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平

我来谈点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的点滴想法
本次年会非常热烈。我因故未能参加，但却一有时间就登录查看，特别对“第二分会场——民间信仰的理论探讨与个案分析”感兴趣。看到：

吴效群点评
我们这些研究的基本套路都是这样的理论加案例，这也是整个民俗学界的共同问题。我们20年前读书就在研究国家在场、权力格局这些问题，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基本问题在哪里？你的个案、我的个案，个案的价值和位置在哪里？田野是干什么的，不是描述，要讨论问题。描述的话新闻记者做的更好。你只是描述田野，没有评价一个问题，就没有太大意义。中国那么多村落，每个村都可以写几十万字，那么这些村落田野调查问题和知识创造在哪里？田野也需要讲前人研究，你的问题的出处在哪里？年年如此，都是理论套话，我没有看到知识体系、规范和新问题，当然这也是学界普遍的问题。”

我也就痒痒的发了如下言语：
吴老师提出的问题，应该引起大家高度注意。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目前田野调查的普遍现象，说明我们的调查还缺乏主见，对田野中的各种民俗事项还缺乏清晰认识、准确把握，根本原因是大学所学理论与实际中国社会民间信仰核心理念大相径庭，对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历史”缺乏深刻认知所致。

我这样说，可能有些同仁还不赞成，身为中国人，怎么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历史？其实还真是这样，别说是深刻认知，就是起码的认知都缺失。

今天又想，这个问题其实要从顶层谈起才会有效，否则，再过多少年还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讲田野调查、讲学术研究，根子还是来源于大学校园，来源于大学硕导、博导的教育。如我张润平般来自基层滥竽充数之徒毕竟少之又少，根本就无资格谈论这一问题。也正因此，多年来论坛的各位大佬及同仁朋友不与我计较，下面就胡言乱语几句吧，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根据我十多年来接待众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经验来看，他们的知识结构几乎全部建立在西来建筑材料、建筑模型的基础上和框架下，而且他们还引以为豪。相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传统思想要么一知半解、要么不屑一顾，对中国历史更是缺乏系统修为，试想一下：他们怎么能够对中国的各种各样民俗事项有真切感受和领悟呢？中国的各种各样民俗事项自有其知识体系、自有其规范、自有其层出不穷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学者们老是戴着西洋有色眼镜看中国问题，怎么能看出其端倪呢？这不是打着鸭子上架吗？根源还在顶层。顶层设计本身就有问题，用西洋建材的思路来分析中国传统建材的功能，就如用显微镜来分析中国的经络学一样荒唐可笑。但事实就是这样做着。我觉得这就是吴效群老师点评困境之所在。

张多

需要澄清一下，吴效群老师这一段点评，是本人现场速记的。虽然都是吴老师的原话，但并非全部的话。我想吴老师要表达的意思大体上在这段话里了。如果有什么偏差，文责在本人。因为当时没有录音，而我又觉得吴老师的点评实在珍贵，需要直播出来，所以只好速记了。
原帖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 ... &extra=page%3D1

张多

另外，我当时还对吴老师进行了提问，问这样的现状原因何在？根据我的记忆，吴老师的意思是：这种状况的出现本身与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学科本位的讨论有关，我们民俗学的研究是从资料积累开始的，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这是很可贵的，但是不能陷在这里面。要跳出过去的阶段，方能展望学科的未来。当然还与学校教育有关，青年人满脑子宏大理论，反而失真。（这是带有我个人理解的，非吴老师原话，当时会务实在太忙，抱歉了。）

张润平

你们做得非常好！谢谢！致敬！

程鹏

没有录音实在是一大遗憾，所以强烈建议吴老师能够撰写成文，以飨学人。可能这也会呼应张老师所说的从上至下从顶层谈起吧！

程鹏

民俗学的研究和教育，目前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事情，除了少数硕博（本科有民俗学的学校毕竟很少）是民俗学专业的以外，很多是从其他学科涉入的，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毕业的一些学者也都在搞民俗研究、招民俗学的学生，所以像张老师所说的顶层设计的问题，可以说是民俗学学科存在的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的研究取向是存在差异的，张老师所说的西学至上问题对于人类学等学科出身的是存在的，不过有些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对历史理论与方法却是颇为强调。

恩施土家

张老师这个会后跟进的讨论倒是很好，我移到话题讨论了。大家都来说说看，前段时间有人议论毕业论文个案冗杂的问题，吴老师这番话我想一方面指出太多个案研究是基本现实，但同时又指明了一个讨论的方向，那就是从个案到民俗学，这之间的转化我们缺了什么。

恩施土家

首先，我个人觉得国家在场、权力秩序这个思维定式可能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但是民俗学其他领域研究是不是这样呢？比如节日研究、民间叙事传统研究、民俗景观研究，在谈论什么？

最近看到某高校2013年的某民间文学博士（研究民间歌师传承人的）论文标题使用的是“国家在场与……”。

实际上国家在场、权力问题在历史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中体现得可能更加明显，民俗学或许是受此影响，也不断地在个案研究中告诫自己，要时刻记住“国家”这个概念。而史学界也大面积的拿“国家”这个概念开刀。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或者是受到西学的影响的社会思潮，倒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十年二十年的学术在思想史上可能只是一瞬，如果大家着急要挑战新的理论或新的研究方法，可能未必是正常的，如果求新求变，想想乾嘉学派就好过多了，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或许丰富性远远不及我们今天的田野和个案吧。

当然话说回来，乾嘉学派既是正常的，又不是正常的，因为文字狱和政治高压，学者不能正常发声，只能做小学了，小学在学术史上成功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过程中却是一个变态的产物。

今天的中国呢？如果历史地看当下汗牛充栋的非遗研究，或者千篇一律的国家在场、权力讨论，也许又都是可以解释的。

又，润平老师长期在田野，又长期在田野与文本当版主，很多直观感受是非常真切的。说实话，带有思维定势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个案不仅让我们自己烦，在田野里接待我们的地方文化干部、报道者、甚至研究对象或许更烦。现在是信息化社会，研究对象已经能完全看懂学者的研究，知识生产也不再是传统的封闭状态了，“他者”的口头禅也是国家在场，权力格局，非遗中心的干部谈论非遗比高校学生透彻、生动得多，大家说说这可肿么办？

张润平

谢谢恩施移贴在这里！
我想等大家讨论一阵后再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这里我补充一点，就是大家一再说的“国家在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就从来没有缺场、退场过，相反，不但时时在场，而且“盯”得特别紧、特别牢。
从建国初期全盘苏俄化到文革期间全盘革命化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盘行政化，我们的大学教育已经被强奸得变换了体型了（当然灵魂也是不会不畸变的）。这是我所谈顶层问题的真正所指。我们的硕导、博导也是受害者。

张多

长鸿和张老师说的很对，把一些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了。在“国家从未缺场”的实际中谈论“国家在场”是否是我们田野的感官所致，也即在田野之前我们或已经想象性地、主观臆断地给“田野”定了一个位——“田野之地是国家权力之外或边缘的”。于是在田野中也就有了“国家在场的发现”。还有一些调查者是站在“能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向国家课题靠一靠”的先入之见上，来发现、发明或建构权力结构、国家在场。
    所以就像我一直质疑“边疆学”这个历史学分支，何为边疆？在我眼里，北京才是边疆，北京离国境线距离那么近。所以边疆学的成立就意味着中原学的隐在。这种治史思维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全人类历史学的发展，都是疑问。可是反过来讲，这不就是国家在场与权力秩序嘛？
    所以就学术来说，纯粹自由独立的学者是罕见的，学者也是处在国家权力支配下的。民俗学更是一个与政治和权力息息相关的学科。我在《****党历史》中已经阅读到无数“移风易俗”的记载。所以我想我们与其把精力花在研究权力与国家上，不如多关注些学科自身和深层次的问题，让专攻权力与国家的学者去做就好了。研究生的习作和探索之作就更没必要去讨论这些已经有答案、大而无当、白费口舌的问题，而应该多训练学术规范和知识体系。

南池子

在国家﹣社会框架之下，可以不谈国家在场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切入角度呢，是不是可以形成某些共识，或者说其实是有共识的，只是大家不怎么使用？
此外，一旦谈论社会语境，涉及到官方与民间互动，“国家”这个问题可能也没办法避开吧？
我觉得不是不能谈，而是要明确为什么谈这个，是不是论文的重点。如果涉及民间信仰，你能避开宗教政策不谈？
就跟长鸿说的一样，同意“国家在场”是一个不必要强调的问题，它很难不在场。

另外，我们在讨论“发展”的时候，不应该将发展只认定在一种变革、改变，请问某一传统能够不断自我调适，适应现代性的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做到“不变之变”，是不是也应该视为一种学术的传统？或者说一种学术的发展？整体的学术研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研究范式呢？是不是整体的研究就是“全面的、包罗万象”的研究呢？是不是在理念上我们也有一些偏执？

张润平

希望大家实实在在的再往广里谈、深里谈，找出我们力所能及的、有条件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突破口、症结所在、困境所在，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学术发展有进一步推动作用，这是我们的目的。
翘首企盼、洗耳恭听大家的高见——
（我会对大家的高见一一以时间先后顺序编号排列的）

英古阿格

问候润平兄。
落后就要挨打，国学挽救不了国势，由睁开眼睛看世界到西学东渐，全盘西化与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盲目崇拜洋理论之贻祸不亚于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
想起马克思一句老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理论是工具，手段，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决人本身的问题。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并无东、西方优劣之分，寻求问题所在是学术的生命所在。

英古阿格

润平兄的观点恐不是反对洋理论，而是对理论先行，盲目崇拜洋理论的反感与批判。这是无可非议的。
田野民族志成为当下人文学科的关键词。民族志的一个重要命题是揭示“文化多样性是如何存在的”，这关联到文化的真实性与整体性，说白了就是“钻入土著人的头脑中”深描地方性知识。如何钻入，这除了需要基本的学术训练外，更需要对地方知识的长期跟踪，默习体察，观察-体验-思考才有质的保障。
说实在，这么些年来看到的学院派的民族志文本，远不及地方学者的“调查报告”，反而觉得他们才是中心。
前两天参加中央民大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主题是“民间文学与民族记忆”，有些民族志更多体现出的不是族群记忆，而是个人想象中记忆而已。有篇写纳西族《创世纪》中的民族记忆，把“窝仁仁”弄到祭天里去了，殊不知那是丧葬仪式中演述的舞蹈，祭天是春节习俗，这类丧葬舞是绝对禁止的，论文中引用的材料既是些二度创编过的“民间文学”，而非更有参考价值的东巴仪式经书，这说明作者并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过。真敢写！
就我研究范围而言，关于东巴文化方面的论著，我更愿意看和力民、和继全、木琛这些东巴学者的文章，干净、实在，很少有外来学者的花架子与洋派头。每次到地方调查，这些地方学者就一直扎根于田野里，所掌握材料之广博，研究经验之丰富，让我们这些“研究者”相形见绌，感到自己才是这方水土文化的边缘。如纳西族的和力民，白族的张锡禄、凉山彝族的马尔子、红河彝族的师有富，怒族的曲路、羌族的余晓平、黎族的龙敏都堪称田野导师，他们本身是地方性知识的有机构成，也是我们这些调查者必须注重的地方性经验。

英古阿格

2001年6月，钟敬文先生曾邀请山东红山裕村的田传江给北师大研究生作了一个讲座，钟老致辞的题目是《民俗学：眼睛向下看的学问》。钟老认为，目前地方学者写得最好的民俗志，当属这个63岁农民写的《红山峪村民俗志》。
2005年，北京大学人类学所邀请了张锡禄（云南大理学院）、曾维益（四川平武县方志办）、马尔子先生（四川西昌民族研究所）作了三场讲座，王铭铭说，请他们来，目的之一就是向他们学习经验，让北大、民大的学生开开眼界，知道我们是“边缘”，他们是“中心”。此外，讲演会也有另外一个意图，那就是，使我们在艰辛的人类学工作中增添一点自信。
http://www.cranth.cn/1103/0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