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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涛

2011年05月27日08: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正以“公共话语”的提问方式拷问着炎黄子孙。“大师”，一个曾让华夏子孙引以为豪的概念，如今真的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吗？中华文明由“农耕文明”一步步走来，在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其实从来不乏属于自己甚至全人类的文化英雄与思想智者，他们堪称“大师”。可是，为什么在这块同样的土地上，今日却在公共话语体系中艰难地发出“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呐喊呢？

　　情绪化呐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必定要对问题发生的缘由进行理论反思。大家不约而同地对“大师”难以产生背后的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学术道德展开了口诛笔伐，似乎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全部原因无非就是教育体制落后、政治体制僵化、社会体制压抑、学术道德堕落，等等。开出的药方无非就是进行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推进、社会体制的公共治理型塑造以及学术道德价值的重新回归，等等。当然，这些改革策略对于推进当前中国改革走向宏观纵深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对于解决“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时代困惑却毫无裨益，因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被公共性虚拟建构的彻头彻尾的伪命题，而这个伪命题被刻意建构的深层逻辑在于，它表达了公共社会对于当前中国教育、政治、社会、道德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殷殷诉求。

　　为什么说“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被虚拟建构的伪命题呢？这需要深入讨论三点。

　　第一，大师为何？在思想界热烈讨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时，几乎很少在严格意义上定义“大师”概念，每个人心中的“大师”都是被主观彩绘化的，比如出名的就是大师？不出名的就不是大师？岁数大的就是大师？岁数小的就不是大师？得过什么奖（例如诺贝尔奖）的或者写过什么影响过社会公众思想书籍的就是大师？没有得过什么国际或国家奖的或者仅仅写过专业领域书籍而影响范围仅限于自身专业圈的就不是大师？文理科中做思想或做高科技前沿的有当世社会号召力的就是大师？做传统应用型或者基础型书斋式学术的可能并不具备当世社会号召力的就不是大师？因此，什么样才算“大师”需要科学厘定，否则“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就应该被转化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某一种类型的大师”。《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的解释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显然，如果将“大师”的定义作此理解，今日中国“大师”的存在就是一个既定事实，因为当今中国并不缺乏某一专业学科范围内学问很深、造诣极高并为该专业圈子内所尊崇的人，这反映在几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中。当然，这里的“大家”只可能是专业圈里的同行，因为如果将“大家”理解为全部社会各界人士，那么这就给大师预设了两个隐性前提：一是大师必须是传统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因为只有这样，大师才可能被社会各界人士所熟知和尊崇，否则大师将永远终结在时代精密化分工的客观社会框架体系之中；二是大师必定是政府广泛宣传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否则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一个人自己本专业尚且需要穷经皓首，更不要说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并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尊崇，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黑格尔已经作古。

　　由此，按照这个“大师”标准来看待今日中国，其实各个学科并不缺乏“大师”，只是这些“大师”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普遍熟知罢了。

　　第二，大师是如何生成的？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是医治通过提问“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进而患有大师狂想病与急迫症的需要。大师绝不是被建构的，而是自然生成的。在社会科学中，大师多为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学术精神并具有高尚人格的“牛虻”，他永远对各种权威保持警惕并时刻从当世的洞穴之外返回当世的洞穴之中以带来明日的阳光，这是由社会科学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社会科学的“大师”多为死后才被历史所认定。例如，我们今日所追忆的民国大师们，其实在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被认为是大师。今日中国的大师，应该是前一辈的知识分子，而今日中国尚未被固定和塑造出的大师们，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也将陆续呈现，他们的精神也将如今日民国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灵魂洗涤与思想激励一样被后世所传诵。大师总是隔辈的，大师的生成有其自己独特的认同周期，不可急切。

　　在自然科学中，繁杂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已经不再允许单枪匹马搞研究了，自然科学前沿问题的突破多是一个相互协同的科技研发团队来进行的，大师出现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变小，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有边界的学术共同体。当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有自己的学术领袖与权威，这构成了自然科学中大师出现的雏形，但这种大师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前自然科学领域大师年轻化的特点相比明显不同，因为那时候的科技创新多是个体化的，而今日，在仪器精密化和问题交叉化的背景下，个体化的自然科学创新已经罕见，自然科学大师出现的体制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种老人体制，所以“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本身还需要时间检验。

　　第三，谁独断了“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学界和其他各界几乎都没有认真检视过这个命题本身的真伪性，就开始在这个共同的前提预设下，来讨论中国诸项所谓的不利于大师成长的体制机制问题，结论被标签化为教育、政治、社会、道德等几个领域，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中国教育、政治、社会、道德等确实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它们30年间制造了中国的崛起，同时客观上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但是这样的改进必须是渐进的、稳步的，且不可被妖魔化而全盘自我否定，千万不可对匆忙独断作无端缴械。目前断言大师生成与否还为时尚早，因此更应该保证当前中国系列相关政策、体制在宏观上的连贯性。“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独断伪逻辑，就是试图为全盘否定既有治理体制与策略从而以休克疗法替换渐进改革而设立的理论由头而已，这个由头之所以能够以如此独断的形式出现，本身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公共社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与国家政府以严密理性逻辑与客观论点思维去辨认各式各样被公共性虚拟建构的伪命题。

　　其实，不难发现，被公共性虚拟建构的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不过是“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当下唯西方标尺所认同的大师”的另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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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李涛商榷

作者：侯西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来源日期：2011-7-29

　　有学者认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而这个伪命题被刻意建构的深层逻辑在于，它表达了社会对于当前众多领域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殷殷诉求……是‘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当下唯西方标尺所认同的大师’的另一种表达”。(李涛：《“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笔者认为把“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作为一个伪命题，太武断、太随意。

　　农业社会出“圣师”

　　要认定这一命题的真伪，就必须从大师概念内涵的认定谈起。传统意义上的大师是人文领域有社会影响的人物，譬如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诸子，儒释道三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民国时期各个社会科学门类的领军人物，笔者认为，大师应对宇宙、人生内在道德真谛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深刻洞察力和领悟力，并不介意于个人功利，秉持“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践履道德。洞察道德真谛是前提，心底纯净、意志坚如磐石的践履道德真谛是大师的根本。

　　在传统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的时代，从总体看中国大师辈出。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自然农业生产方式的高度成熟性和稳固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土壤非常贫瘠。虽然在这期间发生了诸如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但这些都是社会形态浅层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沿江、沿海以及中心城市存在，占中国主体的广大乡村社会生产方式依然是传统的。中国社会这种二元结构的生产方式，是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二重性的根本社会基础。所谓近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结构二重性，就是指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价值观相混杂、相表里。由于经济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传统性，与此相联系作为文化发展重要符号的“大师”概念，在国人观念中也是传统的。在激烈的文化运动而导致传统文化失忆的条件下，“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命题才可能是伪命题。尽管如此，只要这种运动不足以导致文化统绪的彻底断裂，传统大师概念就必然潜伏在国人的文化基因中。

　　现代社会出“真师”

　　笔者认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真命题，它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国人大师概念复活后的呐喊。在国人政治文化价值观中，从表层体味其含义显得比较含混，但从深层看恰恰是当代社会转型存在的真实反映。因此，在对今日中国“大师”内涵认定中就出现了历史性的错位和迷误。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滞后性，大多数国人所认定的“大师”还是传统的。而从转型期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应然性要求看，“大师”内涵要求就是对民主政治文化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和领悟。对于深受封建主义政治文化价值观浸淫的国人来讲，领悟和认同民主政治文化价值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领悟基础上切实实践更为困难。

　　传统和当代“大师”内涵有很大不同。前者侧重于直觉体认，后者侧重于理性分析;前者侧重于君权神授观念，后者侧重于民权天赋思想;前者侧重于对人等差服从意识的熏陶，后者侧重于对人平等契约意识的养成。从对政治文化价值观实践来看，前者把大师设定为超凡脱俗具有神的灵通性，大师不是凡人，如果说是人也是“超人”，因此大师具有无限的意志力进行政治文化价值观践履，从学问到社会实践都要堪称大师;后者认为大师也是人，只不过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其特殊的禀赋和超常的对于社会真谛的把握能力而领悟到人类社会生活真相，在他所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特殊天赋。离开自己所专注研究的领域，他也是常人。

　　传统现代大师之转换关键在社会转型

　　明确了大师的传统内涵和顺应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应然性内涵，我们就清楚“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命题的全部真相。这个命题是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从传统向当代蜕变的“晴雨表”，反映了国人政治文化价值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性。在当代转型社会背景下，国人呼唤文化大师的出现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由于社会意识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具有对于社会存在的相对滞后性，导致国人的大师概念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复杂重叠和相对滞后，从而导致国人对于大师认定的迷离性。

　　如果从大师内涵的传统意义看，“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命题所反映的社会越来越成为过去式。如果从当代意义看大师内涵，该命题所反映的社会，则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存在的主导基础，因此该命题成为国人强烈呼唤民主政治文化价值观的象征表达。我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师将渐行渐远，“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命题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价值观挽歌的凄楚。但从越来越多的国人服膺民主政治文化价值观的事实看，大师的当代内涵越来越为国人所接受。伴随着向市场经济方式转变和现代工业、后工业生产方式转型的完成，现代意义的大师必然为国人所理解和接受。

　　现在，无论是经济方式还是生产方式都还在转变和转型的过程中，而且这一过程不可能短时间完成。与此相联系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变迁也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对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学家唐德刚曾提出“二百年三峡期”论断。笔者以为 “二百年三峡期”，对于中国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度过这漫长的 “空窗期”，现代意义的大师才可能为国人真正理解和认同。因此，“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命题绝不是李涛先生所谓“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也不仅仅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的表层反映。从深层认识看，这个命题是对当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存在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的真实反映。通过对当代中国大师内涵的精确辨析，一条通往认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的明亮窗口将有可能打开。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不断呼唤学术大师，而且一定能够迎来群星灿烂、学术大师辈出的时代。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侯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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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对侯西安教授的回应2011年09月22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5期 作者：李涛  



　　笔者《“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一文发表后，侯西安教授发表了《“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真命题——兼与李涛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8日）（以下简称“侯文”）。通读侯文，不难发现其所谓“真命题”逻辑混乱。

　　侯文混淆了“真伪”的评定逻辑

　　侯文推导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真命题”的内在逻辑是：因为今日中国“大师”在内涵认定中具有“传统”与“当代”之分的历史性错位和迷误，而社会意识具有相对滞后性，故而导致国人对大师的认定出现了思维断裂，而这种思维断裂是社会转型的精神产物，故由今日社会转型所致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变迁也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即侯文所谓的“空窗期”；“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的真实反映，是真命题。

　　不难看出，侯文判定这一命题的真伪标准是：一个社会提出了一个命题，而这个命题本身反映了社会的某种结构特征，不论这个结构特征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客观自然确定的还是被人为妖魔化建构的，都是真命题，其本质与黑格尔“凡是社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内在逻辑相同，显然这种判断命题真伪的标准是外部性的。

　　笔者《今日中国为何患上“大师臆想症”》一文，诠释了这一命题存在的社会生态，但并不能逻辑推导出由其所提出的所有命题都是真命题。真伪结论的判定应该从命题本体意义上，而非命题的发生逻辑上来讲。如果单纯从发生逻辑上来看，任何命题的产生按照侯文的标准，无疑都是真命题。故按照侯文的潜伏逻辑来检阅任何一个社会命题，这个命题本身的存在都会有其发生机理，在这个意义上，还有什么伪命题？

　　大师概念的彩绘性及其后果

　　笔者是在讨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被定性判断的过程中得出其真伪性的，大师一词的模糊性本身包纳了其意义任意生长的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对其作狭窄化和宽泛化解读，学者可以将之无意识地主观标的为学术大师；而在学术大师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将之窄化为思想大师或者文化大师，侯文无疑将大师作了此无意识的窄化处理：“大师是以其特殊的禀赋和超常的对于社会真谛的把握能力而领悟到人类社会生活真相……”

　　侯文将大师单纯理解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化和思想大师，明显是屏蔽了自然科学领域出大师的可能性的。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大师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则确认逻辑，除此之外，谁又能独断艺术界、体育界等社会各个领域就出不了大师？如果按照社会影响力和专业成就来看，赵本山、邓亚萍、姚明为什么就不是各自领域的大师呢？

　　由此观之，众说纷纭的大师命题本身无所谓真伪，而“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命题的荒谬在于：一是“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被恶意独断了；二是在这个独断基础上，假意讨论“为何”出不了。这个“为何”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非确定性的前提之上，故其“为何”本身也就变得更为模糊，所以才有了在“为何”基础上对今日中国诸多尚未确凿定性的制度规范予以全盘否定。

　　不可否认，今日中国确实存在“成绩显著但问题不少”的国情，中国历史和世界时局告诫我们，今日中国的诸多问题都只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来予以渐进式的调整和改革。一句“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被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士所利用，以此来全面彻底否定今日中国诸项制度，这显然是对“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伪命题的真实意义嫁接。

　　大师确认规则与评判依据多元性

　　大师概念的任意生发性也模糊了大师的确认规则与评判依据。今日国人绝不会因为传统大师概念潜伏在文化基因之中，就否定以“知行不一”的塞内卡、“为纳粹服务过且终身没有忏悔”的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学者就不是大师，可见侯文所论的国人“传统”与“当代”大师概念认识的意识滞后性或者思维断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今日中国为何陷入大师追问之中。

　　所谓“圣师”到“真师”的转型只是头脑中的风暴进而被主观所区隔出来的，按其逻辑，难道中国传统“圣师”的生成在其主观上就以“不真”为基础？而中国当代“真师”就可以以“不贤”为榜样，显然这是对中国社会生态的误读，是简单将西方大师标准作为“当代”的同义词而践踏中国大师社会生态环境的体现。

　　大师命题衍射了中西之间的新争论，一方面，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令国人走出百年匮乏，国家形象建构与民族软实力输出成为几代国人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崛起的中国需要民族大师以平等身姿与把持世界学术规范的西方世界对话；另一方面，遭受百年欺凌从而被迫打开国门，进而全面学习异邦的历史事实会浸染到今日国人深埋的民族情感中，在学术精神图式中不免陷入深层矛盾，既呼唤中国出现独立的大师，同时又不免无意识地以西方大师标准的中国化为依据而独断今日中国没有西方标准下的顶尖人才，同时又屏蔽了标准本身的合理性事实。

　　大师存在与否的真相直白性地体现为标准之争，在不同标准下，大师认定的结果完全不同，可见独断地讲“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显然是将标准特定化了处理的结果，故今日是否有大师，这本身会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命题。由此可观，“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真命题应是“今日中国到底有没有大师？”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