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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明：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9年11月07日 16:14　来源：羊城晚报

                                                                                蔡联/画

　    编者按
　　针对王蒙不久前提出的“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观点，本版在10月24日、31日的版面陆续推出系列评论，引起读者关注。正当争论未息之时，日前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德国汉学家顾彬等人发生争议，又提出了“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说法，在此我们发表陈晓明的特约文章如下。

　　同时，我们也继续发表读者来稿，并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暨南大学党委书记、中文系教授蒋述卓。中国文学到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对中国文学到底应该作怎样的评价？中国文学存在什么问题？未来走向如何？也请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发言。

　　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很不同意顾彬的评价

　　顾彬先生说的语录———中国文学是垃圾———尽管顾彬先生申辩说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但这样的语录要改变很困难。我们要允许汉学家的误读，同时要保持差异性。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我所欣赏的。其实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未必全是顾彬先生的误读，同时还有媒体的误导。但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要保持自己的差异这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差异性，就是无作为的差异性吗？

　　90年代初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一起合写了一篇文章试图提出“中华性”的问题，但很快地被国内学界打压下去了。因为人们从中看出一些民族主义的味道。杜维明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值得重视，他说西方学者都有“知识谱系”，但中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知识谱系”的。这句话是很刺激我的。我觉得我从21岁的时候开始读康德黑格尔，一直到今年我还出了一本关于德里达的书，我非常清楚我做这项研究面对的知识谱系是什么，但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又确实不知道怎么从老子、孔子再到马克思、福科和德里达来建构一个协调而清晰的知识谱系。因为知识谱系的不清晰，我们的立场和方法也并不明确。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洪子诚研究了五十年，我研究了快三十年，但面对世界文学的框架，我们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的发言权？中国文学60年的历史，我们有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给它确立一个价值？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看待和评价它？我们在这一世界性的语境中的立场是非常混乱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中解释这60年。

　　顾彬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我是非常佩服和赞赏的，尽管对你的立场和观点我依然有批评。但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我是不太同意的，甚至很不同意。

　　唱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

　　如何评价1949年(或更早些1942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是如何给出文学史的和文学价值的评价，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难题。中国在那个时期那么多的文学家，甚至有些人是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文学献出了一切。而我们如果仅仅是用“政治化”来概括这个时期的文学，用“集权专制”底下的意识形态的附属品的文学来给予定位，这对那个时期的人是不公平的。我们现在重读《红旗谱》、《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作品，我觉得那不仅仅是“政治”二字可以封存住的。我在上课时，随便在《创业史》中抽取出一个场景，一段描写，即使是现在的80后学生都十分欣赏。他们说想不到那时的文学写得那么的精彩，那时描写的人物并不亚于现在的文学水准。当然历史背景不一样的，有很多被“政治”这个概念完全遮蔽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可以用新的理论理解和阐释它，打开另一个空间。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说这句话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是不会有人同意的。我是孤掌难鸣。在今天我会更加地孤立。其实唱衰中国当代文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中国的批评界就存在的。因为90年代退出批评现场的一批人也认为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媒体的兴起也围攻文学的一个场所，因为媒体是要“骂”才有人看。他们觉得骂文学最安全，骂别的很困难也不专业，所以到处是骂文学的。所以顾彬先生的言论正好中了中国媒体的计，至少和他们是“一拍即合”的话。你这么有分量的人，代表着世界文学水准的人说这样的话，所以媒体一下子就把它渲染得无边无际。于是很长时间我们都不敢说中国文学好。

　　对当代汉语小说的几点肯定

　　我今天要壮着胆子为当代汉语小说说点肯定性的话：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小说，从《酒国》、《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

　　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

　　□陈晓明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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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王蒙的“最好”观点
                                            2009年11月07日 16:18　来源：羊城晚报　

　　对于王蒙“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观点，我持赞同观点。说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代，是从中国内、外环境两个方面讲，即作家没有压力、大众比较宽容、政府也很宽容。

　　首先，从外部环境看，现在是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时代，和过去文化知识掌握在小众手里的时代不同。文学发展的繁荣，每个人不仅成为文学的爱好者，而且是文学的写作者，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出现更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好的平台。

　　针对只见群星灿烂不见月亮，经典太少的现状，我认为，经典是在大众的检验之下形成的，没有大众的检验就没有经典可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经典，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现在流行的博客、短信、流行歌曲等，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这正如唐宋时期的诗词，在当时是流行文学现在却成为经典一样。所以不能因为现在看起来不是经典，就否定它。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崔健的《一无所有》就成为今天的经典。

　　同时，现在还是一个宽容的时代，不会出现动不动就封杀、批判的现象。如卫慧、棉棉如果在前二十年、前十年就会受到封杀，而现在则允许讨论；如郭敬明、韩寒、低龄化写作、小女人写作等现象虽然存在争议，但仍然在发展，有人喜欢，并没有人去禁止。现在不再是从一个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的时代了。  

　　而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作家们虽然极大地追求经济利益，但是每一个作家还是希望自己得到大众的认可，有人喜欢，这就决定作家会有意地改进写作，注重创作质量。

　　说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代并不是说现在的作品是最好的。其实现在文学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如作家的修养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有生活经历和经验，但是知识性比较欠缺，叙述方法不够；而年轻的作家大多对西方文学传统吸收比较多，但对古代传统继承较少，他们从叙事手法上和叙述方式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还不够全面。所以我们的文学从整体上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够在现实中沉淀下来，不再以追求市场利益为目的，而是以创作优秀作品为目标，对生活、知识等进行多方面的积累。

　　要建立良好的文学生态。从目前看，有两个方面急需改进，一是现在的批评比较少，要么批评家粗暴地对待作家，要么作家拒绝批评家的批评，两者还没有形成互动和对话；一是文体的发展越来越偏向于图像，创作雷同现象严重，虽然视觉效果可以给人冲击，但是却很难让人沉静下来，更缺少一种创作的主体思考。

　　所以，中国作家所要做的就是沉下心来老老实实地写作，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唯一的目标，中国有自己的读者、环境，只要自己的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何愁得不到诺贝尔奖呢？

　　□蒋述卓

　　(本文由张丽凤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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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真是最好时代吗? 体谅王蒙的“好了歌”
                                   2009年11月07日 16:17　来源：羊城晚报　
　　

      体谅王蒙的“好了歌”

　　刚刚结束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国算是大出风头。从政府官员、作协主席到精英作家，以集团军的作战方式空降法兰克福，其阵势足能证明这是中国文学的最好时候。

　　国内一片叫好的夸张报道，无疑助推了这种最好感觉蔓延。可是德国本土媒体却像特意和我们唱反调，没有顾忌我们东方人崇尚的礼仪：“伸手不打笑面人”———对中国文学军团的报道，则是负面的占了主流。这或许都是德国老头顾彬惹的祸。大多数德国人不懂中文，不看中国书，在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下，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属正常了。所以，在缺乏参照的情况下，顾彬说什么就都是权威了。德国的记者和编辑们，对顾彬那句话“当代中国文学都是垃圾”的判词已深入内心，著作万卷，书评一句，顾彬这话是否出自偏见，还是切中要害，我们心里最清楚。身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元老，王蒙挺身而出，奋不顾身、积极回应外界指责，维护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和尊严，这一点很值得称道。因为许多年轻气盛，在国内雄辩于世，咄咄逼人的当红作家，怎么这一刻做起了缩头乌龟？这可是考验他们的关键时刻呀！

　　德国人思维缜密，逻辑严谨，德国哲学更是具有深厚的怀疑主义传统。他们的批评家与作家水火不容，所以，对于王蒙在异域他乡高亢的一曲“好了歌”，德国人会不会先打个问号，中国文学真是最好的时代吗？  

　　也许光我们自己说自己好还不行，你说了，人家也不一定能够信服。这话如果换成一个有点名望的德国人说出来，或许还真有几分可信。可是偏偏有顾彬老头在那里，几乎给中国当代文学判了死刑。太史公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现在是不是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的确不应由我们自己来说。同时，我们对于顾彬这不无偏颇的话，也不应放到心上，在德国的地盘上生中国的气。反击他人，评判自己，应该找准方法，只是因为现在创作数量世界第一，以及史上“争议”作家作品获得出版、胡适画像挂进了现代文学馆，那么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点，太欠缺说服力了。

　　王蒙是过来人，说此话或许有他的真切感受，他经历过“流放遭贬”的历史，对于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现在怎么能说不是最好时候呢？在改革发展的年代，中国还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作家可以享受各种官阶，可以每月按时领取不菲的工资，可以用公费考察、旅游，可以到北戴河度假。以此类推，中国文学时时处处不乏良好的自我感觉，作为倍受恩宠的作家，不说是最好，那才是不正常，那才是扶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王蒙先生这一声深情的呼唤，但愿能再次振作人心，让作家们醒悟过来，为最好的时候，写出最好的作品，实现这个最好的愿望。

　　□詹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