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十年
■李少君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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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天涯》杂志在国内文学刊物中率先走“大文学”、“泛文化”的办刊路线，力图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
如今十年过去了，温故知新，我们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达到了目标，只能说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今年是《天涯》杂志改版十年。十年前，《天涯》杂志在国内文学刊物中率先走“大文学”、“泛文化”的办刊路线，引领一时潮流。如今十年过去了，回顾《天涯》十年，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用心之处，也是获得了认同的：
既谈问题 亦有主义
从1996年到2006年，《天涯》所走过的十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转折最大的一个时期，这是一个最多元化的时期，也是一个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共识日趋破裂的时期。
《天涯》杂志恰逢其时，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个需要思想创新的时候。1995年前后，有一个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怎么办？面对这一问题，一种声音主张要主动介入社会，要为民众提供辨别理解判断的能力与视角，不能被动地被吞噬。这个时候，韩少功、蒋子丹正好接手《天涯》。1996年，《天涯》改版，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目光。此前，只有《上海文学》、《读书》等刊物开辟了一些讨论，而《天涯》适时出现，为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
如果《天涯》仅仅在“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个层面上展开，就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文刊物，而没有自己更明确的定位与立场。现在来看《天涯》后来的一系列变化与发展，可以用得上一个流行的词：“与时俱进”。《天涯》很敏感地捕捉到了后来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思想剧变。
1997年前后，出现了所谓亚洲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到底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面对这一问题，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更加深入。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还是应该以西方为主导，继续开放，彻底走市场经济之路。他们认为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学西方学得还不够，还不彻底。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指出模拟复制欧美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证据。所以，中国应根据自己国情，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这些争论，后来由于《天涯》1997年第五期发表了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而浮出水面，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也纷纷提出，并都一一在《天涯》上亮了相。《天涯》一时成为焦点。
之后，《天涯》又介入了日渐严重、敏感的生态问题。2000年第一期，《天涯》发表了一篇叫作《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环境？》的文章，是《天涯》发起的一个讨论生态-环境问题会议的纪录整理，其中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其实质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公平公正问题，一小部分人为个人利益破坏生态环境，大多数人却要承担代价。这个讨论纪要发表后反响特别大，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七八种文字。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天涯》有一个尤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主义与问题并重。光谈主义，没有问题，很可能流于空洞，比如说有一些杂志，几乎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中转站，内容比较空洞，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专谈问题，没有主义，比如说有一些琐碎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广泛的人文关怀，也不能吸引更多的群众。而《天涯》是既谈主义，也谈问题。比如关于生态-环境问题，《天涯》还参与发动了“保护虎跳峡运动”，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发起“自然生活与思想”写作征文，进入了非常具体的问题与实践。
姿态：一直“向下”
《天涯》在文学界的影响是很奇怪的，一方面个别作家抱怨它不像一份文学刊物，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由自主地关注《天涯》所刊登的内容。比如《天涯》有一个“民间语文”栏目，刊登的是普通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口头禅、公文、检举信，甚至判决书……这些东西，以所谓“纯文学”的视角来看，当然不是文学，但有一些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些恰恰就是最本质、最原始的文学，非常朴实地记录、表达着普通人的情感、感受与感觉，所以在很多年度文学选本中，《天涯》的“民间语文”也得以入选，被誉为“反纯文学之道而行之”的“文学”，一种向下的文学，一种与更广阔的社会、世界、生活及民众建构关系的“文学”。
《天涯》的这种“向下”的文学姿态是贯穿始终的。比如《天涯》在文学界率先发起的“底层的表述”问题的讨论，吸引了众多作家、批评家参与，比如王晓明、蔡翔、刘旭、薛毅、陈燕谷、摩罗、刘继明、夏榆等。这个讨论后来又延伸到其他文学刊物，还在继续。《天涯》还有意识地引导年轻一代关注底层。很多1970年代、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里的年轻人，他们对底层的生活完全不了解。比如说《天涯》发表过一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说的是一个上海人一直生活在上海，出入的都是宾馆酒吧。在他的视野里，看不到穷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直到有一天他出差到了陕西，才发现中国不仅仅是上海，中国原来还有陕西，还有黄土高原，他觉得很震惊，在网上发了帖子，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天涯》还组织了一个“1970年代人的底层经验”的小辑，引导年轻的一代关注底层。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上，《天涯》也倾向底层和边缘的作者。比如新疆青年作家刘亮程，很多年一直默默地在新疆的一个偏僻乡村写作，写了一系列散文。《天涯》以前所未有的版面推出，并配以著名作家史铁生、李陀、李锐等的评论文字。刘亮程的散文迅速被广泛转载，并进入大、中学教材。还有安徽马鞍山的青年诗人杨键，本身是一个下岗工人，《天涯》从1996年起持续地发表他的诗作，如今已具有广泛影响，被誉为“草根诗人”。
包容并蓄 文风自由
《天涯》率先打破了传统文学刊物依照小说、散文、诗歌分类的编排体例。划分了五大栏目“作家立场”、“民间语文”、“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这既体现了《天涯》的包容性，也便于具体操作。比如编辑部要求每期一定要有一到两个亮点。《天涯》的这种栏目划分，就使这一要求相对容易满足。“文学”栏目没有亮点，“作家立场”里可能有，“民间语文”、“艺术”栏目里也可能有。就是“民间语文”栏目，其包容面也很广，既可以是历史资料，比如明清契约、文革日记等；也可以是现实内容，比如乡村中学志愿者书信、芙蓉姐姐网络自白等。此外，《天涯》在文体上提倡自由、活泼的文风，注重培育和保护各种边缘的、杂交的、新异的文体，支持作家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提倡“跨文体写作”。这后来也一度成为文学界潮流。
《天涯》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天涯》经常在一些文章后面附上参考资料、参证文本，使其内容扩大延伸。《天涯》还有一个“环球笔记”的小专栏，实际上是思想文学界信息动态摘要，其涉猎面很广，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无所不包。很多读者甚至对这个栏目产生了依赖心理，评价“一册《天涯》在手，基本上对当下的思想、文化、文学界的动态、研究、创作有了一个大致的基本的了解、掌握”。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1996年《天涯》改版前，曾有过一份“《天涯》杂志编辑设想”，在设想中这样说：“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与此同时，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作为文学的外延和纵深，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本刊视文化多元互补和艺术与学术的个性自由发展为精神成长的必备条件，愿意成为不同观点与流派的好作品同展风采的舞台。”如今回过头来温故知新，我们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达到了目标，只能说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作者系《天涯》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