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平

关于什么是“花儿”

——“花儿”本真问题的再思考

张润平

内容提要：在明代就有文字记载盛行大西北的一种山歌“花儿”，从1925年开始进入学术圈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对“花儿”的高度关注及所取得的显著成绩，2003年开始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机构的高度关注，几个重要花儿会被逐次命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歌考察基地、中国花儿之乡等，从2006年开始又分别进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各地的保护工作花样叠出，各地的学者各争名头，使得“花儿”研究与保护工作处在不能自拔的乱象中，急需拨乱反正，回归正道。本文对此做了探索。
关键词：大西北；花儿；本真；乱象；再思考

从1925年袁复礼先生首次在《歌谣》周刊第八十二期发表介绍“花儿”的文章算起，至今有97年的历史了。在这近百年内，“花儿”的研究专著有好几十部，论文数以千计，试问：“花儿”的问题解决了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八十年前出版的张亚雄著《花儿集》给我们开了个好头，三十三年前也就是1989年先后出版的赵宗福著《花儿通论》与郗慧民著《西北花儿学》承前启后，势头非常好。很可惜，这三十年来没有再很好跟进，非但如此，而且出现了“乱打内仗”的不良现象，强词夺理，自说自话，互不搭界，横打院墙，把本来非常好的一盘大棋给碎片化了，导致“花儿”研究不但没有进步，而是倒退。这就迫使我重新思考一个老掉牙的旧话题：什么是“花儿”？因为这三十年的发展呈现出来的乱象，让我看不到“花儿”发展的前途，对“花儿”是什么产生了怀疑。

一、乱象有五

（一）在学术研究上
相关省市县画地为牢现象严重，不能通盘思考问题。自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地重视“花儿”的发掘与研究，这本是好事情，但走着走着就进入了死胡同，各地都说“花儿”产生在他们地方，互争原创地。地方学者是这样，大学的研究生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跑到各地去调研，就以各地学者介绍为主。
（二）在演唱比赛上
盲目追求配乐，以美声唱法培训“花儿”歌手，扼杀了“花儿”本来的原生创造力。自从宁夏、临夏二地“花儿”有了配乐以后，这些地方的民间歌手开始萎缩并逐渐减少。因为配乐的直接结果就是让所有千差万别的千千万万个歌手自觉归于一致，这就如让千千万万个歌手唱同一首歌一样，把花儿的山野味、草根味给彻底灭杀了。另外用美声唱法培训歌手，当然好听，但却变味了，完全改变了“花儿”原本具有的模样，这就不是“花儿”了。这些歌手已经与通俗唱法、美声唱法没有两样，与“花儿”歌手判若两人。
（三）在保护传承上
既有非遗法律法规的弊端，也有官场恶习的作祟。“花儿”作为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进入第一批国家级名录的有：甘肃省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甘肃省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甘肃省岷县二郎山花儿会、青海省大通县回族土族自治县老爷山花儿会、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土族花儿会、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七里寺花儿会、青海省乐都区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山花儿。2014年甘肃省“张家川花儿”进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各地相应配套了代表性传承人。问题就出在传承人的确定与工作激励机制上。“花儿”作为大西北的山歌，其传承是靠群体性民众的演唱与广大听众的互动完成的，不是几个人所能胜任的。但是“非遗法”的规定，授予传承人的数量非常有限，实际上起不到传承的功能与作用。另外，对传承人的推荐存在“裙带关系”的操作，不够客观公允，不但起不到正能量的弘扬，反倒起到了消极的甚至是分化瓦解的破坏性作用，导致更多“花儿”歌手对政府举办的各种传承活动产生抵触情绪。
（四）在“花儿”种类的宣扬上
个别地区盲目夸大种类数，由几十种到一百多种到二百多种，不亦乐乎。但事实是不论那一个“花儿”会场，其传统曲目就一个，最多两个，再不可能多。因为民间的传承，调式越单一，民众的响应越容易统一，因而才越激烈越疯狂。反之，调式越多，民众的响应就会越寡众越平淡。这是客观规律。赵宗福教授早在1988年完稿的《花儿通论》第一章第三节中就对“花儿与小调等其它民歌的区别”做了厘清甄别，可是我们有些学者在本世纪前后时间内把若干小调及其它民歌还有部分作曲家改编的民歌与“花儿”混为一谈，来扩大“花儿”的种类数量，这是缺乏学术理性的。
（五）在“花儿”歌手的选择上
在民族地区，要求不是少数民族的歌手也穿民族服装参加演出。这样极容易混淆视听。2016年我参加兰州大学举办的关于民族学的学术研讨会，听到西北民族大学一位博导教授在评议我的发言时明确说“花儿”就是民族的歌，其对“花儿”的无知与偏执让我感到震惊和遗憾。

二、拨乱反正

（一）在学术研究上
首先要认真学习三部经典《花儿集》《花儿通论》《西北花儿学》，要站在经典的肩膀上高瞻远瞩，寻求突破。要打破地域限制，通盘考虑“花儿”在整个大西北的存在。“花儿”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出现地方性差异是正常和必然的，没有必要区分和过分强调其差异性。“花儿”毕竟是老百姓的歌，只要细分，别说是县与县之间有差异，乡与乡之间也有差异。在歌手之间，同一种“花儿”曲调也是有差异的。这是原生态“花儿”的固有属性、本来特色、原本面貌。但这样的区分有意义吗？在音乐赏析中可以这样做，但在地域地区中区分差异，强树堡垒，则不利于“花儿”的整体研究，也是有违事实的。
把一种山歌在整个大西北统叫“花儿”，肯定有其共性可研。山歌很多，为什么把这种山歌叫“花儿”？这里面肯定有其共性特征。那么，她的共性特征是什么？这才是学者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二）在演唱比赛上
应该提倡不用伴奏的清唱比赛，洮岷“花儿”与青海土族“花儿”就是清唱，保持了“花儿”传承上的原生态。宁夏与临夏以及新疆也应该倡导清唱，确保“花儿”传承上的原生态。伴奏可以用于表演赛，在原生态比赛时，应把有伴奏的表演赛和没有伴奏的清唱比赛区分开来，分别颁奖，更具合理性。这样可以把二者均可兼顾。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第一款：
“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里的关键词是“世代相传”“认同感和持续感”。而具备这一功能的先决条件就是要确保“花儿”的本真性与原生态。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
“第四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
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条的关键词是“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文化认同”“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第五条的关键词是“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特别是“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被我们所忽视。硬性要求歌手有伴奏才能参加比赛，这就没有注重其“真实性”，同时正是以歪曲、贬损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三）在保护传承上
特别是各地举办“花儿”歌手大奖赛时，要鼓励更多歌手参与，具体办法就是把奖金额度放小，把奖励面放大，给所有参赛歌手均有补助奖励，特别是全国性的大奖赛，给所有参赛歌手至少优秀奖，并以适当奖金资助，吸引他们乐于参加、积极参加。这里介绍一下岷县经验，供大家参考。从2014年开始，岷县对历年获得一等奖的歌手规定不再参加年度大奖赛，但每年给所有历届一等奖获得者颁发成就奖，奖金每人500元。对两种曲调对等看待，分别颁发等次奖，即各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若干名。同时对所有参赛歌手均有200元的资金补助，以期不断推出新人，吸引更多歌手参加比赛。事实证明，岷县经验是成功的，值得各地推广。
另外，要设置擂台赛，把歌手真正的水平发挥出来，复原民间“花儿”会场真正的魅力，使“花儿”比赛更具吸引力。
（四）在演出穿戴服装上
应该尊重歌手的自行选择，而不应硬性要求非民族歌手统一穿戴民族服装。这种情况，在新疆、宁夏比较严重。这正是“以歪曲、贬损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案例，丧失了“花儿”的“真实性”，不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不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要尊重“花儿”歌手本来的样貌尊严，尊重歌手自己的喜好选择，把“花儿”的民间性草根性凸显出来，确保“花儿”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
（五）在发展创新上
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定力。学术界都认可“花儿”不创新死路一条，那么真是这样吗？我认为过度创新，“花儿”死得更快。“二郎山花儿”、“莲花山花儿”没有提倡创新，现在原生态歌手还能找出数千人。临夏、宁夏首先给所有曲调配音配乐，便于演唱，省事很多。同时大量培训歌手运用专业歌手的演唱方法进行花儿的演唱，的确非常好听。但这样的歌手能脱颖而出几个？能够持久多长时间？更主要的是这样做，违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传统性”的规定，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五条规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应重在传统真实的保护，尊重花儿艺术形式和内涵，只有保护好民间原生性，才能为花儿的再创作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同时是对采用原生态唱法的歌手无形的打压和摧毁，迫使他们丧失长期传承的自信心。据笔者询问宁夏花儿歌手唐祥、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冯小媛等人，现在宁夏一带已经很难找到原生态唱法的花儿歌手了。教训就在眼前，我们不得不对“花儿”的创新问题正眼反思。

三、什么是“花儿”

在《花儿通论》《西北花儿学》中，均在第一章第一节位置开宗明义即谈“什么是花儿”这一议题。我在这里不做定义，只是引导大家抛开乱象，拨开云雾，用具体事例认识什么是“花儿”。
岷县民间有句“花儿”歌词“花儿本是草文章，秀才先生学不上”。“草文章”是“花儿”的本色和底色，草根味非常浓郁。没有草根味的民歌就不是“花儿”。“花儿”作为一种原始的山歌，就如满山遍野的野花一样，每一个歌手就是每一朵野花。若干个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花儿歌手，就如漫山遍野不同季节开放的各种各样的野花，这就是“花儿”的本来状态，本来样貌。
优秀“花儿”歌手不仅仅是唱得好听，更出彩的是现场临时发挥即兴编词能力超强，应情应景应人即兴编词，唱三五小时不重复一句歌词，并自成一段完整的内容，这才是著名“花儿”歌手的本色。
一般性的歌手大同小异，优秀的歌手千差万别，而且每一位优秀的歌手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唯一的。如果要配乐伴奏，就需要先定调，定节奏，定旋律，这种情况下，选哪一个歌手为准？选国家级传承人？都不合适。歌手就如大自然中的花朵、草丛，只有百花齐放，百草丛生，才能形成大千世界，万千气象。如果只选一个歌手的曲调为标准配乐，就如只允许一朵花开，一株草生，而把其它的花花草草全部灭掉。没有百花的陪衬，没有百草的簇拥，单让某一朵花独自开放，这对于大自然、对于大千世界来说无疑是一种灭顶之灾。这就是《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一再强调的“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内涵。
花儿歌手的歌唱水准不是依靠专业声乐训练而习得，而是依靠自身先天的发声生理条件逐渐摸索而习得。每个歌手的先天发声生理条件各有不同，千差万别，因此每个歌手的演唱均是依靠自身先天发声生理条件调整适合自身演唱的音调、节奏、旋律的，正因此才成就了花儿会场成百成千成万歌手演唱的花儿的海洋。优秀“花儿”歌手的歌唱风格，不是依靠专业声乐训练成的，而是依靠自身先天生理发声素质，不受旋律、节奏的限制，自发形成的歌唱风格。花儿歌手与专业歌手的演唱风格截然不同，有质的差异。因此不能按照专业音乐学院的标准给“花儿”歌手打分，不能让音乐学院培训的歌手与原生态农民歌手同台比赛，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对象。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
“花儿”的调式各地均非常单一，岷县有两个调式，岷县南路、东路、西路一带及相邻各县以“二郎山”为中心，均唱“扎刀怜儿”；岷县北路一带及相邻各县以“莲花山”为中心，均唱“啊花儿”（也即“两怜儿”），包括漳县、临潭、卓尼、临洮、康乐、渭源就唱这一个调式。据调查，和政、临夏等地，以“松鸣岩”为中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就盛行唱一个曲调——“阿哥的肉”，1990年以来才出现了“水红花令”“三闪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等曲令。但即便是2022年的“花儿”会场上，当地传统老百姓也仅唱“阿哥的肉”一个调式。这是张春园教授今年专门去调查的事实情况，说明民间老百姓自发的传统还在延续着，还在活态的传承着。只有单一的调式才会调动起万民的共鸣与响应，才会形成各地各种“花儿”会持久的传承与发扬。这就是“花儿”会场的共振效应，也可以说是蝴蝶效应。
越是原始的山歌越不好听，其调式也越单一，而这正是“花儿”这一民歌的可贵处，正是能够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价值所在，意义所在，弥足珍贵。这种不好听性、单一性正是我们需要倍加保护的方向所在、作为所在。
从这三个盛大的“花儿”会看，歌手全部用当地方言来唱“花儿”，没有用民族语唱“花儿”的歌手。从方言着手研究“花儿”是获得学术突破的捷径之一，因为方言有一个重大功能，那就是“花儿”的秘密包藏在方言的高墙大院内，由方言筑起的隐语、隐喻、暗语之大院是“花儿”狂欢的乐园。可惜这一大秘密被我们的学者经常忽略忽视。
多年来，关于“花儿”的内容，被大天白日下的各种奖赛现场媚俗媚政的“花儿”歌词所眩惑，使学者很难听到“花儿”本真的内容。在此，我仅举几个例子，请诸位学者自行判断“花儿”内容的本真与否。
例一：2013年我们开始对全县“花儿”歌手进行大调查，听到有位歌手的妹妹由唱得非常好到干脆不唱“花儿”的故事，其当时十五六岁，在浓雾笼罩整座大山的一个早晨，唱起春情萌动的“花儿”，招惹某同样在大山里干农活的男性的对唱，二者唱得情真意切，难舍难分之时，突然云开雾散了，才发现唱“花儿”的男性是自己的父亲，从此之后，这个歌手的妹妹再也没有唱过“花儿”。另外，也是这位妹妹的父亲，在大山里唱“花儿”，一次遇到一位女性歌手调情对唱，这位歌手当时已经结婚了，年龄十七八岁，当他听到这位女娃子唱的歌词：“我把十八排纽门儿齐解开，让你娃到我的怀里扎奶来”时，非常兴奋，认为这个女娃一定是个攒劲娃，好媳妇，因此下了大功夫把这个女娃娶成了大自己儿子两岁的儿媳妇。这在我们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中有记录。当时调查时我问“为什么说是十八排纽门儿，不说是其他数目的纽门儿”，她随便一句话就搪塞过去了。后来与歌手人际关系熟悉了，我再问同样的问题，她笑着说“看把你笨的，我们农村妇女穿的大襟衣服，都是六个纽门儿，十八个纽门儿，就是说把穿的三件衣服的纽门儿全解开了。”“排”喻纽门儿的整齐程度。
例二：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我工作的岷县三中，操场就是木厂滩“花儿”会场，每到逢会期间，围绕校外操场及荒野滩地，有好几十处“花儿”对唱群，一到夜深开始，唱词多是男女性行为的段子，哄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例三：通过2013年对全县歌手的大调查，与歌手们的关系逐渐熟悉了，那些女歌手也就不再回避问题，说她们小时候跟着人就那么唱着，有些激情所至就跟人进了庄稼地里；有些有身孕了，就赶紧结婚。歌手间结婚的，多是这种情况。
例四：就在我调查期间，当时正在读硕士的周波来信，说他们家乡也有一种叫“花儿”的民歌，我问他家乡在哪里，他说在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大别山里，我就要求他假期回家了问一下。到年底，他回家问其七十多岁的爷爷，其爷爷张口就说：那是种流氓歌，周波采访了四段歌词，并说已经有二三十年没有人唱了。我把这四段唱词收录在《洮岷花儿》一书中。我们可否把这位爷爷说的话“花儿”是种流氓歌”翻过类说“唱流氓的山歌就是‘花儿’”？
例五：2018年以来，原西藏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张宗显先生学习我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也对青海土族“花儿”歌手做调查，已经调查了五十多位歌手。其中调查到一对七十多岁的老歌手，男的是一位退休教师，闲来没事干，开始学习唱“花儿”，即兴编词，与张宗显成为了好朋友。一次在这位教师的家中，给张宗显说了若干“花儿”歌词，他老婆听着听着说话了：“你说的那是啥呀，那不是‘花儿’”。该老师问：“那你说什么是‘花儿’”？他老婆就顺口说出两段“花儿”歌词：“走了个庄浪者走古浪，古浪的峡，手把个菊花哈摘上，鸳鸯者枕头不稳当，转过来，尕妹者胳膊枕上。”“走了个庄浪者走古浪，手把个菊花哈摘上，胳膊者弯弯不稳当，五寸者钉钉哈钉上。”并偷笑着补充说“这才是‘花儿’”。这位老教师说“你这个瞎婆娘，我们一辈子了，怎么不知道你会唱‘花儿’”？他老婆说“能让你知道吗？”
例六：花儿作为一种口头传统，其习得并不与传统学校教育一致。花儿歌手习得花儿往往是从小在生活和生产劳动的语境中。他们习得花儿的年龄，根据《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一书统计结果分为三个区间，女歌手5~9岁14人，10~13岁35人，14~17 岁14人。男歌手5~9岁5人，10~15岁31人，16~19岁23人，20~30岁2人。总计9岁以前19人，10~20 岁这一年龄区间有 103人，在 20~30 岁区间学习花儿的歌手只有 2人。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花儿歌手大多在春情萌动、情窦初开的15岁前就完成了对花儿的学习。浸染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花儿歌手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花儿的文化，从学习花儿编创、演唱，领悟到花儿的真谛，参加花儿会对唱，参加各种花儿赛事，一步步成长起来。
2021年的岷县“花儿”论坛上，某教授就明确说“我不同意润平先生说的‘阿哥的肉’的那种意思”，并说“我调查时民间歌手就没有这样说的。”我想可能是屈教授调查时歌手不让他知道真相吧，也可能屈教授调查的是实情，那也是“花儿”的一种发展吧，并不妨碍我们对“花儿”本真的追溯与把握。
关于“花儿”的内容，肯定有白天与夜晚的不同，有私底下与公众中的差异，但只有在夜晚歌手才会把自己裸露出来，只有在私底下歌手才会把真诚奉献给该给的人。因此，夜晚与私底下，才是“花儿”展示自己魅力的最好的时光和空间，也是“花儿会”能够数百年上千年持久传承的动力所在。叔本华在《爱与生的苦恼》一书中谈到：

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所以我把生殖器冠名为“意志的焦点”。不独如此，甚至人类也可说是性欲的化身，因为人类的起源是由于交合行为，同时两性交合也是人类“欲望中的欲望”，并且，唯有借此才得以与其他现象结合，使人类绵延永续。

我觉得这段话是对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我所见花儿会场骚情弥漫整个夜空的最好的注脚，也是对“五寸者钉钉哈钉上”这类“花儿”最好的注脚。
在本文中笔者不想得出关于“花儿”的定义来，只想引起大家对“花儿”问题的深度思考。目前亟需学术界具备对“花儿”问题的三个基本认知：
一、泥土味、草根味是“花儿”的本味。脱离开泥土味、草根味就不是“花儿”了。现在临夏一带的若干新创作的所谓“花儿”完全丧失了泥土味、草根味，与通俗歌曲没有什么质的差异，严格来说则不能称谓为“花儿”。
二、性趣味是“花儿”之所以称谓为“花儿”的骨血所在。“花儿”之“花”的核心就是“性”，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事实。
三、“花儿”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多面性是正常的。同时，不容讳言的应该认识到“花儿”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履行自己的世界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功能和职能。因此适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一些作为比如“装饰”以至“穿帮”行为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尽最大程度保持其本真性。本真性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保持本真性，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极其强大的城镇化大潮有形可遁、有处可遁的庇护所。有此庇护所，包括“花儿”在内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才有可能更久远的存活下去。笔者认为，这才是当下我们对待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给予高度警惕的大问题。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旨意所在。                                         
    （本文发表于读者出版社出版、叶淑媛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论丛》第一辑第237~344页，参阅引用以辑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