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8月27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第348期 作者：宫立
樊骏（1930—2011），浙江镇海人，著名文学史家。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在为人方面，还是在为学方面，他都堪称学界楷模。
多年前，由于做研究的需要，我在樊骏先生家居住了一段时间，协助先生整理他与友人的书信，并拜访了多位学者，了解到先生的为人和治学品质。
樊骏爱“挑剔”，学界有人称他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法官”。20世纪80年代，樊骏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定期举办的进修班授课。他在给一位外地青年友人的信中曾回忆说：“结业时导师所作的评语中，只有我指出了所辅导的学员的缺点，而事实上我所辅导的学员恰巧是全班学习成果最突出的。”他还做了自我反思，他觉得自己对学员的要求太过苛刻了，“如果因此挫伤别人的积极性，那就太不好了”。
严家炎曾著文称樊骏“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学长”，钱谷融也曾在给樊骏的回信中这样评价：“我欣赏你办事认真而并不热衷……你嫌自己太苛细，或者说太苛察，这确是你的一个毛病，但同时它也正是你的优点，是由于认真而来，是由于一种精神上或说是心智上的洁癖而来。而一般说来，你心地还是比较宽容的，因此，这并不构成你的真正的缺点。”
樊骏对自己同样是严格的，以《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为例，樊骏查阅了至少一两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如果从1983年春他产生撰文讨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及其得失的想法算起，到写就这篇近8万字的长文，前后用了长达6年半的时间。这篇文章在收入论文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他又增添了若干例子。严家炎评价此文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作为“现当代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执著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陈子善曾回忆，读到樊骏的这篇论文时，只能用“震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感受。
“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樊骏在对众多作家的研究中，最精深的当属老舍。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老舍的研究文章算起，到2001年12月修改完《走近老舍》，他对老舍的研究已达20余年。1998年2月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一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年各单项优秀作品奖评选中，《走近老舍》在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获奖作品中排名第一。2001年12月，文章再次作了修改，并在2002年10月21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王瑶学术奖中获得优秀论文奖一等奖。有的学者曾发出这样的呼吁：“一个学科应该有它‘十年磨剑’的巨著，由一个有能力的学者花10年、20年、30年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博涉旁搜、锐意探索，使这个学科在知识含量和学理深度上都有所创获，甚至开拓了一个新境界。”樊骏可谓这样的榜样。
为了便于人们阅读、研究樊骏的学术成果，也为了在学界弘扬他高尚可贵的品格和学风，朋友们一致认为应将樊骏分散于各处的论著编印成集。于是，有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是他从事学术研究50年来的学术成果的一次结集，共收了27篇论文，但还不到他全部学术成果的1/3。在编选这本论文集时，樊骏将大量写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对此，有学者深表遗憾，因为早期文章在“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田仲济生前曾多次邀请樊骏去山东为研究生授课，或者参加学术活动，均被他婉言拒绝。樊骏说：“我没有系统地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对这段文学历史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我所能讲的，只有自己思考过、研究过的少数几个‘点’，而它们大多已经写成文章发表了，别人也已经看到了，不宜再照本宣科作为讲课的内容，所以真正可以作为专题来讲的实在少而又少。”
樊骏从来不出专著，只出论文集。在1992年出版《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樊骏在前言中表示过对自己文章的不满：“出版这样一本论文集，从与出版社商定到最后编成，拖了好几年。主要原因是我对这些文章不甚满意；越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是明确强烈，因此对于编选出版的事，心中总有些踌躇。” 他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看得太神圣，对学术太认真。
樊骏不带学生，但众多后辈学者都曾得到过他无私的支持。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王瑶的指导下，由严家炎和樊骏负责具体事务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学科的荒芜，樊骏、严家炎等格外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发现和培养。樊骏欣喜地看到青年学者给学科带来的生气，同代学者支克坚也曾客观地反思道：“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中，打出旗子，引领风骚，不是第二代学者的事。”这种清醒的意识让他们对第三代学者的出现格外重视。早在1983年，樊骏就注意到“对于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对于他们给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工作带来的新气象，却很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肯定和赞扬了”，为此，他专门撰文“赞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
从笔者对樊骏书信的整理中，亦可知他对后辈学者提携的努力。“我以为十几年间的学术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参与组织的，未来的学术史将会如实记录出版界在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出版业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我只祈望年轻者能有我们一代所曾有过的幸运。”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余仁凯在给樊骏的书信中写道：“帮我们组织陈涌同志的论文集，为我们推荐近年来涌现的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人（王富仁、赵园、钱理群、刘纳、吴福辉）又使我们向他们组织到了几部较有特色的稿件。” 《新文学鉴赏文库》主编宋建元在给樊骏的信中也提到“海南打扰，大连求助，你慷慨热情的关怀与支援使我深为感激，直爽，利落的风度尤给我以极深的印象。”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在给樊骏的信中写道：“《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在你和严家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出版了十部。从社会反映来看，基本上是有的。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丛书能否得到社会承认，关键在于选准作者。”翻阅樊骏的书信可知，“作家评传”的作者人选大都是编辑采纳樊骏的建议去约稿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朱栋霖也曾回忆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这样年轻人的著作，之前尚无先例。因此我是很感激的。后来我听说是樊骏先生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樊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承担着他的使命，他不是任何人的导师，但他是最认真的一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