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2年06月13日来源：爱思想作者：何凡兴
【核心提示】虽然人类目前认识或研究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但并非要抛弃这三种方法。用“根本问题(或重大问题)—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可以将目前三种社会认识方式整合起来，使它们互相取长补短，既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又克服它们的局限性，从而使社会研究既是科学的(能够使问题解决办法获得多数共识)，也是有用的。
迄今为止，人类认识社会的方式只有以下三种。如用“科学性”和“有用性”去评价，它们都存在致命缺陷。
第一类社会研究用“独白”、“对话”或“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和主张。这类方法最古老，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知识成果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一个巨大系列，其一流作品可能是《论语》《道德经》《理想国》《圣经》《古兰经》《佛经》、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等等，二流作品如《三字经》《增广贤文》《蒙田随笔》《培根论说文集》、梭罗的《瓦尔登湖》等，三流作品如一些作家或专家写的随笔，如林语堂的《吾土吾民》、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四流作品是一些业余作者写的随笔或随感等，网络上的很多文章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文章和著作能表明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对社会的洞见，如果能得到掌权者的青睐，它们甚至能够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但这类作品至少有两个弊端：1、无法解决“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故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没有可以重复的创造知识和检验知识的方法，无法使知识升级换代——不同时代的作者讨论同一个问题时，几乎都是从零开始。2011年底，韩寒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讨论的都是几百年的老话题，由此引发很多议论，都无法克服这类文章的缺陷。看看目前网络上关于民主的文章，将它们与70-80年以前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关于民主的辩论比较一下，我们能发现什么实质的进步吗?很多人现在还在将孔子两千多年说的话当宝贝，还在反复地解读《论语》，而在自然科学领域，除极少数研究者外，几百年前牛顿写的书，人们早就不读了。这种现象说明，人类在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领域2000多年没有质的整体飞跃，只有量的增加和部分质的变化。总体而言，这类文章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属于高级聊天的性质。即使其中某些思想被掌权者看中，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必须罢黜百家，独尊一术，在整个国家实行一言堂，而众多不同观点或学派都必须统统被消灭或被打入地下。中国过去几千年一直就是这样。
第二类社会研究用比较“严谨”的论证和“引经据典”的方法表达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在中国，这种方法也叫“六经注我”。这是世界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做学问的主要方法，其成果构成了人类知识另一个大系列，其一流作品成为经典学术名著，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二流作品是提出了能够引起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但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如亨廷顿的《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三流作品可能只在一个国家一段时间内引起人们关注，如李泽厚的三本思想史论，四流作品是讨论的问题很重要、但存在致命内伤的著作，如潘维的《法治与“民主迷信”》、王绍光的《民主四讲》等，五流作品是无以数计的“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文章和著作。
“引经据典”的基本方法是：作者有了一些基本想法之后，大量搜集和阅读资料，然后大量引用别人的观点或二手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时注明出处。“注明出处”的目的，一则表示对他人思想或知识产权的尊重，二则表明作者有时间读很多书，相当于学术门槛。很多美欧学者将这种方法发展到极致，一本300页左右的书，其注释和引用的书目竟有几十页之多。
从表面上，这类研究比第一类研究高一个层次，算是真正的“学问”。实际上，用这种方法获得的观点也只是假设或猜想。这类方法的实质是“归纳法”——寻找尽可能多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上个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就发现，试图用归纳法去得出普遍规律是徒劳的，比如说，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可以将“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否定掉，因为我们面临的或正在讨论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一个黑天鹅。在《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书中，塔勒布将“引经据典”的方法称之为“无知的经验主义”，他说，为了支持某个论点，大量引用他人观点是一种无知的经验主义，因为只要去找，你总能找到某个人，他曾经说过能够支持你观点的冠冕堂皇的话，而同时，对每一个观点也能够找到一个恰好说过相反观点的其他说法。
在《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争论》一书中，智效民认为史学界做研究的毛病之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
由于社会是复杂巨系统，而个人的知识经验和精力都非常有限，因此，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即使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花了一生大部分时间写出的巨著，其他学者几句话就可以将其否定掉。如对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花了几十年写作的《历史研究》，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索罗金的评价是：“他虽然具有惊人的渊博知识，可是这位作者却对于许多重要的社会学作品不是一无所知便是故意加以忽略，而这些作品对于汤恩比所企图解决的问题却比他所引用的那些其他作品具有更根本意义的重要性”。“他对于艺术、哲学、自然科学、法律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现有知识看起来也是非常不够的，…… 因此这位作者对于这些方面所下的结论就显得浮浅而一知半解了”。
用“引经据典”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其成果只是时间和耐心的积累，与第一种研究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不能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及支离破碎的问题。
第三类社会研究以美欧学术主流为代表，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尽可能小和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量化研究或经验研究，而且只进行“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将“对策性研究”排除在外。
在《送你一颗子弹》一书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政治系教师、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刘瑜说：学者们简直可以说是将“无趣”当作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显然找到了证明自己智力的最有效方式：给简单的东西带上术语的墨镜使其扑朔迷离。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的平庸。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关心你是否精致。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要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对社会进行精确量化研究，虽然符合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基本上能够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能够对认识社会的知识在数量上进行积累。但这类研究无法解决知识支离破碎的问题，无法对人类重大问题进行整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人类社会包括大量人的创造，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种族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果只是对复杂巨系统的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进行“描述”、“解释”或“预测”，这样的知识即使是科学的，对人类解决面临的众多问题不可能有什么用。好比“盲人摸象”，如果不同的人只是精确地研究“大象”的不同部位，没有人去整合所有人对“大象”的认识，让大象不同部位的研究就像一堆积木散落一地，结果只能是，谁也不知道整个大象是什么样。
伽利略曾经说过“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写成的”，无数事实表明，人类社会这本书不仅仅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如果对社会只是进行精确量化研究，将“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排除在社会研究的范围之外，这样的研究虽然离自然科学的标准很近，但是离人类社会的迫切需要却很远。
世界各国社科学术主流目前研究范式的潜在假设是，社会学科还不到出现牛顿的时候，还必须做大量的知识积累工作，必须继续为未来建造社会科学知识大厦做准备，因此，目前的社会研究只能做微观研究和中层研究。但是，如果社会研究领域不能出现牛顿那样的个人英雄，如果社会研究不可能建造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确定的知识大厦，那么，一百多年来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无数知识“零部件”，就永远也派不上用场，其社会效用与知识垃圾没有什么区别。
小结：
虽然人类目前认识或研究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但并非要抛弃这三种方法。用“根本问题(或重大问题)—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可以将目前三种社会认识方式整合起来，使它们互相取长补短，既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又克服它们的局限性，从而使社会研究既是科学的(能够使问题解决办法获得多数共识)，也是有用的。
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利益冲突和认识冲突。但多数人或多数国家的利益永远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法治权威去解决各种冲突。如果多数国家或多数人能够认识到用“根本问题(或重大问题)—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去寻找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所有国家和所有人获得可持续最大利益的唯一途径，人类将迎来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时代。
(注：本文为《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四大盲区》一文的部分内容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