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自哈布瓦奇以来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 发布时间：2007-04-23
摘要：本文以社会记忆理论和相关研究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了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基本问题和社会记忆的过程。本文指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但是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主流话语中似乎没有留下太明显的痕迹。尽管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做了一些工作，但社会记忆基本上是一个被解释变量，而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基本概念。一些好的个案研究所探讨的实践逻辑问题没有能够真正进入主流社会学的视野，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表明，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关键词：社会记忆，认同，集体记忆
迄今为止，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各学科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把社会记忆看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并为未来的社会记忆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一、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
关于记忆的社会视角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凸显出来。巴特莱特（Bartlett，1932）分析了个人记忆的群体动力，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0）提出了“结构性健忘症”（structural amnesia）的概念，简（Jane，1927）注意到了时间概念和记忆的进化的关系，维高斯基（Vygotsky，1929）指出记忆的叙事形式整体地受到文化影响［1］。
但在社会学的领域中，经典作家们对社会记忆涉及甚少，涂尔干只在纪念仪式的简短讨论中直接强调了记忆，认为它只是原初社会的一个特点。而马克思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和无意识性，有意识的对过去的关注被当成是此前社会的非理性的遗留物。齐美尔把记忆看成是缺失的证据，但未发展其理论。韦伯关注传统的合法性，也对记忆关注太少［2］。后来库利（Coolly，CH.，1918）和米德（Mead，GH.，1959，1932）对记忆的社会情境的进行了理论化，但却超出了社会学的旨趣。总之，学者要么把社会记忆狭义地看成是知识社会学的分支，要门广义的看成是“社会的连接结构”。希尔斯（Shils，1981）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经典理论过多强调两分法的牺牲品，经典理论遵从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一的视角，强调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这是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及欺骗和悔恨的政治、后现代性的出现分不开的。记忆分析的范式已经开始具有半自主的动力。施瓦兹（Schwartz，1996）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霸权理论家对“过去”进行社会建构的讨论，尤其是霸权理论家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记忆、记忆的争论、大众记忆和对过去的工具化分析。布迪厄（Bourdieu） 和奥特纳（Ortner，1984）指出，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结果和规范系统转到实践，文化不但是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规范、价值和态度，而且也是所有社会过程构建出来的符号维度。各种意义框架都有其历史。这种过去导向使社会记忆关注于意义框架的传播、保存和改变。而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3］中出现。
二、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奇（Halbwachs）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实际上指出，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纯粹的个人性记忆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现象，人类记忆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他的社会记忆的概念不仅超越了哲学，而且也与心理学取向相对。在《个人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1938）一文中，他指出，定义“集体心理”，首先要区分它与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社会学的不同。心理社会学的目的是表明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可以用意图或信仰（tendencies or beliefs）来解释。心理社会学不分析这些意图和信仰的性质。相反，社会心理学把意识的状态与社会群体的生活相联系，这种意识的状态被描述成一个自足的现实，尽管事实上是社会所引起的，它们却被假定成具有独立的起源。而集体心理这个概念是用来处理心理事实（Psychic facts）的（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事实相对），既考虑到它们自身内在的特征、性质和相互关系，也考虑到它们源于群体中的个人的社会交际。在《个人意识和集体心理》（1939）中，他进一步指出，集体心理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而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并构成对群体中的个人之间意识互动状态的表述。通过区分思想感情和它们具体的外在的表现，或者通过区分制度的心理和物质的层面，社会学的领域可以得到确认。集体表象的典型特征总是以物质形式表现它们自身，社会学的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是通过集体心理的参照框架来完成的。指出这一点，意在说明我们后来对哈布瓦奇的批评过多的强调“社会建构”的一面，而忽视他对于心理学的讨论和对集体表象物质形式的关注。
应当指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因而也是断裂的。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说见解独特，但也有其局限性。哈布瓦奇所关注的是一种和谐统一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人们分享同一的记忆。但实际社会环境中的记忆并不总是同类同质的。恰恰相反，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记忆资源，而对异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而异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它类记忆或者福柯所说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
哈布瓦奇区分了自传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和集体记忆四个概念，自传记忆是由我们自身所经历的事件构成的记忆，历史记忆是我们只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历史是我们所记住的但是和我们没有有机关系的过去、集体记忆是构成我们认同的活生生的过去。
哈布瓦奇实际上指出历史是死的记忆，和我们不再有有机的经验上的联系，但是这显然否定了编史的自我形象。在他看来，由于各个时代的人群的信念、利益和追求不同，历史只拼合了在无数不同时刻和角度拍摄的即兴之景。一些学者指出，经验总是嵌入在叙事的框架中，没有最初的、不经过中介的经验，记忆和历史的区别实际上是学科上的区别，而非认识论上的区别。哈布瓦奇的这种历史观虽然能解释当今主流历史意识对某些过去事件的冷漠，但却不能解释为何还会存在抵制这种冷漠的非主流记忆，更不能恰当评估这种非主流记忆的批判价值。
如果说哈布瓦奇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建构，那么康纳顿（Connerton，P.）强调的更多的是记忆的惯性（inertial），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指行动者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他注意的是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我们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在哈布瓦奇那里，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在康纳顿这里，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4］，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
施瓦兹（1991）认为集体记忆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视角，但是这两种视角都过于狭窄和教条化。第一种观点认为，过去是按照现在的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来形塑的。他引述米德和哈布瓦奇的观点，指出这种视角认为过去的概念可以通过现在的立场来解释。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形塑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个社会不管它的意识形态环境如何，都要保持一种关于过去的连续感。如果关于过去的信仰不能经历社会变迁的考验，社会的团结和连续就会受到损害。
萧阿勤（1997）对社会学研究记忆的取向也做了两类区分：即解剖的方法和拯救的方法。解剖的方法强调，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受他们当前的关怀、利益和期望所左右，认为人们对过去的意象，容易受掌权者的操纵。一般而言，这类研究取向多揭露人们所记忆的过去是社会建构的。拯救的研究方法则注意到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对当下情境定义和社会行动的重大影响力，认为集体记忆不完全受利益和权力左右，并强调自由的公共空间对各种集体记忆存活的重要。
由此看来，社会记忆连续和断裂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通过对社会记忆过程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弥合这两种争论。
三、记忆的过程：认同与争论、延展性和持续性
如果把记忆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把过去带到现在的不变的导管和容器，那么记忆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权力、分层、争论（contestation）等。
艾里克森（Erikson E.）把认同概念引入到心理发展过程，开始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近来出现了认同的叙事转向，把认同看成是在叙事形式上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过程，在叙事这个概念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是不可分离的，认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它是一项事业和实践，而不是道具。认同向社会水平的扩展，直接导致了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占有的一致性。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72）指出定位自身所处的群体其实也是定位这个群体的过去。泽如巴维尔（Zerubavel，1996）［5］讨论了从记忆社会化到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他指出我们所记住的更多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而实际上是关于社会预先假定我们在群体和共同体中的应该具有的处事能力的记忆，这就是“社会自传学的记忆”（“sociobiographical memory”）机制。应该指出，他的这一概念明显带有“知识库存”的色彩。
世代（generations）及其所分享的记忆是分析个人和集体认同的交叉点的中心概念。曼海姆（Mannheim'K 1952，1928）首次讨论了社会和政治事件通过对一代人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影响形塑了这个世代。他的理论讨论了世代和社会记忆的关系。施瓦兹对这种观点有所保留，他指出，集体记忆往往不是过去经验的反映，而是具有定位功能，集体记忆“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盏灯，是社会的一个原型也是为社会的一个原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才可能通过多样的纪念场所、实践和外形来确立和维持，比如服装、话语、庆典等。同时，国家认同不但是可以利用的，而且也是国家致力于占有和压制其他认同话语的霸权力量。个人的、地方性的、地区的历史的不同的编年方式被整合进单一的国家的编年方式，同时不同的认同和叙事之间也是竞争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协商的或妥协的领域，不同的故事都想在历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人们为捍卫他们的故事而斗争，因此争论也是记忆和认同的中心。匹克威茨（Pickowicz Paul G.1994）在《中国革命和集体化的记忆》中通过对一个华北农村知识分子的回忆录的分析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福柯（Foucault）［6］指出，既然记忆在竞争中是如此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为了挑战民族国家对历史编篡的学科权力，福柯采用了“反记忆”的概念，指那些不同于统治话语和经常挑战统治话语的记忆。因此，获得记忆的一致性是很难的，它要超越无穷的差异，并被差异所建构。为了获得对记忆的解释的支配地位的斗争，源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相互影响和冲突。它是很多人付出了很大努力后的一个产品。而群体可以使用过去的形象和与历史做斗争作为手段确立其权力，但同时也可能失去其权力，在这一点上，坎斯特纳（Kansteiner W.，2002）做了很好的工作，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详见下文讨论）。
既然过去的形象是竞争的产品，因此过去是现在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有延展性的。在延展性和持续性这个维度中，我们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是表意主义（presentism），即过去的形象是随着时间改变的，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服务，过去也成为群体表述利益的有用的资源。但是，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在《社会学导论》的第三章《题外话：选择和传记》［7］中指出，“当前被我们忽视的这些东西在有人向我们指出来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意识，……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存在……我们决定忽略的过去的事情对我们彻底消灭无记忆将是更多的无助”，比如在庭审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过去是有延展性的”。因而表意主义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过去的延展性。舒森（Schudson，1989，1992）指出，过去在一些方面、一些条件下可以高度抵制人们的改变，他分析了三个事实上的限制：1、可利用的过去的结构只在一些方面在当前呈现出来，其他的方面超过了我们知觉的范围。2、个人选择的结构使得一些往事对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对另一些人又是不可能的面对的。3、过去社会冲突的结构意味着我们不能决定哪些是应该记住的，哪些是应该遗忘的。施瓦兹（1991，1996）讨论了延展性的文化特征，他指出一定的过去，虽然有时候是延展性的，但有时候却非常持久稳固，不随时间改变。
与表意主义和文化特性相比，另一个持续性和延展性的概念是“惯性”（inertial）。这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述康纳顿 （1989）和布迪厄，前者关注了记忆与身体实践的结合关系，后者讨论了身体记忆的问题。
四、声誉和知识（reputations & Knowledge）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杰弗里和罗宾斯（Olick，Jeffrey K. & Robbins， Joyce.，1998）指出声誉研究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都关注了记忆的动力学和静力学过程。声誉与个人生活的成功的关系是松散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而是社会因素在个人的声誉上扮演了保护和维持的重要角色。他们指出，包括朗氏（Lang & Lang，1988）［8］和泰勒（Taylor，1996）［9］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聚焦于对声誉动力过程的四种基本因素的说明，第一，主人公在其传记的表述中所应用的个人策略和政治手腕能够控制其形象的形成，这些策略包括隔离、自传、粉饰和伪造与赞助人的关系。第二，特定的声誉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比如诺拉（Nora）对贝多芬的研究表明，贝多芬之所以能够从别人对他的尊敬和钦佩中受益，贵族音乐的公共场所在关于他才能的叙事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三，文化因素对声誉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文化因素区别于个人才能，某些偶然因素和意外事件有时会极大的推进个人的声誉，比如意识形态对艺术家艺术生命的影响；另一种方式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关注于品位的建构特性，声誉依赖于获得声望的斗争和所采取的文化立场。第四，关注声誉怎样对广阔的叙事和文化形式作出回应。声誉理论家认为我们过于夸大了它们的优缺点。施瓦兹（1991，1996a）的研究分析了林肯的形象怎样从平易近人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威严形象，同时，他也指出，尽管华盛顿的形象保持了其核心的连续性，但是他的声誉的延展性却是和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需求紧密相连的。
杰弗里和罗宾斯（1998）还分析了另一个研究记忆的动力学——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他们指出，既然调查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反映出为什么特定类型的知识被记住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极大关注的就是忘却问题。库恩［10］（Kuhn M.）认为知识的记忆和忘却依赖于范式的规定，常规科学不断地累积范式，而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能比较的。甘斯（Gans，1992）和索罗金（Sorokin，1956）［11］都指出范式的知识也不是累积的，年轻的研究者会重复早期的实践者的发现，Gans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学的健忘症”（sociological amnesia），他把它归因于制度的因素，包括学术奖励的结构、科学研究过程的神话和对科学中无意识的剽窃的惩罚的缺乏。默顿（Merton R.，1985，1965）［12］讨论了科学家是怎样倾向于忘却他们的思想来源的过程。一些研究还分析了声誉和范式转变的关系和紧密程度，利文（Levine，1995）［13］，指出学科有其自身的集体记忆并维持其认同，尽管范式发生了转变，但理论留下了认知的内核，成为“保留节目”而获得了持久地位。泰勒 （1996）［14］， 指出，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某种思想被强权群体所宣传，从而也比其他的更容易被大众记住。
应该说，杰弗里和罗宾斯对社会记忆理论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但是其评述后现代的色彩过于浓厚，比如对解构的强调等。与这两个人不同，坎斯特纳（2002）似乎更强调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协商、共谋和建构过程。在《在记忆中寻找意义：集体记忆研究方法批评》一文中坎斯特纳指出人文学科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要归功于文化历史的复兴，但是在集体记忆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概念和方法上的推进。大部分集体记忆的研究关注于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媒体的情境下特定或细节事件的表述，而没有能够对“尚处在争论中的表述”的受众（观众）有所反映。因此，大量的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文化的视角不能最终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和他们的历史意识联系起来。这种方法论上的问题由于心理学上的隐喻和神经学上术语的使用而不断加深，这一做法把集体记忆的社会动力机制（动力学）看成是个人的、自传的记忆的扩展和结果，这显然是误导。而通过把表述的特定策略情境化（置于社会背景中），把表述的事实和接受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方法的缺点。作者主张，集体记忆的历史应该看做一个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考虑到文化传统的持续性、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受众）的破坏性（颠覆性）。这三个历史主体的协商或妥协，建立了在记忆政治的竞争场域的游戏规则，对这些协商和妥协过程的关注，使我们可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15］。为此目的，集体记忆研究应该采用交流沟通和媒体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媒体的受众，并使用从编史学到后结构主义［16］的各种解释工具。作者认为，从集体记忆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两个传统在分析历史文化上是紧密相关的和互利互惠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实际上有关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妥协竞争和媒体研究的问题，在文学和影视界已经有过研究，陈晓云（2000）在《革命记忆与爱情呈现——论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指出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不同呈现，是主流意识形态、导演创作观念与观众接受心理“共谋”的产物。
以上关于社会记忆理论和方法的回顾，基本上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记忆实证研究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实践，这可以透过对记忆的政治、战争记忆、国家认同、暴力等主题的分析得到说明。
五、当下的社会记忆研究
尽管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但国家认同却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温菲尔德（Wingfield，Nancy M.，2000）在《记忆的政治：1945年到1948年间捷克国家认同的建立》一文中指出，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德国人的过程，同时也是把他们从捷克人意识中清除的过程。他分析道，为了在战后形成国家记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精英一样，致力于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大众叙事，把“可以接受”的过去的和战后的国家重建联系起来。他们试图操纵人们分享的经验和持有的想法，同时建立集体记忆。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部一方面使用“组织化的社会忘却”（socially organized forgetting），比如排除、镇压和抑制，另一方面使用“组织化的社会记忆”（socially organized remembering），比如精致的创造、强调和意识基础的普及。政府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新的“纯粹”的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具体的做法是排除德国人在历史上的贡献，夸大自己的作用。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人确立了战后民族历史的形象，但是，由于战后时代社会组织化的忘却和记忆使得近来的历史变得错综复杂，当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国家的宏大叙事让位于多样化的声音和视角的时候，文化的原本（scripts）成为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论争的主题（对象）。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1989年以后取消了很多50年以来的象征符号，包括公共场所无所不在的红星、铁锤和镰刀，尽管如此，共产主义统治的象征符号的阴影成为值得注意的历史的遗产。在现在已经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国家的历史中，整合这些相互冲突的解释，共产主义的和非主义的，非捷克的和非斯洛伐克的，已经被证明是困难的。当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重新解释他们的民族历史时，不同主张的之间的协商将会困难重重。
在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分析中，不仅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的操纵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和历史遗产，而且国家所使用的暴力也是很关键的因素。海伦娜（Pohlandt－McCormick，Helena，2000）在《“我看见了梦魇……”：暴力和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以南非的索韦托起义为例分析了暴力的经历、记忆和历史的创造的关系。作者指出，国家统治的暴力经历和残忍的国家政策（比如种族隔离政策）在社会中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南非历史记忆的本质要素，它的影响（对身体和心智的伤害和物质上的破坏）和与之相伴随的保密、谎言和沉默，危及个人思考历史的基本能力，对集体的公共的历史构成了极大的影响。作者认为，在对个人身体构成实质性的伤害的暴力经历之外存在着一种推论的（discursive）和经过粉饰的暴力，持续的对人们的心智构成损害，瓦解和削弱人们找寻连续性和意义的能力，如果这种暴力普遍深入和持续下去，它的影响就会超过个人伤害的层次，从而把原本关系紧张的集体记忆和官方历史的结合起来。例如，种族隔离的南非独裁主义的统治在形塑周围大量的沉默和谎言的基础上构建了集体记忆，有时甚至妨碍个人在历史中定位自身的能力。作者尖锐的指出，当身体和物质上的暴力抹去了受害者的历史，并建立否认加害者自身过失的人为的历史之时，恰是暴力和沉默相互共谋之刻。这种暴力和沉默之间系统的共谋，在南非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同时也指出，这种共谋不会完全取得成功。因为记忆，特别是个人历史角色的口述记忆和证据提供了挖掘了这些沉默的方式。索韦托起义的例证表明个人积极地与集体和官方记忆“交战”，毕竟，在沉默和谎言的周围构建的集体记忆和由个人的暴力经历所形成的个人记忆具有相同的独裁统治的情境。因此，尽管这种共谋会损害个人进行历史思考的能力，“个人的细节”（Human detail）通常看起来是不重要的，个人的行动是不合逻辑和琐碎的，但是，作者认为，这是软的一方面，个人单独的讲述和写作不管怎么细小，也构成了个人记忆的里程碑。在讲述现在或过去的瞬间，个人与集体记忆和公共记忆抗衡。个人不但生活在他周遭的世界中，而且也与这个世界互动，个人历史意向的表述会“修改、转化甚至重建公共记忆，尽管他们受到了伤害。”
海伦娜为我们在个人的历史思考能力遭到损害的情况下开掘个人记忆和个人叙述提供了途径，但是这些细小的东西被挖掘出来以后，跟大的国家事件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也是我们通常讲的“大”和“小”的关系。阿姆斯壮（Armstrong，Karen.，2000）在《记忆和模糊：芬兰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一文中使用叙述的方法考察了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的复杂关系，及个人记忆是怎样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的。在1939年到1944年间，芬兰和苏联发生了两次战争，1939至1940年间的“冬季战争”和后来的1941至1944年间的战争。当苏联军队穿过芬兰东部边境进入到属于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时，这个地区的人口开始往芬兰中部撤退。战争的结果是卡累利阿和芬兰的一些其他地区成为了苏联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国家要重新安置这些撤退的卡累利阿人，因此战争和重新定居（移民）成为20世纪芬兰历史的重要事件，引起还活着的当事人的共鸣。作者通过对一个叫托马斯（Thomas Rantalainen）的卡累利阿人家庭的后代所编写的文集和个人通信的研究，展示了这些60年前所写的信的内容和现在仍在讨论的芬兰的历史是怎样相关的。在这些通信的叙述实践中，有两个基本主题，即战争和家庭生活，个人自身通过叙述的使用，把个人经历融入到共同体中。作者采用了本尼迪克特（Benedict）把国家当成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作者认为，个人的感知虽以当地世界为基础，但有时也会与更大的共同体联系起来。在叙述的过程中，个人经历会与芬兰历史中特定的事件的集体经历联结起来。这些联结通过个人在叙述时使用“我们这个群体”（group－We）时可以得到发现。而“我们”实际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分析的这些信件和日记摘录详细地表明了何时和怎样个人会转变成“我们”。作者引述瓦勒热（Valerio Valeri）的观点，认为我们实际上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使用着过去，既有聚合关系（指很多个彼此重复且相连的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相对较简单的单元），也有组合关系（性质不同的单元组成）。作者提到的这些信件具有把“组合关系的事件当作事件，把事件当成是（个人）直接经历的倾向”（syntagmatic－relating events as events and events as direct experiences）。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聚合成基本的原则，定义人们怎样行为。这些信件表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是可以类推的，类推和复制（analogy and replication）的逻辑既在文本的叙述实践中得到体现，也在后代对这些信件的解释中得到体现。
作者认为，在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之间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和不确定性。尽管不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分享同样的政治观点，但是人们知道特定的政治符码（code）的指向。战争时期提供了一个相同的历史时间框架让人们讨论过去和现在。在1997年芬兰独立80周年庆典时放映的记录片也涉及到这场战争，但是媒体只是大量的展现史实，而不进行评论。作者进一步指出，过去的故事、家史、建筑遗址和关于战争的国家的社会记忆的创造等等给人们以场所和工具对他们所选择的零零星星的过去进行重写，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把过去带到现在，通过谈论历史，他们描绘未来，建立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家庭的通信的研究表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家庭的比较，在通过回到过去从而思考现在这一点上，逻辑是一样的。
阿姆斯壮还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他指出，对欧洲的人类学家而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会存在真正的对话，因为这些研究者不会进入到对社会领域进行多重解释的过程中，而对共同体、爱国精神和卡累利阿的连续性的争论进行考察实际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通过个人的叙述、电视记录片、公共演讲、报刊文章和人们怎样谈论他们自身，这些争论会在社会中折射出来。
阿斯曼（Jan Assmann，1992）在其《文化的记忆》一书中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了重大事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作者关注是犹太集中营的大屠杀（Holocaust）事件，分析了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再通过沟通和分享的过程，最后形成一种具备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文化记忆，其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集体记忆的用法与一般不同，指的是集中营里的经验虽是许多受难者共同的经验，但却没有与外人甚至是自己的子女分享。然而，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讲，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书中所论述的一群人有过共同经历却没有过沟通的过程，因此上述过程可以似乎改为个人记忆——沟通记忆——集体记忆。
另外，刘新的论文《为了忘却的记忆》也涉及了历史事件怎样在一些亲身经历其中的农民身上被记忆与再现，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与某事件的记忆有何关系，政治权力如何介入，不同版本的记忆的争论关系等问题。刘新指出，新生的政权试图将官方历史带入农民生活中，或者说將地方的事件纳入国家叙述中，比如纳入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形象建立中，这就连带地改变了乡村中农民记忆习惯的运作，产生了一种个人经验与更广程度的泄愤情绪相关联的新模式，比如吐苦水的行为。由于这种模式，因此許多农民的故事中都谈到自己的妻子生病、向地主借钱等不好经验，即把一些本来没有事件化的普遍情形给事件化了。但是，问题在于，建立“万恶的旧社会”和建立“美好的新社会”是同步进行的，忆苦和思甜也是连带的。这样一来，为什么痛苦经验被事件化，而快乐经验则没有呢？这是需要进行说明的问题。而且，吐苦水的行为是不是某种心理过程的结果也未可知。
在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关于重大事件造成的创伤记忆（memories of trauma）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景军在《乡村修坝与乡村重占：中国西北的记忆运动》一文中使用重占（repossession）的概念来分析中国西北部永靖县农村的记忆政治。作者关注的是一场旨在使村庄从农田破坏和强迫移民（重新安置）的毁灭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运动。作者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个创伤记忆转变成政治话语的社会过程。这种政治话语认为政府官僚应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负责。作者把重占的概念，严格的限定在集体行动的情境中，指的是这些被转移安置和剥夺公民权的农民重新获得对政治压迫的怨恨，重建乡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和遭到破坏的民间宗教信仰。
六、小结：社会记忆和社会理论
从上述简要回顾可以看到，对社会记忆改变和持续的看法都把记忆的运作机制置于记忆自身之外，文化的角度也是如此，虽然强调意义，但是也把变迁的资源定位在政治文化中，而不是记忆本身的运作过程中。与这种趋向相关的是，直到现在，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把记忆作为因变量作了很好的说明，但是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宏大理论中是缺席的。
康纳顿指出：“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社会记忆的渗透性，和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特别对社会记忆的较少关注之间，仅就明确的、系统的研究和隐含的、松散的研究在本质上不同而言，存在明显的差距”。［17］
鲍曼（Bauman）更是指出，时间历史以现代性为起点，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而历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忘记的过程，而且记忆正因它的选择性而闻名。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见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经过了社会记忆过程，各种不同的记忆实践不但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征兆，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和理论中，应该把记忆实践当作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生活的核心特征。总之，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注释：
1，参见Olick， Jeffrey K.; Robbins， Joyce.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ume 24 （1998） P105-40
2，同注1
3，主要指针对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
4，参见（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同注1
6，同注1
7，参见Berger Peter L.Invitation to Sociology: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1963） Anchor Books Doubleday & Company， Inc.P54-59.
8，同注1
9，同注1
10，同注1
11，同注1
12，同注1
13，同注1
14，同注1
15，即使在一国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国家也会留下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印象。
16，汪霞将后结构主义的特点归结为，第一，后结构主义主要针对“文本的世界”，它与某种阅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后结构主义不拟建构，而重解构。第二，后结构主义是对传统的二元论和“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超越。后结构主义并不认为存在着静态的两极对立，相反，它主张存在的是两极间的运动。第三，后结构主义坚持反对总体性，认为总体性是一种会导致事物停滞、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消解了总体性，有助于差异的撒播，有助于防止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的僵化。第四，后结构主义强调文本间性和学科界限的消失。亦可参见杨大春：《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见于：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18/hwz37923.htm
17，参见（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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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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