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陶渊明的世故
被钟嵘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给人的印象，一般来说是一个非常真率、自然、潇洒的隐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喜欢喝点小酒，没有什么世俗的念头。这样历来认可的印象当然是有根据的，但这也还不是陶渊明的全部。他其实也颇有些世故，只不过相当含蓄，只是偶尔一露其真容而已。
陶渊明早年的《五柳先生传》写得十分飘逸，其中自称“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甚至自诩为“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似乎世情完全在他的心胸之外，可是我们不能只看他自称如何，而要看他如何行动。事实是撰写此传以后不久，他就于太元十八年(393)出任州祭酒，他后来在《饮酒》其十九中提到“畴昔常苦饥，投诔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即指他早年初次出仕为州祭酒一事。有一个职务才能解决“苦饥”的问题。然则他并非完全不考虑“利”。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然后不久就归隐了，他对此的解释是：“余家贫……亲故多劝余为长史，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怀归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归去来兮辞·序》)这里很坦然地说到“公田之利”亦即官俸，可见他继续考虑功利。
陶渊明在诗里反复提到自己的“真”和“拙”，曾慨叹“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表示非常痛恨“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后来他尝自称“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又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感士不遇赋》)。可是从他的作品和传记材料看，他也有不那么“真”和“拙”的时候。
刘宋元嘉元年(424)，陶渊明的老朋友颜延之出任始安太守，“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至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陶渊明传》)。颜延之其人个性很强，敢于说话，同上级关系不佳，陶渊明曾就此规劝过他。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一文中写道：
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结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
这里引用的两段话都是陶渊明告诫颜延之的;渊明去世以后，延之追忆往事时特为表出，以为纪念。曾经有一种误解，以为“独正者危……吾规子佩”是颜延之规劝陶渊明的话，这是不可能的，颜延之于陶渊明为晚辈，又是在为逝者写诔的时候提及此事，哪里能自我标榜，自称曾教育过这位老先生。后一段话是对前一段的补充。陶渊明一再告诫颜太守，为人一定不要那么“方”“正”，应注意不“违众”、不“迕风”，否则就会吃亏倒霉;最好能卷舒自如，可进可退。这些话陶渊明在自己的诗文里是从来不说的，而面对相熟的年轻人则反复叮咛，颇似世故老人;这正如现在有些家长往往教训子女要学会同社会妥协，尽管他们本人未必肯如此，或者曾经碰得头破血流。
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青年陶渊明也曾志存高远，雄心勃勃，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有诗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四)。他对州祭酒一类职务毫无兴趣者以此，而后来他跑到当时的政坛明星、荆州刺史桓玄手下担任了某一要职者亦以此。只要有比较合适的职务可干，他是愿意出山的。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因母丧退出官场，回家守孝。桓玄后来一度夺取了东晋政权，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声很坏的篡位者;而陶渊明曾一度追随此人，奔走于江陵与都城之间，似乎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所以史家说他“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宋书·陶渊明传》、《南史·陶渊明传》)。这一经历与许多读者心目中陶渊明的形象出入很大，但是事实。如果不是因为母丧，陶渊明很可能会继续跟着桓玄，他的形象将发生很大变化。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东晋皇室在士族心目中分量并不很重，桓玄一度颇得士族的拥护，依附这个强大的实力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陶渊明看来也未尝不是一条可以走的道路。
守制期间的陶渊明情绪不大稳定，元兴二年(403)曾在诗里写道：“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对自己走不上仕宦的坦途而只能隐没于草野之间颇有叹喟，这首诗里写到的隐逸生活也不那么美好：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从这里我们分明可以感到他对眼下的处境很不满意，诗中“栖迟讵为拙”的提法十分引人注意，这与他后来自称“守拙”、“才拙”相映成趣，他内心深处并不赞成这种必然导致见弃于世的“拙”，但不得已时也只好“拙”，为了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他可以拿这种“拙”来自慰甚至自豪。
陶渊明后来面对的最大变动，一是自己彻底归隐，二是天下晋宋易代。归隐之际的陶渊明赋《归去来兮辞》，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彻底了悟，将过去的种种一笔勾销。但有些心灵深处的东西是很难一笔勾销的。对于刘宋取代东晋这一政治上的巨变，陶渊明大约是不赞成的，但态度并不激烈，易代之后的诗里虽然不免有一点晋室遗老的口吻，但没有其他激烈的言行;后来刘宋王朝曾经征陶渊明为著作郎，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太弱以及接踵而来的病逝，他本来很有可能复出(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
陶渊明对刘宋官员的态度也并不严厉，曾经同本地最高地方官江州刺史王弘一起饮酒，并写过《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给他送酒钱的颜延之也是刘宋的地方官。对那些级别比较低的参军之类，他的态度尤为亲切。凡此种种，都近于“哲人卷舒”。清朝人朱鹤龄说：“王弘之要路可就也，颜延年之酒钱可纳也，任天下以羸疾弃我，旷达容我，绝不以养高钓名疑我，夫然后可以逍遥容与，卒全此生于东篱北牖之间……”(《愚庵小集》卷十一《陶潜论》)，世故老人陶渊明晚年确有这样的应世之术。
陶渊明暮年不肯接受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济的馈赠，挥而去之，那是因为这位太守说话太伤人了：“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将陶渊明排斥于贤者之外，这话大大伤害了老隐士的自尊。陶渊明回击檀道济的话很有趣：“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南史·陶渊明传》)，简明深刻，既有力度又富于弹性，为自己留下了广阔的回旋余地。这一席话绝不单是口才好，同时也无伤于他的伟大。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