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苍苍

《全宋词》中有南宋严蕊的三首词，其中两首与牢狱之灾相关，而把她送进大牢的则是红极一时的理学精英朱熹。
严蕊是台州的一名营妓，“色艺冠一时”，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美名远播。所谓营妓，即是官妓。宋朝的法律规定，官妓可坐台陪伺官员，但不能同床伺寝，是卖酒卖艺不卖身的夜总会小姐。但这禁令却有名无实，官员狎妓包妓之风大盛。因为与官场沾了点边，严蕊不幸卷入了一场政治派系斗争，成为南宋一大桃色新闻的女主角。

台州知府唐仲友与严蕊相熟，经常在酒宴上叫严蕊作陪，在一次酒宴中她写下了那首成名作《如梦令》。唐仲友与朱熹不合，二人存在学术分歧，并由此而升级为官场上的派系之争。所以当朱熹任浙东常平使，巡行台州时，就着手搜罗唐仲友的罪证，上书弹劾，而其中一条就是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个人作风问题”。





　　朱熹听闻唐仲友与严蕊关系暧昧，于是便从严蕊下手，企图从她那打开突破口，找到唐仲友个人作风败坏的罪证。在朱熹的道学词典里，妓女必定都是无情无义，也必定都是软弱低贱之人。所以，这个高呼“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自以为胜券在握，便开始对一个弱女子进行严酷的刑讯。严蕊被关押了两个多月，遭受频繁的严刑拷打，“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堂堂大学者以如此残酷手段来对付一弱势妓女，不仅有伤风雅，非君子所为，而且明显带有心理变态的可疑迹象。作为一名提倡灭欲的理学家、道学家，朱熹大抵是对代表着肉体欲望的妓女恨之入骨吧，因此他那心底的某些阴暗也就不难揣度了。

　　可谁想纤弱的严蕊却表现得如烈士般坚定。任凭拷打，自始自终只承认陪酒的事，不承认上床的事。“身为贱妓，纵使与太守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她的这番痛苦忍受竟是为了不连累“士大夫”，这真是让身为士大夫的朱熹颜面扫地。

　　妓女，官员，学者，通奸，刑讯逼供，这件充满噱头的桃色新闻很快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孝宗平衡了一下全局，轻描淡写地下了个结论：“此秀才斗闲气耳”。秀才斗闲气，妓女遭殃，实在不公。然而为政治作牺牲品的，向来多是无辜之人，有口难辩。后朱熹调任，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任，严蕊才被释放出来。临出狱时，她写下了这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首词应算是她最好的作品。在这场力量并不均衡的博弈中，大学者朱熹输得很彻底。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打倒唐仲友，而且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颜面，输掉了人心。经受酷刑而不屈的严蕊则不仅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还由此证明了一个妓女的气节。在这场博弈中，高高在上的道学家表现得如低贱小人，而低微的妓女则表现得气节高尚。自此，假道学、伪君子的声名，朱熹算是落下了。

　　大理学家朱熹狎妓吗？朱熹的名言是“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他按此要求自己，那本是不应该狎妓的。但是，南宋是堂而皇之有官妓的，朱熹作为一名朝廷官员，在各等宴会中叫官妓作陪也属平常事。难道独独他高风亮节，抵制官妓？史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想来，他也是狎妓的。甚至，他还被揭发纳了两个尼姑为妾（这是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条罪状之一）。

官司平息后，朱熹感觉自己吃了亏，辱没了名声，就写了篇奏折，以示清白。在奏折中，他揭密已流传于坊间的《卜算子》并非严蕊所作，乃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所写，由严蕊在宴会上弹唱以助酒兴。不管是真是假，朱熹的解释却再次让人生厌，因为他已完全丧失了说话的资格。堂堂权威专家学者的形象与气量，又一次被他自毁。相比之下，“莫问奴归处”的严蕊则显得超脱许多，淡定许多。








关于“理学”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亦称“道学”。这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

二程曾同师于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其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通理学的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

两宋至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奉为官方正统的精英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评判人们日常言行和识理践履是非的主要标准。在南宋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它禁锢人们的思想，戕害妇女的身心。多数读书人又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死抱一字一义的阐释说教，致使理学的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狭隘。最终成为束缚人们言行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表现出它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程朱等人致力于将孔、孟之道神圣化与神秘化，但却把孔孟学说中合理的核心内涵随意置换了。那么，“新儒学”对于孔孟之道也就构不成什么“传承”、“发展”关系了。所以，现在有许多学者指出程朱理学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歪曲甚至背叛，看起来也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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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wulvshanren

此是当时浙东学派对朱熹理学的中伤，从唐仲有到他的同乡宰相王淮共同打击理学的一个具体手段，束景南《朱子大传》有详细的考辨，不可因此而对理学更持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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