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崇山西麓的坡地上。面积约 500万平方米。1958年发现。1978～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主要遗存特征明显，从而为中原龙山文化确立了一个新的类型，即陶寺类型(或称陶寺文化)。据碳14测定并经校正，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2000年。陶寺遗址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寺遗址-遗址简介
居住址
房址基础
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 3种，以后二种居多。长、宽一般2～3米。室内地面经焙烧或涂白灰面。中央有灶坑，墙面上往往有壁龛。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水井平面呈圆形，深达10余米，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框架，井底堆积大量汲水陶扁壶的碎片。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0.7～1.4米，有多股呈平行状或叶脉状的火道。窖穴有筒形、袋形，有的坑内筑有半环形坡道。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另外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墓地
在遗址东南隅，面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上。年代大致与龙山文化居住址相始终。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繁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有的一组打破关系涉及 160多座墓。约当公元前二千四、五百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约当公元前 2000 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似乎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 3类，每类墓中又可分出不同的层次。早期大型墓只发现 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大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规模最大的墓,长 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朱绘木棺。随葬品达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鼍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不仅将这二种乐器的出现年代大为提前，也表明墓主身份的特殊。晚期尚未发现大型墓，中、小型墓所占比例大体与早期相同。
文化遗物
出土遗物有陶器、玉石器、骨器、铜器等。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表多饰绳纹,也有篮纹和少量的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镂孔以及素面磨光陶器。平底器和袋足器发达，典型器物有夹砂缸、釜灶、盆形斝、罐形斝、尊形斝、折腹斝、肥足鬲、大口罐、镂孔圈足罐簋、折腹盆、扁壶等。主要器类有比较明确的发展序列。
随葬陶器有灶、鼎、斝、罐、壶、瓶、盆、盘、豆、觚、“异型器”(可能即古文献中的“土鼓”)等。除夹砂质的炊器外，各种泥质容器器表多施朱绘或多色彩绘，均为烧成后着彩，以黑色或褐色陶衣为地，或满涂朱红色为地，再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出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构成斑斓绚丽的图案。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漆器花纹颇多相似。其中，以朱绘或朱、白两色彩绘蟠龙纹陶盘最具特色。
出土陶器
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绘或彩绘(漆)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另一特色。已知有案、俎、盘、豆、斗、勺、觚、杯、“仓形器”、高柄豆等多种器形。一般器表涂以赭红或淡红色，少数精品在红色地上用白、绿、黄、蓝等色绘出由边框、条带、几何形纹、云气纹构成的美丽图案。有些彩皮剥落时呈卷状，其物理形态与漆皮相似。这是迄今在黄河流域出土的最古老的(漆)木器实物，并将案、俎、盘、斗、勺等文物的历史提前 1000 多年。这些(漆)木器的造型和图案，许多与商、周漆器相当接近。
此外，在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小铜铃，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也是最早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金属器。在居住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还发现一个用毛笔硃书的字，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类同。
陶寺遗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类型文化，在中原地区诸龙山文化遗存中文化面貌最丰富多彩，发展水平最高。多数学者认为，它反映原始氏族社会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陶寺遗址-进展情况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07年田野考古新收获
200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实施探源工程II陶寺遗址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继续探掘任务以及配合陶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我队于2007年7月7日至12月13日，对陶寺遗址宫殿区进行试掘，总计发掘122天。领队何驽，其他参加发掘人员有社科院考古所高江涛、冯九生、张管狮，山西省考古所王晓毅、冀宝金。 2007年陶寺发掘共开探沟10条，共发掘面积892平方米（含2005年发掘的主殿部位探方重新揭露部分300平方米）。2006年的发掘大致弄清了IFJT3的西北角，而本年度夏秋两季的发掘又基本上弄清了IFJT3的西南角、东北角和东南角。这样，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FJT3的四至、形状、规模等大致情况基本廓清。另外，在IFJT3的中部偏东位置发现了柱网结构明确的一处宫殿夯土基址。
IFJT3夯土出土铜盆片正面
IFJT3是一个较为完整不可再分割的大型夯土建筑基础，近正方形，方向225o15′， 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大约1万余平方米。台基基坑边缘部分遭破坏严重，很不整齐。部分地方夯土残留厚度70厘米左右。台基基础仍由夯土版块筑成，夯土版块多数质量不佳，少数质量很好。
IFJT3的东北角向外凸出一部分夯土，夯土边缘线分别向西、向南延伸出去。向南应与FJT3东南角接上，向西应与FJT3西北角接上。从FJT3东北角的ITG22看，FJT3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81、H82打破，夯土中又出土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
IFJT3的西南角因破坏严重，已基本无存，但其向东延伸出去的夯土边缘线还残存。因陶寺文化晚期地层和灰坑的破坏，IFJT3西南角向东延伸的夯土边缘线不整齐，边缘以内夯土基址内夯土质量不佳。从ITG24内遗迹单位看，FJT3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84等打破，夯土中又出土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时代也是陶寺文化中期。
IFJT3的西南部有一片向西南凸出的夯土基础，大约有100平方米，距西南角约20米，是否为坡道，或为出入口，或为其它FJT3附属建筑，因仅余夯土基坑部分，而不得详知。
IFJT3的东南角保留较好。弧形圆角，向西向北延伸出去，其以南以东均为红生土，此拐角十分明显。从ITG30与ITG31的发掘看，IFJT3的东夯土边缘线十分明显，比较整齐，保留较好，部分地方因破坏而略有凸凹，夯土边缘线以西为版筑夯土。东南角夯土基址被陶寺文化晚期层叠压，出土陶寺文化中期陶片，同时又打破中期地层以及早期灰坑H90，时代同样属于陶寺文化中期。
本年度发掘所获意义重大，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陶寺遗址宫殿区及宫殿类建筑的存在，同时为全面揭露IFJT3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明确线索。
IFJT3内的殿堂建筑遗迹是本年田野工作又一重要发现。该遗迹仅残留柱网结构，位于大型夯土基址IFJT3中部偏东。面向正西南，方向约225°，与整个IFJT3的方向一致。柱网所占范围东西长23.5米，南北宽12.2米，面积为286.7平方米。殿堂柱洞有三排，总计发现18个柱洞，其中南排保留7个，中排残留3个，北排保留8个。
城墙
绝大部分柱洞外有柱坑，柱坑直径多50~80厘米。柱洞直径多为45~50cm，个别柱洞直径较大，达80cm。柱洞内填土多为红烧土。柱间距南排与北排情况不一，据现有柱洞分布看，南排自西向东柱间距有宽窄之分，为一窄一宽分布，窄的间距约2.5米，宽的约5米；北排柱洞除中间两个间距为约5米外，其余皆间距约3米分布。中排因仅保留3个柱洞，具体排列分布情况不太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排柱洞并不相对应，但北排中间间距较宽的那组柱洞与中排以及南排一组宽间距柱洞却基本相对应。经解剖，柱洞一般残深约30~40cm，柱洞下有柱础石。有些柱洞除有柱础石外，在柱洞壁周围填塞一些石块，以加固柱子。这种做法在同时期的遗址中比较罕见，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中的柱洞也未见到此类做法。
另外，在IFJT3的殿堂部位的夯土中，还出土一铜器残片，初步测定为砷铜。发现两处被打在夯土中的人骨架，一处骨架零乱；另一处无盆骨以下部分，但臂戴有一玉璧。两处应均为非正常埋葬。有可能是奠基的人牲或人祭。
陶寺遗址-研究意义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主要收获是发掘了1300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随葬品。2002年，经过第二轮发掘，确认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这些重要的发现，为研究我国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陶寺遗址的主要发现
主殿南侧柱洞系统
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从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而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已很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因此，陶寺遗址一经发掘便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根据对陶寺遗址的时空分析，学者们很快将其同传说中的唐尧联系在一起，初步认定它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识的日渐统一，有关陶寺遗址的讨论也趋于沉寂。
2000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结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呼之欲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古界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中华文明研究热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揭开了陶寺遗址考古的第二轮序幕。2002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陶寺遗址被确定为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结构”的专题。作为课题的实施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对陶寺遗址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
两年来，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钻探与重要遗迹发掘，共钻探32万平方米，发掘1511平方米。2002年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等。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中国史前“第一城”
出土陶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城址的发现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现50余处，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内蒙古中南部、湖南、湖北及成都平原一带。其中，河南和内蒙古发现了20余处，但地处河南和内蒙古之间的山西在陶寺城址发现以前却一处也没有。人们对地处中原的晋南，尤其是陶寺遗址没有发现史前城址感到十分茫然。大家认为，陶寺这样高级别的聚落是应该有城的，因为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而今天的发掘结果证明，陶寺不仅有城，而且有中国史前最大的城。经过两年的全面钻探和局部解剖，我们已经知道陶寺城址经历了早期小城（面积56万平方米）到中期大城的发展。早期小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位于中期大城的东北。中期城垣在早期小城基础上向南、向西发展为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1500米的大城，面积达到近280万平方米，超过此前面积最大的石家河城（170万平方米），一跃成为中国史前“第一城”。同时，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重要遗迹，极大丰富了对陶寺城邑设计、规划、功能等方面的认识。此外，在大城南端凸出的中期小城内还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墓地，并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大墓，出土随葬品72件套，墓主人极有可能是“王者”级别的人物，应当与早期大墓主人的身份相同。
20世纪80年代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陶寺文化，但这一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对1300余座不同规格墓葬尤其是对早期大墓的发掘基础上的，在对整个聚落的把握上难免缺乏整体性和准确性，而陶寺城邑及中期大墓的发现则弥补了我们对陶寺文化总体认识的不足。尽管陶寺城邑经历了早中期的变迁和后世的废弃破坏，但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仍呈现出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从这些重要的遗迹和城垣的规模可以看出陶寺城邑的宏伟气象，特别是宫殿区、祭祀区、仓储区及墓葬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更说明了陶寺不仅是一座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都邑，应该就是“尧都平阳”之所在。
陶寺文化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载体
通过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热点。从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这种探索便随着考古的新发现深深地改变着我们的古史观和文明观。从盲目的疑古到科学的考古，从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到多元一体论，这些认识观的重大改变均源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今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有关中国文明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在动力等问题还有待考古学的进一步回答，文明起源的研究仍方兴未艾。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的文明并非只有中华文明，但其他古文明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中华文明至今未曾有过断裂，一直迤逦绵延了5000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特别是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道德规范等，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唐尧时期就已具雏形。陶寺考古无疑为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实证，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祭祀遗迹
比如，2003年陶寺最重要的发现———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发掘者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此圆体建筑就应是中国最早的观象台。据记载，唐尧时代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还亲自下令派遣羲和、羲仲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来自长期的实践经验。如果没有科学的观测与记录，显然总结不出这些亘古不变的规律。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恰恰证实了“观天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尚书·尧典》上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系统的实际认识，无论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还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唐尧时代虽然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多数酋邦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和性质。其中，尧的酋邦无疑是当时最为强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因为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显然，陶寺已具备了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应该说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遗址，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1]
陶寺遗址-最新动态
陶寺遗址争议不断 尧舜之都质疑升级
陶寺遗址
7月30日，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以“尧舜之都”命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随后围绕“尧舜之都”，争议之声不断。
这是自曹操墓之争后，考古学界出现的又一次争议。
带着陶寺遗址的种种疑问和争论，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周末，北京首都博物馆。门前“考古中华”的巨大宣传画吸引着无数游客。“这次展览展出了考古所60年来考古发现的成果，陶寺遗址是其亮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包括陶寺文字扁壶、作为礼器的彩绘陶壶、玉圭、玉璧、玉兽面，以及作为乐器的铜铃，“不论对考古爱好者还是普通人都有很大吸引力”。
游客们的参观热情证实了王巍的话。在“王朝崛起”展区，人们对以“尧舜之都”命名的陶寺遗址的关注远远大于其他展区。“以前知道尧舜只是一个传说，这次能看到真正从‘尧舜之都’挖出来的东西，实属不易。”一位参观者对独家深读记者说。
“尧舜之都”是此次展览中对陶寺遗址的一种表述。王巍说，这次展览整个框架和18个部分的内容和标题确定之后，各部分的展示内容是由各个研究室和田野发掘队来组织和提供展品的。山西队负责的是陶寺遗址的展示。可能是为了更形象地表现这个新发现，使观众更容易理解，用了这个表述。
对于外界关于陶寺遗址就是“尧舜之都”的质疑，王巍感到很遗憾。“在这里用的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学术层面的表述，更谈不上是考古所的认定。如果在‘尧舜之都’后面加个问号，告诉观众这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就好了。对此，我负有责任。”
一个遗址引起众多争议，这在曹操墓发现之前是没有过的。2010年，随着媒体对曹操墓真假之争的持续关注，掀起了一股“考古热”，也让一直以来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社科院考古所走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
王巍说：“陶寺遗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远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争议1
陶寺遗址是不是尧舜之都？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塔儿山西麓。
从1978年春到1984年秋，考古人员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发现墓葬1000余座以及灰坑、陶窑、房屋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骨、玉等生产、生活用品和装饰品。根据放射性碳-14方法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进入21世纪，为了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获得更多的资料，考古所再次对陶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其中中期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之一。
在王巍看来， “考古是在与祖先对话。”
在那座城里，早期君王居于高台之上，接受朝拜、发号施令。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到中期，人口增长，城址扩大，日渐繁盛。高台之上，权位易手。城中开始修建大面积的宫殿，王族居于其中。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始用青铜铸造技术为王族打造日用品和墓葬品。为满足生活和统治需要，开始使用最初的文字。
数百年之后，战乱开始，城墙被破，宫殿被毁，“王”族墓葬皆被挖掘。而后，人走城忘，偌大都城变成荒野。
在他看来，陶寺遗址的规模、等级以及时代和所处的位置与传说中尧舜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和社会状况确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之处，“至于是不是真正的‘尧舜之都’，还有待新的考古证据和深入研究。”
早在多年前，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也曾在《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一文中指出：“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
但这种推论也引起了众多学者争议，其中就有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等著名考古学者。
争议2
朱书符号是不是最早文字？
陶寺遗址
最初发掘陶寺遗址，是为了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王朝遗存。但随着发掘的深入发现，陶寺遗址与其并无关联。
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君王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有等级和宫殿、王陵，就说明已经开始有文明。”王巍说。
按照以前的考古经验，有文明就会有文字，如果能够找到真正的文字记载，就很容易证明这样的推测。
1984年的一天中午，在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现场，编号H3403的灰坑中，两位研究员发现一个残破的陶制扁壶。扁壶一面鼓起，一面平直。在鼓起的一面，一位研究员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表面浮土，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
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考古队人员都非常兴奋，又跑回灰坑继续寻找。然而几人把灰坑里的土过了一遍筛子，也没有再发现新的字迹。但是，这几个字符已足以对古文字研究产生巨大的震动。
一直以来，对于扁壶两侧的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
在王巍看来，扁壶上的符号只能说与甲骨文中的“文”字外形是很接近的，还不能肯定这就是“文”字。甲骨文是很多字符在一起构成一个意思的，而这个只是一两个单个字符，它们可能还不是成熟的文字，而是较为原初阶段的文字。“尽管如此，陶寺遗址出土了这样的文字，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争议3
观象台是不是最早天文台？
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遗址，也是争议最多的一处发现。它被称作“观象台”。
2003年，考古人员在钻探陶寺城墙时，发现了一座占地达1700余平方米的半圆形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由于其地表建筑都已遭到破坏，其原貌、功能都无从得知。此后，考古队员经过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通过这些缝隙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从山上升起。发掘者据此推测，这个遗迹很可能就是一个观测天象决定时令节气的“观象台“。
为了进一步论证，王巍组织了数位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测。大多数天文学家表示认同，已故的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甚至把陶寺遗址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
到过现场观看发掘现场的考古学家们大多承认这些缝隙的存在，然而，在一些考古学家眼里，仅凭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不能这样假设，可他们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个遗址不是观象台。
“几乎所有的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都是地下的基础部分，被复原的古代房址、宫殿甚至都城大多是根据地下基址复原的。可以说任何一种复原都只是一种假设。对于陶寺这个特殊遗迹，并不是先推定了这是一个观象台才进行发掘的，是发掘出来以后，根据它的结构进行多年的模拟观测推测得出的。在考古发掘中，对一些难以确定功能和性质的遗迹，有些人比较谨慎，不愿进行推测；而有些人比较愿意探索，会根据遗迹现象作出自己的推测”。王巍认为，在考古研究中，推测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往往有利于开阔思路，促进考古研究的进展。只是在表述时，应该说清楚哪些是发掘出来的事实，哪些是属于推论，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将推测等同于事实来加以确认。 [2]
注释：
[1]^《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2]^中国国家地理：陶寺遗址争议不断 尧舜之都质疑升级
http://www.hudong.com/wiki/%E9%99%B6%E5%AF%BA%E9%81%97%E5%9D%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