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上的致辞
今天到会的都是民俗学界的同行好友，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参加这次盛会。其实不邀请我也应该来。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是我受教的地方，有一首歌这样唱“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我就是常回母校的一位，只要母校召唤，召之即来；二是因为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实践和教诲，使我走上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之路，与民俗学有不解之缘，并以身相许。毕业至今，半个世纪以来，母校始终是我问学的地方。我曾参与过钟敬文先生主持的许多国家项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还多次参与主持母校民俗学学科博士论文答辩。虽然很早就从母校毕业，但我的课堂仍然在母校。正是由于母校的鞭策鼓励，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多年，并在民族大学申请建立了民俗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培养少数民族的民俗学硕士和博士。基于这一点，我要万分地感恩母校。
这次母校召开“民俗学实践研究：村落传统与社会治理研讨会”，是非常适时的。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民俗文化传承的国家，也是民俗文化大国。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在民间，在民众的文化创造之中。历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有两个领域。一是文献的，二是现实的。现实的既民俗学界所讲的民俗学的“现在性”，也即这次会议所提倡的“民俗学的实践研究”。“现在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所特别强调的，这一学术实践将民俗学从书斋中解放出来，具有了应用研究的价值。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无疑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也可以说民俗学不是一门陈旧的学问，而是一门新鲜的学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农村，发生在村落社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但村落传统还是保持了它相对的稳定性。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时期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迅速推进。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很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思想和观念的转型，远远落后，甚至原地踏步，这无疑影响到社会的平衡发展，特别是影响到村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传统村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村落的变化是颠覆性的。主要表现在中国的村落传统已经被彻底瓦解。这种瓦解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大批的村落建筑空间逐渐消失；二是大批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使村落只有老人小孩留守；三是村落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传承的人文生态环境，村落空心化，留守化，必然导致村落传统传承断裂。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需要社会学、民俗学予以关注，并通过田野作业的方式，诊断痼疾，提出解决方案，供政府决策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民俗学的大本营，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恢复、重建和人才培养方面贡献巨大。在新形势下，希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能加大、加强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从目前全国高校民俗学教育讲，北师大具有很强的学科优势，是中国民俗学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重镇。在国家学科目录中，民俗学隶属于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北师大有着深厚的民俗学研究传统，特别是钟敬文先生留下的民俗学遗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中国需要民俗学，民俗学需要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全国高等院校中，没有一所院校设立民俗学本科专业，这和我们悠久的民俗文化传统，和多民族国家的民俗文化资源极不相称。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了民俗文化，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培养大批的具有民俗学修养的青年人才投入这一工作。我们殷切希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能创造条件，设立民俗学本科专业，培养中国民俗学的专门人才，这也是为实现钟敬文先生倡导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遗愿。
最后，我代表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祝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陶立璠
2018.9.15于五柳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