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岗龙

从孔子与杜威的际遇看“国学”
  
张海晏

     孔子是中国古代圣人，杜威是美国现代哲学家，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维度看，二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思想却往往能穿越时空的悬隔，在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起意义的关联。1919年10月20日是正在旅华的杜威六十岁生日，蔡元培在杜威生日晚宴上，即以“孔子与杜威”为题发表贺词。蔡氏之所以将二人并举，不仅认为杜威恰与孔子是同月同日生，更是由于他发现孔子与杜威思想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与契合点。无独有偶，1920年，在西方有着“实用主义神圣家族家长”之称的杜威，亦被中国的一所大学在授予名誉学位时誉为“孔子二世” SecondCon鄄fucius 。而且，据随同杜威一起访华的他的女儿露西·杜威多年后回忆说，在杜威旅华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当人们介绍他时常将之比作孔子。
     我们知道，杜威系于1919年4月30日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他两年多的访华讲学，他抵华三天之后中国便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崇“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抨击“孔老先生”（胡适语）、“孔二先生”（吴虞语）创立的孔教。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盛赞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昭示了“五四”时期批判封建传统的思想倾向。诚然，“五四”时期所谓“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乃是“打孔家店”之讹传，但“打”与“打倒”并无大异，都是骂的暴力化。那么，“五四”时人又何以把当红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与过气且遭人人喊打的孔子联系在一起呢？个中原因值得玩味。
     原来，在“五四”的文化精英们看来，孔子自是孔子，“孔家店”自是“孔家店”，儒家的原生形态与流变形态虽不无连带关系，但绝非一物。他们高喊“打（倒）孔家店”，旨在冲击孔子思想中被后世统治者所强化的礼教，反对用两千年前的价值观念束缚今人的现实生活。相反，他们并不一般地否定孔子古圣先贤的历史地位，而且还着力发掘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以与西方先进文明相衔接。如指出礼教吃人的吴虞亦承认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提倡“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胡适则从原始儒家中发掘出人文主义、合理主义和自由精神等思想资料。而蔡元培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演说中，虽则承认孔子是中国旧文明的代表而杜威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但又认为在旧文明中必有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内容，孔子倡导平民教育、强调个性发展和注重实践经验等都契合于实用主义的精神。大体讲来，“五四”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们，对待孔子，一方面要消解历代叠加其上的宗法专制主义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试图发掘其现代性、人民性的思想元素。也就是说，在“五四”时期轰轰烈烈打破孔子的旧偶像的同时又在悄然重塑新的孔子形象。
     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文化建设纲领。胡适之所以热心于整理国故，一是为了剔除“国渣”，二是为了寻找“国粹”。所谓“国粹”，即是那些与西学相近的因子，阐发与光大它，以便使我们吸取西学时能够做到“心安理得”，并取得历史连续性的观念。胡适的此番苦心，却遭到陈独秀的讥讽，陈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当然，陈独秀这种对待传统思想与本土文化的激烈言辞，并不代表“五四”的思想主流。只是因为后来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包括“整理国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建设工程未克完成，成为半拉子工程。
     当然，由于时空间距的悬殊与历史文化的差异，孔子与杜威的思想之间自然有着诸多不同。但也毋庸否认，二者之间确在抽象意义上有某种相通或相似的地方。古圣先贤的大智慧与真精神，无论古今中西，总是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视域揭示了真理之一角，蕴涵着某些超绝时空的普世性、永恒性的东西。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在《儒家的实用主义》中指出，儒家与实用主义的思想基础都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关注问题情境与解决问题上意趣相通。美国哲学家约瑟夫·格兰奇在《杜威与孔子：生态哲学家》中认为，孔子的“道”与杜威的“经验”（experience）这两个范畴在人类存在的意义上极为相似。而兼及哲学家与汉学家双重身份的郝大维与安乐哲在其合著的《先贤的民主》一书中认为，杜威的民主社会视野与中国传统的社群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并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学术界地位日渐回升，而同时儒家思想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复兴，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汇合已初现端倪。
     我以为，孔子与杜威思想中最基本的契合点乃是人文关怀与实践精神。所谓人文关怀，一般指关注人的活动、人的需要和人格存在，彰显人的价值与尊严，挺立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自觉。就此而言，春秋末叶的孔子开始摆脱夏商周三代敬畏天命鬼神的目中无人的神学，确立“不语怪力乱神”的以人为本的人道；同时，他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血腥时代高扬起“泛爱众”、“仁者爱人”的理想旗帜，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为仁”的基本准则。元代大儒刘因就曾讲：“孔子，立人道者也。”再看19、20世纪之交的杜威，针对传统哲学热衷于对绝对的终极实在的论证与虚构高高在上的超自然、超经验和超科学的形而上学，他提出哲学改造的方案，主张“哲学必须研究人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哲学家的问题”，认为人生离了哲学，是无意义的人生；哲学离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学。就实践精神来看，孔子创立的儒家，其思想品格被当代学者称之为“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因为儒家注重道德行为、伦理实践，同时又将有用性作为真理的标准，强调真理的验证在于它的功用与效果。而实用主义的要旨即是把实践看作高于一切，它的学派英文原称“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Pragma，意即行为、行动。杜威则是实用主义哲学家中最重视实践精神的一位,他主张哲学应关注现实社会中的人、关注人的生活实践，把它由终极实在的探究、无聊的智力与语言游戏改塑为有用的现实工具，怀疑一切未经实验检验、没有实际效果的教条与成说。他的中国弟子、自称为“中国杜威”的胡适就提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这里的“实验”已超出科学实验室的活动而泛指人类的生活实践。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评论杜威哲学说：“杜威所关注的，是人们必须在其中应付实在并与之相处的日常实践。走出这一步，行动这个范畴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哲学地位。”可以说，人文与实践，是孔子与杜威思想相近的两个基本点，其恰恰成了对20世纪一度盛行的斗争哲学、冷战思维与绝对主义的某种反拨，这大概是二者在遭遇了一段沉寂甚或讨伐之后又呈复兴之态势的一个原因吧。
     蔡元培在那篇热情洋溢的生日贺词的结尾处，还不忘用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式来对杜威表示生日祝贺：“祝杜威博士万岁！”“万岁”自然遥不可及，今天，不仅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早已化作尘泥，就是特别长寿的“美国的孔子”（YankeeConfucius）杜威也已然作古。然而，他们的思想却不受肉体生命的局限，在后世各自发挥着神奇的精神效用。
     1921年6月30日，杜威在回国前中国同仁为他饯行的午宴中不无感慨地说：“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时至今日，曾被誉为“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的杜威，已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客观对待与热情关注；而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他的思想也早已跨出了国界而为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并存，中西思想形成双向交流、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
     由此我们想到，中国思想学术的未来的精神方向，应当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有历史传统的渊源，更是时代课题的解答与时代精神的体现；既是理性的抉择，也是自由的选择与自然的发展；虽含有某种核心价值观，但又是多元开放的形态；它是体现人文精神的“人学”，也是注重实践理性的“实学”……只有此种意义的“国学”，才值得我们去诉求、创造与期待———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事业。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8-21 15: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