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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想断我们的财路，下次砸的就是你家”
2014年1月3日早晨，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宏仁村村小组长李绍荣推开家门就见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打印着上面这些字。
将近十年“大拆大建”城市化（包括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和造新城等）对基层社会和秩序的破坏比想像的要更严重。这是“跨越式发展”留下的一个沉重遗产，今日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如何卸下这个包袱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熟悉的滇池东岸宏仁村就是一例。两年前我曾写过“滇池东岸这两年——自卫、自残与自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10tn3.html ）。
“城中村改造”这场运动对这个地区的冲击远远超过整个二十世纪的任何时期。甚至可以说比整个二十世纪的灾难加总起来还要甚。为什么这样说？20世纪最糟的时期，经历战乱或运动的村庄社区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消灭。而最近两年的城中村改造则无论从目标还是从手段来看，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它们，首先教它们自毁！
如今又一个两年过去，物换星移，中央层面已经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而使整个国家命运突然峰回路转。但这不能于一夜之间，使基层社会的伤痛自然平复。例如大拆迁给滇池东岸的宏仁村造成了“混混”当道和公正秩序难建的遗症，至今仍然被当地人承受着。
半年以前我曾报道过宏仁村的换届选举。虽然历经艰险，曾经组织反违法拆迁的五个村民代表之一李绍荣最终被选为村小组长。几个月以来李绍荣及其团队不负人心，解决了该村与外单位的土地纠纷，修补了村庄道路，更换了村客堂的设施等。村庄秩序和社会公正开始从拆迁的伤痛中慢慢恢复。但是拆迁留下的一些严重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因拆迁而坐大、失控和灰黑化的“护村队”。
准确地说这个护村队是出现于2011年9月底——宏仁村抵抗拆迁最激烈的时候。自从2010年中旬开始，随着拆迁进展，宏仁村的两委成员和村小组领导（组长和党支书）都签了拆迁协议，将自家的房子交给拆迁办，搬出村子居住。从此以后这些正式村组织的干部被村民称为“流亡政府”。实际上村干部都到驻村的拆迁指挥部（拆迁办）上班，并由拆迁办发工资。因此他们又被村民称为“卖村贼”。
当时宏仁村大多数村民都拒绝签拆迁协议，继续留在村里。这是宏仁村得以保留至今的原因。留守村庄的村民推举出5名普通村民作为与拆迁办谈判的代表。这五个代表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实际上管理着村庄的生活秩序。但五代表不断受到拆迁方的威胁和恐吓。五代表之一的李雄曾经在2010年底被人找上门“算账”，后来从拆迁办获得的材料显示，拆迁办在“办李雄一事”上花了3万元。另一个五代表莫正才则遭遇“放火”。2011年9月底，与莫正才家相邻的房子失火。该房子长期空置，却在一天凌晨突然起火。后来是上百村民出来救火，并有消防大队赶来才将火扑灭。
正是在失火那个晚上，这个护村队出现了。当时宏仁村的情况是虽然村民仍然在老村抵抗拆迁，但新村（建于2006-9年）已经得到政府承诺不再拆除，宏仁新村正在恢复其生气，在“流亡”的村领导支持下，一个挂金链剃大平头的年轻人站出来承包了村子“治安”，护村队（当时称联防小组）的成员也是由这个人招收。当时对于拆迁办骚扰不堪忍受的村民都对这个护村队心怀希望。在那天晚上的村民桥头聚会上，许多人要这个联防组长表态。队长表示：“坚决不参与拆迁”。村民当时都报以鼓掌欢迎。这个护村队过后与流亡村小组长签订承包治安协议。
但是这个护村队很快就显示出另一副面目。几天以后，当拆迁部队再次进村拆迁时，护村队队长和流亡的村小组长一起拒绝5代表请求开广播召集村民上街堵截挖掘机。接着，护村队又将宏仁新村的一条主要通道划出一些线，沿着这些线支上棚子，使之成为夜市。护村队从此对村里的烧烤摊和商铺收取卫生和治安月费，护村队在过去两年多从未向村小组上交其收入。按照可靠估计，护村队目前的月收入约为10万元。护村队则表示过去两年村小组没有按协议付给他们“佣金”（约45万），其收入应当与佣金相抵。
这个在拆迁大乱中崛起，以收取类似保护费而获得经济支持的护村队，一步步势力坐大。
在去年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这个护村队是几次以暴力和胁迫村民破坏和干扰选举的事主。（见博文“宏仁选举：风中之烛的民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1drj9.html ）他们在村小组选举结束，眼见结果对其不利后，前去威胁村党总支书记，要求他宣布落败的原任村组长为“副组长”。这个“副组长”虽然得不到村民认可，至今仍每天去村委会里坐着“上班”。
新上任的村小组长李绍荣提出要对护村队实行“收支分开两条线”管理，即从2014年开始“护村队不再收取烧烤摊费、新村铺面卫生费、及康盛（村中某地）路边等任何费用，新村内一切费用，由小组开收据统一收取。”至于过去两年村小组欠护村队的“佣金”（工资），则由护村队的收入抵消。护村队自己也承认，最近一年的年收入在100万以上。以此来抵消护村队的“佣金”应绰绰有余。村小组与护村队数次谈判调整管理措施，均没有被护村队接受。村民代表会议在12月19日召开会议上，认定护村队私自收取摊位费、卫生费等系违反合同行为。会上全体代表表决通过村小组关于调整管理方式的建议。
村小组的这一措施引来护村队更激烈反弹。上个星期（12月29日）宏仁村村小组长李绍荣在村的广播里刚宣布了以上决定，当天夜里村的广播室和摄像监控室的设备就被砸毁。据后来到现场的公安局刑侦队估计，损失约3万余元。应当不难猜是谁破坏广播室。正当公安局还在进行侦查时，昨天早晨村小组长李绍荣开门时发现，自家的大门上贴着这样一张纸，上面赫然写着：
“如果再想断我们的财路，，下次砸的就是你家”
虽然目前破坏广播和录像监控设备案仍然在侦查过程中，谁是作案者仍待公安部门的调查结果，但是又见如此豪壮的宣言贴在村小组长家门上，应当不难推测：护村队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宏仁护村队的“崛起－失控－灰黑化”三部曲是过去数年大拆大建的结果。我两年前在“滇池东岸这两年”一文中谈过，拆迁依赖一系列实用手段推进，包括使基层社会解体，使社区内矛盾激化，家庭成员反目等等。利用非秩序力量去扰乱地方生活秩序是拆迁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种力量有内外两种。在拆迁办内部是招募雇佣军（包括村干部和混混），让他们对抵抗拆迁的村民进行威胁或打击，在外则是利用地方社会中的混混，让他们出头组织“护村队”等武装力量为拆迁办效力。拆迁办自己也是一种反法治和反规范的权力很大的组织。这些力量依靠拆迁崛起，在拆迁顺利完成的地方，他们得以“发财”（部分因为多占集体财产和寻租）。在拆迁停滞的地方，他们将“无人地带”变成他们的地盘，继续为害地方。宏仁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里的大拆迁虽然停滞近两年，但拆迁的后遗症仍然在继续伤害这个地方。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最近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经亮起中国社会（包括城市化和司法）转变方向的信号。说心里话，对于我这类过去几年一直在进行基层司法和城市化研究的人来说，目前的结果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决定》和城镇化会议精神是对将成燎原烈火的社会危机的釜底抽薪。一种超越左与右的社会治理思路已经被提上日程。但过去留下的问题积重难返，要在短时间修复大拆大建式城市化运动给基层造成的伤害不大可能。而当前更重要的是认清这些创痛是如何出现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要不然会以错误的方式去使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局面更糟糕。例如宏仁村案例，一般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这是“城中村”脏乱差的本质，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拆除之。但深入的观察表明，今日护村队的灰黑化却是大拆大建和拆迁的内在逻辑造成的。而宏仁护村队案例不是特例，其严重性应当受到高度关注。这样一股势力的崛起、失控和灰黑化表明与宏仁村类似的城乡结合部社会秩序十分脆弱。说得严重一些，如果有一场政治或社会危机降临，这种势力才最有可能快速生长和壮大。（朱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