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与创新
录[①]
吴 雯
吴雯（以下简称吴）：这几天我在你们编辑部学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条件和管理制度都比较完备，尤其是办公环境非常好，整个一层楼都是你们的办公室、资料室，听说以前是在马路边上一个很小的地方工作的，根本不被人重视。可以说，当时去学报工作并不是个令人羡慕的差事。您能不能谈一下当初您是如何到学院学报的编辑部工作的？当时整个学报的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是怎样的？包括当时编辑部的环境，民院的环境、以及整个中国当时的学术和刊物的大环境是怎样的？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我85年从浙江到了广西民族学院之后的九年时间里，是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那么任何一个学者都知道，自己的学术成果的发表需要有一个阵地。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学术论文要发表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我转向人类学以后，发表就更加困难。当时的人类学学科处在边缘，人类学的研究人员也处在边缘。人类学的文章很多期刊杂志都不发，包括我国一些比较权威的期刊也是不发或者很少发。所以，中国人类学在80年代恢复以后，发展非常缓慢。我自己是深感人类学学术论文发表的困难，因此我想如果有机会编一个学术刊物，那就是自己学术生命的另外一部分。这个机会在1994年就终于来了。
你也看过我们学校以前的学报，可以说是非常的简陋，无论从它的印刷、装帧，到它的学术论文的学术含量都很差。用新闻出版局的话来说，你们的学报送来，我们看都不看，就放在地板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校当时的书记奉江和院长荣仕星也感到学报的重要，所以，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要找一个教授来管。当时的学报非常不景气，不能按时出版，稿源枯竭。当时就是四个人，要我去做编辑部主任，我就一个条件，你们要放手让我做，否则我就不去。我当时已经研究所的副所长。当时学校的领导非常开明，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到学报是94年8月报名，9月上任。上任以后我就观察他们编辑运作的情况，所以第三期都还是由他们自己出的，我从94年第四期开始做试点。就当时编辑部来讲，他们的编辑意识非常陈旧，而且那个时候，人心都还不在刊物上，都还在那里办什么自考班创收。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接手了这个地处边缘的小小的学校的小小的学术期刊。
整个的大环境来讲呢，人类学还是处在边缘。地处边缘的边缘的刊物由我这个边缘的人来做，但是我的信心很足，越是一张白纸越是好画画，我就想把它作为自己学术的延伸，把它作为自己学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你讲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来讲呢，我当时所处的外部学术环境，人类学还处在边缘；而校内的环境呢，就是领导的信任，这种信任使我有了机会来办这个刊物。
吴：那可以说当时的环境是有利有弊，您在那样并不很理想的情况下接管了一个小学报，把它发展到今天著名的学术期刊确实是难能可贵。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您的学报以人类学特色著称，可学报这样一种类型的刊物，相对于其他直接冠以某某研究为名的主题性比较强的学术刊物，可能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或者劣势，您是怎样对待这些特殊性，让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学报在众多学报和学术刊物中脱颖而出的？
徐：这个问题是我们下面所要谈的一个核心问题。我做学报并不仅仅是把它做成一个人类学的刊物，人类学只是它的特色的设计。学报作为一个杂志和一种学术刊物，它的特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我怎样在办刊过程当中，既要得到学术界，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这个相关学科的圈子的承认，我也要得到学报界、期刊界的承认。这两个承认都非常困难。
吴：对。这二者之间不容易调和，平衡性很难把握。
徐：是啊。我们先不讲人类学特色问题，先从办刊来讲。我在这个办刊的过程当中，颠覆了传统办学报的理念。传统办学报的理念就是，学校的刊物就是发校内的学术成果的窗口。所以，有些学报历来就规定绝对不发校外作者的稿件。比方厦门大学学报长期如此，中国人民大学以前也是这样。
吴：对，一般会认为学校自己出资，当然要发自己学校的文章。
徐：对，相当长的时间里面，甚至到现在，我们学校还有人有意见，认为学校出了钱，你却给别人发了稿。但是我认为，你办一个刊物就是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不能做井中之蛙。因为读者看你的刊物，他是不看你的作者是哪个学校的，他看你的刊物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你的作者的来源越是多元就说明你的影响力越大。如果作者仅仅局限在校内，那么你的圈子就很小，辐射力也很小。像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他们本身学校是处于强势的，而像广西民族学院，一个小小的学校，可以说在全国各个学科领域都是很弱化的，这个学校就决定了它是一个边缘。边缘的学校边缘的刊物，你要走到中心去，你怎么走？所以我颠覆了传统的办刊理念，我就开门办刊。
吴：这其中有个过程吧。据说最初是三七开，四六开，到最后不限。
徐：对，他们给我很多限制。领导规定我最多三七开，后来我悄悄发展成四六开，到现在突破对开，后来上面也不太关注这个事了。但相当长一段时期，他们有人每一期都等着数我的页码。但是我认为，一个边缘的刊物要走向学术的中心，一个边缘的学校要走向高等教育的中心，如果没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你永远是边缘。所以我实行开放式的办刊，我一定要把全国最好的稿件甚至国际上的稿件吸引到这里来，我们就必须走出相思湖，必须走出广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你没有这样一个理念和鸿图，你永远是井底之蛙。
吴：这是一个眼光的问题。有人看到短期的利益，觉得发自己学校文章最重要；如果目光长远来看，学报走向全国以后，对学校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宣传。我在网上查阅广西民族学院的介绍，都会有很大一段来专门讲你们学报的成就，甚至于说，很多人是先知道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才知道了广西民族学院。
徐：对，很多人这样讲。包括教育部来我们这里做本科水平评估，教育部专家组的人就说，清华紫光，北大方正是靠学校的名气，你们学院是靠学报的名气。
吴：是啊，您的这个颠覆的理念确实在实践中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您的具体的措施是什么呢？
徐：嗯，这正是我要讲的。要知道办刊物是有很多的清规戒律的。比如说，有规定一个学者一年只能在刊物上发一篇文章，现在不少学术刊物还是这样。另外，刊物办得很死板，没有审美概念，装帧也没有，文章是多长就是多长，下面空上一大块，空就空在那里了。甚至很多学报打开，封二光版，封三光版，封底一个版权，完了。
那么，我颠覆传统的办学报的理念，开门办刊，第一个具体的措施就是打破了一个学者一年只能发一篇的传统规定，我就发系列文章，系列文章发出来就有规模效应。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创造吧，我发得最多的是连续发了九期。这样就给学者们提供了发表自己系列成果的机会。
第二个颠覆传统的具体措施，是我融入了时尚杂志的一些元素，强调视觉冲击，体现人文关怀。我在重要文章发表的时候，同时发表作者照片。让人们在看到学术文章的时候也看到作者的形象。作者本身也很满意。我认为一本杂志，它所有的版面都是资源，不能浪费啊。所以我就补白。我们学报补白有两种内容，一个是发相关著作的书讯，一个是相关学术活动的简讯。封面方面，我从95年开始推出封面学者，开始我就从我们学校的学者推起。我们也是找的广西最好的装帧设计者来做的，但是第一期还是照片做得比较小，放在一个角落里，我看了就觉得效果不行，第二期我就叫他改，现在封面设计全是我自己做了。一个是封面作者，那么封二我就推出相思湖学者，只要是副教授以上的，只要是有成果的我都放。现在相思湖作者发表了这么多年，使我们学校的学者也都走向全国去了。封三我最开始就介绍我们学校的系、部、研究所，后来就发展到介绍全国的民族研究所啊。封底我也不留空，放上我们广西民族学院的风景，现在很多人看我们学报就知道我们学校环境很好。这样一本学报承载的信息就丰富起来了，让外界了解到我们的学校和学者，也让他们了解到相关学科的书讯和活动。这样我们就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多元的信息。所以大家就喜欢看我们的杂志。用有些出版社负责人的话来讲，就是你们的杂志具有视觉冲击力。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杂志本来就是边缘，学校也是别人很难瞧得起的，而我们这种封面设计就能够在千篇一律的杂志中跳出来，别人就会来看我们的内容，加上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好的，这样我们的杂志就慢慢的站住脚了。
而我们的封面设计还不光是吸引眼球，它还体现人文关怀和学者资料的收集作用。比方我发了中山大学的老的系主任黄淑娉老师的封面，人家就说，哎呀，黄教授，你也成封面女郎了。这是玩笑话，但是黄教授自己也是觉得很高兴的。为什么只有明星可以上封面啊，我们学者难道不能上吗？所以，我们发了这么多期封面人物照片，很多学者是很喜欢的。比如说李亦园先生的照片是我亲自拍的，他对我拍的照片非常满意。于是他弟弟有一次就从泉州打电话跟我说，你拍的我哥哥的照片非常好，把我哥哥的精神气质都反映出来了，还说我们发的李先生的人生掠影的照片也编排得非常好，那么，他哥哥现在要回来，赶上他的小学母校建校九十周年庆祝，于是我们马上特快专递寄了二十本。李先生收到杂志就发给相关的亲戚朋友老师校长啊，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后来，我们不光是做封面学者，还把他们一生的照片精选出来，作为他的人生阅历的回顾，读图时代嘛，这样人们能对学者的生平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我觉得也为将来中国人类学发展历史的编写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这就在学术性的基础上又有了资料性。办刊物做到以上这些，我们才能慢慢的从边缘走到中心。
而走进人类学学术的中心，还不光是上面那些措施。我开始以人类学为特点来办刊是在1995年第一期，当时打了一炮，刊登了乔健先生的文章，讨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前景和困境，这就吸引了人类学界的眼球，后来就成为1995年中国学术热点之一。1995年6月底，我带着学报新出版的两期，去参加北京大学费孝通先生举办的中国社会人类学的高级研讨班，我还不是正式的学员，是去旁听的。闭幕的前一天我就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当时全体学员有四十多个，我当时就对他们说了几条：第一，每人赠送一本学报，赠送三年；第二，你们来的论文优先发表；第三，你们做的田野报告我这里也可以发表，田野报告一般是很难发表的。这样就开始建立了我们的作者网络。第二年，我成为了正式学员，一直参加到第七届。通过这个研讨班，我逐渐与人类学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些学者长期得到我们寄去的学报，从中获取了很多信息，因此他也很愿意把自己的好文章投给我们学报，以表示支持，这样我们的稿源就丰富起来了。
从办刊的角度来讲，我们吸引人们眼球的封面和新颖的内容，慢慢的引起了学报界的关注。1996年的全国学报界的会议，我当选了广西学报研究会的理事长，全国学会的常委，我本人也就成为了中国学报界的重要参与者，后来成了全国学会对外交流委员会的主任，我就组织我们中国的学报界出访美国、欧洲、越南，到香港组织中国学报展。我提出的一条理念就是，学报要发展的话，要走专业话和国际化的道路。学报界的同仁也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比如原来学报的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焕章教授，非常优秀的学者和编辑家，他就曾对我们学报的同事说：“徐教授是办学报最用心的人。”我自己认为，首先从办学报的角度来讲，我是获得了成功的。我们的学报颠覆了传统的办刊的理念，开拓了新的模式，这种模式至少可以和其他模式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就使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学报界得到了承认，学报的各种评比奖项我们都得到了，无论是那一家制定的核心期刊都有我们学报，甚至于编辑规范的问题我们也是最早执行的，清华大学光盘中心就曾经拿着我们的学报到中国社科院去做示范，说这样一个小刊物都能办得如此规范，我们这些大刊物为什么不能做得更规范一点呢？从这方面讲，我们也是优秀刊物。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可以说是对中国学报界的一个贡献，也是我自己十年做学报的成果。
另外，对传统办刊理念的颠覆还有一点措施，就是我们编辑部不单纯的枪毙作者来稿。尤其是对于校内的作者，我们还举办沙龙，找专家学者，帮他们修改。这样可以缓和一下校内对我们办刊改革的意见，也是为学校培养自己的学者的一种帮助。比如，现在1998年秦红增写的论文，关于先秦神话和儒道思想的，刚开始他只写了一篇，题目还不错，但做得还不够，我建议他修改，于是他修改了一年多，做成三篇论文，我给他发了，这下子，评了副教授又上了新华文摘。又比如一个女教师写了一篇关于潘金莲的文章评职称，的确没有新意，于是我就建议她研究一下少数民族文学，因为写这方面的太少了。于是她就写了关于少数民族史诗的文章，我又推荐给民间文学的专家来审稿，然后通过了就给她发表，这样她就顺利的得到了职称。还有些老师的文章实在写得太差，我不发，有人甚至耍流氓威胁我，但是我还是坚持原则，要他必须修改到达到要求为止，他得了这次教训后，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还比如中文学院的金丽，她从美国回来，写的关于国外素质教育的文章我连给她发了六篇，后来又写关于圣经的论文，我给她发了九篇，还有副院长容本镇，他的张承志系列研究，也是发了九篇，后来结集成书，还开了个评论会。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原来我们学校的书记奉江就说过，学报为学校培养了很多的教授。所以，我们办学报还对校内教师的科研能力，撰写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园地，也为学校赢得了很多声誉。
吴：这方面您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在其他人的访谈中也听到了这方面的评价。您不光尽到一般编辑的责任，还象老师一样的指导提携年轻的学者。这样您才能在学报的校内科研发展需求和开门办刊的改革创新之间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这也是您颠覆传统办刊理念的第三点具体措施。另外，这十年来你们学报的确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您能不能总结一下，学报这十年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有标志性或者突破性的事件有哪些？
徐：如果从组稿的角度划阶段，我想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等米下锅的阶段，是1995年到1996年；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去买米下锅，就是主动组稿，这个时期比较长，大概到2002年。这个阶段，我们的组稿还缺乏好的主题和策划，反正只要是能从名家组到稿就不错了，不成规模，比较散。第三个阶段，从2003年开始，我们做主打栏目，形成规模和方向，这个可以叫做培养优良品种。从等米下锅，到买米下锅，到培养优良品种下锅，可以说是我们学报组稿方面的三个阶段。
至于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来讲呢，第一件是1995年第一期，发了乔健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引发了中国人类学的一次大讨论，这个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第二件就是2002年第一期，钟敬文先生百年华诞。当时我们在做民俗学这一块，考虑到钟先生快一百岁了，很早就开始策划做一次专题，也得到了他家里人的支持，取得了照片和资料。当时李岚清准备给他在人民大会堂做寿，我们就打算把我们的杂志在会上发出来，人手一册。就在我们杂志印好的时候，老人家刚刚走，一月十号，我们接到通知后，马上派人出发，把那期学报全部带到北京去，直奔八宝山，在八宝山人手一册。当时北京晚报登了一副照片，就是北师大的学生哀思钟敬文先生，一个女学生手上捧的就是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这下子，整个北京的学术界都知道了我们的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就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真大气！”。第三个重大转变是，2004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把封面学者和主打栏目结合起来，影响也是很大的。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是个千手观音，所有的学科都要和她牵手，所以我们的主打栏目有都市人类学啊，乡村人类学啊，教育人类学啊，生态人类学啊，审美人类学啊，女性人类学啊，文学人类学啊，医学人类学啊……这就算是第三件有突破性的事情。
吴：那么这十年的办刊经历，让您觉得自己有成就和收获的事情有哪些？
徐：十年下来，我们的学报和我个人都得到了很多肯定。乔健先生一直是我们忠实的读者，钟敬文先生那次策划不用说了，还有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情，一次在黑龙江遇到我们学报的订户，他把我们学报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甚至还把我和李亦园对话提到他们东北民族研究所的那部分勾画出来，到处给相关的人看，他以订有我们的学报感到自豪。台湾那边李亦园先生把我们的一套学报摆在他书架最显眼的地方，让到他家的客人来看，他还专门为我们学报写过一篇文章《来自南疆的人类学呼唤--十年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对人类学的经营》，这很不容易，李先生年纪大了，写文章已经不多了，说明他对我们学报非常的看重，这也让我很高兴。所以办刊物是很有乐趣的，通过办刊物你可以和学者有非常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跟不办刊物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办刊物，拜读各种学者的论文，是种很好的学习，你就可以很快的发现前沿，发现新的问题，这对自己做学问是很有收获的。所以从办刊角度来讲，我既有成就，又有收获。
吴：在采访南京大学王杰教授对你们学报的评价的时候，他给予了你们学报高度的评价，认为你们学报的发展是中国人类学从复苏到逐渐兴旺的过程的一个缩影。那么，您自己对学报在中国近十年的人类学复兴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评价？
徐：王杰教授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还有一个教育部的说法，据专家透露，我们学报的“人类学研究”栏目之所以被评为名栏，那是因为，一个边缘学校的学报的一个栏目，能够推动和引导一个学科的发展，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们这个栏目具有示范性的作用。这给我提了一个醒，回忆我们办刊十年设立建设人类学栏目的过程，觉得确确实实是起到了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作用。怎么推动呢？我觉得具体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我们为中国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园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的园地，当然现在也有些杂志零零星星的发表一些人类学的文章，但是在1995年前后几乎是没有地方可发的。用李亦园先生的话讲，那就是形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个中心，你要看中国人类学近十年的发展，你就去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第二个方面，用乔健先生的话讲，我们学报不仅团结了中国大陆的人类学者，而且还包括港澳台，以及全球华人人类学学者，他称我是中国人类学的核心联络人。
第三个方面，我们学报反映了中国人类学十年学术发展变迁的情况。开始就是乔健先生的文章，他指出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但是也很乐观的指出了发展的前景，这个时候正好是一批在国外留学的学者回来的时候，比如庄孔韶，王铭铭等等，我们的刊物就正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展开讨论。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派别，但是我们的学报跟中国所有的人类学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几乎所有的重要的人类学者都在我们学报上亮了相。
第四个方面，刊会结合也是我们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最开始我们还没有形成规模性的会议，我们第一次开的是，“人类学的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土化问题是人类学在中国恢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当时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讨论，而且我们这个会议真是具有国际性，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西班牙的，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都有，那次的影响是不小的。比较连续的会议最开始是费老办的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那个时候中国人类学还在恢复过程中，很多人还不懂人类学，不懂田野，所以是个讲习班的形式，主要请东亚的专家学者来讲。但是五年、六年以后，我们年轻的学者也起来了，从国外回来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形式展开，不能老让别人当学生。所以，2001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台湾的时候，就跟一些学者商量，成立一个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大家用论坛的平等的形式来交流和讨论。于是，回来我就发了一个倡议书，联合了26家相关单位，然后就开了第一次会议，2002年开的，非常成功，出了一本书，主题是《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头。第二年本来准备在中央民族大学开，但是由于非典，就取消了。于是宁夏大学就决定在2004年举办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非典过后，2003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搞了一个特别论坛。今年第三届准备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开，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四十多家。最开始我们不是很有经验，论题不是很集中，到了第二届银川会议的时候，主题就非常明确，就谈生态问题，圆桌会议也举行得很成功。我们还发表了生态宣言，光明日报有评论，文汇报把李亦园先生的主题发言全文发表。第三届准备谈乡土中国，做一个乡土中国白皮书。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适应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新的需要，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讨论人类学的平台，而且从我们的主题来看，我们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比较紧密的结合现实的情况来讨论的。这样不仅是促进了中国人类学的理论的发展，还将人类学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现在，我们这个人类学高级论坛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承认。我不仅是论坛的秘书办，而且每次会议的主题都会成为学报的主打栏目，论坛的活动我们也都予以全面的发表。这对一个小小的刊物来说，能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2001年12月杜维明先生曾经在广州的一次早餐会上，把我介绍给其他学者的时候说，广西有两个东西很厉害：一个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把我们燕京学社的馆藏书都影印出来了；另外一个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很厉害，它把所有的华人人类学家都团结起来了。这也是很高的评价。
第五点，我们的主打栏目也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对人类学现在出现的一个现象抓得比较牢，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到这个状态，为什么其他的学科都要和它互动，都要去它那里找方法和理论？这正反映了人类学作为以全部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为支撑的基础学科。就是我讲的牵手现象。人类学是千手观音，我们学报抓住了这个最新的动态，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最开始是文学人类学，接着是历史人类学，然后教育人类学，又比如经济人类学和旅游人类学，不能只关注经济效应，还要体现人文关怀。现在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学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所以说，我们学报强势推出的主打栏目就体现了中国人类学当前的发展。
第六点就是刊书结合的问题。我们的学报容量太小，还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需要更好的发表平台，所以，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了一个“人类学文库”。比如我们的黑衣壮考察，高山汉的研究等等都比较有影响。还有就是我们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已经出了四本，都卖得很好。再加上会议论集，第一次会议的已经出了，2003年和2004年的马上要出。还有就是我们主打栏目形成的“人类学千手观音书系”也出了第一本。这就形成了规模效应，记录沉淀了人类学研究成果，反映我们人类学发展的一部分成果，当然其他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好的人类学书籍。
所以，我们一个小小的学报能够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就是通过我们的学报不断的把蛋糕做大，做强。如果说某种意义上我们学报反映了中国人类学近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可能有点溢美之辞，但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学报对中国人类学发展所做的贡献，这是我们想做的，愿意做的。回到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这十年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扩大了，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东西，结交很多朋友，我觉得自己很满足。
吴：很多人都跟我提到，办刊物的话，人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我这些天对你们编辑部成员的采访中，大家都提到您的特殊作用，可以说没有您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包括和人类学界的这种互动也是由您牵头做起来的。那么下面我会问一些比较个人化的问题。您做成了这么多事情，一个好汉三个帮，您如何评价你的工作团队，你的用人标准是怎样的？我从不同侧面听到对您的性情的评价，感觉您一方面待人热情，办事执着，有魄力有毅力；另一方面又性格刚直暴烈，甚至招人怨恨。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情，您的处世原则和人生理念是什么？
徐：我们这个团队应该说很不错，十年来我们比较团结，大家对我都很尊重，所有的分工都能很好的完成。可以说这十年当中，除了中间那个插曲（1996年突然新来了个主任），都是很不错的。比如黄世杰，他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他会做得很漂亮。他来了之后，校对工作做得很好，后来也参加编稿，包括编排规范上的问题都是他管。再加上他脑子很活，也肯专研，很快他就转到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来了。我们编辑部的成员都要派出去进修，像廖智宏去北大进修，黄世杰去了中大进修，有很大提高。自然版的黄祖宾本身也是被别人边缘化了的，我把他要进来后，工作也是非常努力。廖智宏老师是老编辑了，本身也是新闻编辑专业出身的，写了系列的主编意识论。于是，我们就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做，对待稿件也很民主，大家一起做得非常愉快。
我个人的性格，据黄世杰的说法呢，既具有湖北人的实干，湖南人的豪气，又有浙江人的精明。我既会做学问，又会策划，所以我做一件成一件，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成，而且尽量做到最好，这就是我的信条。但就我一生的经历来讲，我的性格就四个字：坚忍不拔。我要做成事情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决不低头。湖北人做事情就是敢说敢干，浙江人做事情就是比较精明，他考虑问题比较周到，湖南人的特点呢，我觉得他有一种霸气，我是有点霸气的。我批评人也是不留情面的，但是都在桌面上，我不会在背后说别人，没有必要。我这种霸气可能跟我的工作和人文环境都有关系，我自己喜欢在比较快的时间里把事情做好，他们有的人做事拖拖拉拉的我就要批评，对学生也是这样。我这个人的性格呢的确是有点急，但是人没有点性格呢，就做不成事情。我的这种霸气说得好听就是魄力。但我也有我的人格魅力，我对我的学生是毫无保留，个个当孩子一样对待。包括一些不认识的本科生也把心里话告诉我，我太太说我都成了心理医生了。本科生听我课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人，做田野我也都带下去，而且我每一年讲得都不一样，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我对学生很平等的相处的，希望还能是朋友，尽量给他们机会去发展。不光学生，还有同事，我也尽量。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因为我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别人帮了我。
吴：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要离开这个你辛苦经营了十年的学报。回过头去看，有没有遗憾的地方和未能实现的抱负？对学报的将来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徐：遗憾是有的。我们学报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是中国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刊物，应该让我做到2008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在中国开完，把我想做的东西都做完，但是因为我已经担任了两届主任了，按制度我必须退下来。对学报的以后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这次来这里访谈我们学报十年的发展，我感到很高兴。
吴：我冒昧总结一下，您目前事业上的成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点是学术研究的成就，主要以您倡导的汉民族研究为代表；第二点是学术建设的成就，包括您主编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的各种人类学学术丛书，举办承办和参与的各种会议，这些工作对中国人类学学术繁荣和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点是培养学生，尽量给学生创造发展的平台，为下一代的学术传承做贡献，我在与您的研究生的交流里面感觉到他们都很尊重和感激您。
非常荣幸这次有机会来到你们编辑部学习，并和您面对面的交流。
作者简介：吴雯，女，硕士(四川大学04级硕士研究生)。现己毕业工作。
[①] 本文是作者在四川大学文学院文学人类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于2005年寒假采访时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徐杰舜教授的访谈录。后广西民族学院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