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华]农民的时间感——以山东省淄博市聚峰村为中心
我们谈到时间, 当然了解, 听别人谈到时间, 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问我, 我倒清楚, 有人问我, 我想说明, 便茫然不解了 1。
这是圣奥古斯丁在谈到时间时曾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其中道出了他对于时间的莫大困惑。的确，虽然我们人人都生活于时间之中，无时无刻不在经历时间的流逝，似乎对于时间是非常之熟悉。但时间究竟是什么？恐怕又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清楚。因此，对于时间，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可以深入理究，只可直觉与体验 2。
人类对于时间的体验，大体可分为两类，即标度时间经验与时间之流经验。标度时间经验是对于事件定时定位的时间体验，是出于计时的需要，如一年分四季、二十四节气，一天分为上午、中午、下午、晚上等。但标度时间经验又并非仅仅是计时体系，而是包含有丰富的自然情境、形势和场，渗透着特定的含义。如《 吕氏春秋•十二纪》 所云：“ 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收，冬言藏。”时间之流经验是关于人生短促或者无聊的感叹，是对时间之流变的感悟。其更多地是一种生命体验，如紧张忙碌时，时间转瞬即逝；生活无聊时，又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3。
对于两种时间体验，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标度时间经验与我们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一些。标度时间经验是人类在与环境的协调经验中产生的，目的在于确立某件事情与某种环境条件、情景状态的内在关系。因此，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不同背景的人群对待时间的态度或观念也会有所不同 4。正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那样：“ 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及其与‘ 自然’节奏的关系”5。基于此，下面我们就以山东省淄博市聚峰村为中心，具体看一下处于特定自然环境与经济条件下农民群体之时间经验是如何表达的 6。
一、聚峰村概况
聚峰村位于鲁中山地中段，是一个包含有十一个生产小队的行政村，隶属于淄博市淄川区淄河镇，东距镇政府驻地约4千米。全村由十个自然村所组成，四面环山，周围山峰聚集，故名“ 聚峰”。十个自然村沿一条山涧从东北向西南依次分布于山谷之中，总长度约15华里（ 事实上有10、15、20三种说法），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山村特色。
全村现在籍人口1100多人，而原有人口将近2300人，只是前些年为响应政府号召，搬迁出去1100多人。这些外迁的人口，主要分散在附近一些乡镇。之所以搬迁，是政府考虑缩小城乡差距，因而把一部分山区的人口搬到工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去。现在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在村者很少，总数几乎占到人口总数的一半 7。打工的地域范围主要在周边地区，主要是从事工厂之类的工作。这些外出打工者，一般出去就是一年，并没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有些人家是全家都外出打工，如在聚峰三队就有这么四、五家，土地则让给别人耕种。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大家觉得种地不划算。
聚峰村居民传统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另外就是少量林木业。全村的可耕地几乎全部为山地，都是一辈辈慢慢开垦出来的，从山脚向半山腰逐渐推移。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特殊名称，主要以这些土地所在位置的名称来命名，如石孩崖、大东磂、梯子崖等，平时村民们就用这些名称来指称某一个地方自己家的土地。由于青壮年大都在外打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因此很多土地都被废弃而荒芜了，现在都栽上了树。目前，淄博市某房地产公司在聚峰村搞旅游开发项目，又进一步影响到了村里的农业用地情况。
本村现在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与玉米。以前玉米种植不多，主要作物为谷子与高粱，为这两种作物都不怕旱，能适应山地的干旱环境。谷子、高粱外，另外就是小麦、玉米及大豆等，另外棉花也曾有少量种植。本村现在没有任何的水利设施，农业生产纯粹是靠天吃饭，因而受天气状况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在本村做实地调查时，正值小麦收获时节。据一些村民称，由于天旱，今年很多人家的小麦可能仅够换回麦种来。以前也曾兴修过一些水利设施，就是“ 铁姑娘洞”，主要是在农业学大寨时期进行的。当时是由附近的东平、淄河与西河等几个乡镇联合修筑的，目的在于把附近水库（ 大河水库） 的水引到各村。但修成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只利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不再应用了。就聚峰村来说，似乎并没有利用铁姑娘洞的水来浇灌过土地。具体原因据说是由于水的价格太贵了，大家都浇不起。
二、节气: 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时间标准
农业生产是一项季节性非常强的生产活动。一年之中，从农作物的播种到收获，各个工作环节必须要顺应农时而逐项展开。我国劳动人民很早就认识到了农时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如《 吕氏春秋?审时》：“ 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叶世昌先生认为，“ 厚”在此很可能就是“ 候”的假借字 8。此后，历代的农学著作亦都有所提及，如西汉《 氾胜之书》、南宋《 陈旉农书》、元《 王祯农书》、明马一龙《 农说》等。在这其中，又以王祯的论述最为直观：“ 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9 ”“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农谚，更是充分说明了延误农时的严重后果。
农业生产活动必须要顺应农时，那么传统时代的劳动人民在没有今天先进仪器的条件下又是如何把握农时的呢？也就是说，农民开展各项生产活动的时间标准是什么呢？由调查中我们得知，主要的时间标准就是节气。按照向我们提供情况的桑老先生的说法就是：“ 种地主要是按节气来，到了什么节气就该种什么庄稼”10 。当然，就以节气作为农业生产的时间标准来说，并不仅仅只有聚峰村如此，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情况亦同。如在江南地区，农民就主要是以节气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准则 11。对此，费孝通先生根据其在江村的实际调查也早已指出过：“ 农民用传统的节气来记忆、预计和安排他们的农活。12 ”
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农事季节的经验总结。其一共有二十四个，所以又称为二十四节气，十二个月中每月两个。按顺序这二十四个节气依次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节气在我国很早就已出现，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二至和二分四个节气了。以后逐步发展，至迟到秦汉时期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最终形成 13 。二十四节气是农事经验的总结，其很早就被用于指导农业生产活动。如《 礼记•月令》 所载：“ 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 氾胜之书》 亦有论及，如耕田“ 凡耕之本在趣时和土，……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王祯亦曾说：
“ 十二辰日月之会，二十四节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迁变，如环之循，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14 ”
聚峰村一年之中的农业生产通常始于清明之后。清明一过，如果雨量合适的话，大家就纷纷行动起来开始从事春耕生产。此后，到了某一个节气该干某种农活时，大家也都会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在谈到本村主要作物的耕作环节时，就基本都是以节气作为时间标准。谷子谷雨左右播种，秋初的处暑左右就可收获。小麦秋分左右播种，来年芒种左右收获。春玉米谷雨、立夏间播种，收获则在处暑左右。夏玉米则是芒种播种，收获在秋分左右。高粱谷雨播种，处暑、白露左右收获。棉花谷雨时节点种，立秋左右打杈，白露左右开始采摘。蒲松龄系清代淄川人，也就是现在的淄博市淄川区人，在其所著《 农桑经》 中谈到某种作物的种植情况时，就往往以节气作为标准。如种棉花“ 大约在清明、谷雨间，……锄又宜在夏至前”；黍稷“ 勿太早，谷雨后种之”；高粱“ 宜清明前中之，勿太晚”15 。虽然蒲氏所记当时作物种植时节与现在略有不同，但以节气作为标准却是相同的。为了方便记忆与传承，人们便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及农业生产实际，把各农活的时间要求编为农谚，如“ 过了惊蛰节，耕地不用歇”、“ 谷雨前好种棉，谷雨后好种豆”、“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适宜”、“ 芒种三日见麦茬”16 等等。
某一节气干某种农活，但并非说这一农活就一定要在节气这天进行，而只是一个大体的时间安排。所以在提到某种作物的播种或收获时节时，总是要在节气后面加上“ 左右”两个字。所谓“ 死节气，活办法”，以节气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时间标准，还必须要考虑到其他情况而灵活安排，因为作物种植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如气温、雨量等。就聚峰村来说，作为一个山村，又没有任何的水利设施，只能靠天吃饭，因而降雨量就成为限制本村农业生产的头等因素。比如到了某一节气该种某种庄稼的时候，如果雨量不足的话就不能种，因为种了也是白种。所以在谈到本村农业春耕生产始于清明时节时，向我提供情况的桑老先生特地强调是“ 下雨后”。如果雨量不合适，大家就只能等一等，下过雨之后再播种。桑老先生记得有一年，由于干旱都农历五月二十了玉米还没能种上，而通常五月初就该种了。但毕竟每种作物都有一定的农时限制与生长期限，延误农时或生长时间不足也就不能获得好收成，甚至绝收。因此，如果天长时间不下雨而不能下种的话，人们就挑水点种。只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手里也都有余粮，即使一两年不收也不怕了，因此现在挑水点种的也就基本没有了。
虽然从民国时期开始，政府就一再发布命令禁止使用农历，推行公历，但直到现如今在广大农村中人们依旧以农历作为主要的计时系统。问题在于，农历是根据月亮自转来规定的而公历则是以太阳公转为依据来实现的，两者之间总是有一定的差距。虽然农历通过闰月的办法弥补了这一差距，但相对应于农历来说，在每一年中各个节气的日期则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对比之下，相对应于公历来说，各个节气的日期则是基本固定的）。基于此，人们又是如何得知各个节气的日期来安排农事的呢？答案则是传统的历书。每年人们都从市场上购买这种书籍，借以查阅具体的节气安排，以相应安排农业生产活动。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早就提到过：“ 历本并非村民自己编排，他们只是从城镇买来一红色小册子，根据出版的历本来进行活动。他们不懂其历法的原理，他们甚至不知道历本是哪里发行或经谁批准的。因政府禁止传统历，出版这些小册子是非法的。”但这并未妨碍历本的普及，“ 在任何一家人的房屋中都可以找到这本小册子（ 指历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往往是家中唯一的一本书，人们通常将它放在灶神爷前面，被当作是一种护身符”17 。
三、太阳、月亮、星星: 农民日常劳作的时间参照
就农业生产的年周期来说，人们通过节气、并适当考虑其他一些因素来把握各项农活的劳作时间。但对于短期的日常劳作来说，人们又是如何把握时间尺度的呢？古时并没有钟表，人们利用日冕、水漏、沙漏以及油灯等来作为一天之中的计时装置。但就农村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些装置并没有得到普及应用。钟表最早由西洋传教士带入中国，一开始只是在宫廷及少数官僚家庭中有应用。民国时期，钟表的普及性增强，但也基本只限于城市与上层家庭，至于在农村中出现则是很晚近的事情了。以聚峰村为例，据桑老先生所言，196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有钟表，但也是非常之少，普通农家中基本没有应用。此种情势之下，人们只能以自己所熟悉的其他事物作为参照来把握时间，于是有固定活动规律的太阳、月亮、星星等天体便成为最方便的参照物。
太阳是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之源。每天太阳都东升西落（ 视觉效果上的），做着不间断的周期运动，于是太阳便成为了计时的首选参照物。人类计时的第一个时间单位——日，以及后来的更长时间单位——年，就都是根据太阳的运动周期来确定的。除此之外，太阳还是人们日常活动的首选参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人们把自己的日常活动与太阳的活动轨迹相协调一致的最真实写照。在淄博，人们把太阳称作“ 老爷爷”、“ 爷爷儿”18 。聚峰村的人们，就是根据“ 老爷爷”（ 太阳） 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作为主要的时间标准。由于此地是山区，早晨时大家就以太阳与山的相对位置来判定时间。以聚峰三小队而言，确定太阳相对位置的山是东边的行喝（ 当地人读huo） 岭。不过，不同的季节，以太阳与山的相对位置来把握时间的标准也不相同，春末夏初有一个标准，秋天又会有一个标准。这主要是考虑到不同的季节，太阳的升落时间有所不同的缘故。以农历四五月份为例。早晨起来先看太阳，看到太阳在红山的时候就是该吃早饭的时候了。所谓红山，就是说山是红的，因为朝霞是红的，会把整个山映成红色。此时太阳大约在半山（ 行喝岭） 腰，按现在的标准大约是七点钟左右。这时人们便吃早饭准备下地干活，而据说几乎总是与实际时间相差不多。中午的时候，看到太阳在正南的位置，则就该放工回家吃饭休息了。下午则以太阳落山、天是否变黑为把握时间的标准。
看太阳位置以确定时间的标准除有季节性差异外，还有地域性差异。由于本村多山，各个生产队之间拉的距离也非常大，因此即使在本村内，不同的地点在时间判断标准上也有所不同。以三小队石孩崖旁边的大西磂（ 磂就是山沟）为例，当地有句俗谚说“ 半天大西磂”，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天黑得特别早，一天才刚过去一半的时候这地方天就黑了。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大西磂这个地方山谷特别深，因此比较阴暗，很早就看不到太阳了，比其他地方天黑的要早。在这里看到天要黑的时候，出来看其他地方太阳仍然还老高。因此，在大西磂这个地方干活，总是要干到很黑的时候才回家，而此时其他地方可能才刚上黑影。另以三小队与十小队相比，两地的时间标准也不相同。十队附近的山特别高，受此影响，这个地方的天总是黑得特别早、亮得特别晚。两队相对比，按现在标准，如果三队五点明天，十队要七点才明天 19 。这其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笑话，即“ 十一点半的干部”。农业社初期，本村的书记是十队人。由于十队天亮的晚，因此这个地方的人每天总是起床晚、吃早饭也就晚。加之十队离大队部（ 在三队） 又有七八华里左右的距离，因此这个书记每次开会总是迟到，要十一点多才到，于是大家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每次大家总是等他很长时间，而他却老是说才刚吃过早饭呢。
白天人们以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来确定时间，那在没有太阳的晚上又该如何呢？这时只能依赖月亮与某些星星。月亮是夜空中的太阳，淄博乡间亲切地称其为“ 月嬷嬷”、“ 光明奶奶”、“ 空中老母”、“ 老母奶奶”，与被称作“ 老爷爷”的太阳相对应。另外还有“ 月们们”、“ 月明”、“ 光明”等称呼。在淄博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月亮出没规律的俗谚 20 ：
三十、初一, 老母歇息 ( 始终见不到月亮)
初二三, 月牙钻。
初四五, 月牙鼓。
初七八, 老母像页瓜 ( 半圆) 。
初九、二十三, 出没半夜天 ( 或: 两头一般宽, 即初九半夜没, 二十三半夜才出) 。
十四五, 常夜老母。
十七八, 坐坐等霎 ( 天黑后坐一会儿月才出)
二十二三, 月没正南 ( 天亮)
二十四五, 月没东屋 ( 天亮) 。
二十七八, 老母出来一霎霎。
二十八九, 老母出来走一走。
旧时没有钟表，人们夜间就以月相来推断时刻，也能据此推知是农历的哪一天。另外某些星星，如启明星、北斗星等也可以作为时间判断的标准。在聚峰村，当早晨很早还没有太阳的时候，人们就看月亮或星星到什么位置了来判断时间。比如种麦子的时候（ 九月下旬左右），看到明星（ 当地人对启明星的称呼） 在东南方向的时候就知道天差不多要亮了，这时就该准备起床下地干活了。明星就是九大行星中的金星，也称为启明星，其离地球最近，亮度仅次于太阳与月亮。因大而明亮，所以又被称为明星 21 。金星的运行很有规律，拂晓时出现在东南方，故曰“ 启明”；黄昏则出现在西南方向，故曰“ 长庚”。正如《 诗经?小雅?大东》 所言：“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农业社时期，各个生产队实行集体劳作。每天下午散工的时候由生产队长布置好明天的任务，如干什么工作、到哪儿工作及具体分工等。这其中，第二天的时间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规定好明天太阳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开始下地干活，几乎天天如此。这时，判断时间便成为生产队长的重要任务之一。据做了二十多年生产队队长的张道胜（ 音）22 老人所言，农忙的时候他总是很早就起床。比如割麦子的时候，每天四点钟左右就会醒来，然后看看月亮或星星到什么位置了。当看到天快亮的时候，便开始吹号，从生产队的这头吹到那头，再从那头吹到这头。社员们听到号声就赶紧起床准备下地干活。早饭回来吃，吃饭时也是吹号通知。当时制度非常严格，迟到的话就会被扣工分。
但是，太阳、月亮与星星并非每天都会出现，比如阴天下雨的时候，又该咋办呢？用张道胜老人的话说就是“ 只能靠感觉了”。因为长期如此，早已形成了习惯，每天到那个时候就会自动醒来。加之制度严格，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另外，时间标准也不一定会被严格遵守，而是有季节性差异。比如很忙的时候天都已经很黑了也许还在地里干活呢。尤其是集体化时期，每一项活计都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定，比如这片地我们必须在多长时间之内刨完，刨不完就不能回家，即使天已经很黑了。单干后，时间安排不再如此刚性。大家总是乘凉快早一点下地干活，天比较热了就回来，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安排，自由度相对比较大一些。
四、讨 论
前已述及，标度时间经验是人类在与特定环境条件之协调中产生的。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时间感是与这个地区的环境条件相适应的。而这里所说的环境条件，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在聚峰村，日常劳作的时间标准就与本村多山的环境有很大关联。比如，以太阳与山的相对位置来判定时间；由于居住分散及受高山的影响，即使在同一村的不同地方在时间感觉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这一点在本地的一种特殊土地计量单位——工夫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 23 。现在村里人大约每人有五个工夫的土地，据土改时土地分配委员会的丈量，四个工夫相当于现在的一市亩。“ 工夫”一词带有极强的时间倾向性，一个工夫，简单来说就是一天的劳动，按当地人的理解，大约十二三个小时。所谓一个工夫的土地，就是在一天内所能耕作的土地。这主要由于本地是山区，土地依山势开垦而来，都很不规则，也就很难精确丈量，于是刨一天就称为一个功夫。
任何计时系统都是文化的产物，尤其与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关，真是“ 无不来自于实践”24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时间上，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人们的时间观念产生影响。中国传统时间观，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和农业生产紧密相连，把农事的进程作为时间的一种重要尺度。“ 春”、“ 秋”、“ 年”等表示时间或季节的词，其本义都与植物或庄稼的生长、成熟有关，如《 说文》 对年的解释就是“ 谷熟也”。另外，作为农业生产主要时间标准的节气，本身也是掌握农事季节的经验总结，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谷雨、小满、芒种更是直接以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来命名。在这种农民时间感的认知过程中，农业生产活动、即“ 实践”又起到了“ 再造”的作用。如布迪厄认为，时间的象征既是一种“ 类科学”的认知，也是一种社会活动节奏的秩序，个人行为与他的趋同，并不是因为个人受他的全面制约，而是因为在特定的环境和文化场合中，个人的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实现，有赖于为之提供认知和行动方便渠道的系统。因此，实践一方面实现了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使结构和体系得以不断再生产，形成其“ 霸权”的中介。也就是说，实践既是策略性的个人行动，也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萨林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复制社会文化体系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实践。日常生活的实践体现了组织与支配体系的时空和社会秩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常规不仅受到内在组织原则的影响，而且还在现实世界中加强这些原则 25 。
选择了一种计时方法，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丁贤勇认为，受传统农业生产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特征的影响，生活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在时间观念上具有凝固性和恒常性的特点，重复、单调、千篇一律，缺少创新，而正是这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 26 。传统时间观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非精确性，没有精确的几点几分的概念。如在聚峰村，传统上人们只是以太阳在半山腰、月没正南、启明星在东南方等来掌握一个大体的时间尺度。之所以如此，也是与农业生产的特点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虽然也有一定的农时要求，但这种要求并不像现如今技术时代形势下的时间安排那样严格，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起床、上班、下班、工作、学习，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你必须遵守而不能出差错。整个社会就是一台庞大的机器，在时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运转。与技术时代相反，同农业活动那种相对较长且不很精确的生产周期相适应，处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的人们自然也就不用遵循特别严格的时间安排。所以，在西方人批评中国人在日常事务上缺乏时间观念时，杨联升先生辩护说：“ 但是应该记住，在机器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27 ”
标度时间经验是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结果，是对时机的把握，包含有丰富的自然情境、形势和场，渗透着特定的含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标度因为复杂的测量技术和手段的运用而转变成了测度，于是我们把测度到的东西叫做时间，这就是测度时间。简言之，测度时间就是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水漏、钟表测量而得的时间。其本质上只是一种物理运动过程，某种空间化的东西，或者是数的序列，或者是几何长度 28 。与标度时间不同，测度时间不再与周围环境相联系，不再包含有特定的含义，脱离了人们直接的生活经验。正如拉尔夫金（ Rifkin） 所言：“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的加快，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人类的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节的变化相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的时间环境：14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29 ”而这种转变，正是技术时代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代替的必然结果。另外，与技术时代的要求相适应，时间概念也变得日益精确，几时几分几秒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同时，伴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传统凝固性、恒常性的时间观念也逐渐逝去，千篇一律的乡村生活开始发生改变，浓厚的乡土观念也开始被打破。
上述的这种转变我们在聚峰村人的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如今，钟表在村里已变得非常普及，村民们已习惯了用钟表来把握时间，传统的以太阳或月亮来把握时间的办法已不再应用。一半的村民被政府迁移到了工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即使留在村里的青壮年也几乎全部在外打工，传统固守乡土的观念已经不存在了。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们，由于常年在外工作，已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传统时间观念，如以节气作为农业生产的时间标准，也在他们身上失去。而对工厂劳动的参与，则使他们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下的时间环境之中，因而也就会逐渐形成技术时代的那种时间观念：时间已变得十分精确，以适应工厂严格的时间要求；时间也只是钟表所显示的几时几分，与自然节律、物候变化已没有什么联系 30 。与此同时，即使那些留在村里人的时间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工业生产的影响。比如“ 工夫”这一概念，传统一个工夫是指十二三个小时，并没有一个确数。但受工厂三班轮换制的影响，一个工夫就是八小时了。相信随着时代的日益发展，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及整个社会的工业化，与传统农业生产相联系的传统时间观念也必将逐渐消失。
1 奥古斯丁：《 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2页。
2 转引自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3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 之第1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 笔者家乡的一句话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工人的阳历、农民的农历、学生的星期。
5 爱德华•汤普森：《 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7页。
6 文中所用的基本资料，主要是基于2006年6月3日至6日的一次田野调查而得来。
7 这一点在实地调查时感觉颇深，在村中所遇到的人，几乎全是老年人和孩子，青壮年则很少见到。
8 叶世昌：《 中国古代的农时管理思想》，《 江淮论坛》 1990年第5期。
9（ 元） 王祯《 农书》 卷1《 授时》。
10 桑老先生，即桑廷龙，70岁，聚峰村三小队人，做过多年生产队副队长、铁姑娘洞营长，多年来一直担任本村业余京剧团的首领。本文所用关于农业生产时间的资料基本都由其向笔者所提供，下文不再特别注明。
11 王加华：《 节气、物候、农谚与老农：近代江南地区农事活动的运行机制》《， 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12 费孝通：《 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15页。
13 程传颐：《 二十四节气》，江苏苏州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32页。
14（ 元） 王祯《 农书》 卷1《 授时》。
15 蒲松龄：《 农桑经》，见盛伟编：《 蒲松龄全集》 第3册，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250、251页。
16 于中：《 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17 费孝通：《 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16页。
18 于中：《 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19 受访人桑廷龙老先生是如是说的，可能有所夸张。说到这里时，老先生给我举了一个例子。1959年，他带戏班去十队唱戏。白天唱了一天，吃过晚饭后又唱了一出“ 灯戏”（ 即晚上唱戏），结果唱完回到家时，家里才刚刚吃晚饭。
20 于中：《 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21 “明星”这一称呼，并非聚峰村人的独创。早在《 诗经》 中就已有此种称呼，如《 郑风•女曰鸡鸣》：“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22 张道胜，78岁，聚峰村一小队人，1947年入党，1956—1982年任第一、二生产队队长，并曾做过六年“ 铁姑娘洞”工程队营长。
23 同在其他场合，如盖房、做工时也都会用到工夫这一单位。
24 刘文英：《 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页。
25 转引自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第199、200页。
26 丁贤勇：《 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 史林》 2005年第4期。
27 杨联升：《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28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9、30页。
29 转引自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30 可以推想，那些外迁的人，由于是搬到工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因而也必定有大量的人参与到工业生产中去，因而他们的时间观念也必定会发生变化。
（本文原刊于《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