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960级校友陶立璠
一、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辛勤耕耘者
陶立璠教授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我国著名民俗学家。
陶立璠教授的民俗学学术生涯要从“文革”后的1979年说起。是年冬天，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在其家乡兰州召开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及学术会议，钟敬文先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后回到北京，陶立璠便决定将主要精力从文学理论教学转向民间文学
。在此之后，在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之下，他在这一领域深耕多年，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不断探索并发展多民族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恢复重建的岁月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轻的教师，无论春夏秋冬，穿梭在北京师大和中央民大之间，这就是陶立璠，他既是学生，亦是两校之间的“通信员”。陶立璠谈到：民间文学有自身的理论规律，从理论上来讲，钟老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接受一下就行了。但当时原来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队伍已经被打散，比如原来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已瘫痪并正在恢复中；高校里也不再开设相关课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钟老这样一面大旗，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民俗学家马学良、林耀华、吴文藻等一流的专家，我向谁请教都行啊，学呗读书呗。因为北京有师大这样的一个民俗学的学术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去师大，去钟老那里，不光是请教学问，有什么事交给我办的，我就去办，给老先生“抬轿子”是件很愉快的事情。我每次去和钟老谈话，就等于上了一堂课。久而久之，和北京乃至全国的民俗学者熟悉了。当时我充当着民族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之间的一个联络员，来回跑。冬天无论天多冷，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因此，在陶立璠的努力下，中央民族学院的汉语言文学系
，在1983年成立了民间文学教研室，并开设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缺少教材，他一边学习一边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开始教材的编写。1985年，其著作《民族民间文学的基础理论》一书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0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再版。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陶立璠老师最终从民间文学转到了民俗学的道路。
民俗学会成立后，急需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学会决定1983年暑假，举办全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讲习班，地点定在中央民族学院。陶立璠作为民俗学会成立大会的与会者之一
，便承接了这一任务。他在《难忘一九八三》中谈到：“记得后来在钟老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吴组湘先生，并请他在我的册页上题词，吴老当即为我题写了“生正逢时”四字勉励我。的确，我很庆幸在文革之后，能从文学理论的教学转向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这是一种机缘，从此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回想当我站在民俗学起跑线上的时候，清新的、生气勃勃的学术空气扑面而来。”参与讲习班的150位学生，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各民族，高校、研究所、文化馆等不同领域，后来都成为学科重建的中坚力量。第二年，学会又在门头沟举办了第二期讲习班，陶立璠仍然承担了教学组织工作，在培养学科人才的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历时20多年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写工作，也是陶立璠在民间文学领域的学术实践。《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和《民间谚语集成》，陶立璠是《民间谚语集成》的副主编（主编马学良），整个编辑工作都是在教学之余完成的，不计名利、不计报酬、随叫随到
。谚语编写当时用的是卡片形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陶立璠回忆说：“你没看到各地谚语卷的编辑者们，他们编辑工作特别辛苦，满地都是分类卡片，有的挂在墙上，
有的铺在床上，分省立卷，每卷容量是120万字，30多卷，
整整花费了25
年时间完成出版，十套民间文化集成志书，堪称‘文化长城’。” 20多年扎实的编撰过程，不仅推出了学术成果，而且训练和培养了一批专家。
陶立璠是民俗资料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民俗资料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陶立璠就着手民俗资料的建设，配合讲习班的举办，编选了五集100多万字的《少数民族民俗资料》；90年代开始，策划出版民俗志
丛书。他认为“研究中国民俗学，必须了解我们的民俗学家底究竟有多深厚，我们不能光看那些眼皮子底下的材料，
应该放眼全国，编辑出版一部中国民俗志丛书。”在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支撑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十几年的努力，联合全国各地的民俗学专家，完成31卷本
，1400多万字的《中国民俗大系》
，200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回顾这一经历，他感慨道：“这套丛书
是我花了10年时间做完的，我是总主编，尽了自己的努力，这套丛书定会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发挥它的作用。”
陶立璠1999年退休离开了教学岗位，当时正赶上全国民间文化保护热潮，2006年文化部展开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陶立璠被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不顾年迈，奔赴全国各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考察、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和认定工作。撰写了几十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论文，2021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陶立璠民俗学文存》。
二、民族民俗学的建设
陶立璠老师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注，或者说民族性的自觉意识，早于他与民俗学结缘之时。早在1971
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他就曾前往云南进行考察。在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已经10年不招生，此次考察，主要是深入民族地区，考察民族舆情，中央民族学院还办不办？他跟随考察团从西双版纳到红河、大理，用了半年的时间在云南做调查，此次考察意外的收获是近距离观察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
1977年恢复高考，陶立璠老师所在的民族院校，招收的是清一色的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文学
的重要性不得不认真思索。陶立璠回忆说：“身处民族院校，讲授中国文学，不研究少数民族文学，那你这个学校和别的学校就没什么区别。所以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就写一些论文，专门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像满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等等，这些民族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创造出了很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过去很少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长年的研究过程中，陶立璠特别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在神话、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等三方面的丰富资源和突出贡献。
陶立璠老师于80年代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卷其中有两个分支，一个民间文学，一个是少数民族文学。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一个分支，是前无古人的。此事主要由中央民族学院来承担，陶立璠作为副主编参与了少数民族文学分支的编纂工作。从条目框架的设定，到组稿，撰稿、改稿、定稿，付出艰辛的努力。少数民族文学分支一共收录了包含作家文学在内的200多条
目。他还动笔撰写了10000多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词条释文和多个条目释文。组稿过程中秉持的原则是：只要是少数民族学者中有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就都应该找他去撰写条目释文。
1985
年以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门课程。陶立璠与教研室的同事，为民俗学科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多种努力。为完善学科发展，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资料建设。诚如陶立璠所言：“研究任何一门学问，没有资料是不行的，中国
民俗学的资料大概包含两个方面：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 二手资料，包括文献的资料，以及更多的是多年来民俗学家和民俗爱好者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一手资料当然来源于亲自观察和收集。一方面，他通过课程发动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家乡民俗考察，获取一手资料：少数民族学生都大多来自民族地区，且热爱家乡，对民俗学、民间文学也有浓厚兴趣。
学科建设是系统性工程，民族大学特殊的教学环境，凸显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陶立璠除在学生中建立民俗学社，强化课堂教学，还筹划成立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聘请校内外民俗学家共同研究民族民俗文化。正是这些学术活动，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为此,中央民族大学先后获得教育部批准，建立了培养民俗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教学点。
三、国际学术视野与回归田野
作为民俗学家的陶立璠在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中，极具国际视野和眼光。无论是自学电脑，玩转博客，还是退休后学习书画，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紧随时代潮流且学习能力极强的老先生。他将中国民俗学放置在世界背景中思考，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早在1965
年毕业去到中央民大时，陶立璠就与国际学生有过密切接触。1965-1966
年正值抗美援越，越南为保护人才将很多高中生送到中国，中央民大有200个越南学生，陶立璠作为师大毕业的学生为他们教习汉语。很快学生们学有所成，听说读写都不成问题，被派送到各个专业院校进一步深造。90年代，陶老师前往越南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越南学生前往机场迎接，时光如梭，当年的小姑娘小伙子，也到了要退休的年龄。
90
年代，中国民俗学得到飞速发展，有了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和理论建设。此时，陶立璠萌生了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想法，并以“面向21世纪的东亚民俗文化”作为主题。克服缺乏资金的困难，1996年9月，会议在中央民族大学顺利召开，这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建校史上也是第一次。来自韩国、日本、蒙古、美国、中国台湾、香港等的100多位学者参会，钟老在会上做主题发言。此次会议最大的成果是成立了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学会成立20多年里，先后在中国、韩国、日本、蒙古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香港召开了18次国际学术会议，每次会议都有会议中心议题和论文集出版。
这对东亚各国民俗文化发展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陶立璠谈到：“中国民俗学要学会和国际民俗学交流、对话，在这些交流和对话过程中，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能了解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此外，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带年轻人、地方学者参与，特别是地方学者，让他们参加，开阔学术视野，这对民俗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是十分有益的。”如今陶立璠还在担任着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的总会长。
在校内，成立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为研究各个民族的学者提供交流平台。聘请来自全国各个院校以及国外的学者，共同参与中心的活动并进行讨论。当时的学术
活动十分活跃，师大是大本营，但中央民大也是一个重要的“山头”。陶立璠老师回忆到这里笑了起来：“我们开会，搞活动，一定要把钟老接来，钟老也是有会必到。北京大学，北师大、中央民大、社科院的许多学者经常在民族大学聚会，探讨民俗学问题。这样的聚会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
陶立璠老师最后总结了中国民俗学发展几个不可忽视的层面：首先是对民俗资料学的重视，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必须要在民俗资料库建设上下功夫。其次是对历代民俗文献的重视，目前国内缺乏文献民俗学的课程，民俗学在转向日常生活的同时更不能忘记基础的文献功夫。最后，民俗学研究一定要面向基层，在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进行理论探讨。他本人也正是如此实践的。
陶立璠老师是从乡村走出又回归乡村的学者，退休后他将关注点放在了乡村民俗文化振兴上。“民俗学者要回归田野，扎根农村。中国的民俗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现在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传统的村落民俗文化在渐渐消失，村落空心化了。这个时候，民俗学者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到农村去，经过不懈的努力，振兴村落文化。”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他在北京怀柔九渡河吉寺村落户，将他居住的小院命名“五柳山居”，举办各种民俗活动，吸引村民参与，为服务乡村做了多种努力与尝试。作为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民俗学者，从书斋到田野，用所学的知识反哺乡土、服务民众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的初心与使命。
访谈时间：2022年1月14日下午
谈谈地点：龙城花园W—22—G陶宅
访谈者：北京师大研究生葉玮琪等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