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读书生活：躬耕田野、闲逛书肆
凤凰网 2008年11月19日 10:36 历史月刊
书肆是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民间买卖图书的场所。唐代形成了以长安、洛阳等城市为中心的图书贸易场所，图书经营品种增加。但书价偏高、抄写周期长成为写本的最大缺点。佣书人经济状况差异悬殊。探究唐代书肆的经营之道对于今天的图书出版仍有许多借鉴意义。
书肆，又称书坊、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等，是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民间用来图书贸易的场所。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单就图书业而言，一方面，写本书籍风行天下，达到“写本时代”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雕版印刷术开端在民间图书市场应用开来。因而，唐代图书业呈现“写本”与“印本”混杂，“写本时代”向“印本时代”过渡的特点。对这一时期书肆的研究，不仅能为我们研究古代图书史提供一个参考的坐标，而且对于我们从民间书肆的角度重新审视和体会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通过传世文献，并结合现今所得见的敦煌吐鲁番遗书，从唐代图书贸易中心等几个方面入手，来探究唐代的书肆及图书业，希求达到管窥全貌的目的。
唐代的图书贸易中心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书肆也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书业中心:
（一）长安 唐代长安的商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城中的东、西二市。市场内商品贸易活跃，各种商行众多，仅东市就有“街市内货财二百二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总烧尽”。这次大火所烧毁的四千余家只是东市的部分商店，可见东市商业店肆之多。至于西市，《唐两京城坊考》载:“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原注:“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西市店肆稠密，比东市更加繁华。
长安的书肆也集中在东、西二市。新旧《唐书》中多有“市书”、“书肆”的记载。如《旧唐书·徐文远传》:“江陵陷，（徐文远）被掳于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其兄休鬻书为事，文远日阅书于肆，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新唐书·吕向传》:“（吕向）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也号‘连锦书’，疆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还有雕版印刷的书籍也在东、西二市中出售。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编号为S.P.1《上都东市大刁家太郎》雕印历日就是在东市印售的。伯希和2675号《新集备急灸经》写本，书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是据“京中李家”印本抄写而来的。长安书肆为何多集中在东市，而不是在更为繁华的西市？这可能与东市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书肆主要消费群体如王公贵族、文人学士等多聚居于此，更适合图书文教商品销售的因素有关。
（二）洛阳 唐代洛阳共有三个市:“北市、南市在北郭、南郭的中心，北市占一坊之地，南市占两坊之地。西市自西郭的西南角，也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济渠，交通便利，商业比较发展。”以南市为例“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帮助当时洛阳南市商行众多，商品交易频繁，书肆也很发达。
（三）益州 四川地区物产丰富，盛产纸张。如《旧唐书·经籍志》载:“开元时，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二万五千九百六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可见其生产纸张的质量和规模。加上四川地区少遭兵燹，社会安定，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书肆及图书贸易也相应发达兴盛起来。唐代书法家柳中郢之子柳在《柳氏家训·序》说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还说“尝在蜀时，书肆中阅印板小学书”。这帮助柳随僖宗逃到四川时曾在书肆中有过阅书的经历。又如，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唐墓中发现唐代雕印单页《陀罗尼经咒》，就是由当地卞家刻印的。
（四）其他地区 唐代的图书产业及流通范围都比以前有所扩大。不仅内地的大城市有书肆，就是在边远地区也有了书肆。唐晚期文学家皮日休，赋诗回忆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乃将耒与耜，并换椠与铅。阅彼图籍肆，致之千百篇。携将入苏岭，不就无出缘。”皮日休是襄阳人，可见在当时的襄阳，也有了稍具规模的书肆。不然，皮日休无法买到“千百篇”的书卷。（凤凰小编提示:耒与耜是古代的农具，椠与铅是读书用具，古代文人不少都有既耕且读的生活。图籍肆，即书肆。）
图书经营品种
上文已略加考证了唐代的书业中心以及图书的流通情况，那么唐代书肆主要经销的品种有哪些呢？由于古籍文献对此记载大多语焉未知，因而这里略作考述。
（一）儒家经典、科举考试用书 唐代在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进士科外又增加秀才、明经、明法诸史等科。科考用书也成为书肆的必备图书。如《太平广记》中的〈李娃传〉写到李娃救治荥阳生后，一日:“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其百虑以志学。”“坟典之肆”即为书肆。为了让荥阳生重温旧业，再进考场，李娃替他买了大量的科考必读书、参考书。又如，李家皇室视道家老子为本家始祖，常常鼓励人们读《道德经》等道家经典，玄宗时，贡举人要加试《老子策》等。所以，书肆中应该也有此类书籍，以备人们不时之需。
（二）语言文字类图书 唐代，作诗成为社会风尚遍及各个阶层。唐代名家诗集等一般都通过书肆售卖，广为流通深受读者喜爱。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作序时写道:“《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又自注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书肆之中也。”此外，作诗及文章所需的语文工具书，如《诗韵》、《玉篇》等也是书肆的快销品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刻本《大唐刊谬补阙切韵》就有伯希和2014、2015、4747、5531四个编号，帮助这类工具书在当地的盛行。
（三）宗教类图书 为了满足广大佛教僧尼信众诵经、供经的需求，书肆组织大量人力抄、刻佛经，以便售卖。斯坦因5444号唐人写本《金刚经》残本，末尾写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又有“天佑二年（905年）岁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二岁老人手写此经，流传信士”，帮助此经是根据四川成都过家书肆的印本抄写的。而这类据印本抄写的《金刚经》写本，在法图、英国等地所藏的敦煌遗书中均有发现。
（四）历日、占卜等杂书类 古时，掌握时令，不违农时，是农业生产分紧要的事情，农民迫切需要历书指导农业生产活动，这就刺激了书肆对历书的生产与流通。如东川节度使冯宿在给文宗的奏章中就有“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的话语。英国不行颠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S.P.10）就是在成都雕印后，售卖流传到敦煌的。可见，当时书肆生产的历日在四川、淮南、敦煌等地分快销。另外书肆出售的热门读物还有相宅、算命、占梦之类。前文所引的《柳氏家训》中就记载了柳在成都书肆中亲眼看到相宅、算命等杂书的出售，而且数量不次于字典、小学之类的书，在市场上拥有大量的顾客。
（五）传奇小说类 传奇是唐代流行的短篇文言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其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神怪等诸多方面，深受文人和识字市民的喜爱。因此在书肆里也出售传奇、志怪等小说。唐代吕温写有《上官昭容书楼歌》:“……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并作序云:“贞元四年（799年），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行名书缝处，因用感慨而作是歌。”《研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一部志怪小说，在唐依然流行不衰同时也透露了洛阳南市的书肆中也卖旧书。
（六）书法字帖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期，皇亲贵族、文人学士等都对书法艺术备加推崇，而练字所用的名家字帖也是书肆不可或缺的品种。欧阳通“潭州临湘人，父询以书名着于时。通蚤孤，母徐氏教以父书，俱其家学不振，于是每遗通钱绐云:‘质汝父书迹之直。’通遂刻意临访，不数年乃继询名，号大小欧阳体”。欧阳询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从文中可知，他的书法字帖也在书肆中出售，这样欧阳通才能在其父死后将他的书法字帖买回。
（七）医学书籍 如前文所提到的伯希和2675号《新集备急灸经一卷》就是据“京中李家”书肆的刻本抄写而来的。该经卷按书中序言所说就是将流行于当时各家灸经汇集成卷，以供原缺医少药的偏远州县救急治病所用。文中还画有正面人形穴位图，读者可以根据书中文字描述并对照穴位图使用，起到了很好的图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