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ana

这一段时间在读施爱东老师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相信很多童鞋都已经看过这本书，章节内容我也就不再一一罗列。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第八章《学术运动对于常规科学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与我目前的工作相通，让我很“心有戚戚焉”，在此，我也想将自己对“非遗”与“民俗学”关系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写出来，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在本章中，作者分了五部分来“检讨”：一、“非遗”保护运动在学界的兴起，二、民俗学家对“非遗”保护运动的学术支持，三、“非遗”名录的现实利益，四、民俗学家“参政”、“议政”的尴尬，四、 “非遗”保护运动对民俗学学科的伤害。 文章很贴切的写出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非遗”保护运动中，民俗学者和民俗学科所处的困境，作为一场政府倾力导向的运动，民俗学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被卷入其中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被卷入之后应该怎样尽量保持自己的学术品性呢？文中对“非遗”对学科的建设影响也做了检讨，将其积极与消极的影响都展开了讨论。
    作为一名毕业后即进入市级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一名硕士生，的确是非遗热潮给我提供了工作岗位；而当初单位之所以指定了“民俗学”专业毕业生，也源于乌丙安先生在早期非遗培训班上的演讲中提到了“民俗学是与非遗联系最紧密的（大意如此，原话不详）”。在刚刚结束的新一批市级名录的评审中，虽然是新人，但由于顶着“民俗学硕士”的头衔，我对于某些项目的意见也常能得到领导的重视。从这些方面看来，“民俗学”的确在“非遗”保护运动中受益不少，能够得到重视，也能够拥有比其它学科更多的话语权。我想这大概也是“非遗”运动备受一批学者和高校钟爱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另一方面，“非遗”保护毕竟是政府行为，真正的学术含量微乎其微。民俗学者参与其中，漫不说要“参政议政” ，即使想做研究也很困难。就我目前工作接触到的情况，当申报单位尊称你为“专家”的时候，他们看重的不是你的学术造诣，而是你有“民俗学”家这顶帽子；当他们热情地说欢迎你去调研的时候，他们不是真的希望你去做学术研究，而是希望有机会用糖衣炮弹炸晕你，让你承认他的项目能够上得“名录”。而且，“非遗”分有十大门类，哪个民俗学者敢说自己对这十大门类皆有研究？即使真的有一种研究模式或理论可以一网打尽十大门类，但是诚如《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 中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作为一次有目的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并不需要借助既有的民俗学理论。”
    在目前热热闹闹的“非遗”保护运动中，虽然的确给了民俗学带来不少优惠待遇，但是民俗学也要对自己有个明确的定位，热情参与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自己要有冷静的头脑，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除了学者之外，还有政府、工商界、传承人等方方面面的主体，其中有政策、经济等多方面利益在衔接，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期望在其中得到过多，但是如果能将“非遗”保护运动作为一个良好的机遇，抓住有利时机促进本学科的发展，民俗学才能是真的受益。

虾哥

楼主以自己的亲身工作经历来对非遗进行反思，非常好！

bonana

民俗学介入“非遗”保护运动后，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政府意向的代言者，而民俗学本身其实却并不适合做代言人，我想这也是一种“尴尬”。比如在今年这一轮的非遗名录申报中，其实每一项对我来说都是新事物，我之前对它们没有任何了解，因此，最初我是希望借此机会多多了解这些项目，无论它能否进入名录，总归是当地文化的一各方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只要我对某一项目稍加询问一些事情，它的申报者就会很高兴的认为这一项大有希望，甚至有的地区直接要求我告诉他们哪些项目有希望进入名录，似乎生杀大权就在我手中一样，但事实绝非如此。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不能再对任何一个项目多加关注，即使是我很感兴趣的项目，我也只能侧面去了解它的情况，这也是很被动、很无奈的。

耿羽

学以致用，“学”应该在“用”之前，学者可以对社会热点发表看法，也可以将知识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动力，但都应建立在扎实学识基础上，否则学术就会庸俗化，被政治界、经济界、传媒界牵着鼻子走。

耿羽

bonana身处艺术馆，肯定有许多高校中人体会不到的东西，希望bonana能持续提供独到的视角！

参加了两届年会，感觉博物馆、艺术馆的老师在年会中多数情况下“失语”，这些老师在学术讨论的氛围中是难以有话语展开的，但他们肯定也有自己对于民俗的理解，那么是什么呢？可能只有bonana这样既身处其中、又具备一定学术功底的人，才能把一些内在展现给高校学者学子，同时加强二者的交流。

bonana

就“非遗”保护来说，学者讨论的“非遗”其实和正在进行的非遗真的有很大不同。虽然有不少学者都指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可是学界真正能给现实非遗保护工作提供理论的很少；而且，非遗保护工作不是学术讨论，它更多的强调可操作性。今年年会上发言之后，虽然点评老师给我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可是牵涉多方面原因，无法实施。摒除舆论之后，此时的学术就显得脆弱无力。

所以，我希望学科能不被一场运动牵着走，如果民俗学要在“非遗”中彰显自己，或者说时事需要彰显某一学科，那么这一学科最需要做的首先应该是清晰的定位，不能迷失其中。同理，民俗学者们也要如此，不能被热情冲昏了头脑。

bonana

引用:

原帖由 耿羽 于 2011-12-1 12:35 发表
bonana身处艺术馆，肯定有许多高校中人体会不到的东西，希望bonana能持续提供独到的视角！

参加了两届年会，感觉博物馆、艺术馆的老师在年会中多数情况下“失语”，这些老师在学术讨论的氛围中是难以有话语展开的 ...

其实不是博物馆、艺术馆的人“失语”，更可能的情况是“无语”。“非遗”红红火火搞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非遗申报书仍写得让人吐血，令人看到崩溃，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非遗的面是铺开了，却并没能够深入，绝大部分人对非遗的理解仍是似是而非。而这种情况绝不是某一地区的个案。此时是很需要学者站出来予以解惑的，但可惜的是，此刻他们却找不到能帮助他们的学者。两者之间缺乏沟通，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学”无“以致用”，这也是民俗学被带入“非遗”后的一种尴尬。

[ 本帖最后由 bonana 于 2011-12-1 13:13 编辑 ]

耿羽

“就“非遗”保护来说，学者讨论的“非遗”其实和正在进行的非遗真的有很大不同”
“两者之间缺乏沟通，理论不能指导实践，”

值得学者们反思！“学”无“以致用”，这又是一个新话题！请bonana多说说实例，大家也多讨论讨论。

bonana

可能学者是更愿意从宏观的角度去探讨非遗的问题，而非遗工作恰恰是很具体的，这就造成学界的讨论对于具体的非遗工作无从指导。举很简单的一件事，非遗申报书，这是每一级非遗名录都需要存档的，是直接体现非遗项目的重要资料，可是该如何填写其中的内容才能体现项目的特色？具体到每一个门类该如何填写？很多非遗工作者都是不清楚的。今年市级的申报书，我将每一个项目都逐个以批注形式告诉他们如何修改完善，结果有的文化馆直接派人来到我这里，拿着打印好的申报书，一项一项的请教，一项一项的改，非常认真、非常虚心。
     我感觉，基层的非遗工作是非常需要学者给予指导的，他们对学者有着莫大的期望，信服学者，期望学者能给他们指明道路。但事实是，学者不可能下到基层去挨个指导每一项非遗项目。非遗保护到底是政府工作，学者能影响政府的策略已属不易，不可能插手具体工作。
     所以，我一直强调在非遗保护中的学科定位问题。不要认为学界对非遗的探讨有多么轰轰烈烈，对实际的非遗工作就能有多么轰轰烈烈的影响，这是两条线路。我上面所说的“学”无“以致用”，不是学者或学科自身出了问题，而是搞错了应指向的对象。

耿羽

“基层的非遗工作是非常需要学者给予指导的”

还是没弄明白，具体工作者需要什么学术指导？不会是“每一级非遗名录都需要存档的”等具体工作？这本来就应该具体工作者做啊。

张多

非遗虽然比世界文化遗产出现的晚。但在我国的重视程度却远远超过物质的文化遗产，大概其中有资源和难度的差别。现在非遗就像文物保护单位，是有行政级别的。似乎有趋势啥都是非遗，麻将也是，火锅也是，那样固然是好，咱学人也不愁了。但是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不是做标本，民俗是活的，有的民俗消亡是正常现象，保护是从文化基因的多样性的学术层面考虑的。现在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巴不得成为景点，故宫都然，何处不然。非遗不能步文物后尘。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提升生活质量才是本质。非遗也应当置于生活世界的视域下考量。

恩施土家

非常赞同多多关于“提升生活质量”的看法，但我认为提升生活质量不是非遗保护的目的，反倒是应用民俗学的理念。非遗工作就是一项保护行动，这个行为的落脚点是尽量完好的保护遗产，而至于保护之外的各种开发应用不应该交给非遗工作。也就是说非遗工作首先必须搞好本职，而不是首先想到要怎么使用遗产。

民俗学如何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像社会学一样能够参与到社区村落的管理建设中，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罗平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提升生活质量才是本质。非遗也应当置于生活世界的视域下考量。"
同意楼上观点！这跟田兆元老师提倡的“民俗是生活的华彩乐章”有相似之处，民俗本身是一种提升生活质量的文化，不能单纯的说保护，但可以提倡和引领~~~

张多

呵呵，可否推荐下田老师相关论著？谢过

恩施土家

http://wuxizazhi.cnki.net/Search/SDSK201105011.html
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