从这点出发，我们在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分析时，除运用中国历史文献外，也分地域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即对汉民族的族群作了田野调查。尽管这种田野调查还是初步的、肤浅的，但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3．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
查结合起来
西方人类学界有许多流派，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
从这点出发，我们在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分析中，既注意从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中对汉民族的历史作了分析，又重视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田野调查中对汉民族的族群作了分析，并在分析中尽可能使两者结合起来，如在对汉民族的族群作分析时，既努力说明各个族群形成的历史，也尽力分析各个族群的人文特征。在对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分析中也充分注意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人类学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才有了我们的这一本历史文献的解
读分析与现实社会的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在有的人类学者看来这本书可能不是经典式的人类学著作；而在历史学者看来这本书也可能不是传统式的历史著作。但这是不是正好说明我们的这本书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解读分析与中国现实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的结合上作了尝试呢?写到这里，使我油然想起澳大利亚著名的人类学家迈克尔·罗伯茨在《历史》一文“历史与人类学相汇”一节中所说：“读者有可能注意到，《历史与人类学》这本刊物始创于l984年；被称为‘历史和人类学杂种儿子’的人种历史学也就是在此时此刻开始获得人们的尊重。学者和批评家开始重视‘历史和人类学的结合，也是在这个时候。”[24]与此同时，我感到欣慰和鼓舞的是，中国人类学界的泰斗，人类学本土化的开创者费孝通教授1998年7月初在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第三届高级研讨班上，听了我关于《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的汇报后，欣然提笔，为本书写了“重视和加强对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的题词。   
1998年7月5日交稿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小静先生和施宏俊先生提出能否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书名作进一步的概括，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一样，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一个形象的比喻。我听后大受启发，几经斟酌，觉得一方面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另一方面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也像雪球一样，从整体上看是一个雪球，从局部上看又是许许多多雪花。故而提出“雪球说”，并以“雪球”作为本书的书名，“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为副标题。这个意见得到了胡、施两位先生的认可。1998年7月底我在美国威廉斯堡参加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l4届世界大会时，在作题为《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价值和方法论》的大会发言时，对“雪球说”作了阐述，得到了与会各国学者的赞同。8月在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郝瑞教授及其博士研究生，与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与香港中文大文人类学系陈志明教授，与澳门理工学院刘月莲博士等进行学术交流时，他们对我提出的“雪球说”也都表示了认可。9月我在北京与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博士、潘蛟博士、张海洋博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张小军先生；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刘铁梁教授、万建中博士、肖放博士，以及韩国博士候选人金镐杰先生，就“雪球说”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受到了许多启发。
为此。特写此题识以为记。
   
  
徐杰舜
1998年10月12日
于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畔寓中

参考文献

[1]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第76页；第92页；第213页；第297页；第515页。
[2](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l989年版，第262页。转引自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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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殷本纪》。
[5]《国语·鲁语上》。
[6]《史记·周本纪》。
[7]《史记·货殖列传》。
[8]《左传》襄公十四年。
[9]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l992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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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l89页。
[12]《晋书·慕容廆载记》。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14]《魏书·高祖记》。
[15]《苟子·王制>。
[16]《孟子·梁惠王上》。
[17]《苟子·王制》。
[18]《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19]《史记·自序>。
[20]《三国志·孙权传》。
[21]《读史使人明智，问古可知元春》，《人民日报》1983年7月17日。
[22]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l页。
[23]傅道彬：《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载《文艺研究》l997年第l期。
[24]载《国际社会科学杂》1998年8月第l5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