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四驾马车”与文化遗产保护
陶立璠
冯骥才有“四驾马车”——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每一驾马车上都满载着丰硕的成果，一路疾驰。这“四驾马车”同样满载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文化责任感，文化担当精神与时代同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四驾马车”精神，也唤起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切和热情，愿意投身抢救、投身保护，并将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化为行动。我想这就是新时期，冯骥才的“四驾马车”及其所取得的成果给我们的启示。
我和冯骥才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的全国文代会上，是一次远望和神交。那次，我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改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列席代表参加会议。在西苑饭店住处，每天总可以看到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穿一件运动衫，短裤，生龙活虎，活跃在会场上。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那时我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研究。很关心文坛的巨变。当然也读过冯骥才的小说《神灯》《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等，知道他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新涌现的文学新人。之后他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等作品问世，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天地，成绩更是骄人。当我再次见到冯骥才，已是时隔20多年之后，在他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之时。之后的交往渐渐多起来，神交变成私交，成了学术上的同仁。不过在此相识之前，令我吃惊的是读了他的一本纪实纪事著作《抢救老街》。由此感佩他为保护文化遗产，凸显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和责任担当。感佩他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行动力，号召力。因为面对天津具有600年历史的商业文化街区估衣街的即将拆除，面对天津旧城风貌的即将消失，冯骥才在作家的宝座上坐不住了。出于文化人的本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大的敬畏之心和担当责任。他不仅大声疾呼，而且很快行动起来，发挥他的感召力，组织文化志愿者，投入抢救。在一片废墟上，通过各种手段记录估衣街的文化遗留。这是一般文化人做不到的。尽管天津估衣街没能保住，但他的文化良心和责任担当告诉我们，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中，知识分子不能对文化遗产的日渐消失表现出漠不关心或视而不见；在文化遗产快速消失之际，知识分子不能躲在书斋里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而应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投入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冯骥才尽到了这份天职。他所代表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知识在现实中的实践。
冯骥才本来是作家，有很好地展示自己写作才能的创作平台。但是他在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却选择了文化遗产保护。这不为很多人理解。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有比写作更广阔的视野和担当精神。他认为和作家的个人写作比较起来，有一个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必须重新认识这种关系。文化遗产是大传统，是几千年来由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共同创造的文化和精神家园。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按照时髦的说法，是中华民族的DNA。是养育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的急剧变革的时代，由于种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传统文化正在飞速的消失，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作为作家，他深知“文学的责任感主要是社会责任感。”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作家大喊责任感，是为了使文学对社会生活有“说不”的权利，是为了文学创作的自由；而在社会转型期，即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传统文化飞速消失的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放下文学创作的笔，全身心投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这同样是在尽一个作家的责任，同样是对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说不”。是为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取得文化遗产传承的权利。这种权利关乎民族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所以面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他选择文化遗产保护，使小传统与大传统和谐地统一起来，健康发展。事实证明冯骥才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文化遗产保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责任是一个方面，担当却需要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他说过“责任感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良心”，“文化责任感也是一种社会良心，更准确的说，应叫做文化良心。”冯骥才把天津估衣街的抢救称为“临终抢救”，这和对病人的“临终关怀”是一个道理，也和盗墓贼光顾后的文物发掘同理，即给文化生存争取一线希望。文化良心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冯骥才文化良心的实践是从抢救天津古老的文化街区估衣街和天津小洋楼开始的。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在文化遗产的抢救中，冯骥才却弹出了伤心的眼泪。10多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当时大都市的旧城改造风靡全国，文化街区一个个消失，政府的“无知”与“失职”在老街抢救中得到写照。冯骥才建议我去看看天津老城博物馆。冯先生说，老城博物馆的馆址是老街抢救中唯一幸存的一座四合院。里面展出着天津的砖雕艺术。但是有谁知道，这些残存的砖雕是博物馆的同仁在开发商的呵斥声中，在民工的铁锤下抢救出来的。为了抢救一块精美的木雕，博物馆馆长居然冒着酷暑，在工地上守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手。我被深深的感动了。又觉得文物工作者与“叫花子”没什么区别。开发商的蛮横、政府的不作为，文物工作者的脆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
“旧城改造”是中国城市建设中的败笔。冯骥才也经常感叹“千城一面”的悲惨现状。政府的无知、无畏，使城市传统建筑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假古董、伪建筑到处横行。正如冯骥才在《抢救老街》中说的“这好比老太太没了，找来巩莉扮演老太太，漂亮是漂亮了，可不是你奶奶了”。在政府强势行为面前，知识分子的呼吁虽然显得苍白无力，但只要觉悟到自己的使命，同样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所以从本世纪之初开始，冯骥才将文化的眼光投向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在10多年的时间里，留下了骄人的成绩。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一系列举动，写入文化史册当之无愧，功不可没。这些工作粗略的回忆起来，令人振奋。
1、“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是在冯骥才倡导下，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工程。冯骥才认为启动这一工程是“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此项工程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施项目，开展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普查、登记、整理、出版。这一工程特别强调民间文化遗产的普查，按照冯骥才的说法是“地毯式的普查”。工程计划利用10年时间，用文字、录音、摄影、摄像等现代技术立体地记录中国民间文化，计划出版以县为单位的《中国民俗志》，中国民间美术作品，建立中国民俗图文资料数据库，建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等。这在当时是十分振奋人心的，极大地调动了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出现了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新局面。文化部支持的“中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即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是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背景下展开的。冯骥才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2、普查工作的丰硕成果。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之后，在冯骥才的亲自主持下，从普查入手，编纂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民间剪纸集成》《中国藏族唐卡集成》《中国故事全书》《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考察》《亚鲁王史诗》的收集、整理、出版等。冯骥才主持下的团队，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十年磨数箭。这种以项目带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既理论联系实际，又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研究人才。创造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使抢救与保护以成果的形式体现，实现文化的积累。
3、确立传承人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对各种项目传承人的保护极为重视，行动也最早。早在工程启动阶段，就建立了杰出传承人保护名录，还专门召开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论坛。特别是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民间剪纸集成》《中国唐卡集成》的编纂过程中，对传承人的事迹作了口述史记录，出版了口述史丛书。专门召开了关于口述史的学术会议。这在全国性的文化遗产保护中是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目的，是为了留住历史、留住记忆，是为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持有者正是千千万万的传承人（包括代表性传承人）。他们才是文化遗产的主人。对他们的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知识分子永远是为文化遗产传承服务的志愿者。
4、传统村落保护是目前仅次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文化建设工程。早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之前的采样调查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就开始了山西榆次后沟村的考察，并制定了《普查手册》。之后冯骥才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古村落，制定《中国古村落紧急普查工作手册》。在中央文史馆60年纪念会上冯骥才作了《为紧急保护古村落进言》发言，得到国务院总理的认同与肯定，他的建言同样得到国家的采纳。所以才有了国家住房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一系列举措。传统村落保护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延续和发展。冯骥才是“非遗”和传统村落保护两个专家委员会的主任。他不是挂虚职的主任，而是足踏实地，亲力亲为的主任。“留住乡愁”不是抒情的诗句，而是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传统落立档考察是很好的证明。
5、作家冯骥才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并未停下手中的笔，可以说他做到了写作与保护双丰收。《抢救老街》《灵魂不能下跪》《年画手记》《年画行动》《思想者独行》《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虑》《紧急呼救——民间文化拨打120》等，就是这一时期的著作，不能不说是高产作家，至于他的许多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列讲话、散文、杂文等，看看标题你都会觉得戳到社会的痛处。
总之，在新世纪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中，冯骥才是一面大旗。他不但出思想、出主意，而且出规划，出方案，脚踏实地，努力前行。如今他的“文化良心”已结出硕果，相信他还会沿着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走下去，对社会尽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