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文学系主任、文学部主任）、退休干部邓绍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3月25日11时19分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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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课堂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却充满了酒味。武松说：“我却是没酒没本事”，鲁智深说：“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但他们终属江湖上的好汉，非是沉湎中的酒徒。

　　大凡人们说到文人饮酒，有助写作，也就是“美渌才思助”，总会想起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我曾在东京一处不起眼的小饭店的墙壁上，发现孤另另的一张贴纸，上面就写着这《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千百年传诵。武人饮酒，有助于施展武艺，哪位历史人物最著称，却不甚昭明，但文学作品中写到的形象人物却不少，最易使人想起的是《水浒传》，武松过景阳冈，分明酒肆的招旗上写着五个字：“三碗不过冈”。他却逞性喝了十八碗，而且乘着酒兴，打死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老虎。

　　而且，武松自有一套“没酒没本事”的“理论”，那次他在孟州帮助施恩夺回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酒楼，他先是提出“无三不过望”，见到一个酒店，就要喝三碗。施恩心想，从孟州东门到快活林，卖酒的人家有十二三家，一家喝三碗，就该喝三十五六碗。由此发出“如何使得”的劝告。不料武松却说：“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

　　景阳冈打虎和醉打蒋门神都是《水浒传》中的精采篇章，尤其好在描写武松的醉后英雄，所以清人王望如在《评论出像水浒传》中说：“皆藉酩酊以佐其神威，酒之动气甚矣哉!”

　　如同“李白一斗诗百篇”实含文学夸张成分一样，《水浒传》中描写武松醉打也有艺术夸张，惟其夸张，却又很美。但不得呆看，更不能傻问，问什么武松打一只老虎只喝十八碗酒，打一个蒋门神却要喝三十五六碗，正好一倍，云云。那么，作者的神笔却换来读者的迂解了。

　　我最初读《水浒传》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自那时以来，已记不得读了多少遍，却记得有一次读毕后产生一种感觉，《水浒传》中充满着“酒味”。无论达官贵人，江湖好汉，市井细民，大凡见面，尤其是初逢，必然要喝酒，酒店也几乎成为主要的交际场所。如果有人要把这部小说中写到的饮酒次数作一统计，那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但这种细大不捐的统计或许无多大意义。如果统计多少位梁山好汉喜欢饮酒，在不同的好汉的善饮中又见出不同的性格，倒或是更有意思的文章，而且类似这类文章常常可以出奇制胜，不落俗套。确实，《水浒传》中不少头领都善饮，如林冲冒雪冲寒投梁山，在朱贵酒店喝闷酒，题反诗，先是“吃了三四碗酒”，又叫酒保，“只顾筛酒”，既而“又吃了几碗酒”，于是提笔赋诗，“撇下笔，再取酒来”，待朱贵道明真相，已到点灯时刻，两人又“吃了半夜酒”，此时当已三更，睡到五更时分起来，又吃了三五杯酒，才上船去水泊。真属海量豪饮。李逵也是一位豪饮酒徒。这位“黑旋风”可以一夜只饮而不睡，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那一回中，描写李逵回家接取母亲，宋江嘱他“不可吃酒”。到了家乡沂水县后，遇见晚他一天下山的朱贵问他：“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他道：“便是哥哥(宋江)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分明应当是喝酒会耽误赶路日程，他却说不喝酒才“走得慢了”，真见奇特。于是他以“已到乡里”为由开戒，书中描写道：“朱贵不敢阻当他，由他吃。当夜直吃到四更时分，安排些饭食，李逵吃了，趁五更晓星残月，霞光明朗，便投村里去。”正是喝了一夜酒的李逵，接下去却碰见了假李逵——李鬼，李逵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李鬼搠翻在地，取得“打假”的胜利。这或许也称得上是酒后添威吧!这位可喝酒一夜而不睡却又精神抖擞的李逵，如果晚上不喝酒，却又会辗转难眠，有一回他和燕青借宿荆门镇刘大公庄上，“李逵当夜没些酒，在土坑子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类文学描写，都属“奇笔”。

　　但不知为什么，这位“铁牛李大哥”的性格尽管多有可爱处，我却讨厌他喝酒逞凶。他初次出场是在第三十七回，和戴宗、宋江一起在浔阳江琵琶亭喝酒，尽管戴宗向宋江(实也是向读者)介绍说这位充当小牢子的粗人吃醉了时，“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但话犹在耳，李逵即不讲道理的把鱼汁向酒保劈脸泼去。也是在这个琵琶亭上，饮酒中间，来了位卖唱女郎，李逵不问青红皂白，用两个指头捺到了她，导致她晕昏过去。其实这时李逵并没有喝醉，但这类无端的逞凶打人，显属酒徒恶习。再者，李逵的好酒贪杯也难免小家子气，有一回他跟戴宗去蓟州寻取公孙胜，在途中投宿客店，他瞒着戴宗，一个人“讨两角酒，一盘牛肉，立在那里乱吃”，前人评语说他简直是馋得“心慌智乱”，有失绿林豪杰气概。至于他在江州劫法场时，不问官军百姓，“排头儿砍将去”，更属暴乱行径。诚然，《水浒传》中在歌颂梁山好汉同时，也有暴露笔墨，如写宋江率众诛杀黄文炳满门，武松把张都监“灭门”，都是酷烈作为。与历史上的“坑卒”、“诛族”和“屠城”相比，虽有小巫、大巫之别，但属野蛮酷行，殆无疑义。

　　鲁智深也是水浒英雄中的好饮者，也属性格豪直使人喜爱的好汉子。他也有类似武松的“酒论”，他曾说过：“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但他在五台山酒后惹事生非，折塌山亭，打坏神像，乃至把狗肉往老实和尚的嘴里塞，恶作剧过分，实也有失江湖好汉风度。

　　梁山英雄，也是凡人，好酒的林冲，他在草料场匆忙中诛杀仇人后，匆忙逃离之际，不忘記喝掉酒葫芦中的剩酒。逃亡途中，禁不住寒冷，到一处草舍借火，见酒欲饮，不惜动手打走庄客，做出无赖勾当。武松在白虎山附近一村家酒肆中不耐素饮，竟然拳打足跌，赶走肆中酒保和酒客，抢肉吃，抢酒喝，也做出无赖勾当。正是此类描写，也显出《水浒传》高超的现实主义艺术本色。

　　所以，我还是喜欢《水浒传》中写英雄喝酒的美妙文章，景阳冈、孟州城武松饮酒，写得是那样的洒脱和豪放，十分壮观，十分动人。

　　明末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尤擅景阳冈关目，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室。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柳敬亭说书的故事细节，虽然异于《水浒》本传，但却传承着本传神韵。

　　《水浒传》中写各色人等都能喝酒，女性也能执杯酌饮，近人所说的《水浒传》四大尤物——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和贾氏当然都能喝酒，但《水浒传》中写女性喝酒的生动描绘当数阎婆惜之母纠缠宋江喝酒那一回文字，那位阎婆既要劝宋江饮酒，更要劝女儿把盏，自己居中调和，却又喝得更多，乃至在灶下烫酒时还独自偷饮三钟，“那婆子吃了许多酒，口里只管夹七带八嘈，正在那里张家长，李家短，说白道绿”，忽然小贩唐牛儿来寻宋江，那婆子带酒三分醉，把唐牛儿“叉”到楼下，又“连打两掌”，“直颠出帘子外去。”阎婆被《水浒传》作者称作“虔婆”，“虔婆”犹“贼婆”，但“虔”字也可写作“女”字旁一个“甘”字，《通俗编》中有云：“女之老者能以甘言悦人”，这位阎婆巧舌如簧，却又撒泼成性，《水浒传》对这个人物的刻划中又安排着饮酒关目，文字虽然不多，却把这个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当然，较之刻划英雄饮酒，尚不可同日而语。

　　《水浒传》中关于酒的描写胜笔，不仅表现在写好酒善饮的英雄，写出他们酒后的神勇。还有关于卖酒的描写，写来也有神韵。如挑担卖酒就写了两处，而且都是穿插在精彩篇章中。第一处见“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从正在思酒的鲁智深眼中所见来展开描写的：

　　只有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付担桶，唱上山来，上面盖着桶盖。那汉子手里拿着一个旋子，唱着上来，喝道：“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鲁智深观见那汉子挑担桶上来，坐在亭子上看。这汉子也来亭子上，歇下担桶。智深道：“兀那汉子，你那桶里，甚么东西?”那汉子道：“好酒!”

　　前代评家几乎没有一个不称赞这段描写的，如说：“不唱酒诗，妙绝。却又偏唱战场二字，挑逗鲁达，妙不可当。”其实从这一回的描写看来，所谓以“战场”二字“挑逗”鲁智深，是评家的深文之言，若要说“挑逗”，那只是引出酒馋而已。那首歌实属三不沾，一不沾酒，二不沾叫卖吆喝，三不沾五台山。因九里山在彭城，即今徐州，同山西五台山不止千里之遥。古今评家恐怕很难解释清楚五台山的卖酒汉子要唱这样的山歌，或者也不必去深文钻研。而且如同有的评家所说，这首歌的“第三句如何比出第四句来，不通之极”。这首歌若按七言绝句看，倒也挺合格律，第一二句间还有时空跳跃，但风吹乌江水“好似”楚霸王别姬，确也比较难懂。但就是这三不沾之歌，似通未通之诗，安置在这段描写中，才算得是物象俱佳呢!

　　曾被今人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智取生辰纲”，其间也有挑担卖酒的描写，卖酒人虽属白胜乔装，却也尽有风韵，那首“赤日炎炎似火烧”歌则被评家视为“诗中句语，觉有精华”。其实它倒是直接贴合当时场景的，一贴时令，杨志一伙押送生辰纲过黄泥冈，正逢“赤日炎炎”，二贴好汉们劫取“王孙”辈的不义之财。这首歌同样也是符合近体格式的七言绝句，按照百回本，它的全文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一百二十回本与七十回本中稍有异文，第四句“楼上”作“公子”。两者诗意无出入，但作“楼上王孙”，文气或稚嫩些，“公子王孙”则更合村汉口吻。旧时农村，村汉挑担鬻卖酒物，本为常事，也就是所谓“引车卖浆之徒”。文学作品中也多有描写，但像《水浒传》中先后描写的五台山和黄泥冈村汉卖酒，却充满着诗情画意，堪称双璧。

　　(作者：邓绍基，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这次上网登录，作了修订补充，分为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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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中写到很多酒店，大到名楼，小至村店，其中村野小肆尤多。酒店标识物的名称也不同，或称酒望子，或称酒旆，或称酒旗。旆即旗。《水浒传》的诗词中则称为青帘或青旗。比较特殊一点的是“草帚儿”，那就不是旗旆状的标识物了。《水浒传》中首先提及的酒店是少华山山径边的一家村肆。酒望子则是在描写渭州城的潘家酒楼的文字中首先出现的：“门前挑出望竿，挂着酒旆，漾在空中飘荡。”

　　读《水浒传》，还会发现它描写到的酒店饮肆不可胜数，上文说到的从孟州东门到快活林，卖酒的有十二三家，其间距离无非“十四五里田地”，几乎是一里路就有一酒店，够稠密的了。关于酒店的外状描写则大抵是三言两语，但也有颇富神韵的。鲁智深上了五台山后第一次下山，来到一个山边小市镇，一连走进几处酒店，在第一个酒店门口，“见一个酒望子，挑出在房檐上”，但他遭到拒售，店主说，遵照文殊院长老“法旨”，不能卖酒给本山僧人。鲁智深“行几步，又望见一家酒旗儿直挑出在门前”，还是遭到拒售。接着又连走了三五家，“都不肯卖”，于是他又到一个酒店，“远远地杏花深处，市稍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这几句描写，不免使人想起唐人李中《江边吟》的诗句：“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杏花深处，“挑出个草帚儿来”，确实显出一点神韵来。犹如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一回写林冲“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在雪地里觅见“挑着一个草帚儿”的小酒店一样，都是精妙文字，林冲觅见的那家小酒店虽在“市井”，实也是村墟小集，宋代人谓之“草市”。书中写道：

　　那雪正下得紧，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纸钱。”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里，主人问道：“客人那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店主道：“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朔风回来。

　　鲁智深沽饮买醉的那个“杏花深处”小店是在小市镇的“市稍尽头”，也属“草市”，书中称那个小店主人为“庄家”，与上文称其他酒店主人为“店主人”有明显区别。所谓“庄家”本指农家，如果相对于“庄客”而言，“庄家”又指大农户。书中写道：

　　智深走入店里来，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过往僧人买碗酒吃。”庄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里来?”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游方到此经过，要买碗酒吃。”庄家道：“和尚，若是五台山寺里的师父，我却不敢卖与你吃。”智深道：“洒家不是。你快将酒卖来。”庄家看见鲁智深这般模样，声音各别，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问多少，大碗只顾筛来。”约莫也吃了十来碗，智深问道：“有甚肉，把一盘来吃。”庄家道：“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智深猛闻得一阵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时，只见墙边砂锅里煮着一只狗在那里。智深道：“你家现有狗肉，如何不卖与俺吃?”庄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来问你。”智深道：“洒家的银子有在这里。”便将银子递与庄家道：“你且卖半只与俺。”那庄家连忙取半只熟狗肉，捣些蒜泥，将来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酒。吃得口滑，只顾要吃，那里肯住。庄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罢!”智深睁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吃你的，管俺怎地?”庄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来。”庄家只得又舀一桶来。智深无移时，又吃了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来揣在怀里，临出门又道：“多的银子，明日又来吃。”吓得庄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见他早望五台山上去了。

　　这也是《水浒传》中的精彩文字，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行脚僧人的鲁智深连喝了二十来碗酒，还加上一桶，终于有了醉意，禁不住露出本山和尚的马脚，把那位庄家吓得目瞪口呆。

　　上引文字中有“酒望子”名称，那是酒店悬挂的标识物的统称，酒望子通常是酒帘、酒旗，大抵是黑色或黑白相间，故常有“青旗”“青帘”之名。大凡读唐诗，也经常能见到“青旗沽酒”、“斜日青帘”这类说法。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有“酒肆旗望”条，考说酤酒悬帜，谓是《韩非子》中就有记载，但同时也认为见咏于诗。所说《韩非子》当指该书中的这句话：“宋人有沽酒者悬帜甚高。”“宋人”指宋地之人。洪迈所说见咏于诗现象，当盛于唐人。“青帘”、“青旗”称谓，即盛于唐代，乃或也始于唐代。所以《全唐诗典故辞典》中不设“青旗”、“青帘”条目。

　　至于酒店以草帚为标识，《水浒传》中写到的大抵是村醪之家，所以前代《水浒》评家有批语云：“酒定粗恶矣，不然，何故是个草帚?”洪迈《容斋随笔》中也说：“村居或挂瓶飘，标帚杆。”但事实上村醪之家也未必悬帚为识，也有挂酒旗的。“武松醉打蒋门神”那回，施恩陪着武松去往快活林之时，在一“不村不郭”处，“望见一个酒旗儿”，近处一看，“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施恩因问道：“此间是个村醪酒店，也算一望吗?”由此看来，对“草帚”也不能望文生意。其实，它实代表着“雅”意，或谓挂帚是用迎宾古礼“拥帚”之意，或谓是由杜康制箕帚的传说而来。上述两种看法中的无论哪一种，都存古意和雅意。

　　百回本《水浒传》中写到五台山的“傍村小酒店”和孟州东门外的“卖村醪小酒店”时，都用诗词作增饰描写，后者是一首词，既写外景，有“杨柳阴森门外，荷华旖旎池中”和“飘飘酒旆舞金风，短短芦帘遮酷日”等句;也写内景，有“磁盆架上，白泠泠满贮村醪，瓦瓮灶前，香喷喷初蒸社酝”等句。这种增饰描写的目的看来也是衬托村店之雅。前者是一首诗，写来颇拙劣，像是律诗形式却并不合律，文句也有别扭处，全文如下：“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边。白板凳铺宾客坐，矮篱笆用棘荆编。破瓮榨成黄米酒，柴门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处，牛屎泥墙画酒仙。”诗中“青帘”云云，当是美称正文所写的草帚儿。但如此诗作，实无增饰作用，最后两句尤怪，说是“更有一般堪笑处，牛屎泥墙画酒仙”。按“牛屎泥墙”和“画酒仙”当是不相干的两种现象，村家把牛粪涂在墙上，晾干后作燃料，这在旧时农村属常见之事。“画酒仙”是在墙上涂饰酒店标识，大抵是与酒有关的人物故事，“武行者醉打孔亮”那一回中写村落小酒肆，这酒肆倚山临水，“门前一道清溪，屋后都是颠石乱山”，也有一首词用作增饰描写，词中有云：“黄土墙垣，都画着酒仙诗客”。“酒仙”当即“醉仙”，所谓“酒仙诗客”，当指刘伶和李白一类人物。书中写柴进庄宅附近的一座酒店时，以词作赞，词中有“刘伶仰卧画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句，可以为证。

　　上述那首诗中说五台山那家小酒店外墙上既画着酒仙，又贴着牛粪，所以显得“堪笑”。其实，这样的诗句即使符合实际情况，也把正文中“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的幽雅意象几乎全给破坏了。七十回本把这类诗悉数删去，当嫌其乖劣，但会引出争议。

　　元人杨显之《酷寒亭》杂剧第三折描写一位“从良”奴隶张保开店卖酒，所唱曲文中有“他将那醉仙高挂，酒器张罗;我则是茅庵草舍，瓦瓮瓷钵”之言，所谓“醉仙高挂”，当指画有醉仙形象的酒旗。《酷寒亭》剧中描写张保开的是小酒店，只是“曲律竿头悬草秆”，这“草秆”也是草帚一类。另一本元杂剧《李逵负荆》中写到杏花庄老汉王林“开着一个小酒务儿”，王林上场诗中同样有“曲律竿头悬草秆”句。《生金阁》和《盆儿鬼》等元杂剧中还有“草刷儿”或“草稕儿”说法，与“草帚”、“草秆”实是指同一种标帜，大抵是用草把扎成的帚状物。

　　画有醉仙的酒旗，一般见于大酒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明文记载：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

　　此处所说“醉仙锦旆”是指旗帜上绣有醉仙图像，与“花头画竿”相配，正是高等酒楼的标识物。

　　《水浒传》中也曾写到大酒店，宋人笔记和诗文中多有载录和描写的汴京樊楼，每日接待顾客千余人，是著名大酒楼，《水浒传》中两次写到它，一次是陆虞侯约林冲饮酒樊楼，一次是宋江带领燕青、李逵等人去东京通过李师师打关节，上樊楼饮酒。可惜只有三言两语，乃至一笔带过，没有展开描写。大名府翠云楼，“名贯河北，号为第一”，楼上楼下，“大小有百十个阁子”，但《水浒传》中只是描写时迁进去放火，以为攻城信号，不涉饮酒。倒是施恩在快活林开设的、后被蒋门神夺去的那一个大酒店，书中有所描写，这个大酒店开设在丁字路口，“檐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写着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转过来看时，门前一带绿油栏杆，插着两把销金旗，每把上五个金字，写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一壁厢肉案、砧头、操刀的家生，一壁厢蒸作馒头烧柴的厨灶，去里面一字儿摆着三只大酒缸，半截埋在地里，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所谓“河阳风月”，河阳切孟州，因河阳是孟州的古名。风月犹清风明月，可喻喝酒，《南史·谢譓传》记传主独醉时说：“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至于销金旗上那十个字则很一般，也属老套。

　　如果把这快活林大酒店与宋江题反诗处的浔阳楼相比，还欠高雅，那浔阳楼到底是个名楼，排场就不同了，书中是从宋江眼里来描写它的：

　　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雕檐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只见门边朱红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各有五个大字，写道：“世间无此酒，天下有名楼。”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宋江看罢浔阳楼，喝采不已，凭阑坐下。

　　这段文字中明白地说酒旗是青布做的，这里青布指黑布。至于酒旗上写“浔阳江正库”，说明这个酒楼是酒库所属。按《梦梁录》记载，宋代临安府点检所所属各个官酒库，大抵下设酒楼，如云：“曰东库，清煮俱为一，在崇新门里，有酒楼，名之曰太和。”又云：“曰西库，又名金文正库;清界库在三桥南惠迁桥侧，煮界库在涌金门外;有酒楼，名之曰西楼。”由此可知，“浔阳江正库”也是酒库名，当是官酒库，浔阳楼则是“浔阳江正库”所属之酒楼。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引出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也是《水浒传》中的著名文字。若说书中描写宋江倚栏畅饮，临风触目，思想先前未曾见到这般景致，复又念到身为配军，感恨伤怀，倒也颇见生动。再写他乘着酒兴题诗，诗中有“敢笑黄巢不丈夫”之言，既见真实，也有夸张，所谓醉后吐真言，亦真亦假，似醉似醒。但宋江终究不若黄巢。他所写的那首〔西江月〕词也不见佳，恐怕也难以与浔阳楼白粉壁上的“先人题咏”匹配，如同前代评家所说，末尾两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其实，《水浒》中所写林冲的反诗也有不通处，诗云：“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这是林冲投奔梁山之际，在朱贵酒店粉壁上所题，末句以“泰山东”喻梁山，也属费解文句。这类例子，说明《水浒传》中的诗词多有“西望长安”之属。

　　朱贵自称是梁山王伦头领“手下耳目”，所开酒店“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实是一处“情报站”。林冲于此处题诗，就与宋江浔阳楼题反诗大不相同。关于江楼倚栏、粉壁题咏种种，本是前人诗词中常有的意境，尽可借用，唯有名楼题反诗这一层，倒或是《水浒传》作者别出蹊径，不然的话，连一点新意也没有了。

　　我总觉得，《水浒传》的作者描写酒店，最擅长的不是写大店名楼，而是善于写村野酒店，除了上文所举的五台山下“杏花深处”小酒店和山神庙附近小酒店外，吴用寻找阮氏三雄时，四人在湖中撑舟，到得一个荷花荡中“水阁酒店”，“数十株槐柳绿如烟，一两荡荷花红照水”，四人在那里畅饮，桌上放桶酒，四盘菜蔬，十斤“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七又去他船内取出一桶活鱼，“自去灶上安排，盛做三盘，把来放在桌子上”。离店时，又准备在阮家夜饮，“吴用取出一两银子，付与阮小七，就问主人家沽了一瓮酒，借个大瓮盛了;买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阮小二道：‘我的酒钱，一发还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凡此笔墨，掉臂而出，天然生动，使人赞叹，令人神往。

　　《水浒传》中写酒店，还有一种“奇笔”，就是分明内藏罪恶的黑店，外观上写得十分动人。孟州道上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开黑店，那是一个恐怖、黒暗的场所，还有所谓“人肉馒头”，无论真实与否，不仅邪恶，也属野蛮。但在揭出黑店真相前，那也是一个“诗情画意”的所在，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三个人(按：指武松和两个防送公人)奔过岭来，只一望时，见远远土坡下，约有十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个酒帘儿。武松见了，把手指道：“那里不有个酒店?”三个人奔下岭来，山冈边见个樵夫，挑一担柴过去。武松叫道：“汉子，借问这里叫做甚么去处?”樵夫道：“这岭是孟州道岭。前面大树林边，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问了，自和两个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边看时，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看看抹过大树边，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见武松同两个公人来到门前，那妇人便走起身来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说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点心时，有大馒头。”两个公人和武松入到里面……

　　前代评家对这段文字都是称赞不绝，金圣叹还连说三次“如画”!“如画”!“如画”!可谓赞誉之极。但这家酒店中多有野蛮与罪恶，即使“人肉馒头”不可信，它也是一个杀人越货的黑店，借用金圣叹的另一批语来说：“黄昏风雨，天黑如磐，每忆此文，心绝欲死。”

　　我不知道《水浒》的作者对这个十字坡的草屋酒店作这番“如画”描写，是否含有下文反衬它藏有黑暗的用意，也就是说，用朗朗来反衬昏昏。或许没有此意，因为他写梁山泊朱贵酒店和揭阳岭李立酒店里一样有罪恶行径、野蛮营生，却也一样写来“如画”，如写朱贵酒店：“远远望见枕溪靠湖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银迷草舍，玉迷茅檐”，“千团柳絮飘帘幕，万片鹅毛舞酒旗”。但我从这“如画”的描写中冥想着它可能具有的起伏跌宕的反衬之意。

　　把一个杀人的酒店的外观描写得那么“如画”，正不妨说这是《水浒传》中写酒店的“奇笔”。当然，这决不是让人放心饮酒的场所，与五台山下的“杏花深处”的小酒馆相比，与石碣村荷花荡中的水阁酒店相比，与山神庙附近的村醪之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直有天堂地狱之别。我想，若有高阳酒徒梦入《水浒》天地，既不必登上浔阳楼，更莫误入十字坡，还是到“杏花深处”或“荷花荡中”或“山神庙旁”的村店为宜为佳。

　　(作者：邓绍基，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此次上网登录，作了修订补充，分为上下篇)

放牛班的课堂

　　据鲁迅说，“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是由原先反对白话文、嘲骂《新青年》的人最早提出来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或者说，是哪些人呢?我查了几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没有得到答案。

　　人们常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常把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始，或者说，以《青年杂志》的问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标志。当然，这是文学史家的概括说法，即使“五四”运动发生在《青年杂志》创刊后四年(即1919年)，即使这个杂志创刊时并没有“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文学史家完全可以作出这种概括和判断。事实上，这个概括和判断很是流行，因为它在“本质”上符合历史的实际。

　　顾名思义，“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当然是出现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那么，“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是何人何时创立的呢?查了几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没有找到答案。我并无“考据癖”，再说也没有条件去作考证，退而求其次，只想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和当时的著名人物中，是谁最早采用“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

　　据鲁迅的文章，最早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目”的不是《新青年》阵营中人，他于1925年写的《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现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

　　鲁迅1926年写的《写在〈坟〉后面》中也有一段话：“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鲁迅接着又说这些“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的人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

　　从上述鲁迅的两篇文章，可知“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是由原先反对白话文，嘲骂《新青年》的人最早提出来的，时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只是“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和“早已二次转舵”云云，究竟指谁?不甚明了。《鲁迅全集》于此处也无注释。我曾疑指章士钊，但与“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不合。究属何人，尚待方家揭示。

　　按章士钊在“五四”运动后，曾于长沙、南京、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讲演，他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即据在杭州的讲演内容“撮其概略”而成，发表在1923年8月21日—22日的上海《新闻报》上。这是一篇著名的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所谓“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的怪说即见于此篇。当年胡适和鲁迅都有驳斥文章。

　　章士钊文中说：“愚昨以杭州暑期学校之招，讲演本题……吾友胡敦复同游湖上，闻愚说而善之，以为可与天下人共见。迩来愚在长沙、南京、上海、北京等处，为此说者屡矣。久思笔述，因循未就。今因敦复之请，为撮其概略于兹，全文拟在《东方杂志》布刊之也。”①

　　章士钊文中说“为此说者屡矣”，那么他在上海的讲演也应有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他在上海环球学生会作过讲演，那是在1919年9月，即“五四”运动发生后的四个月，《东方杂志》于是年11月出版的第16卷第11号上曾发表他的讲演稿，题为《新时代之青年》，文中对“近日学生及团体之运动”持肯定态度，并有条件地肯定了白话文运动：“友人胡君适之，提倡白话，反对古典文学，在一定范闺以内，其说无可驳者。”文中不止一次申明他不是守旧派，“决非助守旧者张目”，而是主张“逐渐变化之理想”，也即“新旧调和论”，并且希望青年“无论政治方面，学术方面，亦尽心于调和之道而已”。但文中未见“新文化运动”字样。后来他在1925年又把《新时代之青年》一文“略加增削”，改题《新旧》，发表在《甲寅》第1卷第8号上。这篇文章中倒是有”新文化运动”之言，文中说：“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区区之意无所变更，今日所见思想横决文笔恶滥诸征，数年前即已频频忠告。”文中又说，那篇《新时代之青年》，“讹夺颇多，未免迷误读者”，言下之意，是说该文系他人整理而成，或是说经人作过修改，所以他要“略加增削”。那么，他在1919年的讲演中或许早已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但就“文本”着眼，在《新时代之青年》一文中确实找不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

　　倒是陈独秀反驳《新时代之青年》的文章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那是在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发表三个月以后，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披露《调和论与旧道德》，文中曾引用《新时代之青年》中的话，可见矛头之一是针对章士钊的。陈文一开头就说：“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这是我见到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最早采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的“文本”，时间是在“五四”运动发生那年的12月份。接着，陈独秀于1920年初披露《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见1920年1月11日一12日《大公报》)，又于同年4月初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后文劈头就说：“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名称开始流行，陈独秀企图赋予它一种明确的内涵。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还引用蔡元培说的“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的话。经考查，这句话出自蔡元培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年12月l日《晨报副镌》)，文中说：“所以我很望致力于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陈独秀引用时加了一个“新”字，大既在他看来，蔡元培所说“文化运动”即是“新文化运动”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蔡文所作的描绘——“解放呵!改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这描绘与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中的叙述是一致的：“今日论坛上有最新之二名词，曰改造，曰解放……上海最近所出之杂志，亦有以自由、解放等字标为旗帜者。”按诸史实，这正是“五四”运动后不久出现的情况。

　　1921年，鲁迅的文章中也有“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了，见《知识即罪恶》，该文是采用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起首一段云：“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知识来了。”

　　郭沫若1921年6月14日写的《致郑振铎》信中也有“新文化运动”语：“我国近年来新文化运动勃兴，一般青年都很蓬蓬朴朴，努力向上，这是很可乐观的了。”同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汉信中还提到成仿吾在1920年给他的信中的话：“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以上均见《郭沫若书信集》)可见，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十分流行。

　　到了1924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发表的《二十七年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所说明，他认为“五四”运动的“优点”之一是“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对旧思想以重大打击”。这里“随之而起”云云，当不是意谓“五四”运动以后才有文化运动，实际上应是说“五四”政治运动使早已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继续推进和深化。

　　胡适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办五十周年而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长文中，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作了阐说，他说：“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胡适所说的两大“关系”，实际上也是说“五四”运动推进了新文学运动。胡适此处所说“新文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同义语。因此，从时间上说，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胡适是阐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第一人。

　　这时也有人反对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那就是“学衡派”的主将吴宓。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吴宓，并不反对“五四”运动，这有他的文字为证，他在1922年第4期《学衡》发表的《论新文化运动》中说：“五四运动与女子解放，此亦时会所趋。至于李纯之自杀损资，陈嘉庚之毁家兴学，皆个人之义举。今论者必欲以此种种均归美于新文化运动，亦可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矣。”

　　吴宓这个态度，相拟于章士钊，章氏抨击新文化运动是一以贯之的，但在上述《新时代之青年》一文中，他确实说过“近日学生及团体之运动”关系“至为重大”的话，只是到了“略加增削”的《新旧》一文中，这段文字被删去了，因为那时他已自言“作吏”，也就是当了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了。

　　同样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梁漱溟倒不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割裂，他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所谓“五四而来”，似也不是规定新文化运动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后，因为他又说过：“经他们几位提倡了四五年，将风气开辟，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这里所说“他们几位”是继上文“《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而来，即指陈独秀等人。文中还有“近三四年来，如陈仲甫(今按：陈独秀字仲甫)等几位先生全持此种论调”之言。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据1921年济南讲演记录稿，参酌1920年北大讲演记录稿编篡而成的。所以文中所说“提倡了四五年”云云，当指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以前的“提倡”。事实上，梁氏在谈到“文化运动”时，不止一次引用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的这篇著名文章正是在1916年发表的。那么，梁氏的“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笼统说法。

　　胡适晚年不喜欢文化运动这个说法，他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说：“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辞，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作‘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叫它做‘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事实上，“新思潮运动”是他自己起的名，见《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7卷1号。陈独秀于次年1月1日《新青年》披露的《自杀论》中也用过这个名称。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有“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和“这几年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话语，所谓“两三年”，当指1917年以来的“两三年”，那年他和陈独秀披露“文学革命”发难文章。到了1930年，他在《胡适文选自序》中回顾《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时，却又用了“新文化运动”字样，有“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之言。此外，1929年他还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文章呢!

　　①此文在1925年《甲寅》第1卷第9号重新发表时，“全文拟在《东方杂志》布刊之也”句改作“其详当俟异日也”。

　　(作者：邓绍基，原载《学林漫录》第14辑)

放牛班的课堂

　　上网案语

　　2003年，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承蒙《光明日报》约稿，杨义所长命我撰写谈文学特征的论文，我自忖难以胜任。报社宫苏艺先生则认为宜写回忆文章，正合我意。于是写成此文，副题作“谨以此文纪念文学所成立50周年”。报社审稿后，建议改题《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谨表同意。因版面原因，发表时删去约500字。原拟在9月23日举行纪念大会那天见报，以便在会上分发，后因故于10月15日刊出。光阴荏苒，七年时间过去了。我在那篇文章的开头说，我回忆的“切入点”是“首先想起文学研究所的创建者、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何其芳”，“我想起的是他们和两位研究员钱钟书和俞平伯先生之间的情谊故事。同时也就想起最早建议成立文学所的胡乔木同志与钱钟书先生的交谊故事”。今年正值俞平伯先生110年诞辰和钱钟书先生100年诞辰，我决定把《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原稿登录，资以表达我对前辈师长的尊敬之情，永远的尊敬之情。

　　2010年12月22日

　　古人诗词中惯用原本形容杨柳“千丝万缕”形状的话语来形容人们思绪多端，值此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回顾往昔，心心念念，也总有万缕千丝之感，毕竟我在所内工作了46个年头而后退休的，但也总是有回忆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或者也是“老文学所人”共有的，那就是首先想起文学研究所的创建者、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何其芳。这类回忆可以生发出很多话头，我想起的是他们和两位研究员钱钟书和俞平伯先生之间的情谊故事。同时也就想起最早建议成立文学所的胡乔木同志与钱钟书先生的交谊故事。

　　郑振铎所长当时的主要工作在文化部，所内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所长何其芳，他们的文学道路并不相同，在年龄上也相差“半辈”—十多岁。他们共同主持文学所这件事本身也并非出自他们彼此间的选择，但他们确实是一对极佳的“搭档”，他们的最重要的相投处就是要在那个亟待建设的历史时刻努力地为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从当时所内的研究机构设置来看，他们在全局上是主张理论、历史和现状并举的。为了有助于新的文学建设，他们极力主张撰写一部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经验的大型多卷本中国文学史;也是为了有助于新中国的文学建设，他们主张既编选具有大型文献功能的《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一类丛书，同时编选一套历代诗歌选本，并且要有著名专家来选编，加以注释，冠以学术性序言;同样为了有助于新中国文学建设，他们十分重视编译工作，有系统地介绍外国的经典作品(包括创作和论著)。当然，他们也很重视研究文学理论、“五四”以来的文学经验和文学现状。

　　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其实也是构筑起来一座学术重镇，人才济济，十步芳草。这里几乎一开始就发生了不少佳话式的故事。譬如现在已广为人知的郑振铎所长亲自点将，请钱钟书先生编选宋诗，就是一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说到，假若没有郑振铎所长的指示，他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以下并非只是推测，如果没有编选宋诗这段“姻缘”，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先后在光华大学、西南联大、暨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的钱钟书先生很可能不会进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而多半是外国文学研究组的成员。要知道，在1958年整风运动中，1964年文学所一分为二，所内几个外国文学研究组与中国作家协会所属《世界文学》编辑部合并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时，都有过“争抢钱钟书”的“内幕故事”呢!

　　但郑振铎的“点将”又是必然的安排。钱先生在1981年接待潘耀明先生访问时，说起当年陈石遗先生对他“过奖”，陈石遗先生是郑先生的乡前辈，于是郑先生“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说来十分谦虚。但郑先生却曾说过宋诗选注工作非钱钟书莫属的话。他还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五四以来的学问家中，广泛而深切认识并探究宋诗的人寥寥可数，人才难得。郑先生这些话是我间接听到的，但我却亲闻钱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的话，他说：就对宋诗版本的熟悉程度而言，他不如郑振铎先生。

　　郑先生为什么说“五四”以来的学问家呢?这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曾轻视宋诗，影响所及，有的文学史著作中竟视宋诗为乌有，这当然是偏见。钱钟书先生为什么说他钦佩郑振铎对宋诗版本之熟，言来如数家珍呢?因为受明代中叶“七子”们排斥宋诗的影响，宋代文集散佚严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宋人诗文集400多种，其间三分之一是清人的辑佚本。清初有的藏书家所藏宋人别集也多有不知去向的。所以，熟悉宋诗版本，并非是易事。

　　我是在1955年来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郑振铎所长去世时，我才25岁，作为一个年轻后辈，我深深地感到，他和钱钟书先生之间，不仅仅是知人善任，也是英雄相惜。

　　《宋诗选注》的序言和部分评语曾先后在《文学研究》上发表过，1958年9月全书出版，但那是版权页上的年月，那年10月间因公牺牲的郑先生很可能没有见到，这对他们两位来说，都应当是件憾事。这部被人称作“宋诗学中的一部名著”的书一出版就受到好评，胡乔木同志和周扬同志都有称赞的话，后者是我亲聆的，记得是称赞书中多有见解，文字也漂亮。但好像也说了或许有过于追求文字技巧之嫌的话。“文革”以后，又知道胡适也曾极口称誉《宋诗选注》的注和评，只是对选目有所保留。但我想，即使钱先生对当年受时代限制而决定的选目觉有缺陷，也未必都能认同胡适的异议。

　　钱先生去世后，我读到李慎之先生的悼念文章，他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为之捏一把汗，他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

　　《宋诗选注》在大跃进年代的“学术批判”运动中也曾略受批判，但可能正是由于胡乔木、周扬的赞语，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他，没有成为箭靶人物。那时他也曾下乡，去河北昌黎，周扬同志知道后说：下去一二个月就让他回来吧。当然，到了“文革”，那就无一幸免了。

　　我读到的几篇关于文学所的回忆文章中都说到钱钟书、俞平伯两位先生，还有七、八位乃至十来位著名专家都是郑振铎所长请来的(或书面邀请或亲自拜访)，这种说法的来源或许只是出自一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根据。但郑振铎爱才，何其芳爱才，这都是事实。而且我还感受到，他们在与那些著名专家的关系之间，还不仅仅知人善任和英雄相惜，其间还有宽容和理解，有可贵的情谊，或是朋友之情或是师生之情。郑先生和俞平伯先生1921年在上海相识相交。郑先生去世后，俞先生在《忆振铎兄》一文中说：“一九五二年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所长，我们还是从前老朋友的关系。”《哀念郑振铎同志》一文说：“一九五二年后，大家还和从前一样，又在老朋友般的相处着”。他甚至在文中说：“他过于信任我了”。

　　以下一些事实现在也已广为人知，1954年发生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后，1956年研究人员重新定级，何其芳同志亟力主张俞先生应定为一级研究员。同年他建议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在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中为批评俞先生垄断资料这种不实之词辟谣。他在《论红楼梦》长文中还再一次肯定俞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艺术欣赏能力。关于俞先生定为一级研究员事，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何其芳对《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示威”和“反攻”。事实上，早在195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过于照顾”俞平伯的批评。何其芳同志曾检讨说，他或许有“封建师徒”的旧意识。我当时觉得这是无奈之言，是被逼出来的话语。后来俞先生在悼念何其芳的诗中写道：“昔曾共学在郊园，喜识‘文研’创业繁。”首句注文中说：“郊园，谓清华大学。”次句注文中说：“一九五三年建立文学研究所，君为副所长，后任为所长。”从传统用语习惯上说，诗中的“共学”云云，实是老师的谦虚之言。在《纪念何其芳先生》文中，俞先生说：“一九五八年(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出版时，其芳助我写前言。一九六三年我开始编辑《唐宋词选释》，拟写前言，斟酌选目，亦有其芳的协力。选本中苏轼、李清照的作品较多，也有其芳的意见。这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两件事，均因得他相助，而得完成。”这些真诚话语倒也可以证实何其芳同志检讨用语中的“封建师徒”云云确实是无奈之言。俞先生在文中还说：“其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罪状’很多，重用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位“五四”老人自然地把他以及像他那样的人物与何其芳的关系理解为是后者“内行”和“重视知识”的表现，他说：“以内行的身份，从事领导工作，尊重知识，选拔人才，方使文学所在一九五三年以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早年有师生关系，后来学生成了老师的直接领导者，但这一切，还是离不开情谊，所以俞先生在致何其芳夫人牟决明女士的唁函中说：“以数十年之交谊”，“不意顿隔人天，悲痛何如!”这里所说的还是“交谊”，是亲切的情谊之言，而不是感谢领导者“重用”之语。

　　文学所的成立经过及其沿革，已有不少文章说得明白。但最早提议建立文学所的人是谁?或许知者还不多，他就是胡乔木同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院进行院系调整，我到文学所后常听到“三校合并”之说，实际上指的是北大、清华和燕京(其实还有其他院校)的文科各系合并到北大。以中文系、外语系来说，即使有一部分教师调往天津、东北等地，但还是专家云集，于是胡乔木同志建议把一批知名的中外文学研究专家集合到一个研究机构，这也是乔木同志提出建议的时机。这个时机的出现似乎是偶然的，但这个建议却又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着眼于新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宏观大局而提出的建言。关于胡乔木同志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一事，我最早是听何其芳同志说的。后来胡乔木同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1977年10月25日，他专门就《文学评论》复刊工作作指示之际，沉痛地谈到在三个月前去世的何其芳同志，也就自然地说起他当年建议成立文学研究所一事。

　　胡乔木同志提名钱钟书为社科院副院长，对素以仕宦为畏途的钱先生来说，要说服他并非易事，正是乔木同志亲自登门，才最终说服他的，但他的允承是勉强的，胡乔木同志1985年写的《怀夏鼐》文中说过，1982年他请求夏、钱两位出任副院长，只是得到他们的“勉强同意。”

　　一生淡泊，甘于寂寞，只是专注于做学问的钱钟书先生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他的好多友人很可能难以理解，海外更有人胡乱猜测。他自己在致友人信中则说他蒙命承乏，“不待人笑，弟复自笑”。那么，他又为什么“勉强同意”呢?就我所知，倒也并非仅是乔木同志“晓以大义”，乔木同志还说了老友之间充满感情因素的话，这确实也成为钱先生承允“出山”的重要乃至是主要原因。

　　他们是有深厚情谊的，“文革”后期，我忽然收到乔木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普通的白纸信封，很少的几句话，他要我把钱先生的通讯处告诉他，他要寄一个医治支气管炎的药方给钱先生。那时钱先生已离开居住十余年的干面胡同寓所，先是暂居文学所7号楼原是董衡巽兄办公兼居住的一间屋子，后又借住北师大钱瑗的同事的一套居室(主人临时出国)，我想正是由于这番迁居，才使乔木同志无处寄信。那时钱先生支气管炎病症相当严重，痰涌喉间，呼呼作响，杨绛先生戏称为“呼啸山庄”。当时医院给的最好的消炎药也就是强力霉素。钱先生友人从香港寄来一种药物，夜间服用，可使阵咳次数降为一次，利于睡眠，这种药物一度难觅，据说是监制药物的人迁居澳洲了。钱先生后来曾同一位访问者说，他发病严重时，“好像是一个病得要死的人。”乔木同志当是闻知钱先生病情，急着推荐药方，才给我写信的(这是乔木同志给我的唯一信件)，他当时处境似乎也并不佳，或又认为这是些微小事，所以信上还有不必为外人道的嘱咐。我拿着这封信，好一阵思忖，骑自行车上路，差一点被一莽汉撞倒。

　　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干校六记》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要我传一句话。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我是从来不敢多打扰钱、杨两位先生的，怕浪费他们的时间。这次我也是匆匆告辞。归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又是好一阵思忖……

　　在古往今来的文艺汪洋中，不知有多少描写“友谊主题”的作品，千尺潭水，万里婵娟，夜雨春韭，剪烛西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一切都离不开“政治”的岁月中，我确实幸运地发现了我所尊敬的、令闻中外的前辈学者们之间的真切友谊，这里面还有著名的党内理论家与党外著名大学者的友谊。

（作者：邓绍基，转自：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67836_p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