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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讀本》的想法

唐維敏 ©版權所有　　　　


《文化研究》（第一輯）

陶東風、金元浦、高丙中主編，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7月。

　

《文化研究讀本》

羅綱、劉向愚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

　

一、從台灣看大陸

對於大陸文化研究的發展情形，似乎也是華文地區的我們部份關切所在。起初，我們對大陸學界的認識不一，多年來如果台灣的文化研究以「外文學門」和的研究者居多，大陸文化研究學者則以偏重「中文系背景」為主。從雙方的接觸與互動中，要找到「對口」單位，都必須經過一段摸索與調適。近年來，大陸學界對於文化研究的認識與討論，也逐漸脫離八十年代「文化熱」、「文化批評」的既有老舊框架，重新接收、吸納與融合（來自西方與其它地方的）新的理論與實踐。台灣的文化研究學會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完成建制化，代表著學界對於知識與實踐的某種集體需求提昇。中國大陸呢？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蘊釀，也在二千年生動展現出某種知識界與出版界的「文化研究熱」。

其一，先鋒學術論叢之一的《文化研究》期刊於2000年6月，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發行第一期，是中國大陸第一本以「文化研究」為名的期刊叢書；其二，《文化研究讀本》於2000年9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面對中國讀者對於此廣泛領域的知識需求，提供新的知識內涵與挑戰。文化研究「期刊」與「讀本」浮上檯面，兩者一前一後，相差不過數月，可以視為中國大陸文化研究者的時代氛圍或集體想像。在這些作品中，這些大陸學者投射出對文化研究「地圖」的何種想像、進行想像的方式、以及文化研究在大陸的再現狀態等問題，或許可能提供身在台灣自稱「搞」文化研究者的我們一些參照座標。首先，我們可以先檢視這兩本書籍的編委名單，來看看究竟是「誰」在搞文化研究。

　

二、從編委名單看誰在搞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讀本》是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知識份子圖書館」系列叢書之一，該書系編委會以Frederick Jameson(詹明信)為顧問，主編為王逢振、J. Hillis Miller(米勒)，編委則包括米勒、王寧、王逢振、白燁、詹明信、李自修、劉向愚、汪民安、張旭東（美國）、羅綱、章國鋒、謝少波（加拿大），目前該書系已陸續出版二十餘種編選譯著，主題遍及解構主義、後現代、後殖民、全球化等議題。除了西方理論者（如德希達、德曼、費許、詹明信、米勒、薩依德、德里克、伊格頓、本雅明、葛蘭西、安德森等）個人著作外，《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讀本》是其中兩本份量較重的讀本級出版品。

相對於《文化研究讀本》的專書性質，《文化研究》或許因為屬性不同，屬於期刊，其編委名單幾乎整整一頁。大陸國內學者包括樂黛雲(北京大學)、王逢振(中國社會科學院)、陶東風(首都師範大學)、金元浦(中國人民大學)、周憲(南京大學)、高丙中(北京大學)、趙彬(北京大學)、王寧(北京語言文化大學)、陳曉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戴錦華(北京大學)、史建(天津社會科學院)。從名單上看來，似乎比較集中於北京與其週邊學術建制機構，而其中許多學者出身自文學研究的背景。

在國外學者部份，則包括Tony Bennett (英國開放大學)、Wolfgang Welsch(德國耶拿希勒大學)、Ien Ang (澳洲西悉尼大學)、Arif Dirlik(美國杜克大學)、John Hartley (澳洲昆士蘭大學)、G. Murdock(英國拉芙堡大學)、David Birch(澳洲迪金大學)、Simon During (澳洲墨爾本大學)、Michael Keane(澳洲葛里菲斯大學)、徐賁(美國加州聖瑪麗學院)、劉康(美國賓州州大)、王毅(澳洲西澳大學)。除了幾位由大陸赴美的學者之外，西方學者比較集中於澳洲（五位）、英國（二位，Bennett其實曾待在澳洲相當長一段時間）兩地，美國與德國僅各一位。不過這些英語系國家的文化研究者，其實都有跨學科、跨區域、甚至全球性的知名度，若干學者也曾到過台灣訪問（如Bennett、Dirlik、Hartley、Birch、During）。

另外，名單中的編委，除了在中國內部具有重要學術地位，並和世界各地保持一定的聯繫關係之外，若干編委也和台灣交流密切，甚至曾來台訪問講學（劉康、王寧、樂黛雲、戴錦華等）、或在台灣均出版專著，譬如樂黛雲（《我就是我》，正中）、王逢振（《文化研究》，揚智）、陶東風（《後殖民主義》，揚智）、戴錦華（《斜塔瞭望》，遠流）、王寧（《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闡釋》，淑馨）等。

　

三、從內容架構看如何想像（搞？）文化研究

從出版的意義內涵上來看，兩本書籍其實都有幫助學術界認識「文化研究」的基本目的，而在操作上則以翻譯重要文獻、配合專文介紹為主，而以大陸學者相關文字生產為輔。其基本關切，則在擔心「西方學術潮流以及中國本土學術發展態勢嚴重脫節的現象」的前提下，企圖「介紹國外文化研究的歷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重要文化理論家，翻譯西方文化研究的經典文獻，研討中國當代文化問題(如大眾文化問題、傳媒與公共性問題、後殖民批評問題、民族文化認同與族性政治問題、性別政治問題、文化研究與人文學科重建問題、知識份子的角色與功能問題等)，考辨西方文化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與運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論與中國本土經驗的關係。(p.4)換句話說，「《文化研究》的宗旨是介紹西方的文化研究(包括理論家、理論觀點及流派等)與推進中國自己的文化研究並重」(《文化研究》，頁5)。

《文化研究讀本》由羅綱和劉向愚主編，了主編的前言之外，其餘蒐錄二十五篇文章，約有三十八萬，全部都是譯自外文資料(英文資料佔絕大部份)，而且譯文作者皆為英語世界知名文化研究學者。在前言部份，主要闡述＜文化研究的歷史、理論與方法＞，作者提到「在與傳統文學研究的對比當中，勾勒出一些基本傾向」，其中包括：（《讀本》，頁1）

與傳統文學研究著重歷史經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當代文化。

與傳統文學研究著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眾文化。

與傳統文學研究著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視被主流文化排斥的邊緣文化與亞文化（次文化），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次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壓迫民族的文化經驗和文化身份。

與傳統文學研究將自身封閉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重與社會保持密切聯繫，關注文化中蘊含的權力關係和運作機制。

提倡一種跨學科、超學科、甚至反學科的態度和研究方法。

除了第五點之外，我們可以清楚讀出，對編者而言，文化研究是相對於文學研究存在的。對《讀本》的讀者來說，這是大陸學界進入文化研究「領域」的基本調性。至於文化研究對其它領域的影響，便沒有進入討論，甚至沒有提及。如此「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線性說法，究竟是這裏部份的再現情況？是否過度單純化文化研究「跨學科」的多面向、多層次效果，甚至侷限文化研究的火力，仍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從內容來說，《讀本》全書分成「什麼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異政治與文化身份」、「大眾文化的政治經濟學」、「傳媒研究」等五個子題。在「什麼是文化研究」部份，包括Richard Johnson的＜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Stuart Hall＜文化研究：兩種範式＞(或譯「典範」)、Larry Grossberg＜文化研究的流通＞、Henry Gilroy et al.＜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識份子和對立的公眾領域＞、Tony Bennett的＜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這些文獻或許涵括西方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獻，替文化研究勾勒出一些描述與圖象。不過，正如許多介紹文化研究的書籍（如Graeme Turner, John Storey）都會策略性指出，文化研究其實沒有(或不應有)規範性的歷史說法。換句話說，沒有要定義「什麼是文化研究」這樣的問題，而是點出文化研究(在某些脈絡下)的某些問題意識。編者在前言中，以「文化研究的起源」、「意識形態理論：從阿爾圖塞到葛蘭西」、「階級、種族、性別」、「快感、大眾文化、觀眾研究」等四部份，共計三十九頁的篇幅，提呈文化研究的歷史、理論與方法，但卻沒有說明《讀書》選文的標準、組織與安排。若不是有意讓文字自己說話，實有必要解釋如此安排下所呈現的文化研究，是否曾考慮參酌或切合中國大陸目前社會脈絡與文化政治？否則，便是認為有一種超越經驗層次的「普遍性」文化研究存在？

主編在前言中跟隨一般意見，認為英國伯明罕學派在「文化研究的起源」上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大量引用英國脈絡的思考與分析成果。其中文章包括Richard Hoggart＜人民的「真實」世界：來自通俗藝術的例證＞、Raymond Williams＜文化分析＞、E. P. Thompson＜《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序言＞。在「差異政治與文化身份」部份，包括Corel West的＜新的差異文化政治＞和＜少數者話語和經典構成中的陷阱＞、以及Stuart Hall的＜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等。而在「大眾文化的政治經濟學」則多方伸出觸角，蒐錄美國（曾居英、澳）John Fiske＜大眾經濟＞、英國Simon Frith＜通俗文化：來自民粹主義的辯護＞、英國Janice Radway＜浪漫小說的機構形成＞、澳洲（現居香港）Meaghan Morris＜購物中心何為＞、法國Michel de Certeau＜走在城市裏＞、法國Pierre Bourdieu＜如何才能做一個體育愛好者＞等文章。除了學者背景部份的選擇較為寬廣，這部份以文化商品、流行音樂、言情小說、購物中心、城市漫遊、體育活動等文化實踐作為分析對象，進而衍生問題意識，找尋理論化的方法，筆者認為這個部份的選文相當有趣，值得品味。

同樣值得一讀的是「傳媒研究」部份，包括Stuart Hall的重要文章＜編碼、解碼＞、Armond Mattelart＜國際影像市場＞、伊安昂（台譯：洪宜安）＜《達拉斯》與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台譯《朱門恩怨》）、Richard Ommond＜廣告的雙重言說和意識形態：教師手記＞、Larry Grossberg＜MTV：追逐（後現代）明星＞等。雖然這些討論個案或文獻已經有二十、或十多年之久，但在傳媒研究的意義上，大陸的傳媒研究一向偏重新聞宣傳，對於電視劇、音樂錄影帶等影像文化形式，原本也非大陸傳播研究重點，如今似乎不論傳播學界、文學界到史學界等，都有許多人力投入當代傳媒文化研究。

　

四、樂觀推進文化研究在中國

《文化研究》第一輯由陶東風、金元浦、高丙中主編，共蒐錄十八篇文章，英文翻譯文獻共五篇，共二十七萬字。相較於《讀本》的「讓文字自己說話」，《文化研究期刊》清楚交代選文的目的。翻開《文化研究》目錄，首先讓人注意到的是，擔任上述知識份子圖書館系列書籍顧問的詹明信。對中國大陸批判思潮的影響極大，要回溯自八十年代中期至大陸講學開始，尤其引發大陸學界對於後現代主義的學習與討論。而關於詹明信思想的引進與討論，在大陸一直不斷進行。此處，則有研究詹明信甚久的王逢振＜詹姆遜談現代性、後現代性及其它＞和吳瓊＜總體性與詹姆遜的文化政治哲學＞兩篇文章。因此，對大陸學界來說，對於後現代主義的吸納先於文化研究，加上詹氏曾猛烈攻擊過文化研究(“On cultural studies”)，或多或少可能引發學者對文化研究的認識欲望。

由於《文化研究》期刊目的在於「介紹西方的文化研究與推進中國自己的文化研究並重」，因此在清理文化研究的知識系譜時，除了Stuart Hall的＜文化研究：兩種範式＞（節譯）、洪宜安＜誰需要文化研究＞兩篇文章之外，還有陳曉明＜文化研究：後—後結構主義時代的來臨＞和王寧＜文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西方與中國＞等兩位中國學者的專文。

陳文中首先提到（國外）文化研究的當前趨勢，討論（文化研究以）後結構主義與新歷史主義作為必要前提，接著描述（文化研究引發）學術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正確問題，並關注文化霸權與文化身份的後殖民理論、及大眾文化帶來新的壓迫和解放問題。在文章最後，陳文提到文化研究的意義與新的理論期待，直接陳述文化研究對中國存在什麼樣的可能性？他指出「文化研究對中國當代學界還屬於相當陌生的領域」，對比八十年代「文化熱」、「反傳統」、「全盤西化」等思想解放運動下的思想鬥爭，現今的文化研究是「多門類知識會聚的跨學科研究」（頁37），文化研究可以「對當代中國方興未艾的大眾文化研究有直接的示範意義」（頁39），因為目前大眾文化研究的「觀念和方法不過是傳統文學批評的簡單翻版而已」(頁39)。總括來說，陳文認為「九十年代中國的文化現實給中國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也提供了極好的遭遇。」而關於「當代中國大眾傳媒與新的文化公共空間建構問題、中國大眾文化的集權特徵與民族的主體重建的衝突問題、大眾文化的寄生性與顛覆性的雙重性質、後現代時代文化霸權與個體能動性的關係等」，也給西方的文化研究提出新的挑戰（頁40）。最後，陳文認為，不管文學、社會學、大眾傳播學，新的知識會聚、跨學科研究視野的建立，都是「勢在必行的趨勢」。

王文中同樣先對文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提出反思，討論範圍涵蓋英語世界的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涉及文學、傳播、文化批判等範疇，指出文化研究原為「邊緣話語」，才逐漸中心化自身與去中心化其它領域的同時，也受到許多質疑與批判。他特別引述Harold Bloom的批判說法：「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學者的理論書籍，常常只是寫給自己的同伴看的，根本沒有市場，也沒有讀者」（頁65）。這種將文化研究與文化批判等同看待的視野，顯然是為了捍衛文學研究立場，而窄化文化研究的廣泛意涵。接著，王文討論全球化時代文化研究的課題，回答文化研究是否必定與文學研究形成對立、文化研究如何被導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以及文化研究必然佔領文學研究的問題？其中，王文特別以文化身份認同問題，接合兩者之間的間隙，並論及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等傳統比較文學方法，說明文化研究也可以幫助文學研究擴展視野。最後，王文再以文化研究與跨東西文化對話為結語，認為「儘管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著巨大差異，在很多方面無法進行對話。但是，在文化研究的諸多課題與層面上，這樣（中國與西方學術界之間的）對話卻是可能的，並且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頁77)。王文認為，應該對此抱著樂觀的態度，而進行文化研究的最直接現實意義，就在於「二十一世紀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應該是東西方文化經過衝突、磨合之後，達到新的層面上的融合，產生具備東西方各自特色的文化」(頁78)。

仔細探索陳、王兩人對文化研究在中國發展前景的討論，多從勾勒文化研究系譜入手。不同的是，陳從理論思潮的變動抽絲剝繭，而王從各地區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互動談起。相同的是，兩人都對文化研究充滿期待，認為不管是九十年代的中國、或者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化，文化研究都提供了一種多元、異質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樂觀態度之下，陳文著重於中國大陸大眾文化研究的精進，而王文則特別以全球化語境和東西跨文化對話為背景。

　

五、全球化、傳媒問題與文化研究

和王寧提出的問題意識頗為接近，史安斌訪談劉康，也多以「全球化」為主要命題，並完成＜關於全球化與中國當代文化思潮的答問＞一文。著有《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和《妖魔化與媒體轟炸》等書的劉康，先描述了全球化與文化邏輯的關係，對「全球化」與中國關係的歷史回顧，然後討論「全球化與中國八十年代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話語變遷，尤其是官方話語和（毛澤東建立的）革命話語體系。接著，劉康回答了九十年代全球化與中國的現代方案問題，從四個現代化的經濟面向，轉入官方、民間與精英份子的話語解析。在回答九十年代知識份子精英話語時，劉康分析「國學」、「後學」和「人文精神」三個主要範疇，都脫離不了全球化的大背景。文章最後，劉康提出呼籲：在全球化大潮下，中國文化批評必須建立「中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換句話說，必須堅持理性批判的立場，反對工具理性。不過，劉康也特別強調，中國的批判理論與當代西方的左翼理論流派不同，不應該全盤否定現代化，而是站在批判理性的立場，為中國尋求富有建設性的現代化方案，而這也是他之所以呼喚中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初衷。（頁108-9）

王岳川在＜全球化消費主義中的傳媒問題＞，首先討論現代公共傳媒空間中的身體資本，然後以第三世界傳媒為對象，討論全球化與消費主義的失靈現象。基本上，本文偏向理論概念層次的說明。在其它傳媒問題方面，除了T.W. Adorno的經典文章＜文化工業再思考＞之外，還包括潘忠黨＜歷史敘事及其建構中的秩序：以我國傳媒報導香港回歸為例＞一文。編者在前言中「向讀者鄭重推薦潘文，認為「此文通過大陸媒體對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報導的個案分析，精彩地闡明『香港回歸』敘事中的、國家主義特徵和表現：本質化中華民族、等同民族與國家、突出國家政治權威代表中華民族的合法性、家-國一體的敘事策略等，同時還對於中國當代傳媒運作中體現的國家—市場—社會或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複雜牽連與糾結關係，作出了深入的剖析」（頁5）。

最後，讓我感到有趣的是，《文化研究》刊登兩位美國學者Nick Browne ＜社會與主體性：關於中國情節劇的政治經濟學＞和E. Ann Kaplan＜質疑跨文化分析：晚近中國電影中的婦女個案研究＞兩篇譯文。這兩位學者都因八十年代中期中美電影交流的因緣，曾赴中國北京講學，也曾到過台北訪問。在Kaplan的文章中提到這段背景，談到（中美）雙方當時在理論介紹、影片分析和社會脈絡、文化政治的多方參照影響。在文章中，她並以《天雲山傳奇》、《女兒樓》等影片分析，說明西方論述系統（特別是女性論述）和中國婦女、公共領域等糾結問題，具體將跨文化分析「問題化」，並以自己的分析實踐為切入軸心。（關於這段「電影論述進入中國的過程」，以及電影論述系統如何扮演承載中國大陸新興思潮的園地，將另文討論。）不過，顯然這連續多次講學之後，對於中國大陸電影生產、評論體系、或者將中國電影引導進入理論話語，都有具體的影響。譬如，一九九O年便於洛杉磯舉行的第一次兩岸三地華語電影研討會，這也是Browne的文章第一次發表（部份會議論文蒐錄於《華語電影與文化批評》與《當代華語電影論述》）。該文以謝晉《芙蓉鎮》為論述對象，藉由「情節劇」（台譯通俗劇）類型因素的探索，探討影片內外的社會系統與政治脈絡如何和個人主體性相嵌。尤其令人深刻的是，他在文章中特別提出警惕，必須注意西方批評理論與中國電影文本之間的方法論問題。不過，該文其實早已中譯，並於台灣《當代》雜誌上發表。兩岸資訊交流不夠，似乎讓一些工作產生不必要的重覆。

　

六、結語

從《文化研究讀本》與《文化研究》期刊的出版，可以意識到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學者已經進行集結，從翻譯工作到在地分析研究，以集體式極有效率的方式共同完成知識實踐與論述生產。

大陸學界面對學科建制的破與立、面對社會文化情境的轉折、面對民族國家主義與全球化大潮的夾擊，面對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考驗。雖然大多以「文學研究」傳統為出發參照點，可能有窄化文化研究之嫌，但是卻是解決現實困境的最實際談法。

對大陸學者來說，文化研究似乎是他們得以「樂觀」態度面臨上述考驗的武器，也是接合西方、國際與全球層次與中國，並與西方學界進行對話的有效管道。另外，從若干註解中，我們看到大陸學者引用台灣出版的文化研究文獻，或許也可以看作是台灣對中國大陸文化研究討論的些微貢獻。


来源：台湾《文化研究月报》第1期  2001/3/15