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徐徐

雪，是一种神奇而又美丽的自然景观。当雪花飘飘之时，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当雪花凝聚成雪球滚动之时，雪球会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
    汉民族，这个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民族，也颇具雪的特性。从遥远的古代起，她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她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摇篮，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民族，凝聚而形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因此，我们可以将汉民族比喻为一个硕大无朋的雪球。

   《红楼梦》中有一句名言，谓之“大有大的难处”。汉民族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要认识它也真是太难了。现在，让我们在人类学的视野中认识一下汉民族。

   族群互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因

    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结果。对此，笔者所著的《汉民族发展史》曾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会导致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当时由于理论缺乏，没能探讨这个问题，现在从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来看，应该是族群的互动导致了民族融合的发生。
  
    先秦之时，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夏、商、周诸族群的区别是十分鲜明的。就服饰来说，夏尚黑，商尚白，周则兼用之。不仅衣服的颜色不同，而且衣服的纹饰也不同，“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此外，葬制、社树、历法、宗教信仰等也都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族群性，此即《礼记．丧记》所云：夏“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嘉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表现出朴质、温厚，又比较野蛮的族群性；商“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表现出放荡、凶狠、好胜的族群性格；周“亲而不尊。表现了温文尔雅，以巧取利的族群性。
  
    不仅中原的夏、商、周诸族群区别鲜明，就是中原诸族群与周边诸族群的区别也是十分鲜明的。《礼记．王制》中就有一段学者们熟知的论述，其云：
  
   “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先秦族群的区别虽然十分鲜明，但族群之间的互动却无时无刻地发生着。一方面是婚姻的互动，《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又如东夷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僖公之妾；赤狄别种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凡此种种，婚姻互动的情况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互动，拿《诗经》来说，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它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夏、商、周三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但到春秋后期，《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以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民族来说，自称“蛮夷”的楚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也能诵读《诗经》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左传》昭公七年又记载：“(芋尹)无宇辞曰：‘……《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如此，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攻打陆浑戎时，陈兵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说明楚民族对夏、商、周三族都十分珍重和视为宝贝的“九鼎”，也同样是十分珍重和视为宝贝的，其中原因除“九鼎”是权力的象征以外，也反映了文化上的互动。

    正是由于族群互动这个内因的作用，才使春秋战国之时的民族大融合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而促成了汉民族的横空出世。
  
    秦汉之时，刚刚横空出世的汉民族约有3200万人，发展到汉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时也仅达5900万人。但历经魏晋南北朝之后，到唐代前期人口已达8000万到9000万之间；又经唐末五代，到北宋大观3年(1109年)人口突破1亿，再经宋辽夏金元的发展，到明万历28年(1601年)人口达1.5亿，及至清道光30年(1851年)人口已达4亿以上。从上述汉族人口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每经历一次动乱和战乱，人口不是锐减而是激增，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所谓少数民族“汉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分裂时期，即魏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时期。在这两次大分裂中，出现了汉民族融合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又南移融合了南方部分少数民族的“汉化”浪潮，给汉民族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汉化”现象。原因很多，但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族群的互动是一个重要的内因。

    以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例，一是语言的互动十分深入，如汉语成了匈奴和氏人的通用语言，北魏孝文帝更是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二是婚姻互动十分频繁，如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受到鼓励；三是文化互动十分激烈，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族史籍经典；前秦符坚入师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与此同时，汉族又吸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具体地表现在唐代汉族生活习惯的“胡化”上，如“胡床”的传入，从此改变了汉族长期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烧饼、馅饼、饺子等“胡食”的流入，大大丰富了汉族的饮食生活，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音乐、舞蹈、诗歌、绘画、音韵，以及宗教信仰的互动，从而凝结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唐文化。

    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如辽圣宗不仅喜读《贞观政要》，善吟诗作曲，还仿汉族政权的修史体制，编修实录。辽太宗会同3年(939年)宣布：“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与汉人婚姻。”章宗规定对汉民族的先祖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并在享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号，教授纪书，科举以纪书为标准。所以史书记载，女真族“好变夷狄风俗，作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屯田军与所居民为婚姻者所”。西夏元昊以来用新制定的西夏文字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党项族中出现了儒学渊深的斡道冲，诗才超妙的汉王仁忠，编修西夏实录的焦景颜、王舍等是汲取汉族文化的代表人物。

    正是这种族群间的互动，尤其是向强势族群倾斜的互动，才导致了中国古代民族融合浪潮的不断涌现。所以，族群互动成为汉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因。

    多元一体：汉民族的结构模式

    过去，由于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没有能够对汉民族的结构进行探讨和分析，现在，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这台“显微镜”一照，我们不难发现汉民族的结构。

    众所周知，物质的单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以此相喻，如果我们把汉民族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由族群构成的。

    构成汉民族的族群很多，人口多少不等，文化因素的认同也不一，有的成片聚居，如闽南人等；有的大分散、小聚居，如客家人、平话人等；有的处于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呈“族群岛”，如广西的“高山汉”等；有的聚居在城市，如北京人、苏州人等；有的聚居在农村，如贵州的屯堡人等。汉族究竟有多少族群，目前还无法统计，但大致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以方言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客家人、平话人、闽南福佬人、桂柳人等；一类是以地域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陕北人、河湟人、河北人、河南人等；一类是以大城市为代表划分的族群，如北京人、沈阳人、长春人、哈尔滨人、大连人、杭州人、温州人、宁波人、南京人、苏州人等；一类是以风俗习惯为特征划分的族群，如广西的“高山汉”、贵州的屯堡人等。

    这样，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族群组成的汉民族，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模式。在这里，各个族群单位是“多元”，汉民族是“一体”。

    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一是由汉民族起源的多元性所决定。汉民族起源有两个主源，即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三个支源，即苗蛮族群集团、百越集团和戎狄族群集团。这种起源的多元性为汉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奠定了基础。

    二是由汉民族形成的多元性所决定的。据《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汉民族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即夏、商、周三代之时黄河和长江流域夏、商、周、楚、越诸族群相继崛起为第一阶段；春秋战国到秦之时夏、商、周、楚、赵以及部分蛮、夷、戎、狄在大融合中育成华夏民族为第二阶段；西汉之时为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为汉民族为第三阶段。这种形成以多元性为主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雏形。

    三是由汉民族发展的多元性所决定的。汉民族自秦汉形成发展至今，两千多年来，在族群互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契丹、党项、女真，以及部分蛮、俚 、僚等少数民族族群大多“汉化”而成了汉民族的新鲜血液，所以史书中少数民族被“汉化”后“同之齐人”、“遂同华人”、“与蜀人相类”、“殆与华不别”、“与诸华不别”的记载不胜枚举，于是汉民族的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就造成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岸身躯。

    总之，由于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多元性，才导致了汉民族结构多元一体模式的形成。  

    那么，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呢?从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多元”族群要成为“一体”，必须经历一个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为“一体”的调适过程。所谓磨合，就是族群在互动的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通过文化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的社会交往活动，既交流文化，又交流思想和情感，沟通心理，以减少和调适各族群间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达到相互适应和和谐一致的过程。我们在考察贺州的族群关系时，处处可见汉族各族群互动的磨合。而这种族群多元磨合的结果就是整合。所谓整合，就是随着族群互动磨合的成熟，不同的族群在各个方面逐渐由最初的互不相关，发展到和谐一致的结果。其实，这种多元磨合到整合一体情况在中国汉族不同族群之间比比皆是，如甘肃永昌县“古罗马人”、河南开封市“犹太人”、福建泉州市锡兰王子后裔、广东鹤山市鲜卑族后裔等情况。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上述诸例都说明其之所以符合历史事实，依我之见，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民族结构的多元一体，因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是建立在其“凝聚核心”汉民族的“多元一体”上的，而汉民族的“多元一体”又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具体凸现。
  
    双重认同：汉民族的“大一统”

    “多元”的汉民族为什么能够凝聚为“一体”?双重认同在这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族群认同是对身份的确认，更是对文化价值的确认。而对身份的认同，是族群意识的凸现。一些西方人类学者总是怀疑汉民族不是一个民族，一方面有理论上的原因，如对民族概念和族群概念区别的分析所造成的话语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对汉民族认同情况不了解所致。

    确实，在汉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如对客家人的认同，对平话人的认同，对上海人的认同，对北京人的认同等等。笔者在贺州作族群关系的田野考察时，几乎所有的问卷都确认了自己的族群身份。

    近几年客家学的兴起，就是客家人对客家族群身份认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学术界出现了对汉族族群进行研究的新动态，有的出版社还出版了《人文中国》、《“剖析”上海人》、《“品评”广东人》、《“说道”山东人》、《“放谈”东北人》、《“批判”北京人》、《武汉人》、《天津人》、《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等有关研究汉民族族群的书，这不能不说是汉族族群身份认同的一种凸现。

    但是，汉民族在认同族群身份的同时，又有对汉民族民族身份的认同，笔者在贺州作田野考察时，几乎所有涉及汉族的问卷在对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的同时，又都认同自己的汉族身份，从而呈现出双重认同的态势。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认同汉民族，从而形成拥有近12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说来话长，但在此，我们长话短说，这是因为，两千多年来，在汉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汉民族族称的认同经历了一个曲折交叉的历史过程，即先后出现过“秦人”、“汉人”、“唐人”的族称；同时，“秦人”、“汉人”、“唐人”三称又交叉使用。“汉人”之称在曲折、交叉发展过程中，逐步取得主流地位，元代以后才认同“汉族”为族称。所以，汉民族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虽然是政治性的，但也是在历史上逐步确认的，它包含了相当分量的对文化价值的确认，以及对汉民族民族意识的凸现，这是一种在民族的名义下所作的民族认同。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怀疑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客观存在。正是由于对汉民族民族身份的认同具有这样深厚的历史基础，所以，尽管有族群认同的存在，但却从来也没有构成对汉族民族认同的否定。

    正是由于双重认同的调适，一方面其可以满足人们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即人们可以根据语言、宗教、地域、习俗、意识等文化因素而确认不同的族群；另一方面其又可以满足人们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这在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既具有政治性。也具有文化性，所以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汉民族所有族群都对汉民族作民族身份认同，使之能够以“大一统”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资料来源：尉迟铭珂博客：http://www.anthropology.net.cn/?uid-490-action-viewspace-itemid-241

[ 本帖最后由 汉风徐徐 于 2009-2-24 09: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