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中国核电发展忧虑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11年03月31群学网
	标签：核电 中国
“中国核掌门”康日新的落马 本刊记者 牛曼 发自北京 在中国核电发展“大跃进”的时候，包括康日新在内的核电系统高官的接连落马，让人们对中国核能发展的忧虑倍增 日本地震带来的对于核电的关注，让人们想起了2010年11月19日的一则简短新闻：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康日新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康日新被认定的受贿额度是660多万元人民币。由于此案没有公开审理，众多具体细节外人无从知晓。 早在一年多以前，2009年8月5日发自新华社的新闻更短，只有一句话：经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几天之后，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康日新因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孙勤被任命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新的党组书记、总经理。 2009年7月27日，康日新还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了中核集团与郴州市政府合作开发核电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并致辞，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据媒体当时的报道，康日新的“落马”，主要是因参与核工业项目招投标中的幕后交易，以及挪用公款委托理财炒股出现大幅亏损所致。 中国核掌门 2003年9月，康日新成为中核集团的一把手，被称为“中国核掌门”。在他上任之时，中核集团已经连续亏损达13年。这样的局面与中国核电发展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 1970年2月8日，中国开始筹划建设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但直到1985年3月20日，才在杭州湾开工，其间跨越15年。一年多之后，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核电行动。中国同样如此，上百万香港人联名请愿，要求停建或缓建与他们隔海相望的大亚湾核电站。考虑到这些状况，我国核电发展战略定调为“适度发展”。 “适度发展”的状况持续了十多年，在康日新就任“核掌门”不久后的2004年，中国的核战略开始变化。2004年9月1日，时任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的张华祝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将加快核能发展，逐步提高核能在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例。2007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规划中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这意味着，未来十多年里，中国将建成的核电总装机容量相当于几十座大亚湾那样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 作为在国资委中央企业名录中排名第一的“头号央企”，中核集团是最大的受益者。中核集团的前身是二机部、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是中国核电发展的绝对主力，其业务覆盖了从铀地质勘查到放射性废物处理等整个产业链。中核集团的发展有着极强的政治、经济因素，其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程。中国第一枚原子弹、氢弹，以及第一艘核潜艇都从这里研制而出。 康日新走马上任后，借助“加快核能发展”的好形势，中核集团迅速扭亏为盈，2004年首次实现利润总额8亿元，并在随后的几年中，连续盈利。康日新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当总经理以来，中核集团没有亏过钱。“任何一个投资都没有亏损，因为每一个投资都会做认真的思考、科学的论证。” 康日新对中核集团的独特身份有自己的认识：“为了国家安全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企业，即使作为企业也是不讲价钱、不讲效益的;当我们把自己当一个企业的时候，就必须考虑自己的经济效益，我们任何一个投资都是要效益的，没有效益我不干。” 中国核电事业迅猛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诸多因素如人力资源、研发设计、核安全管理等问题上都有些准备不足。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曾指出当前核电过热的状况，“目前我国核电仍然处于大规模发展前的准备阶段，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然引发人力资源分配、国产化战略推进、核安全监管安排等方面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威胁核电的建造质量和运行安全”。 在康日新看来，已经盈利的中核集团仍然需要更多的资金。“按照国家的核电投资计划，到2020年总投资是6000亿，中核集团占50%，至少也要3000亿，而且我们还要争取略高于50%的比例。” 康日新说过：“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核电，尽管中核集团这么大投入出去，但我们账上还有足够的资金没有用。我不能用光，李荣融主任告诉我，‘永远不要把钱用光。’而且我必须考虑遇到特殊问题如何处理，我们每天的资金就有上百亿。除了这个钱可以使用以外，就是来回的资金流。我们账上一直留有足够的资金，这是我们的保命钱，不允许任何人动。换句话说，就是到了特殊的、非常危机的时候才能拿出来。” 按照康日新的说法，国家拉动内需的4万亿中，中核集团可能占有3000亿。“但是我们对这4万亿理解不一致。我们建设核电站的3000亿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不给一分钱。我们是20%资本金，80%靠贷款。” 对于康日新为何“落马”的一种说法是，他倒在闲置资金上——2008年挪用公款委托理财炒股，由于股市持续低迷，这些投资出现了大幅亏损。有关人士进一步分析，康日新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闲置资金产生更多投资收益，为集团获得更好的业绩——无奈中国股市在2008年的一片飘绿，令许多投资都被套牢。 因核电而落马的人 由于核电的特殊性，在重大项目的招投标上，制度设计都非常严密。但也有知情人士指出，在操作的过程中，个人的因素还是能够发挥作用。一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极易导致权力的滥用。 康日新只是核电行业这些年来“落马”的人中的一位。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原总裁蒋新生2007年底因为核电招标案而“落马”，就曾引发核电系统的大震荡。核电系统多人因此相继涉案，其中包括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原副总经理沈如刚。 2008年1月19日的法国《世界报》曾报道：法国核能公司阿海珐集团领导人之一保罗·费尔腾在中国被强制扣留两个多月后回到法国。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位阿海珐集团领导人的名字在一起涉及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某些负责人的腐败案中被提到。63岁的费尔腾起初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工作，1992年效力于阿海珐旗下的法马通公司。两年后，他被任命为该公司驻华总代表，直至2003年他到阿海珐集团任职，担任核反应堆销售经理。阿海珐集团高层说，“中国司法部门可能希望听取他的证词，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地一家涉嫌一起腐败案的顾问公司的名单中。” 据阿海珐集团说，一些西方和日本公司可能在集团活动范围内付钱给这家公司。北京的司法部门则认为，这笔钱可能用于贿赂中国核能部门的一些负责人。从2004年起，费尔腾与广东核电集团副总经理沈如刚联系交往。沈曾是2004年前与法国电力公司和阿海珐集团签署核合同的中方代表团成员。 2004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为浙江三门、广东阳江共计4台机组进行第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招标。其中最有实力的竞标者分别是美国西屋公司与法国阿海珐集团。2006年12月，西屋公司最终击败阿海珐集团，赢得了中国第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招标，为这场耗时两年多的全球最大核电合同竞标战画上了句号。但让业内人士深感意外的是，第二年，阿海珐集团也获得了广东台山核电项目两台机组的订单。 2007年底，全程参与招标谈判工作的中技公司总裁蒋新生被中纪委“双规”。知情人士透露，招标的过程中，蒋新生涉嫌向法方泄露了招标的标底。 据说，蒋新生在“双规”期间，交代出了不少相关人士。 之后，康日新成为继蒋新生、沈如刚之后核电系统落马的第三位高官，而且，他还是中共17届中央委员——这是136家中央企业“一把手”中惟一的一位。 在任时，康日新曾多次表白：“我这一辈子都在为核事业做奉献，如果我退休时，大家评价说，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我就很欣慰了。”他已经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了，而在他任内中国核电的大跃进发展、核工业项目招标中幕后交易的后果，还有待历史来见证。 (本文参考了《英才》、《财经》等相关报道，特此致谢)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中国核电 大跃进与急刹车 让核电集团学会了谦卑，促进相关信息的透明化，也许是日本核事故为中国核电产业带来的另一个改变 本刊记者 李珊珊 发自北京 关于日本福岛核危机，一切正在尘埃落定。3月20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宣布，事态正向着受控制的方向发展。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这场被日本官方定为5级的核泄漏事故(法国核安全局评估事故属于6级)，不仅直接导致核电站周围20公里以内居民的撤离，还造成了各种国际性恐慌。在美国西海岸，有57人因服碘过量而中毒;而在中国，很多超市几乎一夜之间不见了碘盐的踪影…… 对于本次事故中的核电站，《经济学人》评价道：这些核电站被设计为可抗8.2级地震，却在9级地震中保存了下来，按理说来表现可圈可点。然而，电站抗住了地震，却抵御不了随之而来的海啸…… 这类带了点善意的点评显然并不能改变这次日本核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虽然目前中国的核电只占总装机容量的2%，但本次危机发生之时，却拥有世界上40%的在建核电站。 优势 对日本的本次事故，在3月18日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大亚湾核电厂的技术人员表示：福岛采用的是40年前的技术，没有安全壳。虽然在2001年前后通过改造，增加了一个内层安全壳，但安全壳较小，且未配备氢爆消除系统——这正是福岛核电站发生数次爆炸的直接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的核电产业起步较晚，错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核电黄金时代，这反而带来了一些优势：中国的第一座核电站建成于两次著名的核安全事故之后，所有的核电站都采取了较高的安全标准。另外，本次日本事故中的反应堆都是核燃料棒直接加热冷却水至沸腾、蒸汽直接推动汽轮机发电的沸水堆;而中国的核电站几乎都是与核燃料直接接触的冷却水不会沸腾、传热率较低的压水堆——压水堆的蒸汽没有直接接触过燃料棒，不携带放射性，也不会掺杂氢气，所以不会发生爆炸，也不携带放射性颗粒。 虽然多位业内人士都表示，沸水堆和压水堆“不存在高下之分，而是各有利弊”，但本次日本核危机中，沸水堆的堆型设计，无疑对事态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除了机型，中国本身的地质条件，也容易让人心安。 一位负责厂址评价的技术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从建设核电的厂址条件来说，日本面临的地震和海啸影响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核电厂选址条件要好很多。” 一个电站的建成，选址是第一步——要找个人口密度较低且地质条件稳定的地方。根据“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核电厂应与10万人口以上的城镇保持适当的直线距离，且方圆1里内没有居民区。1991年，经过4年设计选址，6年建设，浙江海盐的秦山核电站建成发电，这是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使用的是中国自主技术。秦山之后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是1985年正式确认引进，1987年开始施工，1994年建成。大亚湾采用的是法国技术，是当时“对外开放的典范”。 根据大亚湾核电站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避免地震和海啸的影响，现在的厂址是从广东沿海地区十多个备选厂址中选出来的。目前的厂区周围，历史上没出现过超过5级的地震，20公里范围内没有6级以上的地震能动层。同时，我国海岸记录到的海啸最高也在0.5米以下。 隐忧 负责对核电站安全性进行评估的是环境部的核安全局，除了审批，这个局对核电站的监管会贯穿核电站的一生，甚至“后事”——核废料和废弃核电站的处理。燃烧后的核废料将被封存在密封罐中，沉入核电站的硼水池中。10-15年后，这些仍有少量、持久放射性的核废料被送往核废料存储基地暂存，之后，也许会被埋入500米深的地下——中国核废料埋藏的地点，目前仍在勘查中。 在大亚湾核电站，每个反应堆会配备一位国家核安全局的住厂检查人员，负责日常检查反应堆的运行情况和数据，并监督电厂有没有按照规范进行管理。一位业内人士解释，“核电厂运行时的每一步操作都是有记录可查的，反应堆所有的操作、反应都是有规范可循的。就像一本详细的说明书和账目记录，想随意操作或造假，并不容易。”“核电站所有的排放也都是有检测并记录在册的，一回路使用过的液体、受过辐射污染的固体都可以查点,并须集中回收、存放，最后集中处置，多了或少了都要向主管部门给出原因。” 另外，福岛核电站所属的东京电力公司曾有伪造安全记录，让反应堆有“带病工作”的前科。相比之下，有观点认为，中国核电站准入制度严苛，只有中核、中广核、中电投拥有核电站的运营资质，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核电站让反应堆带病坚持工作的可能——任何违规行为都要冒着吊销牌照的风险。 然而，这种垄断机制的弊端，在本次事故后也多有人提及。日本震后，《纽约客》驻北京记者欧逸文就在专栏中提到：日本的核事故“让我想起了去年11月的一条不起眼的新闻：因受贿和滥用职权帮助他人牟利，康日新，一位中核集团的高官被判无期徒刑”。欧逸文写道，康日新案的一个细节值得回味：“康在任时，正是中国核电雄心勃勃的急速发展期。” 除了康日新，因本次事故而被推上前台的还有核电机型AP1000。AP1000是美国西屋公司设计的“第三代核电站”，根据构想，它的最大特点是“非能动安全系统”，利用物质的重力、惯性等物理原理，不需要外接电源，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冷却反应堆厂房并且带走反应堆产生的余热，甚至出现问题后，72小时内也不需要人为干预——核电厂堆芯的正常冷却时间大约就是3天多。在这个意义上，AP1000根本不怕海啸、断电这类麻烦。 虽然有资料表明，康日新在位时，主要支持的技术并非AP1000,而是中国自主研发的CNP1000技术，但自康入狱后，因违规细节没有公开，业内对AP1000与康的猜测就一直没有停止。 毫无疑问，日本核事故将拯救这个机型，也坚定了决策者选择“第三代”核电，也就是AP1000的信念。日前，新华社旗下的《瞭望》就撰文称“中国核电发展方向是更安全更先进的三代核电”。然而，在AP1000的问题上，业内人士的意见其实并不那么统一。在水木清华BBS的“核科学与技术”版，有人质疑：“AP1000目前只有在建，没有运行。按计划,再过两年，首台AP1000将在中国试运。”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们大多认为，在AP1000的问题上，中国在做小白鼠，建一两台先试运行可以，大规模推广就盲目乐观了。 暂缓 一个核反应堆，造价约100亿人民币，正常运行一天的收益约为1000万，哪怕每年只开工200天，也只需5年就能收回成本，而一个反应堆的正常寿命为40年。在过去10年能源危机的大背景下，作为一种成熟、高效的清洁能源，核电正在成为投资者的宠儿，90年代初，曾有学者以“水电不如核电环保”为由，力主中国该多建核电项目，而不是把钱投给三峡;到了2011年，三峡集团也开始垂涎核电产业的利润，某高层曾表示，“要跟踪核电和其他新能源发展”。 另外，核能作为清洁能源的声誉也吸引了有减排意愿的中国政府。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到2020年，中国的核电站装机数应该达到目前的两倍以上，来自核电的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份额将翻两番，达到8%。 日本强震过后的第二天，国家环保部部长张立军曾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我国发展核电的决定和发展核电的安排不会改变。然而，几天后，决策层改变了主意。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并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事实上，在之后的接触中，很多核电工程师表示了对本次暂缓决定的赞成——过去确实发展太快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认为，“降降温也好，细水长流吧。”他对核能的前景仍然看好。 除了暂缓核电站的建设，中国缺乏一部核应用的基本法《原子能法》(或叫《核安全法》)的事实，再次被提起——这本该是与核工业一起发展起来的基本法。在核安全的法律法规方面，目前可划入法律层次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止法》和8条行政法规，使得核电管理方面很不规范。 改变 日本地震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核事故就像恐怖袭击那样，都会触及公众意识深处的恐惧。”这些恐慌是非理性的，“在一万多人可能已在地震和海啸中丧生的情况下，福岛核电站的少量伤亡吸引了如此密切的关注。” 而一位广州市民则告诉本刊记者，他不喜欢身边的(大亚湾)核电站，并非仅仅因为害怕，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得尊重居民的意见。”他认为，一座核电站，没跟周边居民商量过，说建就建了，程序不公开，是让他最不能接受的。 让核电集团学会谦卑，促进相关信息的透明化，也许是日本核事故为中国核电产业带来的另一个改变。3月14日开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的微博开始就本次日本核事故发布专业信息。3月18日，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在大亚湾核电站召开了一次安全通报会，解答来自媒体和当地居民的质疑——“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一位广东媒体的同行告诉本刊记者。 核电站发展进程 核电站的发展，目前被分为四代。 第一代：自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等建造的一批单机容量比较小的核电站。第一代核电厂属于原型堆核电厂，主要目的是为了实验示范形式来验证核电在工程实施上的可行性。 第二代：自1960年代末至今，进行商业化运行的核电站几乎都属于第二代。第二代核电厂的突出特征就是实现了商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批量化。第二代核电站，按其冷却水循环回路数目的不同，分为沸水堆和压水堆。但实际上，因横跨了20年，今天的第二代核电站与早年的第二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所以有二代早期、二代加等说法。 曾发生过事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属于第二代核电站中的压力管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而三哩岛核电站属于压水堆;而本次发生事故的日本福岛电站则属于沸水堆。 第三代：切尔诺贝利事故和三哩岛事故之后，为了提升核电的安全等级，很多国家开始着手进行三代技术的研究。根据美国核管会的要求：三代堆芯严重损伤频度需再下降一个数量级，达到100个反应堆连续运行1000年，才会出现一次堆芯熔融的严重事故。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正式运行的三代堆，三代技术的代表包括美国的AP1000,和欧洲的ERP。目前，中国的浙江三门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台AP1000,预计将于2013年建成;芬兰已引进了ERP在建，据预测，也将在2013年建成发电。 第四代：困于核反应堆中核废料的处理问题，第四代核技术的宗旨是：更好的安全性、经济竞争力，核废物量少，可有效防止核扩散的先进核能系统。第四代核技术通常不称为反应堆，而是叫作第四代核能系统。2002年，来自10个国家的核能专家共同确立了2030年前开发6种第四代核电站新堆形的目标。第四代核能系统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清华大学的核技术设计研究院就建成了一座高温气冷实验堆，属于第四代。 (本刊记者 李珊珊)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