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忆言教淳淳，奖掖后学的民间文艺学家马学良先生
陶立璠
十分感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邀请我参加“马学良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活动暨马学良学术思想研讨会”。
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4个春秋了，很久以来就想写点文字悼念先生，始终没有动笔。不是因为自己的疏懒，而是因为自从我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以来，始终得到马先生的关心和教导。许多往事荣绕心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我和马学良先生相识，是1971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考察队赴云南考察期间。当时正值“文革”中期，中央民委指示中央民族学院组成考察队，赴民族地区考察。考察任务很简单，主要是深入民族地区，听取民族地区群众的意见，中央民族学院还办不办？我被分配到云南队，当时我的女儿出生50多天（当时的产假是50天），他的母亲就去了中央办公厅在江西的五七干校，我将满月的女儿托付给邻居老大娘抚养，随考察队前往云南。当时由工军宣队带队，我担任考察队的秘书，编辑考察简报。那时马学良先生还不到花甲之年，是结合到我们考察队的唯一的学术权威，高山仰止，但当时大家对他却是敬而远之。在半年多的考察期间，考察组多次集中在昆明，总结工作。给我的印象马先生很少发言，大家的反映也只是说他没有学者架子，平易近人。这次云南考察队有50多人参与，分红河组、西双版纳组和大理组。半年时间交通食宿费用共计两万多元，最后由我执笔的考察报告，是两万多字，平均每个字1元。结论是民族地区群众要求，中央民族学院要继续办下去。
大约是1974年左右，中央民族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院入学，此时我也回到了教学岗位。1977年恢复高考，学校逐渐恢复了教学秩序。当时我承担着《文学概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并开始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1979年冬，西北民族学院筹划在兰州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者的一次盛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唯一的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1980年在成都召开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民族院校与会学者一致倡议并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推举周扬为名誉会长，贾芝为理事长，副理事长马寅、马学良、王沂暖、额尔敦·陶克陶、王松。 秘书长杨亮才，我是副秘书长之一。回京后向马先生汇报，并筹划第三次教材编写会议在中央民院召开。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没有离开过马学良先生的关心和指导。我虽不是马先生的亲授弟子，但马先生没有门户之见，处处奖掖后学，指导我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马先生的提携和指导下，我参加了许多国家重点课题实践，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编纂，二是《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由姜椿方先生主持编纂的，共71卷。《中国文学卷》是其中之一，少数民族文学作为该卷的分支，由马学良先生担任主编。马先生提议我担任副主编，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最后确定进入百科全书的条目200多条，包括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从框架的拟定，条目筛选，组稿、写稿到定稿，都是在马先生指导下进行的。对条目释文的撰写，马先生提出一条原则，即凡是涉及到有关条目，尽量要求本民族学者撰写释文。为此我到新疆、云南、广西等民族地区组稿，物色条目释文的撰写者。最后一个大条目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条目本来应该由主编撰稿，因涉及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马先生考虑再三，把撰写的任务交给我。他知道我当时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正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我完成一万多字的条目释文，交马先生审阅，最后定稿，署名马学良、陶立璠。1989年马先生出版《素园集》，将百科全书这一条目释文收入。马先生赠书给我，并对我说，收入《素园集》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文，没有署你的名字，你以后要是出版论文集，也可以不署我的名字。马先生对于后学，总是这样体贴入微，令我感动。
80年代初启动的国家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程，是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同时进行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其中《中国谚语集成》的主编是马学良先生。在组成编辑班子时，马先生又一次让我参与，指定陶阳、李耀宗和我担任副主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是漫长的征程，从普查到文本成卷，前后经历了25年时间，四分之一世纪，其中的甘苦编者自知。马先生和我们一起常常是随叫随到，义务出工，不计报酬。每卷定稿后，马先生都要逐条审定。作为语言学家，他对“谚语”的性质，特征、分类作了明确的定义。保证了出版的《中国谚语集成》31卷国卷本，具有很高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值得庆幸的是马老生前看到了完整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国卷本全貌。许多老先生辛苦一生，没等集成出版就与世长辞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和文化部的七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合称《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共10部，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全书298部省卷(450册),字数共4亿5千万，被誉为“文化长城”。
我和马先生最多最长期的交往，是在80年代开始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恢复、重建和发展时期。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这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里程碑，中央民族学院杨成志、马学良先生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因为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又在民族学院任教，自然成为两校钟敬文和马学良先生合格的联络员。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有关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事，马先生总是通知我去办。我也总是不误使命，完成交给我的任务。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刚成立，为了培养民俗学民间文学急需人才，决定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联合，在民族学院举办暑期讲习班。马先生坐镇指挥，指定我负责教学工作，登门拜访邀请学者专家讲课。这次请来授课的学者20多人，都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的著名学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难忘1983》，记录这次讲习班的盛况。当时讲课的报酬是很低得，每讲30元。当我把讲课费送送交马先生时，它婉言谢绝了。不是嫌少，而是用这些钱，多请一位专家授课。由此小事可见马先生的严于律己的精神。
在马先生的鼓励下，1982年开始，我的学术方向完全转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在汉语系成立民间文学教研室，开设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在学生中组织民俗学社，请钟敬文先生题签，出版油印刊物《民族风》。1985年我的专著《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出版，马先生作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在《序言》的最后说：“这位作者奉献给我们的，不是他在别人收割的土地上拾来的七零八落的谷穗，而是用他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硕果。我要为这些果实而感谢这位辛勤耕耘播种的开拓者。”1987年当我的另一部著作《民俗学概论》出版时，马学良先生又一次为之作序，《序言》的标题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最后说“这部《民俗学概论》是陶君在他已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之后的有一部大著，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本是一棵枝上的并蒂莲，所以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姊妹篇，读者对读，可收相得益彰之功。伏枥之骥，喜看新人辈出，跃马争春，谨贅数语以为介。”在我的学术道路上，马先生总是一路扶持，不断激励。马先生不仅在治学上关注引导我走上民俗学道路，在学术活动上也给以大力支持。我们在民族学院开展的所有民俗活动，马先生都是每会必到，给与热情的鼓励。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马先生和校领导与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1996年我筹划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面向21世纪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成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来自日本、韩国、蒙古国、美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内100多位学者与会，钟敬文、马学良、林耀华先生不仅莅临大会，还送来热情洋溢的贺词。
正是20多年来在马学良和钟敬文先生的关心扶持下，经过民族大学民俗学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使民族大学成为北京民俗学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并在本世纪初，文学与新闻学院先后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民族大学不再有往日民俗学的辉煌。
马学良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民族民间文艺学家。在和马先生长期的交往和共事中，他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人格给与我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处处关心青年学者，言教淳淳，奖掖后学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使我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中获益匪浅。
在纪念马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谨献上我无限的崇敬和思念。
2023年初冬于五柳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