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深处的怀念
杨利慧
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一年了，而我依然恍惚觉得先生还活着，依然活在我们中间。家里的书架和冰箱上贴满了我们夫妇和先生的各种合影：先生在我取得博士学位后和我的合影，先生正持扇微笑；先生在我们的婚礼上做主婚人，满脸的慈爱和喜悦；我们陪先生参加各种会议的留影；在医院里探望先生时的合影，先生略显疲惫但依然在谈论工作；陪先生在北师大的校园里散步时的合影，先生穿着一件白色的风衣，面前一大簇金黄的迎春花正灿烂地开着……每天在客厅里来来往往，都会看到先生熟悉的身影，看到先生善良、温和、宽厚的微笑；每次抱着我们那刚刚“呀呀”学语的女儿在照片前驻足，都会指点着告诉她：“这是太爷爷，这是爸爸，这是妈妈……”
可是，每当我遇到学术上的问题需要讨教、写完文章后需要指教交流、遇到人生中的各种困扰需要倾诉与开导的时候，我才强烈地、真切地意识到如今那一片巨大的真空：先生不在了，先生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先生去了，我的求学生涯中少了一位良师，我的个人生活中少了一位亲人。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曾经说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以为先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先生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走上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之路的，从此毕生以民族民间文化的“发采扬辉”做为历史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正是这种超越了个人私利的高贵理想，使得他能够轻视一切尘世间的蝇营狗苟，不为厚禄高官所诱惑，不为世易时移而动摇，虽清贫于斯，困顿于斯，但无怨无悔，奋勇向前。先生曾经教育我：对待学问要“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还亲笔写了一副小笺给我，告诉我“要具备坚忍不拔的志节，才能顺利地度过人生与学艺的海洋”。每次见到先生，无论是在他狭小的书斋里，还是在他打着吊针的病房里，他都会在简单的寒暄之后，马上把话题转移到学问上来：我最近又写了什么文章，你觉得怎么样；最近出了什么好书好文章，你应该找来看看；哪位著名的学者到北京来了，应该“借机拔拔毛”，请他（她）来师大做个讲座，听听近来学界有什么新动态；应该组织个什么会议，就近来国内民俗学界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方向，引起讨论；应该开个研讨班，探讨些问题、培养些人才……
每次与先生的会面和交谈，都会使我如沐春风，耳目一新，感觉到一种超越了个人“小我”、向着一片清朗绝俗、纯粹安详、不断进取的境界攀升的愉悦和快乐。记得在读先生的博士生时，有一次看到一位地方学者写了一篇关于先生的文章，明是在褒赞钟老，实际上却是在借机吹捧自己，许多是不实之辞。我那时20多岁，少不更事，而且年轻气盛，看了十分生气，卷起报纸就去找先生，把这种做法大大批驳了一番。我预料先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不想先生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说：“这种事，别去理它。”我不解先生为什么对这种不义之事这么姑息。先生解释说：“我告诉你，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如果你都去认真计较，那就别想干正事了。”如今，随着我的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先生当年的那分感慨，而且越来越觉得先生的伟大：身为社会中人，要想一直超越世俗生活的困顿和人际关系的困扰，始终保持宁静清朗、不断向上的心态，谈何容易？！先生一生的际遇之坎坷，远过于寻常人，而他取得的成功也远高出于寻常人，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他这种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为此锲而不舍、顽强执着的精神吧。
我在先生身边求学问道11年，其间有大量和先生密切接触的机会，我得以从中直接观察、学习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处事之道，获益良多。
我是1991年夏考入北师大攻读民间文艺学的博士学位的，导师原本是张紫晨教授。张先生次年不幸因病去世，我被转入钟先生门下继续读书。我的毕业论文原打算写女性信仰方面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题目。正巧钟先生一直想做一篇研究女娲神话的《女娲考》，而且他已为此准备了多年资料，可始终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撰写。于是，先生就将这个题目推荐给了我。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就接受下来。从此，“女娲”以及神话研究成为了先生和我的共同爱好。先生慷慨地把他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料卡片借给我看，有时侯他在亲笔抄录的卡片上还特意夹上字条，提醒我阅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他看到了什么新资料，也马上交我复印阅读。先生对我开玩笑说：“小杨，先生是你的资料员啊。”有时侯我写论文正焦头烂额时，忽闻楼下有人传呼，跑下去一看，是先生拄着拐杖来看我了，于是师生二人一起，一边在校园里散步，一边探讨我的写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先生的建议总是高屋建瓴，能使我茅塞顿开；先生的鼓励总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使我能在艰苦的日子里感到温暖，并获取不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博士论文的草稿完成时，已经是四月末了。先生并不因为自己年高体弱而推卸做导师的职责（按说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恰恰相反，他丝毫不肯放松对我的要求。在“五一”节休假的几天里，我就在先生的书房中，一字一句地把论文念给先生听。记得那几天正下着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伴着我的念诵声，在狭小的书房里显得格外单调。然而先生听得很认真，遇到他觉得错误或者需要斟酌的地方，他就会马上打断我说：“等一等，这里有个问题……”于是我就停住、询问、讨论、补充、修改。有一次，在讨论女娲的神格属性的时候，我和先生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女娲神格的基点和中心是她的始母神的神格，先生有些不以为然。先生要我改改自己的意见。我死钻牛角尖，执拗地坚持己见。先生说：“那你回去再想想，补充一些材料来证明你说的有道理。”我随后又找了许多材料，对那一章做了补充。这次先生听了，笑着说：“唔，你讲的有道理。”
先生想写的《女娲考》，原本打算从原始文化史的角度，通过女娲在神话中的各种活动，去论证这位女神及其神话所由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他期望我的博士论文能完成他的这种构想。但我因为自己的学术功力不逮，加上对于文化史的方法有些看法，所以没有按照先生的意思去做，而是使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女娲信仰的领地。我想先生心里可能多少有些失望，但他并没有勉强我照他的思路和设想发展。后来先生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序言中，还夸我敢于坚持己见，“洁身自爱”，“不因人热”。我很惭愧，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先生交给的任务，反而得到先生的过奖；同时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这样宽厚包容的导师。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历史是不计较细节的。我不知道历史学家对此是否赞同，我以为此话有些偏颇：历史不是由许多细节所筑成，伟大不也体现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面么？每当我想起先生的时候，总会想起和他有关的许多细节，心中总是满溢着亲情和温暖。从先生与我交往的许多点点滴滴的小事中，我感受到一个血肉丰满的钟敬文：一个善良正派的人，一个亲切随和的人，一个细腻丰富的人。
我自1994年夏博士毕业后，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导师依然是钟先生。我那时常为家事烦心，闷闷不乐。先生探知我的情况后，常劝我要宽心，还写诗安慰我说：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在尔两难诚所苦
然谁一世免挑愁
先生门下的青年学生大约都知道先生的一个特殊要求：学习要集中精力，最好不要谈朋友，以免牵扯精力。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听去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我和后来成为我爱人的安德明博士都是先生的弟子，不敢违抗师训。我们很老实，直到我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谈恋爱。记得我毕业后的一天，我陪先生散步，看先生高兴，就忐忑不安、支支吾吾地对先生坦白道：“我有朋友了。”先生似乎并不觉得太突然，自然地问：“是谁呀？”我说：“您猜，您认识的。”先生马上说：“是不是小安？”我大为诧异先生如何能一语中的。先生有些得意地说：“我早想过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后来一天我去先生家里，先生顺手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这里有篇文章，你拿回去看看。”我一看，是一篇题为《怎样使爱情地久天长》的文章。我非常感动。1995年末我们结婚的时候，先生还做了我们的主婚人。婚礼上他讲了很长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家庭生活艺术的道理，例如夫妻双方要着眼于大方面的一致，不要计较些微琐事；要彼此宽容，才能有稳定和睦的家庭生活。这番来自生活的经验之谈后来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在师大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住房却换了几回。第一次从学生宿舍搬到博士后公寓（当时叫“鸳鸯楼”）时，先生已经是91岁的高龄了，还亲自爬上三楼来给我“贺新居”。说来好笑：先生要德明陪他一起去，还特意准备了茶叶，要德明拿着，并让德明说是自己的贺礼，他的意思是要德明在我和母亲面前表现表现。结果德明来后主动坦白道：“这是先生要我拿来的。”先生又好笑又好气地说：“哎呀，你这个人太老实了。”后来德明博士毕业，我们从师大校园搬到校外的静淑苑，先生还为我们做了一副对联：
民俗学方兴 进业欣看双博士
京华居不易 栖身幸得两间房
2000年夏天，我们夫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要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民俗学系访学进修一年。当时先生已经98岁了，正在西山八大处的工人疗养院疗养。先生早和我们打过招呼，要为我们和也将去美国访学的博士生巴莫·曲布嫫饯行。先生和我开玩笑说：“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们回来。”这话让我们感到分外沉重。记得那一天非常炎热，先生在八大处的药膳房订了一桌酒席。菜肴许多是我从没吃过的：鹿排、牛髓汤、裹着黑蚂蚁的炸蟹排……。告辞的时候，我不敢转身去看那在女儿和助手的搀扶下缓缓前行的老人的身影，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
2001年夏，我们正收拾行装准备回国，突然得到先生重病住院的消息，心急如焚，生怕不能够见先生最后一面。8月底，我们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看望先生。先生的状况让我们大感欣慰：他精神很好，思维一如既往地敏捷，记忆一如既往地清晰。先生询问我们留学的感受和收获，并嘱我抽空为他编辑文集《婪尾集》。我们乐观地以为：先生多次生病住院，但每一次都能逃离危险，恢复健康，这一次也一定能化险为夷的。不想这一次，先生的病越来越重。今年1月9日，我们又一次去友谊医院看望先生，德明还带着他刚刚完成的《钟敬文传》。先生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看见我们，他很高兴。问德明：“哦，书写好了？有多少字？你辛苦了，谢谢你。”他看见我，解释说：“现在大的局面还好，比较稳定，小的问题还不少”。我知道他在说他的病，于是安慰他说：“大的局面好就行了，小的问题咱们一个个治。”先生又让我们把刚刚出版的《婪尾集》的样书拿给他看，说这本书“大体还象样”，问我出版社的同志反应如何。我答“他们很高兴”。先生要我代他谢谢责编同志。
他的女儿小宜老师告诉我们：《婪尾集》的样书昨天刚送来，先生看过，马上就要叫人送给启功先生去鉴赏——他说启先生一定最明白他取名“婪尾集”的意思，这第一本书，应该送给他。我再一次为两位老学者的相知之谊而感动。
我坐在床边，握住先生的手。他的手有些发凉，而且有些浮肿，和他平时温软的手大不一样。
中午，我们把带去的鸡汤喂给他喝，他只喝了几口就不喝了。我们带去的饺子，他一个也没动。
后来巴莫来了。我们眷恋地守在床边不忍离去，看着先生痛苦地睡着了。
直到下午3点多，我们夫妇才离开医院，当时护士正给先生吸痰。我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叮嘱先生的助手康丽：如果发生什么事，马上给我们打电话。
半夜2点多，电话突然响了。康丽告诉我们：先生于10日凌晨0时1分去世了。
我们睁着眼睛，再也无法入睡。德明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我的脑海里时而一片空白，时而回想起与先生交往的许多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
先生去世后，曾经有位记者问我：钟先生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自己当时哽哽咽咽地回答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安静下来之后，我常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有幸在20岁出头、事业和人生刚刚开始、思想和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型的时候，遇到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从此得先生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我的学问和人生观都打上了深深的“钟氏烙印”。在治学的领域上，我最初是接受了先生的建议、并在先生的大力扶持下，开始研究女娲神话的，由此走上了神话学的教学和研究之路；在治学的方法上，我竭力遵循先生教诲的“一切从材料出发，用材料来说话”的实证方法，虽然后来也逐渐接受了一些其他的理论和方法，但实证的精神始终不敢丢弃；在文章的风格上，努力做到严谨、平实、清楚，不说过分的话。在做人方面，先生多年来勉励学生们要“正直、勤奋、淡泊”的话，已成为我的座右铭；先生那种“生命不息，奋进不止”的人格精神，已成为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巨大力量；先生对待事业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劲头，也将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虽然先生的勤奋、敏锐、坚忍、执著，以及胸怀祖国和民族事业的博大胸襟，都常常令我自愧弗如，不能望其项背，不过，有先生的伟大榜样在前，学生又怎敢妄自菲薄，偷懒不前？！自当奋力鼓棹前进，如先生所训导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先生一生都在为了所钟爱的事业不知疲倦地工作，如今，他回到了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大概可以好好休息了吧？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原载：《大公报》2003年1月23日摘要刊登；《群言》2003年第3期全文刊登；《中国教师》创刊号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