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军

    当下，个案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但在实践过程中，个案研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指出，随着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对独特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越来越无法体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个案研究是民俗学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应该如何评价个案研究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价值？优秀的个案研究具备哪些要素？如何进行富于创造性的个案研究？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尹虎彬。

个案研究推动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个案研究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您看来，在民俗学研究中，个案研究方法从何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确立其严肃的方法论科学性？

    尹虎彬：在展开正题讨论之前，我们不妨把话题扯远一点。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十九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由英国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改变。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些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学科即产生于这个时代，并且出现了许多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理论。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最为紧密的是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许多大的理论都产生于十九世纪。以民俗学而言，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等这样一些大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体系庞大，难以证伪。一般来说，民俗学研究传承，人类学研究文化，社会学研究社会，这些都决定了这些学科多少都有实证研究的特点。民俗学起源于英国。英国民俗学起初与社会人类学相混，受进化论影响，强调传统。安德鲁?兰称之为“遗留物”的科学。泰勒在《原始文化》里第一次使用“遗留物”这个词。弗雷泽《金枝》（1890）显示原始植物崇拜残余在现代农民中的存在。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民俗学是18-19世纪之交欧洲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产物。

    世纪末20世纪初，民俗学与民族国家力量相互交织，直到20世纪初，每个国家仍然在探讨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在方法论上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为代表的传统模式得到充分发展。二战后民俗学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民俗学”，人们把行为科学引入民俗学文本的研究之中，逐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田野调查的资料的基础上。这一发展模式突出地反映在人们从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研究。劳里?航柯的功能主义范式更加关注语境，关注民间文学的生产者，而不是民俗的产品；关注口头传统的生态学，关注田野作业。基于田野作业的个案研究是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的基石。晚近民俗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民俗学出现了综合性研究的新趋势，从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田野研究。其次，民俗学者试图在民众的言语行为中确定文本、文类和表演，研究民间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同时关注研究者对于结构材料、建构意义所起的作用，注意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业中进行自我定位。第三，民俗学者从大的历史视野中，从特定社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民间信仰等多个方面，揭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文化遗产打造、展示、和利用过程中研究国家及其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互动。以上这些大多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的。

个案研究可能成为后期理论的生发点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质疑，个案研究流于知识的碎片化，难以上升到总体推论和理论的高度，您如何看这种质疑？就您所从事的民俗学学科来看，个案研究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

    尹虎彬：这种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假设从事个案研究者没有学科的基本训练，没有理论高度和学理上的自觉性，缺乏学科的历史底蕴，他的研究就可能流于碎片化。我要说的是，碎片化并非个案研究的先天缺陷。任何形式的研究可以成为碎片化的可能。即便是纯粹的理论探讨，也充斥了碎片化的思想。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最近以来人文学者的综合素质滑落造成的。说的具体一些，那就是他们在从事研究之前，学术背景不大清楚，方向不够明确，采用的方法比较盲目。因此，造成了照搬套用，缺乏创造性。至于说到个案研究是否必须要有总体上的理论高度，我们还得具体地看问题，辩证地思考，全面地进行定位。有些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有些提供了新的视角，有些是补正了已经有的理论，情况是复杂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直接地划等号。具体到一个学者的而言，也具有阶段性，早期的个案研究可能成为后期的理论生发点，或者成为同时代人的理论生发点。总之，个案研究和理论突破不总是必然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情况下，总体推论或者理论思考可以是某个不从事个案研究者的专长。例如，匈牙利萨满教研究者埃利亚德，他并非萨满教的个案研究者，他却写出了很有影响的萨满教理论著作。

    在民俗学领域，个案研究的意义是为许多学者感同身受的。科学研究的质量取决于论据的质量，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哈佛大学图书馆“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它是帕里口头诗歌学说的资料基础。它是一个被反复利用的以供科学研究的或的实验室的记录。为了获得与事实进行类比的第一手资料，帕里在1933年到南斯拉夫进行田野调查，后来又于1935年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次他利用了新的录音设备，对西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语地区的口头传统史诗进行了充分的采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耐久性，对口头文学研究历史来说都是空前的。帕里1933年至1935年速记的规模宏富的资料，就是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精华部分。它包括12000个独立的文本，3500个录制12英寸铝制录音圆盘。此外还珍藏采录的最长最完整的史诗歌，最长的一部超过13000行。

    个案研究以田野作业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在材料的质量掌控、可验证性方面是其他形式的材料所不具备的。同时，人们所直接观察到的文化事象，它们大多是可以反复观察的，这就为长时段的现地观察奠定了基础，因此也适合不断调整人们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种统一性是由田野实践来完成的。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活形态的文化事象是综合的、复杂的，这也决定了个案研究的难度。个案研究恰恰能够检验研究者的综合素养和专业化的水准。至于说个案研究有什么学术价值，我在下面还会涉及一些。

部分个案研究者缺乏学科历史和理论的关照
    中国社会科学网：事实上，个案研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带有一定主观性等限制性条件，往往操作的合理性与最终结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面临质疑。比如，原始素材的被“污染”、个案选择对于总体结论是否具有代表性等等。据您观察，个案研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哪些方法论层面误区？

    尹虎彬：在民俗学个案研究的过程中，田野作业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集中反映出研究者主观性介入程度的问题，我们不会一概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它是逐步地被人们警惕的一种陷阱。我在2007年参加了芬兰民俗学暑期学校。有一个芬兰民俗学博士生正在做移民社会的口头叙事研究，她的田野是跨国的现场，她的被访谈者是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他者”。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一种反省性和将研究者自己进行自我定位的反思。这就是要了解在研究过程里，研究者对于建构材料所起的作用、建构意义的作用。田野作业过程中时的邂逅，关于“田野”的界定，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的交互主体性。在多元文化和跨国家的田野实践里，或者进行“多地方性的田野调查”时，研究者在“异己”“自我”文化之轴上做自我定位是很困难的。比如，在哪些方面，研究者是局内者，在哪些方面它又是局外人。这种二元划分到底又有多大的研究意义？作者试图探讨她本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被访谈人的面前的，向被访谈者到底展示了什么？她和她的被访谈者的文化背景以及她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又怎样影响了这种不期而遇的交流，影响对话和调查材料的结果。“相同性”（sameness）和“他性”（otherness） 在研究过程中将会起到什么作用呢？作者还涉及了权力、性别、角色（研究者-朋友）以及这些因素对于研究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的关系之影响，以及对整个研究项目的影响。

    另外，以往口头传统个案研究的片面性出现在我们固定不变的文类观念。其实，实际生活中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正如物种的多样性，口头传统丰富多样，其形态受传统法则的制约。每一种语言表达都是口头传统种群的成员。这些种群在社会生活中是天然共生的，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的语境统合其生态系统，共生和互哺有可能是事实。我们田野作业的目的却试图捍卫单一文类的优越地位，我们是在社会功能上理解每一种文类的，而我们需要理解每一个实际发生的互动过程。比如，我们在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生态系统之内发现的种类，即有史诗、挽歌、医疗魔法咒术、谱系、未分类的种类。以上这些都是彼此共生的。口头传统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在人们的实际生活里，民歌、民歌文本、故事讲述以及音乐表演等，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因此，田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歌不是孤立的实体，它们是人类行为的形式，它们的语境是社会生活和社区文化。口头传统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

    我们在上面简单谈了主观性限制的问题。对与中国民俗学的田野研究或者叫做个案研究来说，大量的问题还是基本的学术训练不够，进入田野之前的准备不够充分，进行田野调查的时间不够长，开展调研的次数有限，也因为对大量的民间传统文化的熟悉和理解比较浅薄，因此难以深入。更为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个案研究，大量地是一些模式化、格式化和僵化的写作。问题原因还是出现在个案研究者缺乏学科历史和理论的关照，缺乏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底蕴。更为重要的是，个案研究的灵魂是时代赋予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脱离时代对于理论的诉求。

好的个案研究在于“小中见大”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一种好的个案研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纵观学术史，不乏很多学术大家以良好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史上的典范，请您举一两个案例，谈一谈其作为个案研究的成功之处？

    尹虎彬：谈到民俗学个案研究的典范，可以说例子很多。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对芬兰史诗和印度史诗的田野研究，另一位芬兰学者洛蒂?塔尔卡对于乌库涅米口头传统的研究都可圈可点。在2007年芬兰民俗学暑期学校上，洛蒂?塔尔卡做了题为《乌库涅米口传歌库：卡莱瓦拉韵律诗中的文类、权威性和传统》的学术演讲，这是一篇凝结了她长达15年心血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研究范围为1821-1921这一百年间在乌库涅米搜集的《卡莱瓦拉》韵律诗歌的全部作品：其中涉及175位表演者（其中99位为妇女，76位为男性），38位搜集者，499部神话-历史史诗，38篇地方性历史诗歌，1255条咒语和符咒，193首抒情短诗，45个歌手的开篇程式，334条格言，还有其他文类。这项研究把现地田野调查和档案馆资料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在材料的历史跨度、多文类的广度、文本类型的复杂程度上，都是以往的研究和短期研究所不及的。 一般认为史诗包含了多样的文类，但是，史诗又不等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文类。那么，史诗是通过什么力量把这些文类融合到一个宏大的叙事之中的？我们可以从跨文类互文性来探讨这个问题。口传诗歌从整体上存在着一个交互联系的互文之网，这个网是由共享的诗歌语言来编织而成的。口传诗歌的权威性是通过表演者的演述实现的，表演者通常具有超常的能力和知识，具有魔力的咒语，语言的力量和巫术的力量乃至神的力量，表演者借助了这些传统的力量。

    我在不同场合提出过一个学术研究的规律，这就是说，一个成熟的民俗学者需要15年的时间的磨练。对于从事口头传统研究的学者来说，他可能从一个传承人研究入手，了解一个民俗学样式，比如，故事、史诗、相声等，下一步可以扩大到一个特定传统，研究特定地区的传承人群体，再进一步可以回到特定文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反思一个文化。这种境界是芬兰科学院院士西卡拉提出的。她自己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我在上面举例太多外国的研究者，其实中国学者的研究一点也不逊色。就一种好的个案研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这个问题，我的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同仁们比我还有发言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的蒙古史诗的口头传统个案研究是非常出色的，堪称一个典范。另外，巴莫曲布嫫研究的彝族史诗田野研究风靡一时，至今仍有意义。她提出田野研究的几个基本要素：传统、传承人、演述事件、研究者等几个在场的原则，成为口头传统研究的一个范例。详细的成果大家可以网上查阅。

    我们谈了这么多，也仅仅围绕个案研究这个小问题，而且仅仅限于民俗学中口头传统研究的小领域。其实，学术的意义不在于人们研究的问题是大是小，是大问题还是微妙的小问题。有时小问题反倒带出了大问题。

（尹虎彬，1960年5月出生，朝鲜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导师。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杰http://learning.sohu.com/20160320/n44116652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