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宝

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康生领导下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对康生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这篇由他口述的文章，记述了一个真实的康生。

　　学识广博，贪欲亦重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1938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写得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  
　　康生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
　　1938年7月1日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一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江青当时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也就是打小鼓。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土改时，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知道了。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
　　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得哪个好。
　　他的这些知识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1924年、1925年就在上海的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背后，许多人都知道他并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自己刻一闲章“鲁赤水”与“齐白石”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
　　康生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是想以此博名。他日夜梦求夺取高级文物的卑劣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1980年或1981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她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
　　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他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专家介绍，这种瓦砚世存仅有数只，境内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玉质，一般是铜的，至今只发现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博的。这方面连陈独秀、瞿秋白都不如他。
害人成性，心狠手辣
　　至于康生的为人，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1948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当时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的事。六十一个人出狱时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等等，清楚得很。但“文革”时康生却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于是总指挥换成了康生。他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被他斗下去的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当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讲话比较随便，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都有，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
　　他的秘书凌云(曾任公安部长)，早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就跟着他。文革中凌云被关进了秦诚监狱，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
　　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凌云把曹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把我弄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
康生迫害人太普遍，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
“这个人绝不糊涂”
　　康生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他外表表现出来的东西，常常与内心世界并不一样。
　　1947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7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他们说，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玉章)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土改工作团汇报情况。晋绥这个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农村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大家希望他能对这些事作出结论。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但在郝家坡会上，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
　　我们当时在塑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康生要我单独向他汇报。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那天听了并没有生气，只是批评我说，你是个书呆子。

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
　　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已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礼尚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只说我是书呆子，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
　　1960年6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去看原单位负责人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编《辞海》去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为什么必须告诉你呢?当时康生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真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
　　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文学艺术知识比较丰富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
　　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上世纪60年代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