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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17日 10:49　来源：中国广播网



杨绛先生（资料图）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是2011年7月17号，我们在这里要祝福一位老人的百岁生日。

　　她，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

　　对亿万读者来说，杨绛的名字代表着《堂吉诃德》的经典翻译，代表着小说《洗澡》的心灵文字，代表着《我们仨》的温暖回忆。(“诃”音同“喝”)

　　百岁生日对人生来说实在难得，但杨绛先生的亲友告诉我们，遵从老人的意愿，不搞仪式和特殊化，这一天，一如往常的每一天。中国之声记者走访多位杨绛先生的亲友，用特殊的方式送上一份对百岁老人的生日祝福。


　　这是北京的市中心，小区却很安静，果然，杨绛先生的家是楼群中唯一一个没有封闭阳台窗户的。

　　记者：请问这是杨绛先生家吗？

　　应答：对，请问您哪位啊？(压混)她太累了，让她休息休息吧…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响楼下的门铃，“先生一贯拒绝采访”也立刻得到印证。

　　薛鸿时：她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了吧，就在房间里头锻炼身体什么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她往往到凌晨一点了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

　　说话的薛洪时是杨先生早年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后辈，杨绛先生身边的人说，常去家里探望的亲友特别多，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偶尔借着工作的名义去拜访，给杨先生带的她最喜欢的礼物，是网上文章打印出来的文字资料。

　　李昕：我给她带了一打材料，她说你等等啊，这一打材料一会儿功夫，有时候是上万字啊，当着我的面全部看完。她读完后还可以给你讲中间的东西，她一边读还一边常常会心微笑，我们常常坐在那儿在欣赏她在阅读。

　　亲友们说，杨绛先生至今坚持写作，近些年耳朵不好，但当面见到她，总能感到她兴致很高。今天是杨绛百岁生日，钱钟书先生的堂弟钱钟鲁昨天提前到堂嫂家里为她祝寿。

　　钱钟鲁：今天她特别带了助听器跟我们讲话，她对我两个孙女去特别高兴，她说你给我带来了福气，我说你给我带来福气。她的100岁，我们一定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带了蛋糕一起祝贺她生日，她说非常高兴，一起照了点相。

　　去探望的人们都说，家里的花篮已经多得放不下，书桌还是整洁布置。

　　李昕：精力允许的话她会陆陆续续的会把《洗澡》的续篇写出来，而且她还给我说她还在搞《红楼梦》的研究，谈到她会写一些有关《红楼梦》的随笔，最后可能会结集出版。

　　人们期待她的作品，92岁时，她的散文集《我们仨》出版，创下自己散文作品集印数新高，那时的达观，今天仍在。

　　杨绛：很多人关心我的，有的人说我们喜欢读你的书，看了我的书挺欣赏就是我的朋友啊，我就谢谢你们大家！

　　期待一位百岁老人新的创作，这并不是神话，因为她是杨绛。她的译作《堂吉诃德》可以不朽，长篇《洗澡》还待续篇，多年来，读者通过她的作品认识杨绛，而她的事业也成为很多共事者的记忆。杨绛先生百岁，我们祝福一位老人的同时，更感佩学术的长青。

　　《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将饮茶》，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杨绛不断有新作，直到新世纪的《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读者眼中的杨绛，已不停留于《堂吉诃德》和《洗澡》，而她和钱钟书两人因此产生的稿费，却早已不入自己的账。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笔钱已经攒了近千万。

　　李昕：他们的稿费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领的，我们每次去看杨先生实际上只带一张稿费通知单，给杨先生报一个账，告诉她你又有多少多少稿费了，但这些稿费我们已经全部给您转到清华大学“好读书”基金会里去了。

　　“好读书”是杨绛和钱钟书夫妇早年就商量好的奖学金名称，“好读书，读好书”，这是类似家训的句子。在很多人看来，“读书人”也是他们最好的写照。杨绛先生工作时的伙伴董衡巽一直把她尊为自己翻译的导师。

　　董衡巽：钱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钟书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被赠送西班牙贵宾时，亲手送出的邓小平并不知道，杨绛是在翻译之前才学的西班牙语。上世纪80年代初，薛鸿时曾经作为钱杨夫妇的助手，在工作中密切接触，他把这比作“难得的至宝”。

　　薛洪时：开始的时候的文章开头in brief我就说“总之”，杨先生就说“总之”是用于总结上文的，一开头就是“总之”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对别人对他的提问的一个书面答复，意思就说你所问我的问题，扼要的说，brief是“扼要”的说。

　　这个字句的点拨，薛老记了三十年。

　　对于一个百岁老人来说，不问收入、不计名利，杨绛的写作，果真如她自己所说，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身边的人，在这些后辈眼中，杨绛既教学问，也教做人。

　　薛鸿时：他们两个人在清华相识之初的时候钱先生就说我志气不大，只想做做学问贡献一生，杨先生也是这样，他们俩个属于志趣相投，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是非常非常深厚非常难得的。

　　作为这对夫妻早年的助手，薛鸿时在谈话中反复讲着他们给予的“做人”指引。身边的普通同事，杨绛都要一一在生活上关照到。

　　薛鸿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块钱嘛，生活都是捉襟见肘的，但是每年三节，就是春节，五一，十一杨先生就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小辈每家都要给我们红包的。她连那个玻璃瓶罐头也洗干净的，拿了一大书包让我带给当时住在大院的那个人家。

　　80年代搬到现在的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自己寓所的喜爱，“有个安稳的地方”似乎已经让她满足。

　　杨绛：我没有订牛奶，每天给他们亲手做豆浆。要打得非常非常细，我还会做杏仁酱，那个杏仁酱好吃着呢，我自己做豆浆，我还发明花生可以搁在里头，核桃也可以做……

　　杨绛先生珍贵的访谈录音里，找到最多的内容也还是对生活的小满足。说这些话时，她已经年过九旬，女儿和丈夫都已经从生活中远走，她把一家人的“失散”描绘成书中一个梦境。钱钟书的侄女钱静汝曾在北京读书，多次到家中做客，她说，亲近杨绛的人都明白，她内心的坚韧。

　　钱静汝：我觉得我都受不了了，我看了《我们仨》，有的时候用一些鬼，一些梦啊，一些想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现实的，可以看得出来，揪心的痛，不是说一般的痛，你想想一个人活到100岁，女儿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个人能这么挺下来，不容易的。

　　但说起杨绛，乐观还是要占主流，她给予别人的记忆，也大多如此。

　　钱静汝：他们讲话非常有人情味的，他们经常逗我弟弟的，我弟弟那个时候讲话有点不太清楚，因为讲上海话，他说你讲不清呀，我们给你买大饼油条吃，他们特别喜欢孩子。

　　200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采用简洁的封面出版了杨绛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她在书中说：“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一百岁生日，对于她，对人生，或许也算不得什么耀眼的里程碑。

　　杨绛：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王娴 刘黎 李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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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7日 15:29　来源：羊城晚报　





童心未泯的杨绛

　　编者按:

　　今天是杨绛先生一百岁生日,实际上，按照先生祖籍江苏无锡的传统“做九不做十”，先生在2010年7月17日的生日已经过了100岁寿诞。钱锺书的堂弟钱钟鲁，生日前夕,曾和杨绛先生通过电话，问起办寿辰的事，先生嘱咐他们各自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回顾先生的百年一生，她与钱锺书相濡以沫，甘心生活在钱锺书的光环底下，默默当着“钱办主任”；钱锺书去世之后，她独活到了今天，她说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她将余下的爱全都放到了为钱锺书整理手稿文集的事情上，对于自己，则正如翻译家高莽说的———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就遭到了她的拒绝。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锺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锺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钱钟鲁如此转述杨绛的话，“她说，收到几十万元稿费得跑银行，还要去税务局交税，麻烦，著作权拿在手里更是烦心事，有时难得认真起来还要人打官司，不如交给学校管理。”

　　在杨绛传记作者罗银胜看来，杨绛和钱锺书选择低调、从容、“自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有心计”和考量后的结果，也是他们两人的生存之道。“联系到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时代里，他们夫妇二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问世事’的选择是一种明智之举，这也让他们在低调中做到了幸运和成功。”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当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锺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锺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锺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锺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

　　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他用“审智”这个关键词来概括杨绛作品的独特价值。“不同于别的女作家在美学上的‘审情’立场，杨绛选择的是一种独特的‘审智’姿态。作为一种十分难得的美学特色，‘审智’要求作家在超越了相对肤浅的多愁善感之后，能如同曹雪芹所说的那样，体现出‘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境界。”

　　境界的背后蕴含着生活的磨难与艰辛。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促使杨绛在三十年后写出了《洗澡》。

　　“三反”结束后，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写了《论菲尔丁》一文。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绛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她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其时，她已接手上边交下来的任务，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在这一年，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8月初，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 直到1972年春，锺书与我才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从干校回北京。这时家中房屋被人占用，我们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 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20日，《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6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中国访问。我参加国宴，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王后。小平同志问《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因为翻译《堂·吉诃德》，1986年10月，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显然，杨绛很看重这次翻译经历，此后，她几番对译本做修订。同时，她也没有停下写作。如果说，她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2003年，杨绛出版了家庭生活回忆录《我们仨》，四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

　　深情：为丈夫甘做“灶下婢”

　　杨绛的低调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锺书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钱锺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有一次，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想修复钱锺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杨绛一听，连连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

　　无论在钱锺书生前还是身后，当被问及和他相关的事，杨绛最常用的词就是“我们”。在她心里，钱锺书其实并没有走远。她颇感欣慰地说：“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他说自己‘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时光退回到几十年前，杨绛初见钱锺书时，只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杨绛的同伴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她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此前，他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费孝通只得接受现实。很多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钱锺书借机幽默了一把，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婚。杨绛随之从大小姐过渡到了“老妈子”，她并不感觉委屈，因为她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钱锺书说要写《围城》，她不仅赞成，还很高兴。她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她辞掉女佣，做起了“灶下婢”。“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即使在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仍不改初衷，默默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她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多达7万余页的手稿，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亏得杨绛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认真编校、订正……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终于及时与读者见面。

　　魅力：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低调、深情、智性……所有这些，无不彰显出杨绛作为“老派”自由思想者的独特人格魅力。回首百年人生，杨绛欣慰于自己“甘当一个零”。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

　　在杨绛看来，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她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她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到了“文化大革命”，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我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正是这种坚信，让她和钱锺书即使在不幸中，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我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他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当时，他负责看守工具，我的班长常派我去借工具，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杨绛语录: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料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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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17日 19:45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 应妮)7月17日，杨绛先生的百岁生日。遵照老人意愿，这一天一如往常，没有仪式没有庆祝。

　　在百岁前夕，杨绛曾表示，“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有记者17日前去探访，一如既往吃了“闭门羹”。她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后辈薛鸿时介绍，杨绛先生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了，就在房间里面锻炼身体，往往凌晨一点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

　　杨绛的一生，低调是出了名的。


　　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

　　即使忽略“钱钟书先生的妻子”这一称谓，杨绛先生自己的著作亦可在中国文坛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堂吉诃德》的经典翻译让她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小说《洗澡》、《我们仨》、《走在人生的边上》体现了她的灵性文字。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她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元人民币。

　　回顾先生的百年一生，她与钱钟书相濡以沫，甘心生活在钱钟书的光环下，默默当着“钱办主任”；钱钟书去世之后，她说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

　　1997年早春，女儿钱瑗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这是杨绛《走在人生的边上》中平静悲怆的文字。

　　而现在，百岁之际，杨绛说，“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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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8日 15:40　来源：北京晚报　



资料片

　　■李靖 许志铭

　　她是文学大家、翻译巨匠，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华年代，也亲历了特殊岁月里的起起伏伏；她是钱钟书的夫人、钱瑗的母亲，也是千千万万读者尊敬和爱戴的偶像。7月17日，她迎来自己的百岁寿辰。她就是杨绛。

　　她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

　　孙桂馨老人今年80岁，回忆起杨绛先生，她说：“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西方语言系读书，那时就知道杨绛。杨先生是南方人，个子不高，也很清瘦，书香门第的气质溢于言表。虽然并未直接听过她的课，但朱光潜先生曾对我们说，杨绛的翻译精彩绝伦。获得朱先生如此高的赞誉，我们认定肯定是高人吧！”

　　杨绛在翻译界可谓大家。通晓英语、法语的她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了巨著《堂吉诃德》。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除了译作，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杨先生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卢翎说，“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

　　《干校六记》、《将饮茶》是杨绛的散文代表作。卢翎说：“这些散文是我上中国当代文学史课时必讲的篇目。我常对学生们说，先生的作品有一种洞悉世事的深刻，有一种知识分子于乱世固持的良知与操守，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对于当下在浮躁而喧嚣的世界中前行的知识分子独具意义，起码可以使他们理解自己、理解他人，面对宿命更具一种从容、旷达的姿态。”

　　《走到人生边上》是百年杨绛的晚年作品，其间夹杂着大量玄幻、命理等内容，使其文字有着自己独特的吸引力。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闫立飞说：“玄幻、命理、梦境等内容实际是在隐喻现实，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读者在她的文字里既能感受到一种看透人生的平静，又能感受到一种难以遏制的强烈感情。痛极之处方显平静，而平静之中又蕴藏着极大的波澜。”闫立飞说：“文字之间看似是屈从于命数，而在杨绛先生平静的文字中，我们却能体会她对于丑恶事物的批判。”

　　杨绛的文字韵致淡雅，独具一格，更难得的是，当她用这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更具张力，发人深省。

　　她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

　　尽管杨绛先生在文学和翻译上造诣非凡，但更多的读者还是通过《我们仨》这部书才逐渐了解她的。作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钱瑗教授的母亲，且不说她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给予丈夫及女儿莫大的支持，最令人动容的，是当钱钟书和钱瑗相继离开后，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

　　钱瑗生前曾打算写同名的《我们仨》一书，还起好了写作大纲，然而却因为早逝未能如愿。为了满足女儿遗愿，杨绛以她的视角写出了《我们仨》，内里充满对亲人的深情追忆，读之令人恻然。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的牟朦是杨先生的忠实“粉丝”。2003年，一本《我们仨》让她在很多个夜晚里泪流不止。“文学家的身份让她在磨砺中已经参透了世事，而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又让她不舍每一天的回忆。”

　　杨绛在晚年以惊人的毅力开始整理钱钟书的手稿书信。高群在《杨绛这一百年时间中》写道：“钱钟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而出书之后，杨绛却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她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忍

　　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地签售会时，读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杨绛先生曾说：“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

　　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恰恰是先生自己的写照。在上个世纪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杨绛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一个羸弱的身体却支撑着如山般坚硬的风骨，与诸多共遭劫难的学者共同筑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倒的脊梁。

　　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收录了她的短篇作品《老王》。高中生陆天琳回忆起不久前学的这篇课文时说：“老师分析课文时说，作者通过平实的描写塑造了老王善良的形象，而我觉得作者的内心是很柔软的，她被善良的老王感动，自己一定也是个善良的人。”

　　杨绛先生晚年闭门谢客，但是，千千万万的读者在她百年寿辰之日，却不会忘记这位世纪老人对于我们的影响和启迪。“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我们以最挚爱的情怀，深深祝福杨绛先生生日快乐。

　　■杨绛 钱钟书夫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1911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1935年至1938年留学英法，曾就职于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等单位。她通晓英法西班牙语言。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和译著《堂吉诃德》等。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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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8日 07:56　来源：光明日报　


围着母校校友带去的丝绸围巾，杨绛在家中留影。柳袁照摄


　　“闻道廊”是百年老校苏州市第十中学的“圣廊”,李政道、彭子冈、何泽慧、杨绛、费孝通等校友的头像和成就介绍,像一条历史的时空隧道,缓缓地从西向东,溯流而上。而今,“圣廊”中的杨绛先生,于7月17日迎来了她的百岁寿辰。两天前,十中校长柳袁照就已把手写的贺卡寄往北京,“恭祝杨绛老校长百岁生日快乐”的端正字体,千里传递着母校全体师生和历届老校友对她百年寿辰的诚挚祝福。

　　“清水芙蓉”铸就不服输性格

　　杨绛是苏州振华女中1928年的毕业生,也是苏州十全街旧校址上老振华女校毕业的最后一届学生。柳袁照告诉记者,杨绛到振华读书,是她的三姑妈杨荫瑜的意思。那时的振华校舍很破旧,杨绛开始很不习惯,但振华的种种好处,随后她就慢慢体会到了。她说:“王季玉先生办学有方,想方设法延聘名师来校任教,教科书采用外国教科书最新的版本,学业成就是一流的,学风朴实务实。”

　　杨绛在《我们仨》中一再提到的母校振华校长,就是王季玉。王季玉是最喜爱杨绛的人,杨绛与季玉先生经常同桌吃饭。季玉先生每次从家里带来菜肴,分给各桌的老师每人一勺,季玉先生自己也一勺,同学各一勺,剩下的全给杨绛吃。

　　杨绛说:“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提供学费。季玉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争取。其实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他已年老,我不想再增加他的负担。我原本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考上了。”韦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是王季玉力争推荐得来的,杨绛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竟然主动放弃。为此王季玉校长还生气了好久。

　　杨绛在1927年《振华女学校刊》第一期发表五言古诗《斋居书怀》云:“松风响飕飕,岑寂苦影独。破闷读古书,胸襟何卓荦。有时苦拘束,徘徊清涧曲……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今日有所怀,书此愁万斛。”早在振华读书时,杨绛就形成了“清水芙蓉”般的倔强而不服输的性格。

　　从振华毕业后,杨绛先后去东吴大学、清华大学读书,随后又去欧洲留学。1939年苏州沦陷期间,振华搬迁到上海,杨绛担任了振华校长。母校的学生毕业后又回到母校当校长,在振华的历史上,杨绛是第一人。

　　那是在苏州沦陷期,振华避难搬迁到上海办学,杨绛于1938年担任了振华校长。对此杨绛在散文回忆录《我们仨》、小说《事业》里都有提及。杨绛在《我们仨》中说: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经沦陷,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她抓我帮她在孤岛筹建分校。杨绛又写道: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即将开学,我的母校的校长硬派我当校长,说是董事会的决定。她怕我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为其难,像爸爸形容的那样“狗耕田”。

　　柳袁照告诉记者,在振华最艰难的时期,杨绛勤恳而努力地为振华“当了一年家”,把振华的历史很好地延续了下来。

　　母校是心灵深处抹不去的记忆

　　2006年,苏州十中百年校庆前夕,柳袁照和同事们打算去探望杨绛,但又担心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议程”。因为杨绛已避门谢客多年。谁知,面对来自故乡的母校校友,杨绛却破了例。

　　柳袁照回忆,那是2006年12月的一天。上午,杨绛出了鼻血,保姆劝她下午是不是不见校友了,杨绛坚持要见,她说要与振华的校友叙叙往事。

　　刚坐下,杨绛就向校友们回忆起当年的“振华校歌”。并用吴语普通话轻轻吟唱道:

三吴女校多复多

学术相观摩

吾校继起

德智体三育是务

况古今中外

学业日新月异

愿及时奋勉精进

壮志莫蹉跎

　　保姆告诉校友们,得知下午母校校友要去拜访,早晨,杨绛就坐在书桌前,回忆当年振华的校歌,把歌词默写在纸上。字体娟秀而端正。

　　唱完当年的振华校歌,杨绛还问校友们唱得对不对。杨绛说,振华有一种特有的味儿,她说那是可意会而难以叙说的那么一种味儿。学生们带着这种味儿离开母校,无论到哪里,干的是什么工作,无论是荣是辱、是贫是富,这种味儿一直没有变,会伴随一生。还说,振华的育人环境,代表了数代人的传统,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当人们走进这座幽静而又古雅的校园时,就会浸润于它特有的严谨而朴实的文化气息,使母校成为学子们心灵深处抹不去的记忆。

　　校友们为杨绛带去了昔日振华的老照片和今日苏州十中的新容颜,还带去了苏式糖果糕点和丝绸围巾。大家说着吴侬软语,一片乡音。柳袁照回忆,“我们把围巾围在她的脖子上,给她拍照,一张拍完,拿着照相机给她看,问:‘好不好?’还没等她回答,我们又不由分说地要给她重新拍。她笑呵呵的,随我们一一‘摆布’。”

　　一个多小时的探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校友们即将离开之时,杨绛应邀欣然为母校题词。写什么好呢?她想起在振华学习时,季玉校长每天朝会向同学训话,开头第一句就是:“昵(苏州方言,我们)振华要实事求是。”于是,她走进书房,在一张大红纸上恭恭敬敬地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书明“季玉先生训话”,题款“杨绛敬录”。

　　“她题词时的神情专注而严肃。”柳袁照说,“分别时,杨先生深情地对我们说,‘把我对母校的思念带回去’。”如今,在十中校园的“季康亭”南面,竖立着杨绛为母校题写的“实事求是”纪念石碑。

　　在杨绛题词的间隙,柳袁照环视着杨绛的家,特别是接待他们的客厅:简朴的家居,水泥地面,简陋的大书桌里装满了书,桌上安放着钱锺书与钱瑗的两幅照片。

　　离开杨绛曾经生活过的校园,柳袁照告诉记者:“杨绛是从百年十中走出去的名人,但她也是十中众多学子中的一分子,我们把她称作‘我们的杨绛’,那是我们的自豪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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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8日 17:07　来源：新民晚报

　　“我得洗净沾染的污秽‘回家’”

　　杨绛昨低调度过百岁寿辰

　　(记者  夏琦)昨天是文坛老人杨绛的百岁寿辰，虽然亲友遵从老人的意愿不搞仪式，但微博上，海内外读者纷纷主动为老人庆生。

　　据了解，百岁大寿这一天，杨绛先生是跟美国回来的三姐的孩子一起过的，其他跟往常一样。杨绛先生曾对比较亲密的几位朋友说，天太热，别来祝寿了，“你们在家替我吃一碗寿面，别麻烦大家了。”虽然有记者到杨绛先生在北京的家采访，但被婉拒，“她太累了，让她休息休息吧。”


　　据杨绛身边亲友透露，老人目前自己下楼有点困难，每天就在房间里锻炼身体，往往凌晨1时才睡觉，6时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作息有规律，坚持写作，甚至练字。

　　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杨绛透露，自己从年初开始再次用毛笔练小楷，抄写钱钟书的《槐聚诗存》，一天写几行，“练练字，也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亲近。”到6月19日凌晨2时，这部作品全部抄完。

　　杨绛曾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在新浪微博，输入“杨绛”，能搜到4万多条相关微博，其中不少是昨天为她献上的生日祝福，祝福者包括作家、出版人还有很多普通读者。网友“我是夜深”说：“有一种女性，随着岁月的积淀与淘洗，反而更加美丽，你们信不信？100岁的杨绛先生和年轻时相比，显出别样的美丽。”杨绛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关于她与钱钟书之间的一些小故事更是为网友们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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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8日 14:38　来源：新闻晚报　


　　晚报综合报道

　　昨天是杨绛先生百岁寿辰。作为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在世人心中，她是文学大家钱锺书先生的妻子，是不幸早逝的钱瑗的母亲；她令无数人手捧《我们仨》泪洒书页，其中的温暖和感动不可言说；她奉献了 《堂吉诃德》的经典翻译，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被邓小平作为礼物赠予西班牙国王。世人赞她有着稀世的风骨和情怀。

　　在杨绛百岁生日到来之际，读者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为这位淡泊一生的老人送上祝福。连日来，百岁杨绛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词汇，许多读者纷纷重温《我们仨》、《洗澡》等杨绛先生的代表作品，从中领略这位学识大家人淡如菊的品行、温润如玉的气质和朴素无华的文风。包括作家陈村在内的微博网友也纷纷用文字为这位百岁文坛老人庆生。也有网友感慨道，“一个完美的女人，只是终点的跑道有点孤单。但谁不都是孤独地来，孤独地走呢？ ”网友“刘思宇”则说：“喜欢钱锺书先生的《围城》，更艳羡两位执手一生的爱情。 ”

　　她的近况“至今坚持写作，兴致很高”

　　百岁生日对人生来说实在难得，但杨绛的亲友告诉记者，遵从老人的意愿，不搞仪式和特殊化，这一天，一如往常的每一天。有记者找到杨绛在北京市中心的家，被应门声“她太累了，让她休息休息吧”婉拒采访。随后记者通过杨绛身边的亲友，探知到她的健康近况。

　　据杨绛早年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后辈薛鸿时透露，杨绛现在“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就在房间里头锻炼身体什么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她往往到凌晨一点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 ”亲友们还对记者说，杨绛先生至今坚持写作，近些年耳朵不好，但当面见到她，总能感到她兴致很高。

　　她的心境“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

　　在近日接受采访时，杨绛还不忘亲自向外界透露她目前的健康状况：“感谢朋友们多年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现在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过好每一天。我从年初开始，再次用毛笔练小楷，抄写锺书的《槐聚诗存》，一天写几行。练练字，也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亲近，今天（6月19日）凌晨两点，全部抄完。有时也写点小文章，多属杂忆与杂写之类，等将来攒到一定数量，当结集出版请大家指教。 ”

　　近些年来，虽然年事已高，但杨绛笔耕不辍，仍有新作出版，令人敬佩。比如2003年出版家庭生活回忆录 《我们仨》。杨绛在90多岁的高龄，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据三联出版社媒体联络人张女士透露，“《我们仨》非常受读者欢迎，在当年多次荣登畅销榜，还再版过一次。 ”

　　杨绛最近一本出版的书，是20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走到人生边上》。在书中，杨绛关注了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当被问及杨绛是否有新作出版，三联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媒体联络人均表示，“目前还没有获知相关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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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8日 08:26　来源：扬子晚报　
           


杨绛一家三口摄于清华。

　　杨绛简介

　　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　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先生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昨日，一位百岁老人的生日牵动了万千读者的心。微博上温情涌动，网友们纷纷祝福：百岁寿辰快乐！这位老人，就是杨绛。事实上，早在几天前，百岁杨绛就已成了微博上的热门词汇，读者纷纷重温《我们仨》、《洗澡》等杨绛的代表作，从中领略这位学识大家人淡如菊的品行、温润如玉的气质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感念于她和钱钟书那令人羡慕的世纪爱情。

　　杨绛虽然年届百岁，却依然表示“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她每天都用小楷抄写钱钟书的《槐聚诗存》，由此“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温州一读者说：“风云激荡的百年，在杨绛先生身上，轻轻一挥，化成一片云。在她百岁生日之际，遥寄书迷深深的祝福。”深圳一读者说：“这是一种通透和达观，岁月淘洗出来的智慧，不经历不理解。”杨绛先生不久前用半自嘲的方式给自己不过生日找了个理由：“如果有人想给我过百岁生日，那么就替我吃一碗长寿面吧。”结果，真的有很多网友响应。一位网友留言说：“我一定会为先生吃长寿面的，衷心地祝愿先生寿比南山！”

　　另一方面，杨绛与钱钟书的世纪爱情也成为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央视主持人敬一丹在微博中感叹：“彼此遇到了，幸福。”两人的一段爱情插曲也被网友拿出来“品读”——“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不少网友感慨：“杨先生与钱老的确是神仙眷侣”。一位网友说：“年少心浮气躁的时候看看《我们仨》真的很好，打动我的，是这本书里无悔的爱情和永恒的亲情。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童 立

　　我得洗净这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杨绛先生近年闭门谢客,海内外媒体采访的要求,多被婉辞;对读者热情的来信,未能一一回复,杨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们建议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通过答问与读者作一次交流,以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杨绛先生同意。记者获此机会,有幸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

　　记者：钱钟书先生天分、才学过人，加上天性淘气，臧否人事中难免显示他的优胜处。曾有人撰文感叹“钱钟书瞧得起谁啊！”杨先生，您为什么从来不承认钱先生的骄傲？

　　杨绛：钱钟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骄傲不可呢？钱钟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钱钟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记者：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绛：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钟书并没有走远。

　　记者：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

　　记者：孔子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最后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文 汇（本文有删节）

　　■链接

　　俭朴杨绛捐600万助学

　　钱钟书去世之后，杨绛在2001年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因为他们二人曾就读清华大学，所以这项奖学金就设在了清华，用于资助那些成绩突出但家境不好的学生。

　　她把所有的稿费都捐给了好读书基金会，一共600万元。《堂吉诃德》是西班牙的名著，在中国翻译了有十多个版本。唯独杨绛的版本卖得最多，杨绛捐出的600万元，《堂吉诃德》的稿费就能占到100万。

　　杨绛的工资并不高。自己住的房子到现在还是水泥地面，生活得非常俭朴。杨绛把那么多钱捐出去，学生到杨绛家去感谢，杨绛很幽默地说，这就算是《堂吉诃德》在中国做的好事吧！

　　宋波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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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8日 07:55　来源：光明日报



冯其庸先生 钱晓鸣摄


　　“前两天我们彼此已互致问候了!”2011年7月17日,在著名学者杨绛先生迎来她100周岁生日的时候,笔者访问了杨先生的同乡、好友冯其庸先生夫妇。冯其庸说,杨先生说她比辛亥革命早生100天。

　　冯其庸、夏渌涓夫妇和钱锺书、杨绛夫妇同是无锡人。1959年5月,钱锺书、杨绛夫妇从中关村平房迁到东四头条由一座办公楼隔成的宿舍,那时冯其庸家住东四十条,两家因为是老乡,冯其庸常去钱家做客。1962年8月钱家搬到东四南侧的干面胡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宿舍,之后又于1977年2月4日立春搬到南沙沟新宿舍区。

　　冯其庸先生愉快地回忆说,那时我们去看望钱先生,杨先生一般不来插话,打个招呼见个面,就去房里做她自己的事了,我们就和钱先生说话了。后来钱先生一家搬到南沙沟去了,来去不方便,见面就少了。当时钱先生写的书都送给我的,因为大家是老乡,关系都处得不错。以后,钱先生不在了,老家的人还经常去看望杨先生,我也跟着一起去看望她,又重新联系上了。杨先生问我们:“你们还能讲无锡话吗?咱们讲无锡话”,所以我们见面都讲无锡话。冯其庸夫人夏渌涓说,杨先生的无锡话可标准了,地道的,那些词儿都没忘,土话都会说,比我和冯先生讲得标准。笔者问,是否因为杨绛先生和您都是搞语言文学的,所以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乡音依旧?曾担任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教授的夏老师笑说,那谁知道呢!

　　冯其庸说,杨先生现在还写小楷,这么大年纪了,把钱锺书先生的《槐聚诗存》全部用小楷抄出来。说到对杨先生的印象,冯其庸说:“她是个大学者,散文也写得好,翻译也好。你去看她,没有任何架子,就像平时家里人一样。我比她小13岁,我月份大,是1924年1月,按阴历算1923年(癸亥),杨绛先生当然是我的长辈,我给她写了封信,信的落款中我写了个‘晚’字, 杨先生回信说,我真想学启功先生把这个‘晚’字抠下来,但这样信又破坏了,我又舍不得。杨先生特别谦虚,这些真正的大学问家,谁也不会摆架子,有什么需要摆架子呢？杨先生为给我写信,特地问商务印书馆打听我确切的地址,然后再写过来,因为我送给杨先生的书是商务印书馆寄出的。我当年寄给杨先生的书是《瓜饭集》,其中讲到我是从农村自学出来的,杨先生不仅全部读了,而且读了两遍。杨先生对我说,你取得今天的成就比我们付出了更多,因为你完全靠自己苦读成才。我们读书,是生下来人家把条件都给我们准备好的。她还特别和我说书中有一幅照片最好不用,因为这个表情是不太高兴的样子,不妥。”

　　夏渌涓说,杨先生对冯先生的工作以前是不了解的,这样一位高龄老人能把这书都看了,真不容易啊!冯其庸说,“杨先生和我的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杨先生说,你看你名气大,你的书印得大,我名气小,书就小一点。我听了直乐。”

　　冯其庸谈道,钱锺书家的远亲、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是冯其庸在无锡国专的老师。1933年秋,刚刚参加完钱锺书、杨绛订婚礼的钱穆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正好和刚刚被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录取的杨绛结伴北上。一路上,钱穆先生指点江山,说了不少沿途的历史风情掌故,并以他的人生阅历,对杨绛说:“我看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说起钱穆,冯其庸先生欣然道:“钱宾四(钱穆字)先生教过我,听他的演讲,哎呀,太吸引人了。他讲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他的话说叫‘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就钻牛角尖。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以后治学就照着去做。”

　　冯先生告诉笔者,“每逢杨先生生日,也正好是无锡水蜜桃成熟的时候,家乡的朋友,因此都要给杨先生和我们家送寿桃。早几年,还有赵朴初先生家。”

　　“去年杨绛先生寿辰时,我为她画了一张横幅梅花。梅花在我国被誉为国香,品格最高,有道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杨先生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

　　夏老师说,杨先生和钱先生2001年成立“好读书基金会”时,资金才72万元,到2008年我们看她时已到了900多万元,她希望当年年底能超过1000万元。杨先生特别说,基金会不用家人和自己的名字,就是让大家读书就行了,要我们的名字干什么?

　　冯其庸说,无锡的灵山想要我给钱锺书故居写副对子,杨先生听说后让我不要写,我就不敢写了。杨先生和钱先生都是反对家乡给他们建故居陈列馆的。其实,他们是有资格建馆的。钱锺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抗战时就出版了,我还有那个老本子呢。

　　说起杨先生已是“人生满百”,夏老师说,我们心里都惦记着杨绛先生! (本报特约记者 钱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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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18日 07:54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7月17日电(记者付小悦)今天是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的百岁生日。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里,杨先生一如既往,平静而充实地度过了这一天,像她自己所希望的:“不搞仪式和特殊化”;而她的朋友、晚辈、读者,在杨先生的译作《堂吉诃德》、小说《洗澡》、回忆录《我们仨》、散文《走在人生边上》等作品中分享人生体验、智慧与思考的人们,则以各种方式,为尊敬的杨先生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昨天,作家吴泰昌让孩子给杨绛先生送去了美丽的花篮,恭贺百岁之喜。收到花篮的杨先生特地让保姆小吴给吴泰昌打电话,表示谢意。吴泰昌认识钱锺书、杨绛二位先生已有三十多年了,他深情地说:“杨先生以百岁高龄,仍然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关心社会文化事业建设,仍在思考,时时化为精彩文字呈现给读者,真是国家文化界幸事,晚辈后学者幸事。”杨先生有很多细节深深印在吴泰昌的脑海里。杨先生很低调,不喜宣传,吴泰昌写作《我认识的钱锺书》时,杨先生多次叮嘱:“你是写钱锺书,不是写钱锺书夫人,尽量少写我,实在回避不了的就一笔带过。”杨先生的认真,尤让吴泰昌感佩:“有时得到杨先生赠送的新作,惊奇地发现,书中偶有排错的地方,她都用笔细心地改过,方才送人。”吴泰昌还提到一件趣事:有次杨先生请吴泰昌把自己新出版的文集捎给冰心先生,冰心先生特地微笑着与书合影:“杨绛做事认真有规矩,你拍下照片送给她,以此为证。”吴泰昌说:“这些年来,杨先生孤身一人,其实是艰难的;但她既坚强,又乐观。身体与精神的健康愉快,是长寿的最大秘诀,杨先生百岁生日,真是值得庆贺的喜事,诚恳地希望借这个日子表达对杨先生的深切祝福!”

　　“杨先生从不做寿,也不希望别人说高调的话,这个日子我当然也不敢惊扰老人。我想,对先生来说,其实每天都是一样的,平静而充实,宠辱不惊,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与思考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德说起他眼中心中的杨先生。“说实话,我很少会想到她的年龄,她是那样健康、智慧,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有时所里晚辈去看她,先生就像一块很大的磁铁,即使不说话,也有巨大的力量吸引着我们。一个小小的手势,一个细微的眼神,都能让我们感到关切与温暖。而从先生的言谈、文字中,更能感到哲学家的通达、坦然的大心,仿佛已入‘无人之境’。”陆建德上次见到杨先生还是去年,“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律,整理钱先生文稿,看书,思考,锻炼身体。衷心地祝福杨先生仍然这样平静而充实地继续着自己的笔墨生活,为社会、读者带来她的思考,让我们所有人得以分享。”

　　“我曾几次到杨绛先生家中采访,亲耳聆听她和钱锺书先生的教诲,沐浴二位先生的儒雅之风、仁爱之意,目睹他们夫妇远离纷扰、淡泊名利、专心治学的精神,以及幽默的生活情趣。后来我在阅读她的著作《我们仨》时,就有了深切的体会。”本报记者单三娅也一直牵念着先生。“她除了严谨、谦和的一面,还有善于体会人生乐趣的一面。缺少任何一面,她都写不出那么漂亮的文字。她是完美的:作为学者,作为作家,作为人,作为女人,她都有优越之处。”这是20多年前,单三娅在稿件中写到的访问杨先生的感受,至今,这感受依旧,并愈加强烈。“在杨先生百岁生日之际,作为她的后辈与读者,我们祝她健健康康,也期盼着早日看到她亲手编订的《钱锺书全集》问世。”

　　更多的普通读者是从杨绛先生的文字中了解她的近况与思考的。近年来,杨绛先生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整理钱锺书先生的手稿笔记资料,认为这是头等重要的事,4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等因此得以及时与读者见面;同时她自己也笔耕不辍,《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而从杨先生身边人偶尔写下的文字中,读者了解到,先生的起居,仍是清淡饮食,在屋里慢走健身;先生的住处,仍是水泥地面、老旧钢窗、粗布沙发,她谢绝了政府要帮她装修的美意,因为“虽说是国家的钱,到底是老百姓的,所以不要破费”;身在简室,先生却以天下为念。2001年9月,钱杨二位先生将他们当年上半年所获72万元稿酬以及此后出版的所有作品的报酬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运行十年,目前已有900多万元资金,共为268位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了奖学金。日前,杨先生更在报纸上以答问方式跟读者分享她的百年心情:“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在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其中显示的情怀、信念、哲思、生命状态,令读者深为动容。

　　去探望先生的人们都说,先生家中的花篮已经多得放不下,书桌却依然整洁;而更多的普通读者,则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的牵挂与祝福。在网络上,“杨绛百岁生日快乐”成为论坛和微博的热门词汇,读者重温先生的作品,转摘先生的精彩语句,感悟先生的百岁风华,还送上虚拟的生日蛋糕、蜡烛与玫瑰,“祝贺杨绛先生百岁生日快乐健康,期待着杨先生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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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7月22日 14:28　来源：大众日报

□　潘启雯

　　今年7月17日恰逢杨绛百岁生辰,再次引发“杨绛文化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戏剧史上有杨绛特殊的地位,杨绛虽然出手甚少,但印迹非常清楚,《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都有相当平和却浓重的思想史沉思意味；杨绛在漫长的时代岁月中选择沉默,但却以另一种方式为文化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现代女性知识人。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以知识女性温婉的叙事手法把人物塑造得十分丰富厚实,透过她女性纤敏意识对于人物的独特解读,使得知识分子的各色形象熠熠生辉,作品也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性。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纤细和敏锐,对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摹写独具蕴味和特色。一部《洗澡》,真实地书写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永远不能磨灭的群体创伤记忆。


　　比起时尚文化的煽情和火暴,杨绛的《我们仨》则是淡得不能再淡的文学作品,可它却一下子击中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面对这样一本书,我感觉自己既不是在欣赏美文,也不是在寻找思想,而是作为一个生命在认真聆听另一个生命的倾诉:它是那样的细密、平缓,又是那样的内敛、热情,直把真情送入你的内心深处。

　　《我们仨》问世4年之后,杨绛以96岁的高龄推出《走到人生边上》,当时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居然还有如此真挚的思考与坦然的心态。乍看书名,自然就会联想到钱锺书的旧作《写在人生边上》。从《写在人生边上》到《走到人生边上》,是生命暖流中两个相戚灵魂的长相守望,如此这般的“夫唱妇随”,令人感动莫名。

　　文化学者叶匡政给予杨绛较高评价,她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都是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作品,“我印象深刻,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而悲凉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呈现出杨绛独立的精神与文学追求——她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隽是杨绛的同事,叶隽指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史上,杨绛也有比较独特的地位,她并不以学术专项胜,但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她的《堂吉诃德》汉译至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她在论争过程中表现出的上佳学人风范,尤其会为文化史所记载；他们那一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具体的学术实绩,也还有一份学术传统和厚重的学术伦理意识及其坚守。”

　　“杨绛的最大贡献不在学术上,而在文学上,尤其是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交流上。”这是作家胡野秋对杨绛的评价。《杨绛文集》有8卷,由此可见她的重心在翻译,这也从她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为了支持钱锺书她愿意牺牲自己,所以她选择了于她而言比较方便的操作。由于她的国学基础太好,在这个领域她也高出其他翻译家太多。

　　在文学上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杨绛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范式,既有中国的古典文字内敛之美,又有西方文字的洒脱奔放之美,是真正的文字“混血儿”。另外,她最大贡献更在于为当代知识分子立了一个标杆,一个做文先做人的标杆。

英古阿格

脊梁。

听闻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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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8月04日 16:57　来源：光明日报

　　近年来，每到7月17日，人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一位无官无职亦非明星的世纪老人，为什么？只因为，在她身上，人们品味出了家的温馨、人性的温暖、书香的安宁。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无锡老家——人生的第一课堂

　　杨绛先生，字季康，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百日出生于北京。出生时爱笑，家里人给她喂冰淇淋，她甜得很开心，小嘴却冻成“绛”紫色，不过她的命名却是因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志士，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父亲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浙江当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坚持原则判决了督军的恶霸亲戚；任京师高等检察长时，坚持司法独立，毅然传讯交通总长并搜查其寓所，在因此被停职后，竟公开发表了长篇《申辩书》，申明自己的合法与司法总长的偏袒之嫌。此案成为民国一桩著名公案。

　　杨家父母关系融洽，给每个孩子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特别是对女孩，不要说是上世纪之初，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赞叹不已。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杨绛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杨绛初嫁入钱家时，钱钟书父亲主张杨绛待在家里学学家务，不要出去工作，杨绛的父亲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三岁的杨绛从出生地北京回到故乡无锡时，充满自信和调皮，竟然对初次见面的三姐说：“叫声季康官嘛。”在教会学校读小学时，杨绛俨然是孩子王。她是被姆姆老师称为淘气的“小魔鬼”，她学会了两手抓着绳子双脚缠绕着一直爬到秋千架的顶端；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她觉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姆姆来哄她；她会当面顶撞老师姆姆，而奋不顾身地去救护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学；她也是功课好而两次跳级被宠爱地称为老师的“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的学习尖子；同学中闹两派，她不愿学人家讨好两派说“都帮”，宁愿得罪人说“都不帮”；老师让她送没封口的信，尽管她很想看，但还是克制住了好奇心。杨绛认为，学会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童年想着的是“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

　　对祖国——“我们是倔强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人们总是对钱钟书杨绛夫妇留学时沉溺于牛津总图书馆“饱蠹楼”津津乐道。在国外，甚至连他们两三岁的女儿都在埋头读书，用杨绛的话说：“圆圆坐在高凳上，也学我们读书。我们买了一大册丁尼生全集，专供圆圆学样。她拿了一支铅笔，面前摊开大书，像模像样地一面看，一面在书上乱画，不闹，很乖。”然而，他们并未忘记多难的祖国。

　　本来钱钟书的庚款奖学金还能再延长一年，但他们决定按期回国。

　　在沦陷的上海，一次杨绛乘公交车遇到日本兵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杨绛低着的头抬起来，杨绛忍无可忍，一字一顿地地大声呵斥：“岂有此理！”一下把日本兵镇住了。在那个杀人如草芥的岁月里，这需要多大勇气啊！当时，钱钟书杨绛宁愿忍受贫寒，拒绝为敌伪机构工作。钱钟书写于抗战、定稿在胜利后的古典文学论集《谈艺录》序言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1949年3-4月间，钱杨夫妇在任鸿隽家和胡适讨论去留问题，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但他们依然留下来了。“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所以杨绛说“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

　　对人民——“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

　　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识，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入群众之中。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我永远在群众中”，说白了就是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辞去振华校长后，为生计她去当了上海北区工部局小学教员，当时有个一年级班都是淘气孩子，杨绛硬是几堂课下来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姓名，把小调皮们给镇住了，一年下来把这个班调教得很顺。

　　留学归来，杨绛作为大家闺秀、留学生，已然成为家族的“灶下婢”；上世纪50年代末下乡时，年近五十的杨绛居然学会了掌握平衡难度很大的推独轮车，装载着比人还高的秫秸秆上坡下坡；“文革”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以打扫厕所羞辱她，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乡下劳动，杨绛说,“我并未可以和老乡打成一片，只是老乡喜欢接近我。”

　　杨绛以92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当她听说一个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开了家小书店进不到她的书时，她会把留的样书寄过去。

　　钱钟书说：“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但杨绛之于钱钟书的重要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是“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是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的。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

　　50年代中期，钱钟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不在文学所，他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运动，所领导让代领传达，杨绛每天带着本子去记录众人的批判发言。

　　“文革”开始后，有人又把钱钟书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贴出了大字报，杨绛贴了一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红卫兵小将拉她上台批斗，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结果被游街批斗。杨绛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整个外文所就我一个。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她在“文革”中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

　　《堂吉诃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好校订，钱钟书希望能和杨绛交换题写书名。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钟书道：“留个纪念，好玩！”以后，他们两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题签。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全国人民一样，一下子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年4月，钱钟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书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钱穆说：“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杨绛的人生决断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在小学时，有低年级的小朋友陷在泥塘里，她不顾别人的反对，依然跑去为解救小伙伴们想办法。所以她从小就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雅誉。她和钱钟书订婚后，与钱家远亲、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结伴从南方北上清华，钱穆给她的评价是“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这种决断力也源于家教。杨绛上中学时，一次不想做学校要求的事，回家和父亲商量，想借父亲名义拒绝。杨老先生对她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要敢说不)”

　　杨绛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对事业和家庭的决断。杨绛一心想到清华读文学，却因为清华大学不招女生，只能读东吴大学法学预科，后读政治学专业；曾有机会去美国卫斯利学院（宋庆龄姐妹的母校），但因不愿给老父亲增加负担，也不喜欢政治学专业，从而拒绝了。由于她的坚持，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了外国文学专业。而一入清华，杨绛就戏剧性地碰到了钱钟书，并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母亲常和杨绛逗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与多数人理解不同，他们并非感性地一见钟情。70多年以后，杨绛谈起这一段说：“人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杨绛和钱钟书还是略有曲折经过相亲相恋才走到一起的。这也符合杨绛理性的人生态度。杨绛回忆道：“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比较相投。”杨绛就是这么决断地“选对专业嫁对郎”的。

　　才情女性——“钱钟书是谁？”“他是杨绛的丈夫”

　　常言道：“机会总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34年，出国留学前夕，为了赶时间，老师朱自清同意杨绛用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代替大考，结果这篇小说被朱先生投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杨绛第一篇创作并公开发表的小说，还被林徽因编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生享受妻子服务的钱钟书对妻子文才的“发现”要迟得多。10年后，钱钟书看到《小阳春》才肯定杨绛“能写小说”。40年后看了杨绛写的《洗澡》后，钱钟书说“你能写小说，你能无中生有”。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办《观察》杂志约杨绛写稿，杨绛把自己正在看的散文《世界公民》翻译了一段投稿，居然得到了大翻译家傅雷的好评。为了这个称赞，杨绛还受了傅雷的责怪。杨绛回忆道：“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了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1958年，她47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翻译西班牙不朽名著《堂吉诃德》。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中国的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从《小赖子》、《吉尔·布拉斯》到《堂吉诃德》，杨绛的翻译被誉为是在忠于原作基础上用中文的重新创作。杨绛把翻译比作“一仆二主”，即翻译必须忠于两种文化。为一个注解读完一本书，为一句话重译一个章节，为文气接不上，把总共八章的小说《堂吉诃德》已经译了的七章半推倒重来。这就是杨绛的翻译为什么好的原因。

　　1942年冬，陈麟瑞、李健吾两位戏剧专家在聚餐时建议杨绛写写剧本。杨绛写出了《称心如意》，被大导演黄佐临看中，一炮打响。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一时盛况空前，以至于1946年2月《围城》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人们问：“钱钟书是谁？”有人答：“杨绛的丈夫。”其实《围城》还真是钱钟书杨绛同去看杨绛的喜剧《弄假成真》时，钱钟书提起要创作一个长篇小说而激发的。钱钟书以每天500字的速度写了两年《围城》，杨绛包揽了后勤，每天急切地等着看他写了什么。（本报特约记者 钱晓鸣）

　　《称心如意》得到剧作家李健吾高度评价，被誉为世纪著名剧作家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喜剧的第二个里程碑。

　　吴宓女儿吴学昭问她的文章为什么写得又多又好，杨绛说：“写文章其实就是偶尔心有所感，渐渐酝酿，渐渐成熟，然后写出来了。”杨绛的写作是以人物塑造为核心的，因此她的作品往往在人物个性的鲜活上独树一帜，这与她的阅读视角是有关系的。她常说，读书就好像去别人家串门，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老朋友新朋友。

　　智慧人生——“艺术就是克服困难”

　　20世纪50年代末，杨绛写了《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文章结尾引用了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当时中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理论家周扬很欣赏，在讲话中引用说“艺术就是克服困难嘛”。

　　珍惜光阴和自强不息是杨绛克服困难的两大法宝。今年7月20日，著名艺术家黄永玉谈起杨绛时说，给百岁老人打电话，那是增加人家的负担。钱钟书杨绛先生的时间是真宝贵，我们以前住得近时，有时从湘西老家带点笋等土产，我送去，都是敲敲门，放下就走，由他们开门取。

　　无锡这么一个小地方，在近现代中国，名家辈出，仅文化艺术类的就有徐悲鸿、刘半农、刘天华、钱穆、钱基博和钱钟书、杨绛夫妇等。同为无锡人的冯其庸先生说，正是因为读书风气浓，所以人才就出得多。

　　钱杨夫妇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惜时如金地读书。留学时，钱钟书取得了牛津大学学士后，再也不愿去读学位了。他们俩双双放弃了读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因为觉得花那么多时间去修学位不值得，不如省出时间读书收获更大。这种求其实而弃浮名的读书法，被一代代大学者所看重。

　　在英国，经常出现钱钟书不小心用墨水污染了房东的桌布、台灯弄坏了、门坏了等生活难题，每当他听到杨绛告诉他“不要紧”，就“又佩服又放心。”“文革”在乡下劳动时，有关系的先回城了，杨绛指着一个草搭的窝棚说，给这么个棚子我们住下好吗？钱钟书想了想说“没有书”。在他们被迫半夜转移到一间废弃的学生宿舍时，60多岁的杨绛一会儿就把满是尘垢的屋子收拾出来了……难怪有人说，怎么看着钱钟书一天到晚总是笑嘻嘻的，原来是有个这么好的wife（妻子）。人生落点——“永远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动”

　　在大海的风浪中如何不晕船？在归国的海轮上杨绛感悟到了：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顺着船在波涛汹涌间摆动起伏，让自己的身躯与船稳定成90度直角，“永远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动。”这种在波浪中牢牢地把握“地平线”的办法，钱钟书一试真的管用。同样，这也是杨绛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诀窍。

　　杨绛的文学创作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汉语文字的贡献；二是突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历史再现。

　　著名文学家、报人施蛰存评价杨绛“自是语文高手”，“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最低要求。但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文学界一直把文学创作分为人生派和艺术派，杨绛是有高雅艺术性的人生派。杨绛的散文、戏剧、小说从不无病呻吟，都有着深刻的内涵。

　　在唯一的女儿、一生的伴侣辞世后，92岁高龄的杨绛出版了记述三口之家风雨历程的回忆录《我们仨》。有评论家认为：“《我们仨》展现了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境遇，很具有代表性。对于我们回顾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杨绛在国内率先出版的几部描写极“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散文集和小说，如《干校六记》，杨绛回忆说：“我动笔前告诉钟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我写完后给他过目，他不声不响，立即为我写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是真的觉得好，不是敷衍。”胡乔木评价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干校六记》被译为多国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价为：“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是杨绛的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绛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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