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高考后与“中年学者”

董晓萍

　　【摘要】30年前我国恢复高考，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知青后”学子。日后看，这批人藏龙卧虎，但当时还都是一些高中生、初中生，有的还是小学生，虽然一时在高考中冒尖，但都已在文革中长期停学，学问基础不牢。所幸在他们赶上了国家解决“青黄不接”问题的好时代，又经历了老一辈学者恢复教学的黄金岁月，也遇到了当时承上启下的中年学者的扶助，这使他们能在老、中学者结合的结构中补课，直至完成高等教育的训练。
　　【正文】30年前，祖国恢复高考，结束了我们的知青身份，建立了我们和大学的关系。现在这批“高考后”回忆这段大学生活，仍各有深长故事，而其中大多数人所谈到的都是老先生，谈到我们在不幸之中有万幸，赶上了高校前辈学者恢复任教，让我们在那个“青黄不接”的时期里，经历了前辈学者亲炙弟子的最后岁月。这种记忆是任何学子都不能不收藏的。但在这里，我要写的是另一批人――当时的中年学者。实际上，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除了老教授以外的唯一学术关系，就是后来所说的“老中青”中的“中”和“青”。那时他们也不过四、五十岁，都是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人才，文革耽误了我们，也耽误了他们。我们考上大学时，他们还都是助教或讲师，平时既要照顾老教授，又要扶持青年学子，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自己也还有家庭和事业需要兼顾，还要追上越开越快的时代改革列车，负担是超重的。不久，我国学位制度体系逐步建立，高校青年学子又陆续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宽松的学术大环境中批量发展，乃至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政府政策也一再在向青年学子倾斜，以完善高校人才梯队结构，于是这批中年教师又成了政策的过渡者，成了上“老”和下“小”中间的结实桥梁和知心朋友。他们自己的机会却是失而复失的。这种不平衡，在大局上是合理的，具体到他们个人又是不合理的，但他们很少怨怼，照样在这种背景下，凭着理想、凭着实力、凭着对传统与现代改革的特殊深刻认识，创造了奇迹，赢得了无悔人生，为祖国高教事业的改革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陶立璠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陶老师于1960年代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汉语系任教。改革开放后，高校文科恢复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专业和课程，他转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教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离北师大不远，骑自行车一个来回约40分钟，他到北师大来，主要是回校拜访钟敬文教授，请教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上的问题，也有时是传达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马学良教授的意见。马老和钟老是同道好友，两老当时又都逾80岁高龄，视四十出头的陶老师为精饱力足的“小青年”，自然不免口呼“立璠”，经常请他为彼此间的送书带信代步，他便在两校之间骑车来往。我那时跟钟老读博士，兼做学术助手，由于博士学位制度建立不久，大学规模也还在发展，博士生没有专门的教室，钟老也没有专门的工作室，我就几乎天天长在钟宅的书房里，不是听课，就是跟随工作，也免不了看到先生迎来送往各地各类的求教者。在我的记忆中，陶老师并不是上门最多的。他不善辞令，即便见到钟老，话也不多，打了招呼坐下，办完事就走。但钟老似乎很喜欢他，对我夸奖他聪明，对学问用力劬勤，手笔又快又清楚。我念博士二年级时，他出版了《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钟老特嘱我写了书评，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再往后，钟老听说此著获国家奖，还和马先生在电话中聊了一阵，欣喜后起之秀已冒尖。
　　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晋升为副教授的，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肯定已有副高职称了。1989年，我博士毕业，在学位论文答辩时，他是被钟老点将的七人答辩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位副教授。钟老给第一个门下弟子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仪式，对答辩委员圈来圈去。北师大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教授，时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钟老曾将评委名单送交他审批，顾副校长后来还来参加了答辩全过程。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马学良先生，副主席是启功先生，其他还有北京大学的金开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魁立先生和陈毓罴先生、中央音乐学院的廖辅叔先生，都担任答辩委员。当时美国历史学家洪长泰教授首次来北师大访问钟老，也应邀出席了答辩会并提问，这在当时还不多见。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教授和四川师范大学的王文才教授，担任校外评审委员。如此阵容，现在看不到了，但当时却是一个学科相关又旗鼓相当的组合，钟老把陶老师放到其中，看重之意，自不必说。会后，陶教授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他来向前辈学习，也是为后学助阵，“助阵”二字，曾让我心里一跳，我懂了他怎样很快地退到前辈阵容的最后，又怎样真诚站在青年学子的旁边加油鼓劲，这种感觉，后来我一直都有，他对别的后来者也是这样，包括自己的研究生。这是他心中的常理。
　　我留校工作后，开始跟随钟老外出参加其他高校的博士论文答辩会。钟老轮到给别人当答辩委员会主席，照样极其认真，还要把手杖和手袋提前放好，手袋里装上新出的书或新写的诗词，邀友好共享。如时间允许，他还会带我顺道去拜访一、二文坛故交或学界老友，这样一般要花一天的时间。有一次出访中央民族大学，事先钟老说了想法，我就提议，不如先给陶老师打个电话，钟老同意了，我就通知他，说次日钟老要去那里参加马学良先生的博士生巴莫阿依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会后要到马先生府上小坐，再拜访同住在中央民族大学院里的作家谢冰心和民族学家罗致平、杨成志，请他全程带路。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翌日，钟老出行，果然事事顺利。北师大出了轿车，车上坐了钟老、陶老师和我，加上司机，正好满座。到了中央民大，开完答辩会，余下的进程都按照钟老的想法，一一兑现。除未见到一月前已去广东的杨成志先生，钟老见到了所有想见的人。钟老与马学良先生的夫人何教授是第一次相见，何教授的眼睛弯弯的，里面都是笑意和善意，她是研究台湾高山族的知名女学者，钟老称赞她给马先生出门带衣服总是领子雪白，熨烫平整，她温雅一笑说，“他哪有时间，连晚上都在办公室，再说也不会做”。汽车趋至罗致平先生宅时，已是下午，罗先生备好了茶水和糖果，穿一件蓝咔叽人民服，在书房里坐等。钟老进门后，两老握谈，亲热无比，原来他们已有十几年没见了。他们谈起70年代末共同呼吁重建中国民俗学会的事，还谈到对呼吁联袂人顾颉刚先生辞世的痛惜心情。出门时，钟老问陶老师可否照相留念，陶老师马上从书包里拿出照相机，现在钟老家那张与罗致平先生的晚年合影就是陶老师的作品。他那次拍摄最成功的一张照片是钟老与谢冰心的合影。钟老与冰心老，皆为五四作家，钟老还以早年散文清疏俊朗，被阿英誉为“步冰心之后武”。钟老从文学转入民俗学后，又与吴文藻先生的学问有联系，所以，两老从文学到学术都有千丝万缕的话题。这次他们讲五四、讲反右、讲文革，讲改革开放;涉及世事坎坷，无不一笑带过，主要是眼下做不完的案头工作和未来设想。席间钟老的健谈，冰心老的清晰，都令在场者感叹。陶老师的照片，记录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时刻，后被钟老收进《钟敬文学术自选集》等多种个人著作中。还有另一张照片，把钟老、陶老师和我都拍进去了，是冰心老嘱其女婿拍的，效果也相当好。钟老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散文，叫《春长在》，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就是谈这件事的。我则在钟老与故交相谈之间，得到了平生最丰富的精神加餐，听到了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民俗学史上的口述史料，事后师徒二人开心醉神，共享其乐。事实上，这次造访，也成了钟老生前与何教授、罗致平和谢冰心老等的最后见面。陶老师这次从逐户通知，到了解各人午休习惯，到行车路线，到安排钟老中午到自家就餐和小憩，都想到了细节，做到了家。我那时阅世太浅，毫无经验，只知道跟前跟后，听了又听，却从没问过陶老师和他的长期患失眠症的爱人当天中午是在哪里度过的?没问过他是怎样踏查和做计划的?等到多年后，我自己做助手的时间久了，也要为先生的这类出访或为其他老先生的来访做提前做安排，整夜睡不好和一路担心时，才懂得当年我的一个电话，给陶老师带去的辛苦，也发现他至今不说辛苦的可贵。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对扶“老”爱“幼”，只记得美好，不记得辛苦。在当时的高校发展中，没有这种品格，恐怕也撑不起一个中年学者的太多责任。
　　1990年代以后，国内的学术氛围更加开放，钟老的国际来访者增多，很多外国学者表示要去民族地区调查民俗，钟老就让我去找陶老师。澳大利亚学者贺大卫(David Holm)，后来成了广西壮族文字和民俗的研究专家，就是最早找到陶家的。那天晚上快8点时，我们从北师大骑车出发，贺大卫问我晚不晚，我说陶老师刚下课，正好有时间。到九点半我们返回时，贺大卫已和壮语系主任见过面，参考书也拿到了。陶老师办事的效率，正是国际交流所需要的。后来我还多次为此类活动叩门陶家，他总是即声答应，从不嫌烦。现在学术家访的事已经少了，可供交流的社会空间和单位会场到处都是，他成了他那个时期拥有担待风格的中年人。他还把这种风格保持到现在，今年初，我收到他的一张贺片，上写“备有好茶，常来多坐”。
　　1996年以后，掌握电脑和网络技术，成了学者的技能。那是他刚从日本讲课回来，带回来一台夏普笔记本电脑，我的第一张自制电脑贺卡就是他寄来的。按说电脑是青年人的事业，他是中年学者，他却先会了，而我们还都不会，当时我周围的中年学者也都不会，后来我买第一台电脑的顾问就是他。这件事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我相信钟老表扬他脑子好是真的，他又不炫耀，爱学习，因此能在很多方面显露才华。
　　陶老师退休后，和其他退休教授一样，没有科研任务，没有项目经费，很多人都改行养生去了。他却花了十年功夫，组织专业人员，编撰和出版了《中国民俗大系》31卷本，洋洋巨著，叹为观止。我承他之邀担任该书的英文目录翻译，其间的辛苦备尝，我是略知一二的，可他从来不抱怨，完成目标就好。他是一个乐观而肯于奉献的人。
　　我和陶老师的接触，主要是在给钟老当弟子和助手的位置上发生的，所以也大体能反映出祖国改革开放后高校老中青活动的一些方面。。
　　转眼30年过去了，现在，当年的老教授几已谢世，当年的青年学子多已成了学门栋梁，当年的中年教师也大都退休，但他们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幅画：他们在老一代学者面前，是永远的学生;在同代人中间，是达观的榜样，在青年学子面前，有独特的人格魅力，那幅画是不褪色的。祝陶老师健康长寿。
　　原文载《群言》2008年第10期

英古阿格

敬仰！祝福陶老师！

人生一世

"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对扶“老”爱“幼”，只记得美好，不记得辛苦。"，真是说到我等心理了。自已受教良多，祝先生身体健康。

马知遥

程忠红

祝陶老师扎西德勒！

张勃

祝福陶老师！！

杨利慧

祝陶老师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再登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