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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袍哥范小南(原载《北京青年报》历史纵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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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袍哥范小南(原载《北京青年报》历史纵横版)

红色袍哥范小南

施爱东




  2007年夏天,我们在“四渡赤水”的始发站贵州土城镇进行了一次红色调查。
  “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解说员告诉我们,1935年,红军第一次进土城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负面宣传,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共匪,所以土城人吓得全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后来,个别大胆的年轻人悄悄地跑回来,发现红军秋毫无犯,都在土城人家屋檐下搭灶做饭、打地铺,连家门都不进,这些年轻人回山上跟大伙一说,人们纷纷回到土城,把红军请进家门热情接待。
  这段叙事无非是想证明得人心者得天下,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但是,正如73岁的李治富老人说的,“我从没听说红军住屋檐下。红军来的时候是1月份,大冬天的,他们还打仗,受了伤,哪能住屋檐下?”
  于是,我在土城的红色调查中最常提起的一个问题是:“红军第一次进土城的时候,你们家躲到山上去了吗?”我问到的几十个老人中,只有74岁的曾志禄说:“我那时刚刚满月,我父亲听说红军要来,就把我抱到乡下,只留了我祖母在家。红军来了,就住在我们家,我祖母住楼上,红军住楼下,他们自己煮东西吃,没动我们家的东西。我祖母也不和他们说话,都听不懂。后来看到没什么事,我父亲就把我抱回来了,红军没走我就回来了。”其他老人则大多回答说:我们是穷人,穷人怕什么?地主才怕人抢,我们不怕,我们没有走。
  在土城老年协会,李治富老人说:“我们小时候听很多人说红军的事,没听说有谁跑到山上的。还有人放鞭炮欢迎红军,戴子清是第一个放鞭炮的。”
  说起戴子清,老人们七嘴八舌聊开了。我大致能理清的线索是:戴子清是土城的甲长,是个聪明利落人,会办事,但混得一般,也是个穷人。他第一个在土城放鞭炮迎红军,有人说他曾给毛主席做过一个蛋炒饭,保护过毛主席。可惜没到解放,他就死了,他有个儿子,也很穷,没向政府提过什么要求。
70岁的袁从良老人突然补充说:“是范小南叫戴子清放鞭炮的,戴子清都是听范小南的。”
  据说范小南是袍哥会仁字堂总舵把子,土城老大。袍哥会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盛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与青帮、洪门并称三大帮会。山区的袍哥会绿林习气比较重,但组织并不严密。以抢劫为生的袍哥称为浑水袍哥,但更多的袍哥在地方上兼有正当职业,称为清水袍哥。仁字堂是以士绅为主体的,舵把子范小南自然是清水袍哥,他不算土城最有钱的人,但在土城开了一间最大的茶馆,有时还免费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
  袁从良老人一再强调范小南的“德高望重”,说云贵川各个堂口的袍哥,无论盐帮、船帮还是马帮,甚至新任地方官员,来到土城,都要先去拜会“范大爷”。土城百姓有了什么争执,也到范小南的茶馆来,求范大爷给个理。
  几位老人介绍说,红军还没入黔,国民党就一直宣传红军共产共妻、用小孩熬油点灯,制造恐怖气氛。1935年红军进土城时,原来的区长袁伦安带着部分地主资本家跑了。范小南不仅没跑,还安排戴志清放鞭炮迎接红军。后来红军曾任命范小南为临时区长,直到解放后还有人叫他“范区长”。
袁从良老人执意要带我们去见范小南的孙女范元英。在范元英家,我们看到了范小南的照片,一个清瘦利落的老人。范元英说,1954年,曾先后有三名解放军来土城调查,向范小南了解1935年红军来土城及青杠坡战斗的情况,其中一名记者还给范小南拍了几张照片。1955年腊月底,范小南病逝,享年83岁。若干年后,习水县文化馆的一位同志给范家寄来两张范小南的半身照,就是那名记者拍的。
  范元英交给我一份皱巴巴的,估计复印过许多手的材料《回顾祖父范小南的叙述》。材料说:“听祖父讲到:1935年1月,红军来土城。当时土城区的伪区长是袁伦安和罗宇根。他们走了,无人管,当时因我的祖父是土城的开明人士。祖父见到毛主席及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又见到周总理和朱德等领导人。随后,红军给了我祖父的委任状,任命我祖父担任当时土城区的临时区长。接着我祖父就号召土城街上的知明人士,组织粮草支援青杠坡的战斗。在战斗中牺牲和受伤一些红军。这时,我祖父组织人员将受伤的红军一一安排在土城街上几处养伤,我家里都住上红军的伤病员。”
  材料还说到,红军战斗失利后,范小南曾组织河里的小船集中在月亮台码头,号召老百姓用担架将土城街上的红军伤员抬到船上,把他们送往仁怀厅(现在的赤水市),开船之前,范小南亲自发给每个伤员两块大洋和一双草鞋。红军将要渡赤水时,范小南不仅自己带头,还动员别人捐出门板供红军搭建浮桥。有一次天快黑了,敌机来轰炸土城,范小南还特意吩咐戴子清(该材料写做“戴志清”)照顾好毛主席和他的警卫员陈昌奉,毛主席就在戴子清家房子侧面的一个天然的山岩框里住了一晚。
  范元英的材料大多与前面几位老人的叙述相吻合,我无法分辨到底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抑或是基于一个本来的历史。但有一点明显的区别,范元英的材料和谈话中,绝口不提范小南的“袍哥”身份,只是不断强调他是一个“开明绅士”。
  范小南从来没有受过冲击。红军走后,国民党的官员明知范小南做过红军的区长,但他们一样要仰仗袍哥会的势力,也不敢为难报复范小南。据说1949年土城解放时,范小南还和戴子清等人到小河张家渡口亲迎解放军入城。
  范小南是个传奇人物,土城老人对他的记忆非常深刻。我在随后的调查中,几乎对每个老人都提出了“范小南是什么人”这样的问题,绝大多数老人都说他是袍哥总舵把子,讲仁义,有威信,钱财不多,专门帮人解决纠纷。
  但是,对于红军任命范小南为临时区长的事,多数老人都说不清楚。一位87岁的老人不肯定地说,好像是国民党川军任命范小南做的临时区长。一位74岁的老人则很肯定地说范小南只是个普通人,是袍哥会一个小头目,投机分子,混江湖的,没起过什么作用。一位88岁的老人说,红军进土城之后,是范小南领头打开了国民党的粮仓,把粮食送给红军。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非常不屑地说,范小南就是一个地主黑社会,专门欺压百姓,解放后没有斗他,就是很照顾他了,要不是他死得早,肯定要批斗他。
  我们在所有的官方文献中,找不到范小南的一点踪迹,习水红办的官员对于范小南一无所知。那些熟悉范小南的老人正一一老去,年轻一代根本没有人去关心这么一个从未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过的名字。
  范小南的故事在土城人民的红色记忆中只剩下了一鳞半爪,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权威的叙事版本。历史如同当年的赤水河,奔流一去不复回。如果不是我们2007年的这一次红色调查,也许范小南这个名字将永远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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